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

Ⅰ

正当弗劳德埋头于都铎王朝的研究时，一位才华虽然稍逊但却更加信实可靠的历史家也正在以斯图亚特王朝为其毕生研究目标。加第纳①值得赞美的地方即在于，他是第一个以全部知识与冷静识见对我国充满危急与争论的一段时期进行了叙述的人。可能除斯塔布斯的《宪政史》外，他的著作是 19 世纪后半期英国史学上最坚实而经久的成绩。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经完全根据其时代的纪录作出考查以发现那个时期事件的真实情况。王党与辉格历史家只不过见到了他们所愿见的东西。兰克的巨著也才刚刚出版。加第纳常常指责基佐的《英国革命史》只从查理一世开编，理由是，关于詹姆士一世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整个斗争实属必要。加第纳著作②的开首两卷出版于 1863 年，内容包括这个统治时期的前半段时间。在将近四十年的长时期内，这项工作始终不松不紧地进行着。他曾立意要叙述到复辟时期，但在叙述至 1656 年时，他死去了。

他的著作乃是第一部根据详尽研究大量公私案卷资料而著成的作品。报章书册也曾广泛加以征引。至于各类回忆录，则不论其作者如何著名，也仅仅视作第二类资料而不当成头等资料。试把加第纳著作中一章的附注与以前著作的附注比较一下，便可看到这方面的进步。终于法官把所有事实摆在了面前，然后对之加以正确处理。辉格党关于斯图亚特开头两个国王统治时期所作的解释，自哈兰与“改革法”以来本已非常流行；现在加第纳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他对议会曾站在未来方面以及詹姆士与查理政策的失败正是好事则从未加以怀疑。他的创见，并不在于他对这个巨大冲突的结局作出过什么判断，而在于他对当时主要的活动家的描绘，在于他对当时的不同政策与过去实践和传统的关系所作的估计。他沉着地说，“在这个充满着复杂动机的世界里，一个政治或宗教信条的正确并不能成为据以辨别一个人的高贵与卑鄙的标准。”如果说历史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使其剧中的角色变得可以为人理解，那么加第纳确实无愧为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家。他的完备知识与平和气质往往能够使他了解某些他们彼此之间还不能互相了解的人们。他能象斯拍定一样，清楚地看出培根理想的宏伟之处，也能象麦考莱一样，很尊重科克①

① 参阅《全国名人传记词典》（弗思作）；约克·鲍威尔所作评传见《英国历史评论》，1902 年 4 月号；

《两位牛津史家》（格林与加第纳），见《每季评论》，1902 年 4 月号。乌瑟对他的无偏袒态度的攻击，见《对加第纳历史方法的批判研究》（1915 年），对此弗思曾作过答复；见后者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919 年）。——原注

② 加第纳穷毕生之力研究英国革命史，写成的专著三种：一、《自詹姆一世即位至内战爆发时期英国史》

（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ItotheOutBreakoftheCivilWar，1603—1642）共十卷。二、《大内战史》（HistoryoftheGreatCivilWar，1942—1949）四卷。三、《共和国及护国政府史》

（HistoryoftheCommonwealthandProtectorate，1649—1660）共四卷。——谭注

① 科克（Coke，Edward1552—1634 年），詹姆士一世朝任大法官，反对征收献金被更职。与议会反对派有密切联系。”权利请愿书”大部分出于他的手笔。——谭注

与庇姆。他从来不会使读者忘掉在英国的缔造这件事上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

他和辉格传统的分歧首先是在关于詹姆士一世的看法上。过去作家对于詹姆士的看法主要不出回忆录与稗官野史范围，而一般人的看法则从《尼格尔的命运》①中来。麦考莱描写过詹姆士的容貌和强调过他的怪癖，但加第纳在这些外表方面则谈得不多。他摈弃掉那些关于他嗜酒与淫乱等等传说，指出，这个君王与一般书上所说的那个丑角很不相同。“就其本意来讲，他很希望能做到办事合理，执法公正，引导臣民日益臻于承平熙和之境，防止以宗教为外衣掩饰派系私忿。他个人的思想一般也较明敏犀利。他可惜缺乏谋略，另外对于他自己肯定能成为英主的非凡才能自恃过高。”他的对内对外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败，并为日后革命与灾难的直接肇因。对詹姆士之子的描写，则与流行传说的出入不大，虽然作者对他也有微词。“［查理一世］缺乏想象力实在是他的诸种过失之源。由于他自以为动机纯洁，遂一向把人们区分为两种简单类型——那些同意他的人与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即可以欢迎的善类与须要摈弃的歹徒。在对待后一类上，他以为使用欺诈手段也是对的。而这善恶两类，他都有先例可援。在 15 世纪时，议会特权曾占优势。而在 16 世纪时，王室特权又占优势。新世界的精神是站在议会一边的，但同时到处还存在着有力的君主政体。关于开明专政是最好的政体这个信念，不仅为统治者们自己所信奉，而且也曾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士所主张。詹姆士在他登上英国王位之前便曾以书面形式有力地表述过这种见解。培根也曾诚实地相信，一位哲人国王的统治要比人民代表的统治贤明得多。对于这种开明而敬畏上帝的专制理想，加第纳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同时认为詹姆士与查理固然过于庸碌而无法实行之，另外这种体制也只适合于尚未成熟的人民。

英国在财富与文化方面正在一往直前，政治自由的新思想已经宗教改革打下了基础，因而个人统治，过去在伊丽莎白的强有力的手里虽曾似乎合理，现在在詹姆士这里则显得不够自然了。况且，英国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业已随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而告终。国内争论的尖锐化，完全起于政治方面以外的原因。货币购买力因为从西班牙属美洲矿场来的贵金属的大量增加而急剧下降，另外赋税已不复能够适应国家的需要。于是经费的增加引起人们的怀疑，因而要求对其开支进行严密的监督。引起事态恶化的第二个因素是，这两个国王采取了“高教会英国国教”的种种作法①，而这些在不少清教徒看来几乎与罗马教难以区别。这种疑虑之续有增加还因为，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不愿以英国的全力投入新教方面，以及他们对天主教国家维持了友好关系。查理和法国公主的结婚暗示着城堡的钥匙已交付了敌人。加第纳证明，这两个国王确曾为新教徒；他们拒绝直接卷入大陆战争旋涡的这项政策乃是正确的。他认为，欧洲政治对议会下院来说成了一个没有线索的迷宫。这部著作中一个极有价值的部分即是书中第一次说明了詹姆士的外交政策指出这个

