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天主教史学

Ⅰ

在新教学者完成关于教会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著作的同时，敌对阵营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拿破仑失败后的一个世代里，罗马教会的复兴不仅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被感觉到，同时也在社会生活里被感觉到。这一复兴最早的中心是在南德意志，它的最早和最有才华的人物是默勒① ；他在鲍尔之前不久开始在图宾根大学讲授教会史。1825 年《教父著作中所揭示的教会的统一》的出版，是天主教德意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凡是真能过目前教会生活的人，也能过最早时期的教会生活并能了解它；凡是不能过目前教会生活的人，就不能过古代教会的生活，也不能了解它，因为它们是完全一致的”。该书第一部分讨论教会的精神统一；第二部分讨论教会的形体统一。此书的魄力与雄辩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五十年后德林格尔对弗里德里希说道，“他使我们青年人着了迷。我们觉得，默勒发现了一个新鲜的而又充满生气的基督教。关于一个清除了弊端的教会这个理想，成了我们的目标，神学科学的复兴会同时带来教会的改革”。两年后，一部更加宏伟的著作《亚塔纳西与他时代的教会》出版，显示出这个历史家在刻划人物和分析哲学概念方面的能力。他最著名的作品《信条神学》，即关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教条分歧的研究，是自博塞特以来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攻击。它的目的，是要根据教父们的著作来证明新教对原始教会的教训是不忠实的。他的同事鲍尔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文章；他在补编里给予答复，争论说，他的对手是根据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观点，而并非根据宗教改革者的观点进行辩论；而且仅仅是以误述新教的教义来为它辩护。默勒和鲍尔的决斗，发生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的同一时期，因而它进一步推动了对教会史和教义的研究。

默勒因受到他的图宾根大学同事尖酸刻薄的攻击而深感伤心，所以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聘书。德林格尔是他最忠实的敬佩者之一，他让出教会史讲座给他，而自己担任教会法与教义讲座。但是这位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的新领域里的生涯是短促的，因为他在四十一岁时即死于肺病。天主教德意志对他的早逝所感到的悲伤，正如在古典研究的圈子里对奥特弗里德·缪勒的死亡所感到的哀悼一样。这两人好象一股春风进入尘土飞扬的学术研究领域，以饱满的热情鼓舞着青年和老人。默勒遗著的出版使世人能够甚至更充分地认识到由于他的去世而遭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他关于教父学的巨著，概述起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著作；一个世代后，他关于教会史的讲稿，根据他学生的笔记出版问世。虽然他的主要力量是放在早期教会史，但是他对宗教改革运动也有丰富的知

① 参阅弗里德里希：《J.A.默勒》1894 年；克内普弗勒：《J.A.默勒》，1896 年；以及费格纳：《近代天主教的三个形式》，1927 年。关于德意志天主教复兴，可从下列著作来研究：威尔纳：《天主教神学史》， 1866 年；弗里德里希：《梵蒂冈会议史》，第Ⅰ卷，1877 年；以及戈约：《德国的宗教》，第Ⅰ—Ⅱ卷，

1905 年。——原注

识。他严厉地批评路德，称之为利己主义的巨人，把他比诸那些带来破坏的世界征服者。他享有如此巨大的威望，以致当天主教研究队伍被梵蒂冈的命令分裂后，两派都寻求他的支持。他对教廷的态度，当然是不属于教皇极权论派的；因为他曾宣称，宗教大会是教会的最高法庭也是教会的唯一合法权力机构；他对耶稣会会士的敌视也是直言不讳的。当耶稣会被召回到卢塞恩①城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②，他的一个门生出版了他在 1831 年所发表的演讲笔记，在这些演讲中他曾把耶稣会会士与新教徒相提并论，并宣称解散这个教派是对它的正当处罚。但是施特劳斯③宣称默勒闭眼不看他教会的缺点，并且从未在那里感到很愉快，却是说得过火了。默勒的地位，是处在教会极权论派和天主教阵营之间的中道，他的朋友和门生以后也分别属于这两派。

当默勒昙花一现的生涯结束以后，他作为德国天主教神学领导人的地位即为德林格尔④取代。他最早的朋友普拉滕，是维茨堡大学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怀疑派诗人。他称德林格尔是“很开明而又宽容，但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另一个对他产生更重要影响的是巴德尔⑤，后者引导他爱好神秘主义者。十八岁时德林格尔潜心于萨尔皮的著作，并航行于巴罗尼著作的汪洋大海上。他看出教会间的斗争必须以历史家的武器而不能以玄学家的武器来解决。当德·梅斯特尔①关于教廷的论著出现时，他冷淡他说道，它缺少历史的证明。1826 年，他的第一部书出版后，他被聘任慕尼黑大学讲座，从此，他使之成为天主教世界中最有影响的讲座。他已担负起这个任务而他对天主教的忠诚将引导他的船舶航行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宣称，天主教会最重要最圣洁的法规，是不接受任何并非建立在一切时代传统基础上的教条。他的演讲包括教会史的全部领域，因而写一部手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部著作②在他的笔下越来越大，以致他在叙述到宗教改革时就决定不再继续写下去。它被译为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因而使它的作者名声广播于整个天主教世界。

德林格尔在发表他的《教会史》后不久，开始出版一部关于宗教改革的更为重要的著作③。在他看来，理性主义的增长与教派间的争吵似乎是宣布新教的迅速垮台。罗马和维滕堡之间共同的基督教的纽带正在松

① 原文 Lucerne，曾译琉恩。——译者

②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耶稣会徒失势，在欧洲各国先后被驱逐出境。1814 年后，随着反动势力的抬头他

们回到瑞士天主教占优势的卢塞恩等邦，成为导致 1847 年该国内战的原因之一。——谭注

③ 参阅《杂文》，第二卷。——原注

④ 参阅弗里德里希的大传记，共三卷，1899—1901 年；阿克顿：《德林格尔的历史著作》，见《自由的历史与其他论文》1907 年；施蒂韦：《论文》，1900 年；科内利乌斯：《历史著作》，1899 年；卢伊斯·冯·科贝尔：《多林格尔博士的谈话》，1892 年；费格纳：《三种形式》，1927 年。关于教皇极权论派的攻击，参阅米夏埃尔：《多林格尔》，1892 年，与耶尔格：《历史—政治文选》，1890 年分，第 237—262 页。

