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朋党之争与辛亥京察

神宗怠于朝政，又不愿为大臣所挟制，疑虑多重。因而阁部大臣出缺，常常久不选补，以至曹署常空。二沈去后，朱赓一人在阁，将近一年。一六

○七年才补任礼部尚书李廷机、叶向高入阁。次年，朱赓病死。李廷机因被言官攻击，杜门养病，不再赴阁。内阁大臣又只有叶向高一人。这种局面又延续了五年之久。叶向高，福建福清人，进士出身，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在任期间，曾上疏说：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釁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明史·叶向高传》）叶向高所说五大弊端，大体反映了当时昏乱的形势。“士大夫好胜喜争”，进而

结为朋党，相互攻讦，更加重了朝政的昏乱！

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自一五九四年罢官后，在无锡故里家居。尔后，在无锡东林书院聚集文士讲学议政，被指为东林党人。东林书院原为宋代理学家杨时讲学之所，一六○四年重新修建落成。学人除首领顾宪成外，还有高攀龙、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宪成弟允成等人。薛敷教年龄最长，曾是顾宪成、允成兄弟的教师。高攀龙与顾宪成是万历十七年的同年进士，同出赵南星门下。不难看出，他们都是癸巳京察阁部之争中被罢免的官员，而且多曾供职吏部，熟悉朝廷官员情况，因而得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又因为他们多已罢官家居多年，与地主、商人、文士时有交往，熟悉乡里情事，往往能够反映民众的呼声，抨击朝政的积弊，因而在社会上博得清名。致仕的御史武进人钱一本也来东林讲学，罢官家居的赵南星则与东林相呼应。叶向高入阁后，顾宪成即写信给叶向高，说近日辅相“贤否混淆”，意在暗示李廷机出于沈一贯的浙党。一六○八年十月，叶向高奏准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少卿，顾宪成辞官不就，以保持令名，但不时干预政事。东林党渐由民间的议政集团变成参与政争的朋党。

朝官中的文士也结为朋党，有宣党、崑党。宣党首领汤宾尹，宣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六○六年进为右春坊右中允，一六○ 九年为左春坊左谕德，署国子司业，顾天峻，崑山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至左谕德。汤宾尹和顾天峻都是翰林院编修，任太子东宫的文臣，却各自收召朋徒，干预时政《国榷》（卷八十一）。说“天峻高亢自得，宾尹淫污无行”，各自成一势力。东林以正人自诩，指他们为奸邪，两党则指东林为邪党。诸党之外，朝官与言官，北官与南官也各自结成大小不等的集团。是己非人，互攻不止。

阁臣李廷机晋江人，沈一贯在阁时，曾为吏部左侍郎，后代郭正域署理部事。处事公正，尤以廉洁著称，但不免偏愎固执。李廷机入阁后，一六○ 七年六月，工科给事中云南宁州人王元翰等言官，上疏诬告李廷机受贿，辇金载玉，以图中伤。神宗诏责王元翰“呶呶求胜不已，疑君诬人，莫此为甚”

（《国榷》卷八十），罚俸半年。王元翰曾请起用顾宪成等被罢免的官员，不报。宣党汤宾尹的门人、给事中王绍徽请王元翰扬誉汤宾尹，被元翰拒绝。一六○九年二月，王绍徽指使御史郑继芳诬指王元翰“盗库金，克商人赀，奸赃数十万”。王元翰上疏自辨，并对郑继芳进行反击。王绍徽与同党刘文炳、刘国缙等连上十余疏攻击王元翰。南京给事中金士衡、御史刘兰等合词申救。阁臣叶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神宗置此事不理。郑继芳不待神宗诏下，即遣人围守王元翰家。王元翰愤而尽出筐箧，置于国门，让吏士简括，痛哭辞朝，成为轰动一时的奇闻。六月，以擅离职守，降为刑部检校。

数月之后，又因淮抚李三才的擢用，掀起了一场纷争。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一五九九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与顾宪成也有交往。一六○四年八月，顾宪成曾专程赴淮安，与李三才议论政事；一六○七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请用“废弃”，意在荐用顾宪成等人。李三才居官颇有成绩，被誉为大才，但为人好用机权，顾宪成曾见他用财如流水，也显有贪贿。

万历三十七年（一六○九年）正月，李三才加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衔。浙党官员谋划弹劾，并借此事力斥东林，因为劾李，“则东林必救，可布一

