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廷虚匮与农民起义一、明廷的兵虚财匮

皇室侈靡无度，群臣倾轧不止，明朝走上了衰朽的道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上层社会竞为奢侈，形成一时的风气。随之而来的则是官员们的贪污受贿，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贪贿案件，史不绝书。重大案件，贪赃至数十万两，一次行贿即可有数万以至十数万两。馈赠珍奇， 请托送礼，更为官场所习见。神宗曾在一个诏书中斥责地方官员：“供张僭侈，费用浩繁，岁时庆贺之仪，不胜奔走。廪饩常供之外，复多馈遗。司道官又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忌。”（《神宗实录》卷三一二）诏书说明：神宗对弥漫各地的贪风，并非无所觉察，但皇室费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长了地方上的贪风。神宗只知责人，不知责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贪官污吏，依然有恃无忌。

皇室靡费掠取，官员贪污成风，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各级军官相效贪贿，军兵日趋衰弱，一是朝廷财政匮乏，国用难支。神宗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张居正以富国强兵的理想，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却铸成了兵虚财匮的败局。

军兵衰朽 神宗朝的军兵，在几次作战中曾经显示出足以克敌制胜的作战能力。但随着军队中腐败现象的滋长，到神宗晚年，军政日益昏暗，战斗力也随之锐减。

虚报战功——早在一五八三年，御史魏允贞就曾指责辽东战功奏报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刘道亨上奏，防御蒙古的边官，务以捣巢见奇。捣巢获首功，一则报十，十者报百。虚报战功即晋阶升官，因而军官数量大增。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闰三月户部奏称：“辽东近日用兵以来，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神宗实录》卷二三四）

冒领粮饷——士兵逃跑或死亡，军官不上报，仍以空名支饷。上下串通， 瓜分月粮。如庄浪参将杨定国，任职九年，与其部下的中军千、把总等下级军官，冒支军粮，每年约二千石。

贿赂公行——军官因接受贿赂而被惩处，屡见不鲜。未被揭露者更为普遍。贿赂公行不能不严重影响军法号令的执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称：“将之号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则国之赏罚亦渐不能行于将帅也，皆缘寡廉债帅责问贽馈，以致节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肘之。”神宗说：“近来交际恣滥，岂但大将受偏裨贽馈，即文官亦受将领贽馈。弊端不革，法安得行。”（《神宗实录》卷四六四）

克剥士兵——军官对士兵恣意克剥，诸如克扣军饷，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军官擅自差遣役使，为害尤大。一六一二年御史刘廷元指出，京营的三大营，“自副参游佐，下至千把总，共五百八十八员，即一把总月役军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当不下三、四万人”。（《神宗实录》卷五○三） 次年正月，兵部尚书黄嘉善也指出，“镇臣路将有占（役）数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实录》卷五七八）军官们还经常把士兵借给地方官员役使。如蓟镇过往官员，经常由当地军兵供役，“马供递送，军役扛抬”， “以致应付日烦，军疲马瘦”。（《神宗实录》卷三八七）京城太监占役士

兵的现象也极为严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礼科给事中马邦良等揭露：东安等门官军四百余名，宦官占役将近十分之九。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闰四月，戎政尚书薛三才说，京城“十六门原额军六千八百余名，每门分上下二班，领以指挥、千百户，而总隶于后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内监提督，逐门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虚弱——军队的腐败不能不导致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现是：（一） 疏于训练。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视京营的礼科给事中姚永济等上疏说：“今春光入暮，开操无期，将不习军，军不习阵。弱者矢无簇，枪无头，刀剑尽成班锈，志气日就委靡。间得强有力者，又以■■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泼， 劫杀为邪⋯⋯一旦有事，岂能以不教之军战哉！”（《神宗实录》卷二五九）

（二）兵员减少。保卫京城的中都、河南、山东京操班军，多有具其名而无其人。士兵输钱给领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军便于家居，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为雇点之资，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

