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古代东方

古代东方的复活是 19 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纪录的历史的发轫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是走向基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据有纪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①。

Ⅰ

古埃及遗迹的发现，开始于 1798 年拿破仑的远征。对这个古国一知半解，来自它分散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方尖碑和木乃伊，以及游记中所引述的事情；但对于它的生活和艺术、宗教和科学的兴趣却早已丧失。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卷帙里，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更重要得多的是：一个法国军官在尼罗河口罗塞塔为造工事而挖坑时发现的一块损坏了的石板；这块石板现藏大英博物馆。这就是罗塞塔石碑，铭文内有公元前 197 年的一项关于赐给显赫者托勒密①以荣典的祭司令，用希腊文、埃及圣书体［正体字］和民书体［俗体字］②写成，提供了一把理解古埃及历史和文明的钥匙。但是谁能用它来开锁呢？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和瑞典人阿刻布拉德首先进行这项研究；他们猜出了俗体字中的几个字母，并认明在两种碑文中有似乎相当于专名的几组单字。他们认为，铭文不会完全是象形文字，因为一个外来的专名不能以一个形象来指示；但他们拈出了专名而不能确定它们的组成部分。另一次较成功的尝试是由托马斯·杨，即光线波动说的创始人所作出的；他认出了那些相当于 n、f、p、t、i 的音符。用马斯伯乐的话说，杨看到了乐园的景色，但从未走进那里。

这个谜是被商博良③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在学术史上谁也不象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象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

① 参阅达姆斯特泰尔：《法国的东方研究》，见他的《关于东方论文》，1883 年；霍格思：《资料与考古学》，1899 年；希尔普勒希特：《圣经地区的探索》1903 年；《剑桥古代史》，卷Ⅰ，第 3、4 章，1923 年；凯尼恩：《圣经与考古学》，1940 年；法因根：《来自东方的光明》，1946 年；西兰：《众神、坟墓与学者》，1949 年；丹尼尔：《考古学的百年》，1950 年。沃利斯·巴奇《尼罗河与底格里斯河畔》，1920 年；舍斯：《回忆录》，1923 年以及皮特里：《考古学的七十年》，1931 年，都是有用的。——原注

① 显赫者托勒密（PtolemyEpiphanes，约公元前 210—181 年）——埃及王托勒密五世（在位期约公元前

203—181 年），——他免除僧侣团体的捐税，因而祭司为之立碑颂扬。——译者

② 埃及圣书字（Hieroglyphics）——通译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有三种字体：圣书体（正体）、祭司体（草体）、民用字（俗体）。圣书体多半用在碑铭上，祭司体多半写在草纸上。圣书体起源最早，民用字最为晚出。三体之名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译者

③ 参阅哈特尔本的《大传记》，共 2 卷，1906 年。——原注

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①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②、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③；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④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⑤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⑥。杨贬低他的劲敌的成绩，但商博良却能毫无困难地指出，他的字母除了 5 个符号外都是错的。西尔韦斯特·德·萨西赞赏他的门生的成功，但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轻蔑的攻击却成了最高的颂赞；因为商博良 1822 年的《给达西埃的信》和 1824 年的《圣书字体系纲要》所宣布的发现，似乎是出乎人力之外的。他被聘为格勒诺布尔大学教授，但 1826 年他回到巴黎，担任埃及博物馆保管人。当时，他已研究过宝贵的都灵纸草卷；这纸草卷列举了埃及国王的名字，直到拉美西斯二世 1828 年，在法国和托斯卡纳政府支持下，他和洛塞利尼同到

埃及游览。这次游览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但 1829 年当他回到巴黎时，

已经为他设立埃及考古学讲座。他只发表了他的就职讲演，于 1831 年死去，年四十一岁。商博良在使古代东方重现于近代世界方面，作出了最伟大而又最早的成绩。他的《埃及古迹》即他旅行的成果，在他死后出版；接着又出版了他的《埃及文文法》和《埃及圣书字字典》。他的最高功绩是译解了圣书字。他没有完全掌握埃及俗体字；这一个难关最后是由布鲁格希攻破的；掌握这种知识并不是迫不及待，因为埃及最重要的铭文都是用圣书字写的。