——原注

⑤ 巴德尔，F.X.（1765—1841 年），德意志哲学家。其哲学思想是以罗马正教为基础而形成的，带有通神论性质。——谭注

① 德·梅斯特尔（1754—1821 年），法国政治家，哲学家，保皇党人和教皇极权主义者。——谭注

② 书名《教会史手册》（Lehrbuchderkirdengeschichte），共四卷，1833—1838 年。——谭注

③ 书名《宗教改革》（DieReformation），共三卷，1846—1848 年。——谭注

解。他指出，一个研究新教神学的天主教徒，好象一个人站在海岸上瞭望在浪潮激荡中不知去向的一叶扁舟，他打定主意要证明兰克关于民族生活的描写是多么错误，新教神学是多么浅薄，路德反叛的道德和智慧的成果又是多么有害。他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关于灾祸与混乱的证据，并把它归咎于宗教改革，首先是归咎于路德所爱好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和他对“功德”的攻击。然而，这样的偏袒论证是决不能说明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的。该书在天主教德意志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在新教徒中则激起了愤怒的敌意。但是由于篇幅冗长和编排拙劣，它不可能成为受欢迎的作品。当第三卷销路不畅的时候，作者就停止了这项工作。它仍然是一部各派历史家所钻研的资料来源，一所储藏稀有珍奇学识的宝库。当时德林格尔是关于天主教研究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并在法兰克福议会上表达了教会的要求。1851 年，《驳斥异端》①的发现导致关于它的作者的激烈争论。德林格尔接受把它归于希彼律图所作的说法，但他仍为教会名誉辩护。随后不久，他即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前厅》，即古代文明的概论，该书在新教徒中引起的称赞不亚于天主教徒的称赞。纽曼由于不懂德文，叫人在祈祷室内翻译它，并欣然阅读它。继后不久，德林格尔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最早时代》的论著，该书也获得保守圈子里的赞赏。这是这个伟大学者所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之后，他就走上了那条引导这个天主教的老卫士被逐出教门的道路。

除默勒与德林格尔之外，在学术界里最有声望的要数黑费累②。他在二十年中研究早期教父著作、礼拜仪式和历史，并撰写一部西梅内斯传记因而赢得了盛名；随后，在 1855 年，他出版了他的《宗教会议史》的第一卷。在后来出版的此卷序言中，他宣称，他的愿望是要提供一部客观的巨著；的确，他的著作是他那时代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史领域内所写的最有权威的作品。他原定的计划是集中于教条方面，但他最后决定把教会法、礼拜仪式和道德都包括在内，因而这部作品对于宗教法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是有用的。“直到现在为止，宗教会议是被个别地论述的。我试图把每次会议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这部著作就变得有些象一部教会史了。它的价值迄今仍得到普遍承认。到了第五卷，叙述范围扩大成为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史；这一卷包括从希尔得布兰德到霍亨斯陶芬王朝末期的世纪，即“中世纪的最伟大的时期”。在完成康斯坦茨会议史后，他被任命为罗滕堡的主教；由于职务上的责任和缺少到大图书馆去的机会，他的研究工作发生了困难，于是他就把著作结束于佛罗伦萨和巴塞尔会议。在回顾他七大卷著作时，他重复说，他不觉得有什么偏见。“我一贯是成功的吗？有任何历史家历来是一贯成功的吗？‘有志者事竟成’”。这部著作的校订工作于 1873 年开始，由克内弗勒完成。

慕尼黑圈子的第四个成员，是阅历丰富的雄辩家格雷斯①。因为他是

① 《驳斥异端》（philosophumena）系古希腊基督教作家希彼律图（Hippolytus）所作。据传说，他约于公元 235 年在撒丁尼亚殉道。该书的 14 世纪手抄本在 1842 年发现于希腊东北部阿索斯山（MountAthos）。

——译者

② 参阅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与赫措格的《百科全书》。——原注

① 参阅泽普：《格雷斯》，1877 年。——原注

莱茵地区的产儿，他曾欢迎过法国革命，但是他后来站在反拿破仑的领导地位。他以同等毅力攻击神圣同盟，并宣称，既然各国君主一致反对自由，人民就须仰仗罗马。他以天主教的热情拥护者的身分，接受慕尼黑大学的历史讲座，但他的思想不适于从事系统研究工作。他主要的历史工作，是广泛论述基督教神秘主义。他评述早期圣徒与教父，接受圣安东尼的奇迹②，并追述各时代中的异象和使人心醉神迷的事物。这部著作的后半部专述恶魔——魔鬼作崇、巫术和魔术。格雷斯的名字和声誊促使慕尼黑成为天主教德意志的首都，但是却没有增加它的学术声望。这个圈子由于有一个来自北方的热心改宗者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加

强。乔治·菲利普斯①的父母是住在柯尼斯堡的英国人。他跟从萨维尼和艾希霍恩学习，1827 年在柏林大学开始讲授法律。次年，他加入罗马教会，不久就接受慕尼黑大学的聘请。1845 年，他开始出版关于教会法的巨著，并终生致力于这一工作。他把一切好事都归之于教廷，他相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贯正确绝对无误的，而且处于世界上的至尊无上的地位；所以，他的著作是教皇极权论派的宣言书。1848 年，他移居奥地利。他的著作在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那在 1870 年达到高潮的运动的一个主要源泉。1838 年时慕尼黑圈子感到已有足够力量来创办一份杂志。原有的《图宾根季刊》是代表学术研究的，默勒和黑费累是该刊经常的撰稿人；而现在创立的《历史政治杂志》则要在各个领域捍卫天主教会。这个学派的次要成员中，还可举出雅尔克、赫夫勒和拉沙尔克斯。第一个人，是菲利普斯在柏林大学的至交和共同改宗者并伴随他到南德。赫夫勒是一个十分认真的历史学家，是德林格尔的门生。他以一部关于德意志人教皇的历史而成名；1851 年他被召唤到布拉格对帕拉茨基及胡司的拥护者进行论争。拉沙尔克斯②对历史研究并不比格雷斯更有才能。当他把他的《希腊化时代的衰亡》读给德林格尔听时，这个大学者为其中日期和资料的混乱而不胜震惊，他的讲演也同样是毫无条理的。可是，所有这些学者都有助于使慕尼黑大学成为天主教学术研究中心，而且教会的未来拥护者，包括克特勒与穆方在内，都来到这个学府以求得到培养。

天主教的复兴在南德意志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但在法国也有一个相应的运动。当夏多布里昂使基督教成为时尚时，响应他的呼声迅即兴起。博纳尔要求恢复耶稣会；德·梅斯特尔为承认教皇辩护，认为它是欧洲的依靠；拉梅内攻击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的运动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后者与罗马决裂后退出了战线，但是青年人包括他的若干门生在内，又挺身而出。那为天主教学校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教皇对《未来》杂志的谴责，曾使蒙塔朗贝尔① 的名字在他三十岁以前就已传遍法国全境。由于失望，