① 《尼格尔的命运》（FortunesofNigel）——英国司各特所著小说。按尼格尔为苏格兰一位年轻而骄傲的领主，曾赴英格兰劝使英王詹姆士支付对其父亲庄园的债款，以免这个庄园遭到破产。——译者

① 注见前第十六章。——译者

政策在执行上虽不免笨拙，但在设想上却并不乏政治家的风度。关于磨擦的第三项原因，颇具新意。最使群众激愤的事情，莫过于这两个国王对白金汉①的宠信；辉格党的历史家早已把他描成一个典型的宠臣，自私自利、虚浮而又无能。加第纳对他的描写不象兰克的描写那么充满赞扬，但认为他还具有爱国思想。“不过，如果对他不以宠臣而以大臣视之，那他就不论在这个国家或在别的其他国家都得归入特别无能一类。”加第纳指出，他即不接受议会行政执行权说，也不接受君权神授说，因而斯特拉福的参加政府决不能说是背教行为，并声称他是一个培根的继承者，一个具体而微的黎塞留。他的主要过错在于，他不能认识到伊丽莎白的制度已经过时，以及稳固的宪政大厦不能以查理作为它的基础而建造起来。

虽然加第纳不承认对英王的专政改革与背叛国教的指责，但他却也相信个人统治制度已行不通，并且日趋衰落，而国王的缺乏权谋与轻视妥协，都更使这种制度显得特别令人讨厌。另一方面，虽然他象任何辉格历史家一样，对议会领袖们的品质评价颇高，但他却觉得他们的眼界在某些方面却比这两个国王还更狭窄。他在讨论 1625 年的冲突②时指出说，“我们虽极力想找出一些虚心接受新思想的痕迹，或者他们所生存于其间的世代与以往的世代在观念上有何不同，而终归无效。”他对科克的思想意识的分析表明，科克与他的国王至少具有同样的保守心理。其次，要说那些赞成王室特权的法官便是谄媚行为，实际上也并无根据。许多先例也是互相矛盾的，忠实的人们对此也尽有其不同的看法。他虽然承认劳德的热诚与善意，他在总结里却强烈反对他的政策。这个大主教是一个忠诚的新教徒，但当清教徒们看到他们朋友遭尽禁锢与残害的时候，也就难于相信这点。对宗教犯罪的报复性惩罚是比任何别的事情更容易激起群众的愤慨。“星法院”本来很少审理政治案件，但现在却赢得了专制政治的工具与罗马化政党的机关的恶名。他严峻指出，极力想把那种不要任何政治自由的意识培养成为一代人们的思想风气。在长期国会的早期阶段里，这个历史家是反对宫廷的；他把内战爆发的主要责任放在了国家身上。庇姆在为国会要求行政控制权上，是打破先例与传统的①；但这项要求只是在未能获得可信任的大臣之后，在他确信没有别的办法可终止个人统治制度之后。方才正式提出的内战爆发以后，国王身上的品质，亦即反复无常，终于驱使他走向灭亡。加第纳在精细研究外交档案之后证明英王曾经不顾一切地去恢复他的权力，妥协当时已属没有可能。由于他深刻理解到查理确已走投无路，因此对他的处死也就不再加以责备。

到了克伦威尔（加第纳即是他的后裔），我们又遇着了新的问题。“他是一位勇敢可尊敬的人，时刻希望尽其所能，把他自己的同胞引入和平与正直的道路”。加第纳把他描写为一个具有善于随机应变倾向、

① 白金汉公爵（1592—1628 年），詹姆士及查理两朝的大臣，一再煽动对法国及西班牙作战，丧师辱国。

——谭注

② 1625 年 6 月查理一世召开第一届议会。议员要求罢免并惩办白金汉，国王不允，解散议会。——谭注

① 庇姆是长期国会中操纵下议院一派的首领，他们强迫国王接受政府必须信任代表国家福利的议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解散议会等议案。——谭注

温和稳健，甚至保守的人，对于周围盛行的平等主义很不放心，他之走向最高权力并非出于自愿，他深感任何不基于议会同意的统治都将是缺乏持久性的。克伦威尔解散残阙议会的作法，正是作为回复到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步骤。在获得最高权力后，他的最诚挚的愿望便是要变军事独裁为一个文治国家。加第纳他自己虽对克伦威尔一生诚实这点深信不疑，但他宣称别人把他看作一名伪君子也是自然的事。关于克伦威尔的为人及其事迹，他在福特讲座中题为《克伦威尔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在哥比尔丛书内附有插图的专文中所发表的意见比较成熟。从没有一位历史家对克伦威尔的高贵品质与崇高理想给予过这样公允的论述，但关于他才干的评价则稍失严苛；对于他的政治风度也批评得比较尖锐。就将才论，克伦威尔比不上蒙特罗斯①。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政绩及其外交政策也都有所谴责。“清教在他的内心仍然极具影响，但尽管如此，至少就外交政策来说，政治的物质方面，亦即世俗方面，还是占着上风”。他明白：护国政府由于克伦威尔处境的固有困难，是注定要失败的。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是少数派，因而他只能以武力来维持自己。军费的开支浩大，一个代表性的议院很有可能拒予拨款。从他们那里我们所得到的悲伤印象是，一个好人正在和厄运挣扎，而他的建设性的工作终归无成。“因而不可避免的结论必然是，克伦威尔在他所拆毁的地方并没有完成什么称得起建设的工作；没有一项护国政府的法令在复辟时期不是被彻底扫除，从此再无恢复希望。”