① 科普特，原意为阿拉伯人对埃及原有居民的称谓，后来指信仰科普特派的基督教徒。科普特文采用希腊字母，但吸收了六、七个埃及民用体字为希腊文之“埃及”变体，一般用于宗教仪式。——谭注

② 柏勒奈西（公元前 28？—70 年），犹太女王。——谭注

③ 克娄奥巴特拉（公元前 63—30 年），古埃及女王，以其美艳博得恺撒与安东尼之欢心得拯救其国。克死后，埃及乃为罗马所灭。——谭注

④ 花边（cartouche）——（埃及）王及神的名字周围所加之轮形（常用于纪念碑上）。——译者

⑤ 埃西斯，古埃及主神之一，丰收女神。具有很大的神通，法老被认为是她的儿子。——谭注

⑥ 指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事业。——译者

莱普西乌斯①在埃及学上又跨进了一大步。从戈特弗里德·赫尔曼学习了正确的方法后，他进入戈丁根大学内奥特弗里德·缪勒的学术讨论班，决定研习语言学的考古方面，而不学文法方面。他觉得需要了解整个古代，所以去听黑伦、埃瓦尔德、博赫和博普的讲课。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攸古比铜牌》（EugubianTablets）；就是 15 世纪在谷俾奥① 地窖中所找出的七块铜牌。铜牌上的铭文原是一种意大利语的最古文献，所以它们使解释翁布里亚人语言有了可能，并阐明了他们的仪式和宗教。这些铭文已由奥特弗里德·缪勒在关于埃特鲁斯坎人的著作里分析过；正是由于这个可爱的老师，莱普西乌斯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那里。他使问题的讨论远远超出缪勒达到的水平；他证明了他对释解未知语言的本领。在巴黎一年，他完成了他的学生生活，在那里他听过勒特伦的讲课；后者对商博良的许多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他被本森邀请到意大利去，本森希望他研究埃及语言。在接受邀请之前，他决定考查一下商博良的著作是否建造在坚实的基础上。他考查的结果是使他满意的；他突然悟到在埃及学方面大有可为。他先学习科普特文，然后钻研埃及俗体字和圣书字。本森和洪堡象父亲般地关心他，并从柏林科学院为他领到了一笔补助金。罗塞利尼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送给他；他还被准许查阅商博良的手稿。在遍查巴黎的资料后，他去查都灵的珍藏，首先是关于埃及国王名表的纸草卷。本森相信，他已经找到商博良工作的继承者。当时本森正在计划编写《埃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书，因而切望获得这个年轻学者的协助。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两人之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1837 年莱普西乌斯发表了他的《给罗塞利亚的信》，证实了商博良的主要发现，并摈弃了批评他的人使用的方法。开放这个宝库的大门，成为让大批业余研究者涌入的信号。他的功绩在于坚持应用严格的批判原则，扫除幻想和空论。1842 年，他写出了《帝王书》（BookofKings）草稿；他在游历埃及后，对该书加以补充。他还研究神话学；把混乱的众神排成有秩序的等级。在第一次游览都灵时，他已认识到：在纪念品、木乃伊和纸草卷上的宗教文献大部分是属于一种被他指称为《亡人书》的著作。为了理解神话学，显然需要对它进行彻底的研究。1842 年，他出版了都灵纸草卷摹本；虽然这是一种后期而又有差错的摹本，但它继续保持它的地位，直到四十年后那维尔出版了它的最好的原文。当莱普西乌斯请求本森替他设法得到游历埃及的资助时，这个公使同意尽力为之。洪堡支持了这项申请；1840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登基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柏林大学还为他设立了埃及学讲座。于是一个私人旅行计划发展成为科学考察队的计划。

1842 年底，莱普西乌斯在埃及登陆时，已经学到欧洲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穆罕默德·阿里准许他自由发掘，而且表示普鲁士王需要什么，他就赠送什么。考察队送回本国的古物和石膏模型约有一万五千件，包括来自孟斐斯的三座古墓，来自底比斯和斐利①的圆柱以及方尖碑、雕