② 圣安东尼（约 251— 约 350 年），埃及隐士，基督教寺院的首创者。曾隐居山中十余年，自称经历了魔鬼多方诱惑与威胁的考验。——谭注

① 参阅许尔特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

② 参阅斯特尔兹尔：《沙拉尔克斯》，1904 年。——原注

① 参阅下列作家所写的传记：奥利芬特夫人，1872 年，富瓦塞，1877 年，以及勒卡尼埃，三卷，1900—1902 年。——原注

他把目光转向中世纪时代。他在德意志旅行，于圣·以利沙伯②节到达马尔堡，但他发现她已被遗忘，连她的圣像路德教徒也不去理睬。他追寻她足迹所曾到达过的地方，并撰写了她的传记。“我对于毁坏了的机构倒没有什么惋惜，但是我深深地痛惜那曾经使它们生气勃勃的神圣精神的丧失。过去人人都懂得他应该信仰什么，他能够知道什么，他应该怎样看待所有那些有关生活与命运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正是苦恼的根源。当时有一种非常健全的道德，是以抵销社会机体的弊病。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要求离开它现在所陷入的凄凉的荒野，它将请求再听听它婴儿时代的歌声，再把它饥渴的嘴唇凑到母亲的胸怀。而那个母亲会比以往更加美丽、更加有力、更加慈悲”。这篇传记，是训世的著作而非科学的著作，但它给天主教复兴以推动力。它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它有助于促使那无与伦比的斗士路易·弗约①的改宗。

还有一部更加宏伟的著作，即《西方僧侣的历史》。蒙塔朗贝尔的初衷是要撰写圣贝尔纳的全传，但他写了导论以后，终于改变计划而写一部综合性的寺院制度史。提出“我们是十字军的后裔；我们决不会向伏尔泰的子孙投降”这一著名的战斗口号的作者，当然不是一个客观地进行研究的人；他也坦白地声称，这部著作是“一部天主教书”。他宣称，中世纪时代已遭到荒谬的污蔑。“急切要求学习和工作的愿望当时鼓舞着每个有才智的人”。该书以一幅关于垂死的罗马帝国的暗淡图景作为开始。他宣称，文明是由于蛮族和僧侣的共同努力而得到拯救的。在略谈沙漠隐士后，他即描述本尼狄克，这是他所描绘的形象中第一个有威仪的人物。他的叙述在关于爱尔兰传教士的几卷里达到了最高峰。虽然他为他们的勇敢而欢呼，但并未打算把他们描绘成毫无瑕疵的人。高隆班与科伦巴②两人都是完全合乎人情的，不过科伦巴与其说是一个和平使者，倒不如说是一个战士更恰当得多。他同样注意到威尔弗里德③的缺点；对于他的经历他也恋恋不舍地加以追述。他追述了希尔德布兰德从寺院到教皇宝座的历程，并热烈地支持他同皇帝的生死搏斗。在他即将着手描写贝尔纳的伟大形象时，这项工作由于他的去世而中断。这位著名演说家，在讲坛上比在书室内更为从容自如；他对于资料的使用，是完全不加批判的。奥萨南①是一个较严肃的研究者，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但丁与天主教哲学》的研究。1844 年，他在巴黎大学接受替福里尔担任外国文学教授；在他短暂的余生中，他写出了大量精彩的作品。他的《日耳曼研究》和关于第 5 世纪文明的概论，略述了中世纪的开始时

② 圣·以利沙伯，犹太祭司撤迦利亚之妻，施洗者约翰之母，参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一章。—— 谭注

① 路易·弗约（1813—1883 年），法国政论家，原奉新教，1833 年在罗马皈依天主教，成为教皇极权派。

——谭注

② 高隆班（Columbanus）爱尔兰教士。6 世纪末在欧洲传教，建立了许多据点。科伦巴，爱尔兰僧，是集战士、政治家、传教士于一身的人物。约 533 年在爱尔兰创建寺院制度，约 565 年来苏格兰西部传教，感化匹克特王奉教。——谭注

③ 威尔弗里德，英国贵族，大主教。在 664 年惠特比宗教会议上站在罗马一边。665 年以来任约克大主教，多次被放逐。——谭注

① 参阅奥米拉（O’Meara ），《奥萨南》，1878 年。——原注

期。他的《法兰西斯派诗人》，对于教会史和文学史都有所贡献。1853 年，他四十岁时死于肺病，长使后人追念他高雅的人品和罕见的学术造诣。他对中世纪时代的热爱和蒙塔朗贝尔相等，但是他能摆脱那使他这位朋友的著作往往遭受损害的过分热情的影响。他的主要工作，是强调指出基督教对未开化的民族的功绩。吉本曾认为教会是古文化的破坏者之一，但是奥萨南却宣称它是从罗马文明到近代世界的桥梁。

阿尔贝·德布罗利②精心创作的《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帝国》极为重要。他后来以他关于路易十五的外交纪录以及他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活动而赢得了全欧的声誉。关于教会从来没有人写过更有说服力的申辩书。他在承认“对天主教会的事业抱有深刻虔诚”的同时，把教会描绘成人类的贤明而又慈爱的母亲。在她遭受异教帝国的无情迫害后，她原可进行报复，但是她宁愿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愿使用武力。她把十字架标志树立在罗马文明上，并通过教义的道德影响来转化整个社会，因而拯救了古代世界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她深信：人类的缺点从来不能危害她教义的纯洁性。所以布罗利能很自由地论断剧中的演员。在舞台上站着三个伟大的统治者：君士坦丁、朱里安和狄奥多西①，但三个非凡的教士阿塔纳修斯、巴西勒和安布罗斯②却占据了舞台。他承认君士坦丁的罪行③、优西比乌斯的卑鄙④和朱里安的德行⑤，但他从来不容许我们忘记教会拯救了世界。书中浸润着下列思想：法国象罗马帝国一样需要改变信仰。法国既然没有堕落也没有信奉异教，但是它已经和教会疏远；因而促使它重新投入教会怀抱，是一个善良爱国者的行为，也是一个善良天主教徒的行为。

克雷蒂诺-若利⑥ 属于另一个不同的学派；他选择较近时期的论题来撰写著作。他的令人钦佩的传记作者坦白承认，对他来说，历史不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对象，而是一种武器。他本人是旺代人，他的《军事的旺代》是一部历史，同样也是一篇论战文。他的朋友兼庇护人格列高里十六世喜欢该书，建议他应成为关于耶稣会会士的编年史家。难道他们不是教会的旺代人吗？他响应了这个要求，并很快写出一部多卷集的历史。耶稣会会士帮助这项工作，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不属于这个教派的人所提供的证明，将给公众以深刻的印象。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他接受耶稣会会士的邀请，撰写关于他们遭受取缔的历史。因为该书激烈攻击克莱门特十四世，它在教皇国内被禁止出售；梵蒂冈的档案家泰勒并发表了一篇答辩。克雷蒂诺-若利在晚年潜心论述教会和法国革命之间的斗争。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家，是一个近似于路易·弗约甚