加第纳曾被恰当地说成是一个涤除了所有刻薄与窄狭性的清教徒。有人认为，他与伊尔文派②的关系曾使他比较能够理解各种教派在信仰上的那种高超境界，但从他的书中谁也说不出他究竟属于那个教会或党派。在许多作家矢志于复燃或煽起宿仇旧恨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位法官而且还是一位和事佬。他的最高功绩即在他能以同等的深刻见解为近代人说明了王党与议会派的各自立场，但他的著作也还有许多其它优点。他根据在西班牙与其他各国的调查研究所作出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实在是我们历史上各个时期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关于财政方面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境地。作为一位军事历史家来说，他的才干曾使他《内战史》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关于共和国与护国政府的著作表明，他对于海战竟也是同样熟悉。

除了一项短缺之外，加第纳具有着为他行业所必需的一切工具—— 缜密的心智、镇定的情绪、对性格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观念的理解本领。而这项短缺即是他短于文笔。如果他再兼具了这种魔力，他那高贵的著作是肯定会成为有名的经典之作的。他的笔下太缺少优美与特色，但是我们仍不时可以感觉到生活的脉搏在他那副谨慎的外表之下悸动着。可能斯特拉福的审讯与处决诸章是他最好的文笔，那些关于不可避免的覆灭的暗示之笔是极具感人力量的。他曾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对两个危急世代中的事件加以叙述；他所成就的业绩已是如此彻

① 蒙特罗斯侯爵（Montrose，JamesGraham，Marguisof），王党将军。1644 年 6 月潜入苏格兰纠集武力多次击败长老会军，一度占有苏格兰大部分土地。——校者

② 伊尔文派（Irvingites）以苏格兰神学家爱德华·欧文（EdwardIrving，1792—1834 年）命名的教派，否认“原罪”教义，宣扬耶稣即将再临人间，被指控为异端。他死后才成为教派。——译者

底，因而这一时期似已再无必要以同等宏大的规模来重做一番。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对文化、经济状况与社会生活等叙述得过简而对之多所责难。他毕竟履行了那个首先须要完成的责任，并打下了基础，从而使别人得以从那里继续其建造工作。他过着一个学者的平凡生活；安心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重视全世界其它历史学家们的成就，既不好名也不好利。由于一心忠诚于他给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所以当弗劳德死后牛津大学聘请他继任钦定讲座教授的职位时，他竟固辞不就。他为《全国名人传记词典》编写了他所熟悉时期的条目。在三十年长期中，他始终担任着卡姆登学会的会长职务，为学会编辑过十二卷著作。他还接替克赖顿担任《英国历史评论》编辑。当杰勒德神父著论提出炸药阴谋①乃系由罗伯特·塞西尔② 所组织，其目的在于毁坏天主教和巩固其自身的地位时，加第纳当即为其主要论点提供论证。在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中，他是最能把历史著作的责任感提到一个较高标准的人，而且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在我们民族各时期中最为令人满意的著作。对他史学见识的最好赞语便是，属于他自己领域内的唯一对手的弗思，在许多问题上也达到了与他大体相同的结论。

Ⅱ

加第纳曾以毕生之力从事于一个世纪的研究，但莱基③的研究则广泛地涉及过去各个时代。因为出生于南爱尔兰的家庭，他曾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过神学；但在二十一岁时他出版了一本论述当代宗教倾向的没有具名的著作，书中流露，教会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他最早而又最强烈的兴趣是他祖国的历史与文学。他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写道，“他研究过大演说家们的不少讲演并能背诵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心中装满着爱国党派的诗文，对于《谁怕谈 1798 年？》的作者，他怀着无限景仰。爱国主义简直成了他的独一无二的情感”。他的这种少年狂热在他的《爱尔兰舆情的领导者》里得到了尽情的渲泄。不成熟的印记暴露在它的全部篇章；尾声部分吐放着火热般的民族主义，但书中不少文章并非没有气势。作者没有公开他的姓名，结果只售出了三十本。

这本书的失败使他的精力转到了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方面。他的那种博览群书、游踪甚广以及他对巴克尔的景仰等特点，使他走上了一条特殊的研究路子，其中一项成果即是他的《理性主义史》①。这部著作既是一位思想家的书，也是一位学者之作。虽然书的作者彼时不过二十七岁。乔治·埃利奥特②曾以相当的篇幅评论过书的种种缺点，但它仍然是每个研究人类心理演变者的一部必读著作。四年后他的《奥古斯都至查理曼时代的欧洲道德史》出版，标志着作者更大的进步。书中所表现

① 炸药阴谋是一个图谋炸毁议会的计划。1605 年，因被告发而事败。——谭注

② 塞西尔，即索尔兹伯里伯爵（1563—1612 年）曾任詹姆士一世的首席大臣。——谭注

③ 参阅其妻所作《对莱基的回忆》，1909 年；与奥克缪特《莱基传》，1945 年。——原注

① 此书的全名是《欧洲理性主义精神之兴趣与影响史》

（HistoryoftheRiseandInfluenceoftheSpiritofRationalisminEurope），1865 年。——谭注

② 她的这篇文章曾重刊于其《论文集》。——原注

的学识更加广博，编排更加精巧，也更富于文采与气势，因而毫不奇怪，它也始终是它的作者的最称得意之作。坦尼森对此书的评价是，“一个青年人而能写出此书固堪称奇，任何人能写出它来也堪称巨著。”但当这位诗人接着说这证明书的作者具有着真正的天才时，他却不免言过其实了。莱基的心智是批判性的，但非创造性的。理性主义的稳定而又无可抗拒的前进的图景曾经引起过广泛的惊恐。在这后一著作，概述伦理理论的一篇导论中，作者表明他不赞成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近代世界中知识的进步在道德领域内是不会产生什么损害的。他关于理性主义与道德的研究论著曾经传遍世界，而这些书的成功也是应得的，因为它们乃是凭借深入行动的幕后以扩大历史的概念的最早的著名尝试。下述这封有趣的信足以说明其作者的意图。“这两部书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意在按照历史方法以检查若干神学主张的价值。第一部是关于把这些主张强加于世的历史。第二部是关于其衰退过程的历史。它们是属于一个很小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维科，中经康多塞、赫德尔、黑格尔、孔德等加以继承，而以巴克尔为其最后的伟大代表。这些作家的特征是：他们不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传记、事件或图景，而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有机整体”。

