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居正的兴革

湖广江陵人张居正，嘉靖进士。穆宗隆庆元年入内阁参预机务。任首辅后，建言并尊陈后、李妃为皇太后。得两太后倚任，尊称为张先生。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先后凡十年。是明代权力最大的首辅，也是兴革最多的首辅。张居正在任期间，针对前朝形成的积弊，参酌前人试作的革新，从多方

面采取了兴革的措施。

官吏考成——张居正认为，当时官场的从政者或“虚声窃誉”，或“巧宦取容”，或“爱恶交攻”，章奏繁多，实效甚少。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 他提出官吏考成法。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明朝考察官吏原有制度，但行之既久，形同具文。张居正严格立法，要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考察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若抚按官不能悉心甄别，而以旧套了事，则抚按官为不称职，吏部宜秉公汰黜。吏部不能悉心精核，而以旧套了事，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更置。（《张文忠公文集》奏疏五）。又建立随事考成制度：“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奉钦依， 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 除了一般的例行公事以外，另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查考。必俟销完乃已。张居正奏称：“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嵇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 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 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同上，奏疏三）。以部院考核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 以内阁督察六科。这样，各级官吏，不敢敷衍塞责，建言立法者，不能随意发令，使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有了保证。

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冗员，奖励廉能，据说官员们“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加强边防——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就注意整饬边防，提出饬武备、信责

罚、造兵将的方略。调任戚继光整顿蓟镇防务，支持王崇古实现俺答封贡。王崇古晋为兵部尚书，方逢时总督山西宣大，戚继光仍驻蓟镇，又用名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驻守辽东，以巩固边防。当时边防的形势是：俺答封贡实现后，北边恢复安静，往来互市。但东部蒙古插汉（察哈尔）部与辽东泰宁、朵颜卫结纳，因不通互市，不时在边地扰掠。李成梁固守边镇，屡战获胜。辽东战争因而尚不致扩大。

整顿学校——嘉靖以来，府、州、县学中的某些混入的生员，不务实学， 为非作恶，在地方上形成一种势力，被称为“学霸”（《明会典》卷七八）。一五七五年，张居正整顿各地学校，规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 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五）核减生员，黜革学霸外，又大力整顿提学官和儒学教官。张居正奏称：各地儒学教官往往是“士之衰老贫困者，始告授教职，精力既倦于鼓舞，学行又歉于模范，优游苟禄，潦倒穷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为养老济贫之地。”（同上，奏疏四）张居正请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奏请改黜。对于教官中学业荒疏，但年力尚壮者，送监肄业深造。如已年老，则黜革回籍。

清理田赋——张居正任首辅后，面对前朝形成的财政危机，从节流与开源两方面力图挽救。节流主要是裁减冗官冗费，对皇室的费用力求撙节。开源主要是清理逋欠的田赋。万历元年，敕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次年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三年，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厉督促官员奉行“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

（《明史·傅应桢传》）。经过整顿后，明朝的财政有所好转。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年），京通储粟足支八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次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积余八十六万余两。但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的财政收支又出现了亏空，计岁入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亏空了三十九万余两。张居正上疏说：“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他要求神宗“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

张居正清理逋赋，说是针对侵欺隐占的“权豪”、“奸民”，但实行中， 地方官吏不敢催征势豪大户，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流弊也是严重的。

清丈田亩——明朝田赋减少的根本原因是豪民兼并田地而不纳税，税赋仍加给失去田地的农民。所谓“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是历代常见的现象，至万历时尤为严重。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田地被兼并田去税存也是重要的原因。张居正曾指出：“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张居正在清理田赋逋欠后，进而在一五七七年提出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田地。次年，正式实行。企图通过丈量，田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致独困，豪民不能并兼”。（《张文忠公全集》附录“文忠公行实”）一五八一年，田地丈量完毕，总计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虽然执行丈量的官吏或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 有的豪猾势家也千方百计进行抵制，致使这一数字不很确切，但毕竟把地主

豪强隐瞒的土地清查出了不少，使豪民的隐田逃赋受到打击。湖广等地原来垦田数字减少最多，经清丈后增额最多。

改革赋制——一五八一年，张居正在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前朝试行过的一条鞭法，对赋役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明史·食货志》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 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 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续通典》卷七说：“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大致说来，此项改革包括：

（一）赋役合并。原来的赋（两税）役（里甲、均徭、杂泛）以及土贡方物等并成一项。取消力役，一律征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二）田赋一概征银。除苏、松、杭、嘉、湖地区继续征收本色粮食，以供皇室官僚等食用外，其余一般征收折色银。（三）计算赋役数额时，以州县为单位，各州县原有的赋役额不得减少。（四）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原先田赋交本色粮食，很不方便。改为征银后，便于交纳、储存和运输，这就是所谓“丁粮毕输于官”。

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弊端。役银由旧制依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也使无田或少田的居民减轻了负担。一条鞭法的主旨在于使多占田者多交税，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盛行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赋役制度史的一大变革。新法自一五八一年开始实行，各地逐步推广，大约至一五九二年前后，全国各地包括边远省区，都已陆续实施。各地方因情况不同，具体的实施办法也互有差异。如关于役银的丁、田分担比例，各地实行的办法就极不一致。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地为辅，采用“丁六粮（即田地）四”的分担比例；有的地方以田地为主，以丁为辅，人丁承担四分之一，田地承担四分之三；也有的地方， 丁田平均分配，各承担二分之一。即使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州县，负担比例也不一致。如凤阳府所属泗州与盱眙一五九九年所编的四差银（四差包括里甲、均徭、驿传和民壮），都是丁所出的总额，大于田粮所出的总额，而天长一县则相反。三州县每石地亩粮所带征的四差银数量，轻重也极悬殊，其中泗州和盱眙分别是一钱三分和四钱九分五厘三毫，而天长县却高达二两一钱。总的说来，各地征额虽然多有差异，但改力役为征银，依占田与人丁多少分担，各个地方则基本相同。这一办法之能以实行，当是反映了农民已便于出售产品，换取货币。农民生产的布帛菽粟，到市场上出售，自不免要受商人的盘剥，但在客观上却也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先后凡十年。这十年间，明朝边境，大体保持安静， 因而得以致力于内政的兴革。张居正曾奏谏“凡事务实，勿事虚文”。他以务实精神所致力的兴革，大体上在于考核选拔人才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这两个方面。增加收入的办法，局限于清理田亩、改革赋役，实质上是反映着官府与豪民的利益争夺。不过，这些改革客观上也有利于减少贫民的负担，作用还是积极的。一五八二年三月，张居正病死。死前一月，曾上疏请捐免万历七年以前积欠赋税，以消除岁岁“带征”之弊，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与世宗朝的张璁同一谥号。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张居正的施政范围与年限，都超过了张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