② 参阅法尼埃：《布罗利公爵》，1902 年。——原注

① 狄奥多西（345—395 年），罗马皇帝，支持阿塔纳西教派，引起罗马教会的强烈反抗。——谭注

② 巴西勒（约 329—379 年），即圣大巴西勒，该撒利亚主教，以积极反对阿里乌教派闻名。圣·安布罗斯

（约 340—397 年），米兰主教，毕生以维护正教，抨击异端为己任。——谭注

③ 君士坦丁，以所谋叛罪先后将其岳父与长子处死，喜怒无常，嗜杀成性。——谭注

④ 优西比乌斯，世传其在宗教迫害时，因有背教言行而获免，综其一生对正统教义怀有二心，不够坚定。

——谭注

⑤ 似指其宗教宽容政策而言。——谭注

⑥ 参阅梅纳尔神父：《克雷蒂诺-若利》与德律费尔，见《历史杂志》，第 LⅡ卷。——原注

于近似蒙塔朗贝尔或奥萨南的人，但是由于他能使用文献，使他的著作获得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当这些作家在喜欢争论又有文化的广大读书界中广为流传的同时，公众不大知道的学者们正进行一种不很受欢迎的工作。盖朗热决心恢复法国本尼狄克派在大革命前所占有的地位，他买下了从 1802 年以来即已荒废的本尼狄克派的索列姆寺院。他写的关于早期教会和宗教仪式史的著作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但是这所寺院最出色的人物，是他的门生和同事皮特拉①；他在许多档案库中所做的研究工作使他获得了一顶红衣主教帽子的酬报。米涅②在写作他的史诗般的著作《希腊与拉丁的教父学》时，曾获得索列姆寺院学者们的宝贵帮助。勒·布朗出版的《基督教高卢铭文集》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他宣称，孤立地研究一个铭文时没有多大意义；集合在一起研究，就揭示出他们祖先的信仰■希望和秘密。他的目的，是要为一般信徒做本尼狄派的《基督教高卢》为神职人员做过的事情。1893 年这位年迈的学者还出版了一本论“迫害”的作品，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工作，并为有批判地认识早期殉道者打下了基础。

在意大利，德·罗西①对教会史作出了无法估计的贡献；他最早系统地考察了罗马城陵寝内的宝藏。“永恒之城”奇异的地下世界，在 16 世

纪曾被重新发现过并在 17 世纪由博西奥描写过；后者被他的这个伟大后继者称赞为基督教考古学上的哥伦布。德·罗西引起了庇护九世的注意；后者供给他发掘的经费。1852 年他在圣卡利斯塔寺院的陵寝内发现了第3 世纪若干教皇的墓；这件事轰动了全世界；在他后来的四十年生涯中，一次胜利接着另一次胜利。1861 年，他开始出版《罗马基督教铭文集》；在他逝世时，这部著作几乎已告完成。但是德·罗西最大的成绩是附有精美插图的《地下罗马城》分为四开本三大册，出版于 1846 到 1877 年间；它描述陵寝的历史、地形、建筑和壁画。在他的其余贡献中有：创立《基督教考古学通报》季刊，设立拉特蓝博物馆以及关于罗马教堂中镶嵌工艺的详尽研究。他在编辑铭文集的工作中曾与蒙森合作，后者强调指出这个基督教考古学和铭文学的创立人得以成为当时伟大人物之一的各种条件——他关于基督教和古典文学的知识，他对古文书法和铭文的精通，以及他对罗马帝国和古典时期与中世纪城市的深切了解。

Ⅱ

天主教徒只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为历史研究的复兴而自己庆幸。在 50 年代已有些关于风暴来临时的隆隆响声，在 60 年代就出现了一次自相残杀的斗争。1870 年，梵蒂冈教谕体现了教皇极权论派的胜利，并把老天主教派驱入荒野。这些大事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德林格尔和梵蒂冈决裂后，教皇极权论圈子里流行着他原来就是

一个异端的说法，虽然他仍然被看作自称为天主教的拥护者。然而，在

① 参阅卡布罗尔：《红衣主教皮特拉》，1893 年。——原注

② 此米涅系法国天主教教士。——译者

① 参阅鲍姆加登，《G.B.德·罗西》，1892 年；吉罗，见《历史评论》，笔 LVIII 卷；蒙森，见《演说与论文》，1905 年。——原注

他 1861 年的著名演讲之前，还没有决裂的公开迹象；在这些演讲里，他宣称，教皇世俗权的失误和堕落不是不可能的，但也不会是致命的。同一年，他撰作《天主教会与诸教会》，打算把它作为天主教的自辩书，这部书是他演讲的扩充和说明。庇护九世宣称，虽然他不能同意它的全部论点，但它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可是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述表明：他已抱有一种不同的精神；他的演讲所引起的怀疑，又由于他的《中世纪时代的教皇传说》这一引人注目的著作而被证实。他尖锐地攻击 1864 年

《要目》①，1867 年他对特兰托宗教会议在世界范围的代表性提出了挑战，理由是它是受罗马控制的并且为意大利主教们所把持。1868 年，他写道，“如果我的老友默勒和格雷斯在世而能看到这个时代，他们会怎样说呢？他们会对教皇极权论者说，‘滚出去，我们跟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当梵蒂冈会议召开并宣告它的目的时，德林格尔用雅努斯笔名写了他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一本：《教皇与宗教会议》；该书是为反对教皇极权论所曾提出过的最强烈的历史性控诉。它虽被列入《禁书目录》，但却传诵于全世界，并且在会议召开之前已动员舆论来反对“教皇无谬” 论。在会议开会期间，他在《通报》上发表他的《基林努文件》来保持蔓延着的火势；这些文件，是根据阿克顿、弗里德里希和斯特罗斯梅耶从罗马送来的消息编写的。在教皇极权论派胜利之后，这个历史家就被逐出教会而“老天主教派”教会也创立了起来（他从未参加过这个教派）。在他《论重新联合的演讲》和他对慕尼黑科学院的演说中，他的熔炉里飞出了珍贵的火星。但是虽然他以毫不减退的精力工作到九十高龄时逝世为止，如果没有罗伊施①的帮助，他那渊博的知识也很难传给世人；罗伊施曾帮助他准备出版他关于中世纪教派的早期研究著作，刊印贝拉敏的《自传》，以及撰写关于罗马教会在 17、18 世纪时期在精神上的争论的详细概述。

一群年青学者把德林格尔尊为领导人；他们同情他对梵蒂冈教谕的敌视态度。其中罗伊施，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人；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毫不踌躇地追随他年迈的教师。回答是，“你谈信念谈得太多了”。“我一向尊重你；你唯一的过错，是你太多想到科学而太少想到权威”。他积极参加创立老天主教会的活动以后，由于僧侣独身制的取消而退出。在编写完莱昂的路易斯案件②（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著名案件之一）的专著之后，他对伽利略的审判作了深入分析。但是他的声誊之所以能够持久，是由于他关于《禁书目录》的巨著①。它的二千多页的篇幅广泛地阐明了最近三百年的时期，深刻地刻绘了罗马（教廷）蒙昧主义的形象。虽然罗伊斯的特长在于资料收集而不在文学艺术，这部著作也许是老天主教派在学术研究上的最伟大的成就。

