第一节 特殊环境下的重大课题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发展，理论上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环境上必须有产业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这两个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走着不同于俄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一样，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并壮大起来的。

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从整体上来看，表现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这种社会状况使得党的阶级基础极为薄弱。一方面，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人数很少，年龄很短，文化素质低， 易受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是农民群众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从其革命的一面来说，大多数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参加民主革命；就它的落后面来说，不但有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各种弱点，而且在政治上左右摇摆，思想上具有主观性、片面性，组织上表现出涣散、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封建思想，或追随资产阶级。在这种无产阶级弱小以及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如何可能？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党的队伍的壮大依靠在产业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事实上，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领导人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曾经一味强调党的组织基础的工人成分。显然，依照这一模式，在中国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党的发展必须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中吸收力量。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客观上逼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中寻找革命力量和立脚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漫长曲折但却符合国情的独特道路。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舞台是农村，党员来源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成员。党凭借着农村的广阔舞台，不断发展。虽然中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而使党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但抗日战季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以农村为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38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打破共产国际和王明“左” 倾统治时期只注重在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关门主义模式，要求积极地大胆地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官兵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向他们开门，以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并认为这是

“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①。由于采取这一政策，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巨大发展。1937 年 7 月仅有党员 4 万人，到 1940 年 7 月发展为 80 万人，

3 年中党员数量增加了 20 倍。到 1945 年召开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的强大的解放区”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解放区，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心。

党的发展的特殊环境，即远离工人聚居的城市而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党的组织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 75％

③，其余党员中还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成员。对于这样一个主要

由农民组成并长期活动于农村环境的政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共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因此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而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则用他们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担心这个党离无产阶级太远了，会非无产阶级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而照旧以城市为中心，就难以得到保存与发展力量，“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④对于这样一个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斯大林明确表示怀疑与轻视，他曾与哈里曼谈话时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①

这种轻视当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成长的特殊道路的简单否定。但也明显的是，大量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必然把他们所固有的弱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进党内，影响党的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 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②这样，在产业工人人数极少、而小资产阶级成分极为广大的历史环境中，党员数量很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如何使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决定了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进而决定了党的特殊的政治路线。从总体上来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是武装斗争问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党所处的环境和所负的任务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特殊的斗争环境、特殊的政治路线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478 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见《解放日报》1945 年 5 月 1 日。

③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8 页。

① 转引自汪澍白：《艰难的转型》第 12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33 页。

来看，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即革命的一面与软弱甚至附合反革命的一面。“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①这条政治路线就是确认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

主主义革命，在这一独特的革命斗争环境中，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质，从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这不是能用共产国际和别国革命的模式所能规范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 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②如果不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的同时又与之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 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并失去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就会失败。因此，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关联与策略， 关涉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从武装斗争来看，中国革命斗争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③ 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长期的农村游击战。它是长期的，必须以极大的耐力对待之，不能企望一举成功；它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起义为特征的；它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游击战， 而不是正规的阵地战。这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这“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向那些国家不相同的。”④毛泽东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武装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

由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①党的胜利与失败、后退与前进、缩小与扩大、发展与巩固都不能不联系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表明，当党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反过来，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过程，就是这样密切地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亦即密切联系于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与否的理解和处理。

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所突出出来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根据复杂的斗争环境机动灵活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其实质就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4 页。

模式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基本问题和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并指出，只有加强党的建设，亦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掌握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他说：“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②因此，在以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党的建设的重大主题便显得极为突出。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方面由于党从创立时起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极其复杂，另一方面则由于党处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包围之中，党员的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从而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等思想特征带进了党内，使党在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时，极易犯“左”的或有的错误。毛泽东 1942 年 11 月 21 日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传统，但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一般来说，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 容易表现为右倾，而当这种统一战线破裂时，又容易表现为“左”倾。最典型的就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得离谱，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右得厉害。这种左右摇摆均表现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上，而究其实质， 则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标准来衡量， 叫嚷“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王明，其实是最不布尔什维克化的。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王明教条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逐渐被克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走上了正确轨道，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了民族战争的支柱，其政治影响愈来愈大。但是，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根源与恶劣影响仍然没有根除，王明直到 1940 年还在延安再版他“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造成不良影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学风、党风、文风还有些不正， “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 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①。因此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依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特殊的环境还可更缩小到 1939 年以后的抗战艰苦阶段。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把进攻矛头指向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也采取了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解放区实行包围与封锁，屡屡发起反共高潮，甚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 1941 年至 1942 年，是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 物质匮乏，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各种不利于革命斗争的思想倾向都有所抬头。这种艰苦环境所要求的是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艰苦奋斗、服从纪律、同心同德等精神风貌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理想、个人主义、贪图享受、意志薄弱等不利于斗争的习惯倾向。为了对付这种恶劣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之一是强调自力更生，进行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3 页。

大生产运动，以解决物质厦乏的问题；而另一个则是整风运动，以解决“精神问题”，这也是特殊环境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与课题，所谓“延安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道德风貌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①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斗争环境与艰苦环境，要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并担负起艰巨而又复杂的政治任务，党的建设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