三十岁时，莱基已由其在思想发展方面的论著而赢得全欧声望，但他的后半生时间则以之治近代政治史。弗劳德已经占据了 16 世纪，加第

纳正在专攻 17 世纪，惟有 18 世纪尚属空缺。斯坦诺普关于 18 世纪大部头历史著作①，虽不失为认真而有益之作，但却缺乏广度与色彩。莱基的雄心则在写出一部包括这个时期中的生活、政策、制度、倾向等在内的综合研究。他大量压缩传记、军事与党派利益的篇幅以腾出地方来论述国教派与非国教派、农业、制造业、商业、出版业、社会状况以及宗主国对其附属国的关系等等多方面的问题。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分八卷于 1878 至 1900 年间问世后，立即取得经典著作的地位。在后来的版本里，他把关于爱尔兰的诸章从英国的诸章分开，因而这部书尽可看作由两个独立的部分所组成。英国部分诸卷还不能说是一部论述 18 世纪的

全部历史。它的叙述虽延止于 1793 年大战的爆发①，但关于乔治三世登位前的时期，则仅仅是个概要。关于辉格党自革命时期以来发展情况的论述不无相当兴味，但作为一部宏大规模的历史来看，这部著作则只涉及到乔治三世最初三十三年的时期。莱基也具有一些加第纳的那种对争执的双方都能正确理解的优点。他对于美国战争的叙述即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典范。正是关于这一部分，阿克顿在写给作者的信中说道，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教训要比好久以来一般书中所提到的完备得多。如果书中有什么主角的话，那么这个主角既不是查塔姆，也不是庇得，而是柏克。阿克顿又说，查塔姆是不少伟人当中江湖气特别浓厚的一位，他本人和他的儿子都沾染了一种不轻的浮夸习气。而另一方面，柏克与福克斯则为了他们的原则而作出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牺牲。书中最成功的部分首推

① 斯坦诺普，P.H.英国伯爵，历史家，著有《英国史》两部，第一部为 1701—1713 年史，共二卷（1872 年），第二部为 1713—1783 年史，共七卷（1858 年）。——谭注

① 指 1793 年 2 月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宣战，英、西等国长期的反法战争开始。——谭注

那几乎可称之为离题漫谈式的两大章：第一章系关于卫斯理②的功绩与宗教思想的情况的论述；第二章为对法国革命起因的分析。

但在全部著作中最具创见而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则是有关爱尔兰的部分。在开始编写 18 世纪历史之前，他曾对他的《公意的领导者》一书进行过改写，删去了其中浮夸词语，但保留了它的民族主义观点。在着手撰作这部大作时，他之所以下定决心要对爱尔兰历史上的这个重大时期进行一番详尽缕述，主要是由于弗劳德著作的出版所引起的。莱基的妻子写道，“他对弗劳德所鼓吹的那一整套不容忍精神及其资料引用方法，可谓反感已极”。经他在都柏林城堡档案库内进行长期探索之后，他揭示了格拉坦议会、1798 年叛乱与“联合①”等的历史真相。这项研究工作他做得十分彻底，以致以后已无需重做。这些著作在价值上可与加第纳关于 17 世纪斗争的叙述比美，代表着他学术上的最高成就。

关于爱尔兰的诸卷，正像他的英国诸卷那样，也仅仅略述了 18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不过在这里可以原谅的地方要稍多些。史实的复杂性随着义勇军的出现与 1782 年独立立法机关的建立②而日益加大起来。这个议会虽是由新教徒选出的新教立法院，但它却似乎受到某种正常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对天主教多数派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它对英国方面的忠诚也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它的主要代言人格拉坦也许是当时的最高尚的政治人物，因而各卷中对格拉坦的人品、政策与天才始终赞不绝口。1793 年所采取的巨大的前进步骤便是把选举权给与天主教徒；斐兹威廉爵士的派遣似乎也是为了预示更多的让步。在关于他的政策及其召回的争执上，莱基毫不踌躇地站在了总督一方；在此后那些恐怖的岁月里，他也毫无保留地谴责了盲目的镇压行为。他争辩说，正是由于政府的严酷与卤莽政策才把群众驱赶到反叛阵营，而合理的让步本可能使他们保持忠诚的。他认为，1798 年的叛乱已使“联合”成为无可避免，但对完成联合所使用的方法①，则几乎与格拉坦同样不胜愤慨。他的耐心研究使他终于揭露了这个肮脏事件的全部线索。他不否认克莱尔的能力与卡斯尔雷的手腕，但宣称，爱尔兰的不受收买的整个知识界则是反对过这项措施的。他的书中多处说明，“联合法②”之与普通法的关系正如戒严法之与民法的关系。

正当莱基忙于格拉坦国会的研究，“自治法案”的争执在国内爆发。他那半被遗忘的著作《爱尔兰领导者》又被搜索出来当武器用，但他却

② 卫斯理（Wesley，Johnl703—1791 年），传教士，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此派对英国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并在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谭注

① 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于 1791 年组成“爱尔兰人联合会”。1797 年 6 月该会在洛尔发动起义，次年 6 月被镇压。1801 年英议会通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法案”。——谭注

② 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后，爱尔兰各地新教徒纷纷组成义勇军。他们愿以武力抵抗法国的入侵，但要求英政府废除损害爱尔兰工商业利益的法令及允许爱尔兰议会独立。1782 年，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压力下被迫承认爱尔兰享有独立的立法权。——谭注

