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利的修建

明初已开始注重水利事业。明太祖在工部下设立“水部”，职责是“掌水利、水害、坝闸、桥梁、舟车。”（《太祖实录》卷六十四）并命工部： “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至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全国共修浚河道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加上地方修治的水利，总共四万九百八十七处。（《太祖实录》卷二四三）永乐时迁都北京，南北运河成为王朝钱粮的供给线，遂专注于运河的疏

通治理。一四一一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修治运河。目的不是水利灌溉，而是在于打通南北水运航道，以利漕粮北运。所以在浚通航道外，又设法增加运

河的水量。当时运河流经鲁西丘陵地区，要越过一道地脊南旺地方。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南旺水量不足，运船不能通过。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戴村等坝五里，截住汶河水，使其不能南流而北归海，并汇合泉水，尽出汶河上游，至南旺分南北二流，“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明史·河渠志》、《宋礼传》） 南北置闸三十八，以调剂水量。闭北闸则水南流，闭南闸则水北流。这样就可以使漕船有足够水量，通过南旺地脊。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畅通，成为一条南北物资交流的经济大动脉。漕运而外，南北商船，往来不绝。

江浙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农业依靠良好的水利设施，交通运输依靠纵横交错的河道。但是一旦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就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城乡经济。河道淤塞也会造成严重的水患。一四九四年，因江浙地区频年发生水灾。工部侍郎徐贯、右副都御史何鉴奉命前往治理，他们采取综合治理法，对江南水系中的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进行修浚、加固、添筑等措施，引导积水通过吴淞、白茆渠道、泄入海中，水患减轻。一五二二年，巡抚李克嗣征发华亭、上海、嘉定、昆山四县民工，开浚吴淞江四十余丈，使这一地区十几年无水旱之忧。一五六九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海淤地一万四千余丈，原江面阔三十丈，增开十五丈， 使积水得以通流入海。三吴地区的某些地主富民，也常常自出财力，整治水利，灌溉农田收到较大的经济效益。

一五八五年，治水专家徐贞明，以尚宝令兼监察御史，督办北方水利。在京东诸州县开办水田，达三万九千余亩。一六○二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在北直隶中南部，用南方水田法，兴办水田。在天津的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等地，利用军丁屯种的办法，垦田五千余亩，其中水田占十分之四，亩产达四、五石。以后熹宗天启时，太仆卿董应举开办天津至山海关间垦田，开田达十八万亩，并配置了相应的水利工程。

明代兴修水利，出现了一些专门著作。前节提到潘季驯著有《河防一览》一书，此外水利专家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有水利专章。这些著者对全国的水利建设有着某些整体的规划设想，如徐贞明对于恢复西北地区水利工程的意义和措施有比较完整的阐述，徐光启总结兴办东南水利事业经验，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同时提供了不少水利工程测量施工，工程管理以及改良灌溉工具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