同德林格尔联系得甚至更亲密的，是他的门生、同事和传记作者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曾伴随红衣主教霍恩洛厄作为他的神学顾问，参

① 纲领（Syllabus）——教皇庇护九世于 1864 年公布当代最大的谬论八十条，称为“要目”。——译者

① 参阅戈茨，《F.H.罗伊施》，1901 年。——原注

② 莱昂的路易斯（1527—1591 年），西班牙著作家、神学家。1544 年加入奥古斯

① 书名《禁书目录》（IndexderVerbotnenBü cber ），共二卷，1883—1885 年。——谭注

加梵蒂冈会议。他出版了他在罗马所写的关于几个多事月份的日记，编辑了正式文件，然后进而撰写这次会议的历史。它长篇的导论卷综述教皇极权论的来龙去脉；尽管有明显的偏见，却具有持久的价值。在他的老师死后，他写了一部纪念传记，该书既证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是对 19 世纪教会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在这圈子内的其他成员中间，再没有人比约翰内斯·休伯更有价值了。虽然他从未撰写过大部头的著作，但他关于教会史的知识是渊博的；他帮助他的老师撰写《教皇与宗教会议》的工作。当“教皇无谬”论正式宣布后，他继续写他关于耶稣会的著作。他把这部书题词献给德林格尔。后者同罗伊斯、弗里德里希和阿克顿一起在这项工作中帮助过他。他说明，自从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这个教派以来刚刚历时百年；但它已死灰复燃；现在自由丁派修士团，并执教于萨拉曼加大学讲授神学。1572 年因异端分子嫌疑，被宗教法庭判处囚禁。——谭注与文化又有受到它完全掌握的威胁。

同样地由于友谊和共同原则而同德林格尔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科内利乌斯①；他在 1855 年关于闵斯德的再洗礼派的论著而成名。次年，他和西贝尔一起被聘到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在他的门生中间默默无闻地工作到 1903 年去世，他只不过编写了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在这圈子内年轻的成员中间，还有洛森和德鲁费尔；后者的早逝是对自由天主教派学术研究事业的一个打击。洛森的专著《科伦之战②》，是探索反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插曲；他作为慕尼黑科学院秘书，还帮助德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学术讲稿。德鲁费尔为写反宗教改革和特兰托会议史，进行了资料搜集工作。为了完成我们关于老天主教派学术研究的概述，还有三个名字必须提出。格拉茨大学法学教授马森，出版了关于教会法的资料和著作的第一卷；这一著作虽然没有完成，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不朽作品。朗根的大部头著作《教会史》叙述到英诺森三世为止，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出于一个老天主教派手笔的关于中世纪时代的唯一详细论著。最后还有舒尔特，他出版关于教会法资料的详史，并编辑出关于老天主教派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载。

在德林格尔、罗伊斯、舒尔特以及他们的绝大多数朋友拒绝梵蒂冈教谕的时候，其他几乎同样知名的学者却接受了它们。黑费累的屈服虽然很勉强，却使他的朋友感到惊讶。教谕的最积极捍卫者是赫根勒特尔；当“雅努斯”［德林格尔的笔名］正在以突击方式鼓动舆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表答辩；他宣称：教皇极权论的世系比德林格尔所愿意承认的更为长久。他在晚年致力于续编黑费累关于宗教会议史的杰作。他的著作包括整个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期，以使用梵蒂冈图书馆内的文献而获得价值；他被任命为该图书馆的总监。为了他的功绩，他被赐给一顶红衣主教帽。

在欢迎新的教皇极权论的历史家中间，最有影响的是扬森①。他出生

① 参阅弗里德里希，《关于科内利乌斯的演说》，1904 年。——原注

② 1688 年春，路易十四支持一名亲法的红衣主教竞选科伦教区大主教，以教皇和皇帝的反对而失败。于是法军进驻该市，给帝国、荷兰及新教事业造成严重威胁。荷、德、西、瑞典乃组成奥格斯堡同盟以抗法国。

——谭注

① 参阅帕施托尔，《约翰内斯·扬森》，1894 年。——原注

于莱茵地区，在浓厚强烈的天主教气氛中成长起来；他的母亲还带领他朝谒圣地。他不相信那建造了哥特式大教堂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期。1854 年，他二十五岁时被法兰克福高等学校聘为天主教学生的历史教授，他有生之年都在这个帝国首都度过。对他的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是博默，此人虽然名义上不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气息十足。博默停留在查理大帝雕像前时说，“这表明我们所缺少的是什么——一部出于天主教历史家手笔的德意志人民史；因为据我们所知，所谓德意志史是一出滑稽戏”。这些话决定了这个年轻教士的职业，而《德意志人民史》就在他的心里形成起来。在安定下来专心致志于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之前，他写了博默的传记，收集他的信札并编辑法兰克福帝国会议代表的报告。博默曾提示写一部德意志人民的通史，但是杨森决定从中世纪时代末期开始。1874 年他把第一章读给帕施特尔听，后者说，“它是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作者回答道，他完全具有同感。1875 年，第一卷的前半部问世，受到天主教世界的热烈欢迎。1891 年他去世时，已写到三十年战争的前夕。人们爱不释手地阅读这部八大卷的著作。在 19 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巨著中，再没有获得过这样巨大的成功，或者引起过这样多的争论的著作。

德林格尔曾着重指出路德新教运动所引起的混乱状况，但是新教历史家对他的结论置诸不理。扬森更向后追溯；他以详细研究 15 世纪作为他研究宗教改革的前导。他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个时代（即宗教改革时代）不是一个道德或智慧衰败只有少数“宗教改革前的改革家”发出象在荒野里呼喊的声音的时代，而是一个有着健康活动的繁荣的时代。他描述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欣欣向荣的状况，并宣称，在路德之前至少已有十五种《圣经》全译本。艺术富有活力和创造性。他的著作在纠正新教传统的说法方面的价值得到普遍承认的。在第一卷的后半部里，他讲述农业、工业和贸易，并指出农民的安适生活和城市的繁荣景象。在画面上第一次出现了阴影——财富导致奢侈和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垄断、重利盘剥的可怖情况。祸害又由于罗马法的复兴而加剧，因为它的经济学说是违反基督教原则的。十分奇怪，他未曾描述宗教状况；扬森的辩解理由是：他不是在写教会史；路德的革命是属于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而不是属于教会或智慧方面的。