① 英国为了通过“联合法案”，用一百万镑以上的巨资和封赐爵位的办法来收买爱尔兰议会议员。——谭注

② “联合法”，1801 年 1 月通过。规定爱尔兰与英国合并，爱议会并入英议会，取消了爱尔兰的自治权力，天主教徒仍然没有参政权。——谭注

毫不踌躇地站在格拉德斯通的反对派方面。他传记中发表过的信件清除了关于他前后不一致的指责。他曾欢迎过 1870 年的土地法③；他对像他友人加万·达菲与奥尼尔·道特那样的“自治派”也怀着极大的尊敬，但他对巴涅尔④及其一伙则非常厌恶。他对他爱尔兰同胞的能力的强烈不信任态度充分表现在 1880 年的一封怪信里。“我想你不久即将看到，各方面会产生这样一种强烈舆论即爱尔兰即使对它目前所享有的这点代议制度也是不适应的；那按印度方式组成的政府也许会成为一种必要制度”。他也不喜欢他自己政党所通过的 1898 年《地方政府改革法①》，曾说他“但愿它不造成巨大灾难就好”。自治法案的冲突使他搞起了政治，并且进入议会。他对未来抱着悲观的看法；在 1893 年最后的一天，他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道，“这个世界在我看来似乎已经变得非常衰老而又惨淡”。正是在这种悲观主义的影响下，他撰写了《民主与自由》，这是对政治与工业世界里新近趋势的一篇激烈攻击。这部书纯粹是一部充满党派怒火的作品，其中关于爱尔兰的部分牢骚尤大，但是他对爱尔兰历史的说法则迄无改变。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主要用在进一步扩充那部曾于 1861 年出版并于 1871 年修订过的著作。书中的格拉坦仍被称为一位在忠实于英国的精神下为其国家的进步而作出崇高努力的政治家。这部书详尽地讨论了斐兹威廉的召回；这是根据罗斯伯里爵士与阿什伯恩爵士在他们的近作庇得传记里所提出的新解而写成的。他承认这个总督在作法上不无失误，但却强调庇得在罢免一位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所信赖与爱戴的长官这事上则犯了一桩无可补救的错误。第二卷专门论述奥康内尔。在委婉地承认自己缺点的同时，他却深信他的诚恳用心与爱国忠悃。实际上莱基对那种尊重财产权利，反对暴动，效忠于英王的民族主义并无异议。试想一位以为格拉坦议会作声辩而大大著称的学者，现在于其生命将终之际，复这位爱尔兰的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撰就一部成熟的甚至多情的传记，这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吧。

Ⅲ

虽然西莱① 对历史范围的看法比起其同时代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更来得狭窄些，这却并非是因为他自己的兴趣不广。自从他开始出版李维《罗马史》第一卷的有批评的版以后，他曾以《请观此人》（EcceHomo）②作者的身份而声名大噪，另外晚年期间他还写过一部优美的歌德事略。他最早的历史著作是他的《演讲与论文集》，出版于 1870 年，亦即在他接

③ 该法令规定佃农在他所租佃的土地上享有可以变卖的产权，对被无理驱逐的佃户给予补偿，对购置土地的佃农给予贷款，远未满足佃农的基本要求。——谭注

④ 巴涅尔（ParnellCharlesStewart1846—1891 年），自 1877 年以来为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谭注

① 此法案的主要精神是将爱尔兰郡议会的权力交与由各郡地主组成的委员会之手。——谭注

① 参阅普罗特洛的回忆录（载于他的《英国政策的成长》卷首，1895 年）；坦纳《英国历史评论》，1895 年 7 月号；费希尔的文章见《双周评论》，1896 年 8 月号；阿道尔夫·勒因：《西莱，关于这个历史家的研究》，1912 年。——原注

② 此书的副标题为《综述耶稣的生平与业绩》（ASurveyoftheLifeandWorkofJesusChrist）是一部耶稣传。—

—谭注

替金斯利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后一年。他的就职演讲曾专门论述了政治学的讲授问题。为什么须要研究历史呢？那答案是，因为历史是政治家的学校。“我们的大学乃是，而且必须是，一所政治家的巨大培养所。没有至少起码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对政治感到合乎理性的兴趣，而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个人也就不会对政治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这条明显的真理之所以很少为人认识，乃是因为一般人往往误以为历史只讲辽远的过去。他提请青年们注意近代史的研究，因为“下一代的立法者与政治家势将出自他们中间。”也正是在近代史方面产生出他的三部主要历史著作。

他的最早也是最大的著作是他的《斯泰因的生活与时代，或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与普鲁士》一书。他的计划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拿破仑的历史，从而说明拿破仑与其敌人之间所争执的原则。普鲁士在耶拿灾难后所完成的建设性改革这一伟大事业，当时尚少为人所知，而斯泰因在英国还仅仅是个空名。书中新的发现不多，因为西莱没有查阅过手稿，但已刊印的资料他都见到了。他的论旨是，德意志的这场改革所引起的深远的影响殊不下于法国，但却不曾带来恐怖。这个变普鲁士为一个近代国家的问题，大体上系经斯泰因所解决；故西莱依照豪塞①的先例，也将他比之为杜阁。虽然英雄崇拜的事不适合于他的严肃性情，而传记式的细节也对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却毫不讳言地对这位大政治家的勇敢与明智不胜景仰，因为斯泰因的名字已无异其民族独立与内政改革的象征。

西莱对拿破仑与世界帝国的思想毕生怀着憎恶心理。他把善与恶的原则——民族性之于世界霸权——的斗争体现于斯泰因与拿破仑的身上。他指责腓特烈·威廉三世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年，以及在此后的 1809