① 参阅艾伯斯；《理查·莱普西乌斯》，英译本，1887 年。——原注

① 谷俾奥（Gubbio）——古称攸古比，意大利中部古城，1444 年在该城发现的九块青铜板，刻有翁布里亚人祭祀丘比特等神之祈祷文及仪节，对研究古代意大利宗教具有重大意义。——译者

① 斐利，在第一瀑布附近，今阿斯旺水库区，有托勒密二世所建埃西斯庙，庙前有巨大塔门及圆柱，柱上

像、石板、纸草卷和其它无数古物。这个考察队继续工作了三年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故事，由它的领队记述在他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西奈半岛通讯》里。他长期逗留在孟斐斯，探究古王国，发掘了百余座坟墓，把十二王朝与十八王朝分开，确定了喜克索人入侵的日期，并研究了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斐利的铭文，使他能够确定托勒密朝诸王的顺序。他最早研究了尼罗河流域第一瀑布外的地区，他参观过麦洛伊①，并发现了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他在底比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赞赏埃及十八和十九王朝统治者的丰功伟业。在游历西奈半岛后，他满载宝物返国。他的收获超过了他的最高期望。于是，他被聘为柏林埃及博物馆馆长，实际上他是这个博物馆的创始人；普鲁士王还拨了经费出版他的研究成果。该书分十二巨册刊行，约有图版千幅。他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古迹集》是一座极其丰富的铭文、地图、略图和画片宝库，其中很多是彩色图。页边还注明地点和朝代，但未附释文。《帝王书》的编写，开始于他的埃及旅行之前，出版于 1852 年；因此它几乎是一部必备的姐妹篇。用艾伯斯的话说，《古迹集》必然永远是研究埃及学的最基本的著作。

如果我们没有坚固的编年学基础，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埃及史。莱普西乌斯的论著：《埃及人的编年学》于 1849 年出版；它不仅是根据对古文献的研究，而且企图恢复曼涅托的佚著②；曼涅托是托勒密王朝的历史家，他的片断摘要散见于后来的历史家著作里。虽然莱普西乌斯不想编成一部叙述性著作，但他坚实地勾画出埃及史的轮廓。他在晚年从事于不间断的研究和旅行。1866 年重游埃及时，他发现了卡诺帕斯碑，那是用圣书字、民用字和希腊字写的长篇铭文；它证明按相同的原则来释解罗塞达碑及其他铭文的方法是正确的。七十岁时，他出版了《努比亚文文法》；这项工作在他游历埃塞俄比亚后就已开始进行。在该书的导论里；他广泛地论述了非洲的民族和语言。1884 年，七十四岁，莱普西乌斯死去，他一生忙到最后一刻，名满世界学术界；他对埃及学所做的工作，除了它的创立人外，比任何人都多。他的审慎的方法和精确的学识使他的著作特别坚实。除了布鲁格施外，那些继续他的工作的德国大学者：埃贝斯和杜密坎、埃曼和维德曼，都是他的门生。马伯乐在他死时写道，“莱普西乌斯是我们英雄时代的最后残存者之一。他长期以来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我只希望，在我死时，人家认为我为我们的科学所做的工作能等于他所做的一半。”

在莱普西乌斯从他的第一次考察旅行返国后不久，马里埃特①被罗浮博物馆派到那个和他的名字永远联系着的国家去。几个星期后，他发现有一条立着一百四十一座狮身人面像的大道，通往孟斐斯附近的塞拉比尤姆（Serapeum）即奥西里神庙。神庙已经毁灭，但还有许多巨型地窖

有铭刻。——谭注

① 一译梅罗伊，为古代埃塞俄比亚首府。——译者

② 公元前 3 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祭司曼涅托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部。其书久佚，公元 1 至 4 世纪罗马作家约瑟夫·弗拉维优斯，优塞比乌斯书中有简短摘录。传世的片断中有三十个王朝法老名表，并附有依年代记载的日期，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谭注