第一卷在新旧教会都找到了赞赏者，第二卷包括宗教改革的早期，当然在新教圈子内就不大受欢迎了。德林格尔追述教义的发展；兰克叙述政治史；扬森则不然：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他对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几乎是粗暴的控诉。他宣称，伊拉斯谟怀疑、轻浮、自私；较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是异教徒而非基督教徒，而且其中有些人品性不良。最坏的是胡滕。扬森对路德本人不多作评论，他也避免咒骂，但是他描绘出一幅在宗教冲突发生时物质和道德方面可怕的混乱图景。虽然他没有把农民暴动完全归因于宗教改革，他却主要从这个原因来追溯这次叛乱的残暴行为。第三卷，叙述到查理五世退位为止，本卷对待剧中的新教徒虽然很严厉，可是对天主教徒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他承认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弊端；并尖锐地指责德意志主教是带着宗教头衔的世俗王公。后面诸卷，论述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前的世代。这是一幅漆黑一团的画面——道德败坏与酗酒、愚昧、残暴和迷信。

他用几百页篇幅来叙述通俗文学，用几百页来叙述那些使国家蒙受耻辱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还用半卷篇幅来叙述蔓延于全部居民中间的对巫术迷信。这样看来，该书是以 15 世纪的鲜明色彩开篇，而以深暗的阴影作为终篇的。它的要旨是：德意志不是毁于三十年战争而是毁于宗教改革。

扬森的博学确是值得注意，他那独出心裁的方法和结论也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天主教徒终于能有这个历史家而自豪，因为他可以和新教学者平起平坐。他的著作的重要地位，由于他激起了攻击而更加突出。鲍姆加滕（即查理五世传记的作者）、卡威劳和克斯特林、科尔德和伦茨

（即路德传记的作者）群起猛攻这个狂妄的反对崇拜偶像者。德尔布吕克宣布，他是一个以伪乱真者，并指斥他的著作是一个大骗局。扬森连续写了两卷著作来答复他的批评者：他虽然接受若干小的纠正，却指出他们所犯下的错误。现在，争论的尘雾已经澄清，我们不难估计该书的特点。第一，它确实增加了我们关于德意志人民生活的知识。第二，它修正了新教徒关于 15 世纪是一个堕落与混乱的时代的传统看法。第三，它证实了德林格尔的论点：路德运动带来了大混乱和文化与繁荣的暂时衰退。泰纳说得对，没有人在将来谈论宗教改革时，能不去钻研并衡量天主教方面的论点和看法。另一方面，扬森不能算作第一流历史家。他虽以“让史料说话”而自豪，但却堆砌一切有损于新教的引文而不提很多不利于旧教的事实，这一作法产生了使人误解的结果。他报道真实，但不是全部的真实。他使用资料常常不加批判。他把可靠的和不可靠的资料堆在一起，往往把孤立的特殊事件用作重要概括的根据。一句话，这部书的甚至经过帕施特尔修订的版本，也还是一部手法巧妙的论战之作，而不是一部公正无私的研究结晶。

继梵蒂冈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在教皇极权论派历史家中间，第二个著名的历史家是帕施特尔，他是杨森传记的作者和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诸教皇的历史家①。他的目的是要描写 16 世纪重大的宗教斗争怎样反映在教廷史上，正象扬森描写这场斗争怎样反映在德意志人民生活上一样。兰克和克赖顿都未能使用梵蒂冈档案。帕施特尔在这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他的大部分资料，还从拉特兰大教堂、异端裁判所和宣传机构的档案库、王公贵族的藏书室，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中进行探索，加以补充。扬森很少使用未刊印的资料，而帕施特尔却宁愿采用手稿中的证词。虽然他宣称，为教皇所作的最好的申辩就是出示他们所做过的事情，但他也不是全无保留地称赞某些教会王公。他的早期诸卷描写“新学”时期，它的影响在梵蒂冈是深深地感觉到的。他对艺术和文化深感兴趣，因而详细论述庇护二世的人文主义、他的继承人的艺术活动，以及教廷中举世闻名的绘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他区别异教和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区别瓦拉和波基奥①的一方与尼古拉五世和维托里诺②的另一方。他承认，这些教皇欢迎所有的人文主

① 参阅巨著：《帕施特尔，日记、通讯、回忆》，1950 年。——原注

① 波基奥，B.G.F.（1380—1459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并以搜集和发现古罗马文献知名。——谭注

② 维托里诺，daFettre，真名 VittorinoRamboldinic（1378—1446 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教育家和语言学家。——谭注

义者，而不考虑他们的异教信仰，因为教皇本身也是世俗王公而对异教文艺复兴的唯一强烈的攻击则来自萨沃纳罗拉方面。他以利奥一世的名言作为掩护：“彼得的圣职有时会落到不合适的继承者身上”。他哀叹教皇选举中的贿赂和阴谋。在第三卷，即叙述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③的一卷里，他在态度上不如克赖顿那样宽大。第一次使用《博尔吉亚④家族记录》时，他宣称，这些文献使之不可能为［亚历山大六世］辩护。可是，他宣布教皇是当时最好的世俗君主，把他的罪行归咎于他姑息自己的家族；并称赞他注意保持对教会教义的纯洁性。他承认尤利乌斯的性格是不配做教皇的⑤，但暗示在一个暴力时代，一个好战的教廷卫士也许是必要的。他责备利奥十世所结交的朋友⑥和克莱门特七世在德意志和英国所推行的政策⑦。他哀叹教会在它命运攸关的时刻缺少主张改革的教皇，他也不想掩饰保罗三世的过失①。

帕施特尔的著作是极其勤奋地进行研究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新资料，但是他也不是属于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关于文化复兴的双重性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督教成分和异教成分是这样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必须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按照他的观点和信仰，他是不会同情于一个首先是反对“信仰时代”的运动的。他从未认真正视这一事实：宗教会议运动和德意志人的反叛都是由于根深蒂固而又生死攸关的信念而产生出来的。他用世俗性和社会的道德堕落来解释教皇的缺点，但是他从未想到，教会本身的腐化却正是社会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他对待萨沃纳罗拉很严厉，把他的所作所为比诸救世军，谴责他不服从罗马和参与政治活动。他对教会堕落的指责非但不比对世俗的指责更严厉，反而暗示种种可以原谅的理由，对它的责备只是轻描淡写。他的著作尽管语调温和，但受到基本偏见的损害。象其他天主教历史学家一样，他未能使人真正理解宗教改革运动。

属于奥地利多明我会的德尼弗尔②是一个更有影响的人物。他最早的重要著作是叙述德意志的神秘派。和新教传统相反，他认定神秘主义是以经院成长出来的，神秘派决不是反僧侣派，也不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在被他的教派召唤到罗马后，他被利奥十三世请去帮助编辑阿奎纳著作的正式版本，因为 1879 年的教皇敕谕提出对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应进行特别研究。为了进行这项工作，他访问了欧洲各地的档案馆，他收集资料

③ 尤利乌斯二世，罗马教皇，1503—1513 年在位，被认为是教皇国真正的创建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皇之一。——谭注