与 1812 年都该打而不打。如果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那年曾参加了俄奥两

国作战，结局可能另是一种情形，但在 1806 年他便陷于孤立了。如果他

在 1809 年与奥联合作战，他本来可能扭转局面。如果他对 1812 年惨败后的拿破仑进行侧面夹击，完全可以免掉莱比锡与滑铁卢的几场血战。西莱从未怀疑过这个平庸国王的爱国心，但这事的后果却主要应由别人承担。斯泰因之外他特别推崇费希特，他对费希特的那部激发壮志的《告德意志人民书》非常欣赏。西莱的著作在那些曾经引起农奴制的取消与城市自治的建立这一系列划时代的变革方面向英国读者提供了最好的总结。在造成普鲁士复兴的诸种因素当中，沙恩荷尔斯特与格奈塞瑙的陆军改革，柏林大学的创立，尼布尔的高贵性格以及洪堡弟兄的教育工作等等，都起到过相当作用。《斯泰因的生活》并未成为一部非常流行的书，但是它的价值是每一个肯去阅读的人都会看到的。对英国说，这部书主要在于它写出了一位大政治家生平及其英雄时代。这位历史家曾经满有理由地表示过，他的书的篇幅之所以这样浩繁，并非由于文笔的芜漫，而是由于内容丰富，对德国说，书也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是关于这个政治家的第一部合用的传记；过去佩茨所编的斯泰因巨型传在对他的

① 德国史学家豪塞（Hausser，Ludwig1816—1867）在所著《1786—1815 年德国史》中对斯泰因有较详细的论述。——谭注

描写上每失之晦涩。所以直至下一世代马克斯·勒曼的专书①问世以前，西莱这书始终享有相当地位。如果说这书也有缺点的话，那便是关于拿破仑的描写。他在为《英国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拿破仑传略》中，以及又一次暴露了他不能认识这个人的伟大。这在据此而重新出版的增编中都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人物有何伟大完全不能认识；他的品格与政策只能招他嫌恶。

如果说《斯泰因》未曾获得它应得的成功，西莱的第二部著作则带来很大的补偿。《英国的扩张》不仅史学史上而且在政治史上也都占有一席地位，因为书的出版恰值英国对殖民地与帝国等兴趣渐浓的时候。据他讲，我们在一阵尚非充分自觉的情况下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思想上仍然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欧洲北岸之外的一个岛国。这种岛国特点对我们的历史家大有影响，他们过于重视了 18 世纪的议会纠纷，而未能看到我们的历史已更多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而本土则较少。他有两个讲座内容都谈英国对加拿大与印度的征服问题，清楚地分析了英帝国的形成与对法冲突之间的关系。“自路易十四时起至拿破仑时代为止，这一时期中英国的主要斗争乃是为了占取新世界”。西莱惯以对主要因素投射强烈光照的手法来增加其叙事效果，善于从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孤立的事件中间揭示其内在联系，进而使读者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而达到相同的结论。他爱好全景式的观察、综合性的概括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的一个门生写道，“他讲述一个世纪比讲述十年时期更为擅长。他心智的整个趋向是重大事件启发性的论述而不是显微镜下的细节考查。他的方法是天文学式的。他惯于以望远镜横扫整个天空”。这部书的主题非如他所认为的那样独出心裁，但他却是第一个说明这个主题的人。

虽然《英国的扩张》成了英帝国主义者们的《圣经》，此书的精神却决非对帝国本身或帝国所由建成的方法的过度狂热。虽然他也强调了这个趋势的重要性，但究竟这事值得高兴还是只能引起遗憾，他却留下未说。“巨大不等于伟大。如果我们在规模上的不过保持第二位而在道德与智慧上却能够跃居首位，那就让我们宁可牺牲单纯物质上的规模数量吧。”他对白人的殖民地与对印度是显然有所区别的；认为对印度的占有增加了我们的负担而不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他并不认为帝国版图的庞大足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或者它的异乎寻常的统治天才。此书所引起的是思考而不是得意，它所强调的也是我们继承下来的负担的沉重而不是它的光荣。正像马汉的《历史上的制海权》与奥利弗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书那样，西莱的书并不仅是科学探讨，而更主要是政治理论。

西莱一生的最后十年主要用于研究英国的外交政策。正如对他教益最大的兰克那样，他也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国与国之间的生活与关系。他自己的著作一向主要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他也特别喜欢演述威廉与马尔巴罗时代的英国外交。他为此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擅长于摄取其中精华。他最初计划即从 1688 年开始叙起，但后来感到非常需要某些导入的部分，遂把书的起点一步步向上倒推。最后，他从伊丽莎

① 勒曼所著为《斯泰因男爵传》（FreiherrvonStein）共三卷 1902—1905 年。——谭注

白登位讲起；但由于死亡提前到来，仅仅叙述了威廉三世时代。这些残稿构成两卷小书，于其死后出版。他的《英国政策的成长》追述了一个强国的形成以及大陆上宗教与王朝的斗争对这个岛国的国策所起的影响。他写道，“英国人的眼睛总是过多地盯在议会上面；英国的历史一向颇有简化为单纯议会史的倾向，因而几乎所有的英国史学大家在论述外交关系上都往往不能达到他们自己的应有水平。”他的志愿是要在英国产生一种相当于德国特洛伊曾的作品，但他自称他的书仅是一部论文而非一部历史。在台前受人注意的为伊丽莎白、克伦威尔与威廉三世等人，这些人曾使英国能在后来 18 世纪一开始就屹立于欧洲列强之林。这部书丝毫没有炫耀博学的痕迹。书中绝少引证，一切详情细节统统退居背后。但这部书在流畅与透辟上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是其它书籍所远远不及的。他那驾驭事实的本领是出众的，尤其成功的地方是他能使读者充分感到欧洲在外交上的统一性。这部书的开篇部分系关于哈布斯堡族成长历史的研究，其中一些章节中英国几乎很少提及，但不需多久各条线索复又交织合拢起来。他认为，一国命运之有赖其世界地位的程度往往甚于其制度本身。弗思婉惜地说，书中一些思想虽颇大胆新颖，但事实有时却有牵强之处。概括乃是一个危险的方法；西莱有时把事件结果过多地追溯到外交因素上去了。