网打尽之局”。这年十二月，沈一贯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浙江定海人），参论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而为贪险假横之人”。次年正月，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继续上疏劾论。李三才上四疏力辨，并请休致。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辨。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杜门待罪”，为漕政计，应速定去留。神宗不答。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连章弹劾李三才，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交章论救。言官争论，数月不止。这时，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力称李三才廉能，为其排解。李三才的友人御史吴亮，即将顾宪成的两信附传于邸报之中，言官见而大哗。乔应甲又上两疏，列举李三才十贪五奸，极力攻讦。李三才被迫疏请罢免，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次年（一六一一年）二月，被正式罢免。

三月，举行辛亥京察（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陕西高平人孙丕扬在癸巳京察后任吏部尚书，两年后罢去。自一六○四年以来，吏部尚书即由左侍郎杨时乔代署，空缺至五年之久。一六○八年，神宗再次起用孙丕扬。辛亥京察时，他已是年届八十的老臣。言官中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等已在策划倾覆东林。有人向孙丕扬建策，散发访单，咨询是非，以便掀起党争，指东林为朋党予以钩察。吏部右御郎王图发觉其事，急告丕扬制止。王图，陕西耀州人，反对者曾指他与孙丕扬是秦党。王绍徽向王图极力称誉其师汤宾尹，并说言官中的南党，将要排陷汤宾尹和王图，请早为戒备，意在迥护汤宾尹，被王图严词拒绝。当时已晋为国子祭酒的汤宾尹遂与王绍徽设计，令御史金明时弹劾王图之子宝坻知县王淑抃“赃私巨万”，又说王图将在京察拾遗时倾覆其兄保定巡抚王国。王图兄弟抗章力辩，其事乃止。

多年以来，言官弹劾朝官，略无虚日。言官中也结为南党和北党，互相攻击。明制，朝官一经言官弹劾，不论虚实，即须先上疏辞官，弹劾不当，再由皇帝慰留。因而，言官得以任意弹劾，以遂其私，朝官也结纳言官，以攻击对手。六年一次的京察，由吏部主持，言官也在被察之列，因而成为清查言官优劣，驱逐劣官的难得的时机。孙丕扬老谋深算，在阁臣叶向高的支持下，阁部一致，着重于驱逐党魁，纠察言官。

察疏奏上，宣党汤宾尹、崑党顾天峻，故御史康丕扬、徐大化，故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蔚，主事郑振先、张嘉言以及现任御史刘国缙等都被察纠，给事中王绍徽、御史乔应甲依年例转外任。礼部主事丁元荐，恐察疏不下，又上疏揭发崑党、宣党。言官朱一桂、郑继芳、周永春、徐兆魁、姚宗文等想乘机动摇察疏，于是争相攻击丁元荐。丁元荐因而去官归乡。但这时内阁，叶向高独相，内援京察，察疏终于在五月间诏准下发，被纠察的诸人均被罢免出朝。孙丕扬主察，获得胜利。东林党人也由此避免了被钩察的危机。

辛亥京察之后，朝臣交攻，仍在继续。察疏发下前，京畿道御史徐兆魁曾上疏直攻东林，说：“今年察典，尽趋东林”，“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国榷》卷八十一），又指称顾宪成受贿，但无左验。光禄丞吴炯疏辨，说“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神宗置之不问。

曾同王元翰一起攻击李廷机的给事中胡忻等人又弹劾户部尚书赵世卿，

说他当年在楚案争论中，力言楚王非伪，与沈一贯议合，因而怀疑他是沈党。赵世卿为官颇有政绩，屡谏革除弊政，激切反对矿监税使，史称他“素励清操，当官尽职。”（《明史·赵世卿传》）被劾后愤而闭门辞官。上章十余次，神宗不予处理。一六一一年十月，不待诏下，自乘柴车去官归里。清乾隆帝在《资治通鉴三编发明》中论此事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乾隆帝不拘党人正邪之论，洞察朋党相攻之害，所论是恰当的。

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京察后，科道官也有待补任。神宗长期拖延，不予选任，朝政渐形阻滞。阁臣叶向高上疏，激切陈言，说：“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先后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人及原御史钱一本等被罢免的旧官。神宗俱不理。一六一二年二月，孙丕扬以年老自请致仕归里。五月，顾宪成在家中病死。

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请补阁臣。一六一三年九月，命吏部左侍郎方从哲、前吏部左侍郎吴道南入阁，次年八月，叶向高致仕，方从哲为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