④ 亚历山大六世原名为罗德里戈·博尔吉亚（RodrigoBorgia1431—1503 年）。——译者

⑤ 指尤利乌斯二世。他任主教时以教区收入营造宫室，任教皇后扶植人文主义文学艺术，怠于教务。—— 谭注

⑥ 利奥第十，出身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生活方式及趣味深受文艺复兴思想熏陶，厌恶清修生活，任教皇后，广交文艺名流，罗马成了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谭注

⑦ 指克莱门特七世联合法国、威尼斯、米兰反对皇帝查理五世，及拒绝英国亨利八世离婚申请等事。—— 谭注

① 保罗三世在位期间（1534—1559 年），将英国亨利八世驱逐出教，支持耶稣会的创立，在罗马设立宗教异端裁判所，依靠耶稣会操纵特兰托宗教大会。——谭注

② 参阅格拉布曼，《海恩里希·德尼弗尔》，1905 年。——原注

不仅是为了这部著作，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计划。在被任命为梵蒂冈档案馆馆长后，他看到有关中世纪大学的资料是如此丰富，于是着手撰写它们的历史①。第一卷于 1885 年出版；它是关于大学的辩解，并附带地为教会和中世纪时代辩解，但也是一个关于知识的庞大的提纲。他原计划写五卷，但大半由于第一卷的成功，后面几卷他就难以为继了。最显著的赞扬来自巴黎，法国政府邀请他编辑巴黎大学的文献史。他接受了这项工作，在十年期间出版了六卷文献。由于原始稿件的发现，大量伪造和窜改的文件被一扫而空。这项著作也是对法国史的一个贡献，它对法国朝廷和教会同教廷的关系，对各个教派、对亚理斯多德学说的接受以及对中世纪神学，都作了说明。在这样地从事工作的时候，这个孜孜不倦的学者还偷闲写了一部附有文献的作品：《十四、十五世纪法国教会的瓦解》；该书是关于艺术和宗教仪式、圣徒和圣物、教会财产和组织的资料的源泉。象所有他的其他著作一样，这部著作也是未完成的，因为他对 15 世纪的研究使他的思想转到了路德方面。

德尼弗尔的《路德与路德教》于 1904 年出版，证明他在梵蒂冈和德意志档案库曾作过深刻的研究。他说由于新教历史家对天主教会的恶毒攻击和他们对路德的盲目的偶像崇拜，他不得不写这部著作。他痛心地宣称，新教神学家被容许怀疑基督的神性，但对于这个宗教改革家却不得有任何触犯之处。路德和他的朋友们为了道德的原因而丧失了他们的信仰。谁能如实地了解路德，就可以了解他的反叛。“本书不是打算为年轻人写的。真正的路德就是这样！”他在结束一篇愤激的序言时说， “愿上帝使新教徒睁眼看看他［路德］的品质，并指引他们回到天主教会来”。这部长达八百页的厚书，竭力损害这个宗教改革家的遗名，这是最令人厌恶的历史著作之一。他宣称，宗教改革家们是肉欲的使徒；他们的哲学总结成一句格言，就是“顺应自然”，而路德本人就是一个肉欲最强烈的人。不是因为他太好而不能留在教会里面，相反，是教会太好而不能容留他，因为他是被一种粗俗、淫荡的本性支配的。该书的一大部分是用在分析路德关于“僧尼誓约”的论著①，路德在其中宣布自然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而教士的结婚，引用德尼弗尔的轻蔑的话来说，被鼓吹为破坏誓约的疗法。德尼弗尔还告诉我们路德嗜酒；在关于他的相貌的一章里，他还强调有书面根据的诛语。

这部著作象一颗炸弹投入了路德派的阵营。这场攻击比杨森的攻击更加集中；德尼弗尔还对路德派专家表示轻蔑。他宣称，“他们的原始罪孽是：他们是不科学的。要是他们对待路德象对待基督那样该多好啊！”他指出他们所编路德著作的魏玛版本中的错误，来在编辑技术上给他们一个教训。这项猛烈的攻击引起了无数的答辩和反击，尤其是来自哈纳克、泽贝格和科尔德的答复。他们逐一指出他们的错误，指出他删略有利于路德证据，忽视新旧教标准的比较。豪斯拉茨于 1904 年出版了路德传记，他宣称，德弗尔故意曲解了辞句，对戏言和悲叹语也太拘泥于文字。路德的讲话远比他的行动激烈，他的粗暴言论原是要鼓动他

① 书名《中世纪文学的兴起至 1400 年》（DieEntstehungderunioersitatendesMittelalters）。——谭注

① 路德在瓦德堡期间写有《论僧尼誓约》一文，指出天主教会因纪律废弛，乃借誓约以挽回颓风。文中鼓励僧尼诸众，走出庵堂，自行婚配。——谭注

的同胞的唯一方法。他是用英雄的模型铸成的；用迈科尼厄斯的话来说，他是“上帝的奇人”他是一个天才，有一颗赤子之心。德尼弗尔在针对哈纳克和泽贝格的一本小册子①里作了答复；然后在他旅行德、法、英三国搜集关于圣保罗的手稿评注之后，很快写成一卷关于路德时期论述“因信称义”的著作。在他的发现中，有路德本人早期所作的《罗马书》评注。

天主教历史家追随杨森和德尼弗尔的领导，特别注意德意志的宗教改革② 。帕施特尔发起出版一套有用的专著丛书，称为《杨森历史的例解》。一个改宗者埃尔维斯很详细地探索了路德的一生；格里萨以大规模著作来叙述他的人格和他思想的发展。一个“文化斗争”运动中的斗士马容克认为，路德曾经自杀；这一传奇最后由尼古拉斯·保罗斯揭穿。加斯基特叙述英国寺院的解散；埃塞斯根据梵蒂冈档案对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作了新解释。杜尔大力为耶稣会会士作出辩护。他从“几千种传说”里精选出几种，来论述克莱门特十四世的中毒案③、“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暗杀暴君、蒙昧主义、爱国心的缺乏、贪婪与财富，以及三十年战争的责任等各种问题。他作出结论说，耶稣会会士虽然未能免除人类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却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希尔格斯为《禁书目录》辩护。美因茨的主教布吕克叙述 19 世纪德意志教会的命运；威尔弗里德·沃德在他为怀斯曼、纽曼和他父亲 W.G.沃德所作的传记里，描述教会在英国的复兴运动。

格雷斯学会成立于 1876 年，它创办历史评论杂志，在罗马创办一所研究院及其自己的机关报，并出版关于特兰托宗教会议的资料。在重要性上稍次的是马利亚-拉克的耶稣会士进行的活动。在 1864 年《要目》发表后，它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马利亚-拉克的呼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后《马利亚-拉克的呼声》发展成为定期刊物。韦策尔和韦尔特的百科全书修订版衡量了从 19 世纪中叶它出现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比利时的耶稣会会士在德·斯梅和德勒阿耶领导下继续撰写《圣徒传》，现在已写到“十一月份”。本尼狄克派有自己的评论杂志；它的内容由于唐·莫林的渊博论著而更加丰富。法恩巴勒的修道院长唐·卡布罗尔已着手编写《基督教考古学辞典》这一巨著。格里萨和姆格尔·曼已开始撰写广泛论述中世纪教皇的生平。