西莱著述的数量虽然稀少，但却质量颇高。他的作品在问世之前往往经过反复推敲；他最痛恨懒惰的思考、草率的句法与粗糙的研究。他非常藐视那些卖弄词藻的作家，他曾因为指斥卡莱尔与麦考莱为走江湖的而触怒了少壮派乔治·屈维廉。史实正像一位律师办案那样，总是务使其种种理由最后汇集于一点。他的结论往往被强有力地铁锤般敲打入人们心中，使人无从误解或遗忘。虽然他故意把过去生活中的广阔地带排除于历史家的视野之外，但没有曾经这样热心地宣传过历史在指导与影响现实上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历史既具有意义也富于教训，而历史家的主要职务则在于去发现这些意义与教训。正是这种与当前问题的直接联系才使《英国的扩张》赢得其非凡的成功。在历史荣誉考试制建立后，他曾提出将政治学列为其中主要科目。他的朋友普罗思罗在他死后写道，“在他看来，历史细节除了作为概括的依据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在论述历史时，他一向抱着一个确定的目的——解决某个问题，确定某项原则，以便引起研究家的注意，或对政治家有所裨益。不带有概括的论述对他是没有什么兴味的”。他自己也说，政治如果没有历史来开拓其境界便难免流于庸俗，而历史如果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流于单纯的词章文学。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实际教益并筹建一门政治科学。他还在自己家中特设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讨论班。这的确是一种殊可敬佩的志行。但是这种旨在教诲的历史，尽管其立意非常符合科学和非常富于启发性，却也有其严重弊害。再有，他在强调研究近世历史的卓越作用时，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今天不仅是昨天的结果，而且是过去无数世代的产物。

Ⅳ

克莱顿①正象西莱那样，最感兴趣的是国际关系、外交技术与会议室内的秘密。两人都惯以兰克式的冷静与超脱态度来从事其工作，两人也都重视行动胜过于思想。他的试笔习作阶段是在牛津度过的，在那里他讲演过中世纪史与近代史，并编写过关于罗马、西蒙·得·蒙福特与伊丽莎白时代的通俗读物。这些初级作品的成功使他在接受诺森伯兰郡恩布勒得学院牧师职后，开始从事其较重大的著作。他热爱意大利，曾编写过关于伊尼阿·锡尔维以及其它意大利题材的论著。1877 年他对一位友人说，他正在忙于一件他准备作为其毕生事业的工作，即编写一部从教会大分裂起迄特棱特宗教会议时止的教廷史。“我的书将不是论战性或宗教性的。其目的为论述当时较重大的政治问题，内容包括意大利的历史及其艺术文学，并进而对全欧的历史加以综述。它将填补密尔曼的书与兰克的《教皇史》之间的一段空隙；前一项著作在接近结束处是太杂乱无章了。我的目的乃是要将前者的描绘技巧与后者的博大政治观点融合为一”。他以高度的积极态度研究了教廷史。他写道，“一般新教对宗教改革的事实真相往往歪曲过度，以现在罗马天主教用以令人改宗的一个最好方法便是向那些肯于聆听的人们证明他们对于历史上某些事实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没有整套理论，没有什么历史哲学，也没有想要证明或驳倒什么的愿望。他的志愿不过是聚集资料，以便绘出宗教改革之前与宗教改革时代的整个图景。从来的宗教史是很少以这样一种精神来研究的；这部著作确实现了其作的“有光无热”的理想。

《教廷史》①开首两卷于 1882 年出版，内容叙述至 15 世纪中期。书中表现的广博学识与公平态度得到承认，并为他赢得了剑桥大学宗教史教授的职位。他的邻人与意大利史的同好霍奇金在回顾他与克莱顿在其编写这著作过程中的交往时证明说，克莱顿曾举出过历史书籍编写所应遵守的原则。克莱顿曾说，“我一向喜欢紧密依据我的资料；而他的著作也表明了他曾怎样严格履行了他的职责。书中有关资料的讨论属于该书极有价值的部分。的确，这部著作甚至可说因为在材料处理上的过趋谨严而受到影响。这个时期的种种阴谋，教皇与伪教皇斗争的过程等等，在书中都得到了详尽的叙述。如果不是因为其中的胡斯运动与宗教会议在改革教会上的一番壮举等等的描写，这部书很有可能是沉闷乏味的，甚至会象书的作者半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是十分沉闷乏味的。至于这许多教皇，其中除尼古拉五世与庇护二世外，几乎都非常缺乏个性。但这事并不怨他。他说过，“当事情本身就乏趣时，你也只有跟着乏趣。” 但是这部著作却在国内外的学者中间赢得了颇大声誉。尤其使他满意的是，他的这种公平美德竟也获得了罗马方面的承认。阿克顿这位在他看来唯一能够评断其书的人，也称誉他的这种公允态度，但却认为他对宗教会议运动的评价未免偏高，另外指出他对思想的发展注意不足。其实克莱顿倒更希望从自己一方多听到些不同意见，因为他的原意便在于“廓清新教徒们在对待其所谓福音主义精神的成长上的精神误解。”

① 参阅其妻所编著的《曼德尔·克莱顿的生平与通讯》第 2 卷，1904 年；理查·加尼特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1901 年 4 月号；戈斯《画像与札记》，1912 年。——原注

① 全名《教廷史：从教会大分裂到洗劫罗马》（HistoryofthePapacyfromtheGreatSchismtotheSackofRome），共五卷，1882—94 年。——谭注

他的最值得一提的成绩是在第三、四卷中关于文艺复兴早期诸教皇的论述。他爱好写绚烂色彩与杰出人物，这使他给这个意大利教皇时代罩上了一层特殊迷人的色彩。书中关于学术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毫无保留的赞美，但在有关那些曾使教廷成为巨大的世俗权力的教皇们的论述方面则遭受了严峻的批评。要知道，想让他去满口仁义道德，痛心疾首般地向着那些头戴冕旒的罪人去历数其罪状，这他是干不来的。他写道， “我现在正忙着写波尔查家族，这滋味，活像天天呆在一个地方警察局中办事那样很不好过。但我的任务并不在表明教皇们在罗马怎样过活，而在要表明他们怎样影响了欧洲”。他不想多写洛德里戈·波尔查①在道德上的重大劣迹，而尽量给他凑上几条一般优点。他在出书之前还写道， “亚历山大身上的种种弥天大罪乃是出于一般人想为16 世纪时意大利的衰败寻找一只替罪羊的心理。他是有不少罪孽的，但还罪不至此。”他之所以蒙受特殊恶名，主要倒是因为他还没有再犯伪善这条。克莱顿指出道，“许多好人并不一定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好，而坏人也未必便像一些好人所认为的那样邪恶，”对人的要求从来不应过苛。