① 参阅马伯乐的《传略》，见马里埃特：《杂文》，卷Ⅰ，1904 年，和查姆斯：《埃及》，1891 年。两人都是他的知交。——原注

留存，在那里埋着神牛石像。他还找出六十四座坟墓和无数铭文及艺术品，包括从十八王朝到托勒密王朝时期。于是他挖出基泽的狮身人面像神庙。1853 年，他回到巴黎，意图出版他所发现的全部记载。他虽然很快把它们分类成编，但他太缺少学者的修养，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只出版了一篇简述。1857 年，他被埃及王指派为古物管理委员，并在布拉克建立了博物馆。他在孟斐斯和萨卡拉找到了几百座坟墓，挖掘了阿拜多斯城①遗址，在登得拉和伊德富探索了托勒密朝的诸神庙；并清查出底比斯附近山中的默狄涅-哈布和特尔-埃尔-贝哈里的宫殿②。虽然他的技术粗糙，他却是第一个、又是最大的发掘家。他认为这个博物馆是他的最大成就。他知道在那里最能表现自己的特长，所以拒绝接受法兰西学院埃及学讲座的聘书。他的忠诚的朋友和同行布鲁格施说过，“马里埃特与其说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是一个诗人。他不擅长译解圣书字，他也很了解他的翻译不太可靠。他自己承认，他绝对没有这门科学的语言学方面的才能，因而深自慨叹”。

马里埃特是与商博良、勒普瑟并列的第三个埃及学大家。他的最高成就是揭示了古王国，关于这方面，他已被正确地称为哥伦布。在萨卡拉，他发现了第六王朝的陵墓；并找出了古王国最早的长篇宗教文献；而《亡人书》是属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他证明：古王国的艺术和文明决不是原始的，而是高度发展的；它本身就是许多发展时代的顶点。达姆斯特泰尔写道，“马里埃特所要进行的斗争，不仅是对未知的东西，而且是对自然界和人们。他胜利的三十年是同疟疾、愚蠢、冷酷和偏见的无休止的而又猛烈的冲突年代。他必须使用非凡的外交手腕，迫使这些持有的宝藏愚昧的人了解它们的价值。发现的垄断权使埃及的古迹避免了愚昧的那种彻底的破坏，而另一世纪的旅行者和古董投机商是会造成这种破坏的。”在他死时，埃及王赐给花岗石棺以殓其遗体。“他长眠在他的博物馆的入口处，即由他的天才所恢复的四千年历史的进门处，由从塞拉比尤姆神庙移来的四座狮身人面像保卫着。”

商博良死后出现了许多幻想的空谈；法国埃及学直到鲁热①才又开始沿着坚实的路线前进。鲁热被委派为卢浮博物馆埃及古物保管员，这说明他的学术性专著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并在 1860 年接任了埃及学讲座。在他长期游历埃及时，马里埃特作他的向导。虽然他的名字既不与轰动的发现又不与综合的论著相联系，但他对科学的埃及学的贡献，已被一些有资格下判断的人列入了最高等级。另一个更出色的语言学家是布鲁格施②，德国的第二个埃及学大家。1848 年，他的《埃及俗体字文法》的出版，使他一跃而跻于学者的前列；腓特烈·威廉四世按照洪堡的意见派他到埃及去译解俗体字铭文。当塞拉比尤姆神庙区被发现的时候，他正和马里埃特在一起，并和这个发掘者之王结成了终身友谊。可是，他

① 阿拜多斯，在上埃及尼罗河西岸。在这里发现了塞提一世所建奥西里神庙，拉美西斯二世所建之庙及走廊上的书板（TabletsofAbydas）。——谭注

② 默狄涅哈布的宫殿是反映埃及艺术暂时复兴的第二十王朝时代作品。特尔-埃尔-贝哈里有十一王朝，十八王朝的庙宇。——谭注

① 参阅马伯乐的杂记，见鲁热：《杂文》卷Ⅰ，1907 年，和瓦隆：《颂赞》卷Ⅰ，1882 年。——原注

② 参阅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和旅行》，1894 年，和纳维勒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