还有少数历史家站在教皇极权论派和老天主教派的中间；他们虽未公开反抗，但不赞同最近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有克劳斯和迪歇纳。克劳斯在波恩大学研究过语言学，在那里他开始和罗伊施结成终身友谊

①。刚过三十岁时，他出版了《教会史手册》；这本手册替代了阿尔措格

的教会史简编，后者是克劳斯在弗赖堡的导师。1882 年出版的第二版是这样地富于批判性，以致梵蒂冈请他停止发行。他曾尖锐地评述教廷的要求，批评耶稣会和经院哲学，并埋怨说，教皇极权论已把教会带到悬崖绝壁的边缘。他迫于形势屈服于梵蒂冈的要求，收回了这一版而出版

① 《按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来看路德》，1904 年。——原注

② 参阅克勒，《天主教与宗教改革》，1905 年。——原注

③ 克莱门十四世于 1774 年 9 月病死，传闻死于中毒。——谭注

① 参阅豪维勒，《F.X.克劳斯》，1904 年；布赖格，《对于 F.X.克劳斯的回忆》，1902 年。——原注

一种经过删节的版本，声明一个军官必须服从他的将领，但是后来他后悔作了这样的让步，在谈及它时称之为“娼妇版”。主要是想逃避麻烦，他在晚年从事于危险性较少的题材：基督教艺术。他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古迹的概述为概述其他省区的古迹作出了样板。他在罗马碰到德·罗西，并刊印了诺斯科特和布朗洛的《地下罗马城》删节本的德文版，附以自己撰写的重要文章。他还编辑《基督教古文物辞典》，包括考古学和关于最初六个世纪的基督教的组织、仪式和教徒的私人生活。由于他的《莱茵兰基督教铭文集》的出版，他被委派为巴登宗教古迹的保管员。他最大的著作《基督教艺术史》于 1896 年开始出版。该书是以动人的观察力写成的，并附有精彩插图；它不仅是关于基督教艺术的一部最好的概览而且是对于教会史的有重要价值的贡献。在他关于但丁的专著里，他自称为奎柏林派［皇帝派］，因为他对于无论在中世纪时代或在他那时代的教皇的控制，都是很不喜欢的。他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是一个文化史家而不是一个教会史家。他与教皇极权论没有共同之处。他的英雄是罗斯米尼①；他写了一篇最长的论文来论述后者。在他的喀富尔传记里，他尖锐地攻击政治性的教会并欢迎这种教会的倾覆。他认为耶稣会会士是毫无希望的蒙昧主义者，他是红衣主教霍恩罗厄及其他梵蒂冈所厌恶的教士的朋友。他赞赏哈纳克，并使迪歇纳与卢瓦齐于德意志闻名。他的热烈愿望，是要调和基督教与文化、教会与民族、梵蒂冈教廷与意大利皇宫奎里纳尔。但是他不属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走上火刑柱这种类型的宗教改革家。

迪歇纳关于资料的批判研究和《教廷圣务录》的出版获得了酬报：他被聘为巴黎天主教学院教会史教授。他的授课激起了学生的热情，其中有卢瓦齐；但是他的方法太独出心裁，因而不为教皇极权论派教会所容忍①，于是他转到空气较温和的高级学术学校去。他的《教廷圣务录》版本得到蒙森的赞赏。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古高卢的主教年表》；它是按照省分排列的，揭穿了关于圣徒的若干神话。他关于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论著更为著名；它评论弥撒的起源、礼拜仪文的发展、圣职任命的仪式、法衣的使用、节日的庆祝仪式以及有组织的基督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关于公元 754—1073 年间教皇世俗权之起源的一卷演讲稿里，他宣称，即使抛开那些下流的丑事不谈，在那些时候几乎所有教皇的品质也都是远离使徒理想的。关于“分裂的教会”这一卷，加深了他更严格的教友圈子对他所抱的疑虑。1905 年他开始出版他的《早期教会史》；这是根据他的已在传阅的手稿讲义写成的。他精通新教的学术研究；哈纳克和舒勒尔、察恩和李普西、卢夫斯和克吕格诸人的名字出现在他作品的脚注内。哈纳克说，任何新教学者都会因写出这部书而自豪。迪歇纳承认：教会起初既无教会法又无信条；主教制度是为防止异端而兴起的。他的文字缺乏热情；他仿佛是在薄冰上轻轻地滑行。在讨论君士坦丁的异象②时，他审慎地说，要衡量这类证明的价值和检查这种内心

① 罗斯米尼，R.S.A.（1797—1855 年），西班牙哲学家、神学家，创慈善兄弟会教派。他的一些宗教观点有背离正教教义之处，其著作被列为禁书。——谭注

① 参阅乌坦，《十九世纪天主教徒中的圣经问题》，1902 年。——原注

② 传说君士坦丁在进军罗马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乃仿此式样制作军旗，一战而胜。遂定

深处的事情是困难的。君士坦丁本人在这个历史家看来算不了一个英雄；因为他的故事沾染着太多的血腥。第五世纪是悲惨、毁灭与堕落的时代。这部书是为学者写的；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部天主教徒的巨著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客观叙述标准。

该书最初两卷在“现代主义”被谴责①之前不久出版；它们是获得“圣宫长”，即教皇神学顾问批准的。它们作为学识与正教能结合起的证明而受到天主教报刊的欢迎；卢万大学还赠给他博士学位。当它们被译成意大利文时，迪歇纳作了少许修改，再一次获得批准。他送了一本给庇护十世；后者也宣称自己对该书的正统观念感到满意，但当译本出现后，批判的风暴立即在他头上爆发开来。“红衣主教九人法庭”指斥该书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禁止它在意大利神学院使用。译本确是不完善，因而立即被收回■一个耶稣会会士博塔吉西奥在佛罗伦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并把这些文章重印成书，题词献给教皇。迪歇纳写了一封《给天主教会主教的密函》来进行答辩，宣称这个耶稣会会士的书歪曲了他的意见。但是搜查现代主义信徒的运动正处于高潮，他的老支持者如红衣主教梅尔切尔已经失势。虽然对他未曾提出特殊异端罪行的控诉，但他披指责为轻率无礼和缺乏尊敬态度。他的仇敌在 1912 年如愿以偿，把这个最伟大的近代法国天主教学者的主要著作列入“禁书目录”。这部主要著作的第四卷，直到他死后才于 1922 年出版。

基督教为国教。——译者

① 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新教及圣公会的一种教义，主张把教义与现代科学结论相调和：庇护十世（在位期：

1903—1914 年）曾予以谴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