但这新出的两卷则使得阿克顿颇形愤怒。“他往往不是力图去证明一个案情或去探求什么结论，而只是冷眼旁观地驰骋于种种是非激战之场，既不判断，也不决定，徒然戴着一双白手套①而已。”在这位严肃的天主教道德家看来，教廷的堕落乃是一出可耻的悲剧。“历史科学的任务，正在坚持以道德作为衡量人和事的唯一公正准则，同时也是一切真诚人士所能同意的唯一准则”。他的第二个批评意见稍有普遍意义。阿克顿认为这种以生活与行动来代替思想与法律的作法“减轻了他自己的负担”。这不过是一句委婉责备，暗示他的论述是表面的因而是肤浅的。克莱顿重场面而不重问题，重叙述而不重思考。这个重要批评意见引起了他们之间的一次有意义的信件往来，其间阿克顿更着重申述了他的看法。“我不能接受你所提出的那个准则，即我们对教皇与国王的批判须不同于其它人们亦即先从一个偏袒的假设出发，认为他们不可能有错。如果真要有任何假设的话，那倒恰恰相反，那是不利于掌权者的，而且其权力愈高，这种不利也就愈大。”克莱顿对此的答复是他不赞成把历史变成伦理科学的一个部门。那些视异端为罪恶的人可以指责为思想上的错误，但未必便是道德上的罪行。“历史给我所提供的英雄不多，所记载的善行亦少；但历史上的这些扮演者也正像我这样的人一样，都不过是权力之欲的受惑者。余也何人，敢妄訾前哲？其实，他们也不过罪在不知而已。”

阿克顿所指责的这些特点，在他著作的最后一卷。（亦即从利奥十世登位至罗马城遭劫掠①为止）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突出。><由于他的宁静性格很适于处理纷争繁杂的时期，但他的思想却太偏于入世类型，因而往往未能很好把握宗教改革时的问题。如果引用理查·加尼特的妙语来说便是，“他对 15 世纪学术的爱好往往胜于 16 世纪神学。对他来说，

① 洛德里戈·波尔查（RodrigoBorgia，1431—1503 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 1492 年登位。——译者

① 按英国惯例，当巡回法院没有犯人时，执行吏即以一双白手套捧送法官，以示无讼。这来源于英国古代审判时不准戴手套这一习惯，故以手套交给法官即表示他无需开庭。——译者

① 利奥十世，1513—1521 年在位；1527—1529 年，皇帝查理五世军队掠夺罗马。——谭注

意大利人胜于德意志人，政治家胜于战士，学者胜于先知”。这书开首的两章，德意志人文主义者与刘希林②争论，也都是以他对文化的那种宿有的热忱著成的。正如人们天生便有柏拉图派与亚理斯多德派之别，因而他们也就天生有的爱好路德有的爱好伊拉斯姆。克莱顿是站在伊拉斯姆一边的。这部书中虽也不乏某些精采段落，但对他的声誉却未见有多大提高。对于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他没有认真作出什么说明。无论关于对罗马教廷的不满，对教会世俗化的愤怒还是关于道德家、布道者与讽刺家所提出的抗议，他却谈得很少。一场巨大变革在 15 世纪时即将发生本已是一件明显事实，但这次改革的来临在他的书中却仿佛突如其来。他开始这段叙述所用的字眼也是怪的；“路德所发动的宗教叛乱象晴天霹雳一样突然降临”。他摈弃了新教徒的那种认为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传统观念，而认为宗教改革以分裂教会统一的作法出之，殊为基督教国之莫大不幸。不过他也宣称，路德所提出的诸种要求亦均在教会可予应允之列。“对于迫使路德走上反叛一事，教廷实应负其责任。”书中的这位改革家确实显得异常平淡无奇。在天主教徒看来，他不

过是个大胆的坏人，在新教徒看来，是个大胆的好人，而在克莱顿看来，是一个不觉走上而非被迫走上叛乱的人。路德是克莱顿书中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大人物，而他也未能充分认识路德的伟大。他也部分地觉察到自己这个问题。他在写给查理·利的信中说，“我所写的路德部分我自己也不满意。科尔德是赞赏它的，但认为对路德必须从宗教方面来进行理解，而我自己却主要是以政治方面来论述他的”。这个德国学者的批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克莱顿称，他尽量采取当代政治家的目光来观察问题；他关于沃尔西的专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是他最感熟悉的世俗世界。他对群众的生活与思想以及宗教改革家的火热信仰都是缺乏洞察力的。不过《教廷史》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仍不失为一部名著。虽然书中并无新的发现——因为克莱顿未曾探索过档案这个朦胧世界——但对已刊出的资料则能做到巧为利用。他的公正是显著的，文笔也清楚而饶有趣味。在论述那些他能深感同情的人物与运动时，无论在描写上在解释上他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书的缺点主要在于对宗教生活中的重大经验相对说来往往漠不关心。1891 年他的第五卷大部分行将告成之际，他受到了主教职的任命，而这项任命对他的历史著述确实是个致命损失，正象斯塔布斯的情形那样。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为《剑桥近代史》的首卷所撰写的简要导论，文中他把文艺复兴视作近代史的开端。

② 刘希林（Reuchlin，Johnn；1455—1522 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曾提倡过希腊文的近代读音法（即刘希林读音法）；关于犹太圣经问题他曾与科伦的多米尼克派发生过激烈争论（1510—1516 年间）。——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