和莱普西乌斯的关系是紧张的，他们有时甚至公开敌对。洪堡是他们两人的朋友和赞助人；当他企图为这个年龄较轻的学者获得柏林博物馆长的职位时，莱普西乌斯宣称，这个位置应给他本人，否则他将辞去教授职位并离开首都。但他对布鲁格施的最大著作：《圣书字和俗体字字典》则表示赞赏；并声称，在埃及学上再也没有象这样的著作。艾伯斯是他们两人的朋友和门生；他宣称，布鲁格施在译解埃及语言和研究其演变方面，远远地领先。爱德华·迈尔宣称，就天才、广博和推测本领说，他可与商博良比肩。莱普西乌斯限于研究铭文，而布鲁格施则大胆地处理手稿。

布鲁格施主要是一个语言学家，但他却首先认真地企图根据同时代的纪录来编写埃及历史。他宣称，莱普西乌斯已经做到了一个人根据曼涅托所能做到的事情，但古文献却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这个托勒密朝的祭司是不可信的。该书附有大量的铭文和纸草卷的译文。关于古王国和中王国，叙述得不很详细，但第一卷以一半篇幅专述那个伟大的十八王朝的故事；通过他的手笔，这个王朝才得以被研究者充分了解。这部著作享有盛名，但由于它引录原文过多和任意作出假设，是不能完全使人满意的。第三个和马里埃特有联系的学者，是杜密欣①。当这个大发掘家［马里埃特］掘出阿拜多斯的塞提庙时，他并没有停下来详细考察它收藏的宝物。不久以后，杜密欣在他第一次游历埃及时在那里的墙上发现有一张埃及国王名表——塞提和他儿子拉美西斯二世对其列祖列宗献祭的名单。这张保存完好的名单就成了埃及编年学的主要基础。

马里埃特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是马伯乐，他的博物馆和埃及古物管理员的职位是由后者接任的。象商博良那样，马伯乐在学校时已经显示出爱好圣书字的倾向。1867 年，他碰到马里埃特，正时后者正在为展览会的事情留在巴黎。那个有名的埃及学者给了他两篇新发现而又困难的文献去研究，而这个自修的学者把它们翻译了出来。1869 年，23 岁，他被聘在新成立的高等学术研究院讲授埃及文；鲁热死后，马里埃特还为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内那个被人垂涎的讲座。1880 年，马伯乐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埃及；这一团体后来发展为法国东方考古学研究所；他留在那里，直到马里埃特去世。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开掘出一座萨卡拉金字塔①，它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宗教文献。他的最轰动一时的发现是：1881 年他找出了从十八到二十一王朝陵墓以及塞提、拉美西斯二世、三世和图特摩斯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堆积在底比斯附近王公山谷中的一个洞穴里。他曾监督博物馆移到开罗，并刊印了它的目录。他是在法国普及埃及学的第一人。过去，商博良和鲁热的著作太难懂，而马里埃特的报告则太简略，都不能赢得广大的读者。马伯乐则不然：他是探险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家，因而他关于东方人民的长篇和短篇的历史著作，最先明显地展示东方的图景。

马里埃特去世前，埃及学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由法、德两国人进行的；而现在轮到英国人来插手了。1883 年，英国设立埃及探测基金会，它标

① 参阅艾伯斯：《埃及研究》，1900 年。——原注

① 萨卡拉在孟菲斯附近，即马里埃特发现塞拉比尤姆与狮身人面像之地。马伯乐在此地第五、六王朝金字塔内部墓室发现了大量宗教经文以“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之名发表。——谭注