（三）士兵贫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抚都御史薛三才奏报宣镇士兵情况说： “诸军粮饷，月不过数钱，八口之家，率皆仰给。饷不时至，未免称贷而食。又不足，则草料、布花质钱于债家，银未入手，子钱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饱马腾，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种种说明，此时的军兵，包括京营与边军，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敌制胜的强兵。如神宗所说：“兵数虽多，堪战者少。”但军费开支却日渐增加。九边年例，嘉靖末年约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三十六年（一六○ 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余万，此后每年也都在四百万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请削减皇室的靡费，以充军需，说：“何惜捐大内朽蠹之财，以安宗社。” 福建巡抚金学曾上言，“至商税原系饷额，若归之内帑则饷不得有。若仍之饷额则课不能充。所当恳请特留，以给兵需”。（《神宗实录》卷四五九） 辽东巡抚熊廷弼请为封疆计，早发内帑。神宗俱不听。

财政匮乏 神宗在位的最后十多年间，军费开支激增，皇室靡费不减。由于官员上下贪污，税使掠夺以及豪强欺隐赋税，朝廷的税收却是有减无增。明廷的财政，不能不日益匮乏。户部太仓库、工部节慎库以及太仆寺、光禄寺的库藏，大体反映了当时的财政状况。

户部太仓库——英宗时始设户部太仓库，贮藏各地折银交纳的各种税银，供应军官俸禄和皇帝御用，称金花银。神宗即位，历朝积蓄银两，存于老库，共二百万两，另有窖房银四百万两。神宗即位以来的十余年间，续有积存三百余万两，收藏在日常出纳的外库。积蓄总量约可供两年支出。神宗亲政后，连年入不敷出，渐用积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库余银只余四十六万余两。九月，又减至三十万。到次年三月，除老库、窖房外，只余银九万两。外库余银用尽，遂又动用窖房银。一五九九年，外库与窖房都已一空如洗，仅存老库二百万两。次年四月，借用老库银五十万分发积欠的各边镇额饷。到一六○八年，户部太仓库就只有老库贮银八万两。一六○九年，兵部上言“虽知饷之当处，无奈计穷，以天下之大，仅太仓八万两”。（《神宗实录》卷四五九）库藏空虚，边地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一六○八年，九边额欠一百二十万两。一六一一年欠饷至二百五十万两。一六一六年积欠军饷总计达五百万两。

工部节慎库——用以贮存工部料价的节慎库也渐匮乏。乾清宫与坤宁宫被焚后，一五九六年即着手兴建，费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书杨

一魁上疏说：“今见贮节慎库者，合四司（工部所属营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万两，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应需之造办，监局年例之钱粮，又若库房、若城垣、若坟工，种种并集，一时之费约用八十余万两，即罄竭积贮，未当十分之一。”（《神宗实录》卷三四四）两宫建成后， 又接连修建陵寝、宫内花园台榭。一六○三年，又动工兴修被焚的三大殿， 坐派湖广采办楠杉大木，合银四百二十万两。贵州采木，价银一百余万两， 湖广、贵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钱粮至九百六十余万两。一六○五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朱赓慨叹说：“两宫经始，节慎库尚百十万金，今罄然无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库——太仆寺库岁入马价、草料、籽粒等银约六十万两，岁出各边年例约四十万，赏赉修筑诸费约二、三万，每年原可剩银二十万，备买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积存，神宗即位时，前朝积累，多至一千万两。神宗亲政后，内廷靡费每由户、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库银弥补。军费不足，也向太仆寺库挪借。以至库藏渐被耗费。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连标上疏指出：嘉靖、隆庆年间太仆寺库存银达一千万两，“迩来国家多事，借讨纷纷，户工二部动去八百七十余万，见存库者仅一百万有奇”。（《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说：“臣稽往牒， 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三十二年， 又以年例借三十五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顿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而东西两库每年所解，仅可以供各边年例之用，况重以各边功次赏赉，亦取于此。”（同上，卷四三七）到一六一七年十一月，太仆寺库老库仅余八万两。太仆寺库存银，原用以购买马匹以供军需，库藏空竭，军马也难以为计了。

光禄寺库——神宗即位之初，光禄寺库有前朝节余银两一百一十多万。一五八七年十二月，只剩下四万四千余两。次年三月，至于内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禄寺因库藏已空，为供应皇帝膳食，两次共借户部银约三万余两。

以上太仓库等四库贮藏税银至晚到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后空虚。各地的税粮，主要是东南地区的粮米，由大运河运至京师，分储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粮仓。京仓五十六，通仓十六，分别供应京师军匠在官人等需用。万历初年，二仓储粮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统计，京、通二仓实存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仓实在之数只有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够二年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