志有组织的研究的开端。在它的早期，主要活动者是弗林德斯·皮特里②；他第一次游历埃及是在 1880 年。他从三角洲开始，发掘塔尼斯，即《圣经》上的琐安③，并根据它的早期希腊文铭文证实瑙克拉提斯④；铭文显出那个以前未曾想到过的有三百年历史的希腊殖民地。不久以后，又发现了第二个希腊城市达夫尼。然后他转到发雍，住在哈华拉做研究工作。在发雍他进入金字塔并发现了一座陵墓以及许多宝物，包括从宝石到儿童玩的娃娃。在他看来，任何发现，那怕是极微小的，也是重要的。他确定了米立斯湖和“迷宫”的地点①；探索特尔·厄尔·阿马那，即宗教改革家埃赫那吞（图坦喀门的岳父）建立的短命城市。约在公元前 1380 年，他放弃底比斯以求摆脱祭司权力的控制。1887 年，有一个农妇偶然看到若干只破碎木箱，里面藏着几百块公元前 14 世纪巴比伦楔形文泥版，包括埃及王及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之间的通信；经过温克勒编辑后，这些通信为古代东方史专家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有些信件已被英国博物馆收买。1905 年在开罗以北 20 英里处，又发现了一所喜克索人的大营。皮特里的一系列附有插图的专著包括埃及各部分的发掘地点，直到西奈半岛；这些专著证明了他工作卓有成效。作为一个挖掘家，皮特里的地位可与马里埃特和马伯乐并肩；他参加的集体著作：《埃及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写的有权威的记载②；其中开首四卷是他执笔的。

美国参加埃及学研究较晚，但布雷斯特德③是一个才识超群的学者。法国的埃及学研究的崇高传统，是由勒维荣和阿梅利诺继续的：前者研究埃及的法律，后者研究它的道德和宗教思想。兰布洛索根据纸草卷和铭文详细地评述了托勒密朝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艾伯斯④编辑了公元前 16 世纪的埃及医学巨著，叫做艾伯斯纸草卷；这部著作是他在底比斯找到的；他还编辑了通俗图解的纪述。在《埃及公主》及其他小说里，他描述了埃及历史上的许多场面；这些小说已遍传全世界。厄曼，即莱普西乌斯在柏林的继承人，除了他的巨著：《埃及文字典》外，还为埃及人的生活和思想描绘出有学术性的综合性的图景①。

世纪最后二十年期间的主要事件，是揭示埃及的起源②。1895 年，
当马伯乐出版他的叙述著作③时，故事是从第四王朝的金字塔建造者开始的。现在我们不仅发现了埃及的一些古王朝，而且发现了新石器和旧石器时代的埃及。奇异的陶器和燧石早已为人所知，但直到德摩根系统地

② 他的早年发现，总结在《十年的埃及发掘》，1892 年，关于这方面的全部故事，叙述在他的《考古学的七十年》，1931 年。——原注

③ 琐安（Zoan）——即塔尼斯（Tanis），尼罗河三角洲上荒芜了的古城，喜克索人曾建都于此。——译者

④ 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希腊城。——译者

① 米立斯湖与“迷宫”始见于希罗多德《历史》著录。——谭注

② 《埃及史》全书六卷，1898—1905 年。——谭注

③ 参阅 C.布雷斯特德：《研究古代的先驱：J.H.布雷斯特德的故事》，1947 年。——原注

④ 参阅艾伯斯：《我的生活故事》，1893 年，和爱德华·迈尔：《论学杂著》，1910 年。——原注

① 厄曼还著有《古代埃及人的生活》（1885—1887 年），《埃及宗教手册》（1905）等。——谭注

② 这方面的成绩已由金（King）和哈尔极好地总结在《从新近的发现来看埃及与西亚》，1907 年。——原注

③ 指《古典东方民族古代史》（HistoireAnciennedesPeuplesdesl’orientclassique ）。——谭注

探究阿拜多斯和伊德富之间的原始墓地后，才发现曾有过一个石器时代。皮特里曾暗示过，这些墓地与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的利比亚的侵入者有关系；而现在他也改变了主张，按照陶器来划分埃及史前时代的阶段。这个原始文明的发现使人们从一个新的配景里来看埃及的历史。关于埃及起初三个王朝的历史，我们也是新近才知道的。那些可能属于塞姆族出身的侵入者，聚集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两个中心；亥拉康波里斯诸王终于征服了北部，并建立起第一王朝。这里，又是从坟墓得到了说明。由于德摩根、阿梅利诺、皮特里和奎贝尔在阿拜多斯和亥拉康波里斯的努力，我们在古代史上才增加了这个新篇章。孟斐斯城是在第一王朝时代建立；而迁都该城，则是在第三王朝时代；对这片广阔地址的系统探索，是由皮特里开始的。努比亚的麦罗埃的发掘是属于埃及史的另一端的。虽然关于埃及古史已有惊人的进步，但还残留两段空白。在第六王朝以后笼罩着一片黑暗；直到十一王朝的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这帷幕才揭开。同样，中王国崩溃后，舞台又变得一片黑暗。关于喜克索人我们虽已知道一些，但这方面的消息还是微乎其微。我们从曼涅托知道：他们的文化是低下的。他们遗留下来的是使人憎恶的回忆。可是，他们所造成的破坏的痕迹却一点儿也没有被发现过；他们曾使用圣书字，并崇拜埃及的神。大家都同意，他们是从亚洲来的；但他们是属于贝督因阿拉伯族，还是一个与赫梯人有关的小亚细亚种族呢①？由于这两个黑暗时期的存在，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朝代纪年依然未能确定。皮特里按照传统的计算法，把第一王朝日期放在约公元前 4300 年时，而厄曼、

爱德华·迈尔和布雷斯特德都主张它的日期约在公元前 3400 年时。对于这两个极端的看法，马伯乐都不同意。

Ⅱ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②。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第一步，是译解旅行家们搜集到的铭文。译解楔形文的钥匙，从波斯诸王在波斯波利斯和苏萨①的铭文中可以找到；而这些铭文已有卡斯登·尼布尔②的抄本。1802 年格罗特芬认明波斯波利斯铭文的三种文字是

① 曼涅托认为喜克索人是腓尼基人或阿拉伯人。现代学者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塞姆人或塞姆人与胡里特人的混血种。——谭注

② 参阅希耳普雷希特：《圣经地区的探索》，1903 年；巴奇：《亚述学的兴起和发展》，1925 年；肯尼恩：

《圣经和考古学》，1940 年；和丹尼尔：《考古学的百年》，1950 年。简略的总结，见于达姆斯特泰尔：

《关于东方的论文》以及霍梅尔、罗杰斯与爱德华·迈尔所编的历史著作。——原注

① 波斯波利斯，在今设拉子东北，为古波斯王大流士所建都城。17 世纪初意大利旅行家在此摹写了所见楔形文符号，1765 年德国旅行家 K.尼布尔拓下了波斯、埃兰、巴比伦三体铭文。苏萨，古埃兰首都，公元前645 年为亚述所灭，后又归入波斯帝国版图。1884—1886 年法国考察团在此发掘出埋沉地下的大流士宫殿及记有大流士功业与宫殿建筑的铭文。——谭注

② 卡斯登·尼布尔（KarstenNiebuhr，1733—1815 年），德国旅行家，著名史学家 B.G.尼布尔之父，东方

波斯文、米太文和巴比伦文，发现大流士·喜斯塔普斯和他的儿子薛西斯的名字，并认出了若干字母。1836 年，柏努夫和拉森又认出了另外几个字母，但决定性的胜利是由亨利·罗林森赢得的③；他是译解楔形文的商博良。1835 年，当游历波斯时，他在哈马丹看到了两块楔形文碑铭，并认出了波斯诸王的名字。于是他就看格罗特芬的研究成果，并宣称，在他所说的三十个字母中有二十二个是错误的。1838 年，他出版了贝希斯敦波斯文铭文④ 开首两段的译文。于是柏努夫把自己哈马丹铭文⑤的论文送给他，其中包括若干个不同的解释以及关于矰达语⑥的研究论文，这种语言虽比铭文晚出，却是波斯语的古体文；他帮助于罗林森掌握了波斯语的语法结构。1838 年，罗林森开始与拉森通讯；他们两人发现，对于几乎每一个字母双方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1844 年，罗林森被任命为驻巴格达政治特派员后，立即出发到贝希斯敦。罗塞达碑包括希腊文这把钥匙，但大流士的铭文上的三种书体都同样是未知的。而且罗塞达碑文能舒舒服服地加以研究，而这项布告却是镌刻在离地三百英尺高的陡崚石壁上的。波斯楔形文流行于波斯；巴比伦文流行于巴比伦，而米太文不止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克服无限困难，他抄下了波斯文和米太文，但巴比伦文他起初抄不到。他的前辈们曾试图译解的波斯文是最容易的；他也集中他的主要注意力于这方面。他使用哈马丹铭文中所译解的喜斯塔普斯、大流士和薛西斯这三个名字作为钥匙，试译全部铭文。译文和他的论文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奥佩尔是最有权威的判断者，他在 1895 年宣称，在罗林森之后，波斯楔形文解释这片田野里只能再检一些落穗了。然后，罗林森转到巴比伦文字；这种文字难得多，因为有几个符号代表同一字母，使用的字体约有三百个。并且，关于波斯文书体，他已有前辈研究过，而关于巴比伦文书体则没有。当莱亚德①的宝物从底格里斯河顺流运到巴格达时，他取得了铭文的抄本，并注意到亚述泥版书体与贝希斯敦的巴比伦文铭文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在 1847 年他第二次旅行到那里；他本人不能攀登崖壁，就雇了一个库尔德族青年进行摹拓。铭文几乎已经剥蚀了一半，因而只能揣测，但他总算设法摘取到主要之点。1849 年，他返回英国后，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纪录的文章。十年后，有人发现了一个圆柱形土器，刻着关于提格拉—帕拉萨一世的编年史约八百行。这个圆筒送到罗林森、奥佩尔、塔尔博特和欣克斯处；他们的译文实际上都是相同的。于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虽然甚至今天还有若干字体未能确定下来。卢休森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米太文的铭文，但波斯和巴比伦文的铭文已经被他掌握了。他的晚年大部分消磨在

学家，1761—1767 年在阿拉伯调查考察。——谭注

③ 公元前 516 年，波斯王大流士于巴格达附近贝希斯敦悬岩上刻石纪功，碑文以古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三体书写。——谭注

④ 哈马丹，波斯西部城市，古米底亚国首都，公元前 549 年为波斯王居鲁士所毁。考古学者在此发现了居鲁士的铭刻。——谭注

⑤ 矰达语，古波斯语。——谭注

⑥ 参阅 C.罗林森：《H.罗林森勋爵》，1898 年。——原注

① 莱亚德（A.H.Layard，1817—1894 年）英国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译者

英国博物馆内，拼凑并翻译泥版和石碑上的片断文字；并在乔治·史密斯和平奇斯帮助下，为博物馆董事会编辑巨型汇编：《西亚楔形文铭文》。1904 年董事会还派遣它的两名职员去重拓贝希斯敦铭文；1907 年，出版了它的确定版本。

把亚述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首先应该归功于施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德利奇两人。前者是艾华德的门生，于 1872 年出版他的《楔形文铭文与旧约全书》；它是第一次详细讨论①对犹太人历史的新见解。在那个时期，他开始在耶拿大学讲授亚述学，不久从那里被聘到柏林大学。在这以前，德国学者曾倾向于轻视这门新科学；在施拉德尔开始写作以前，古什密德②曾表示他的怀疑态度。这个亚述学家帮助东克尔刊印他的《古代史》新版③；当后者受到古什密德挑战时，他立即给予援助。于是古什密德从东克尔掉转矛头，在他的《德国的亚述学》里对施拉德尔开始猛攻。他宣称，施拉德尔是一个热情的人，但缺少严格的语言学训练和批判的本能。这个批评者比那个柏林大学教授学识更渊博，智力更高强；他的锋利的攻击好象马队冲锋一样。他确实揭露了若干易被攻破的结论；他进攻的结果是教会别人更谨慎；但他所列的罪状夸张太甚；他闭眼不看越来越多的已确定的事实。施拉德尔在他的最大著作：《楔形文铭文与历史研究》里给予答复。他虽不善于争辩，但他的书由于学识充实而获得了信任，于是学术界不复怀疑，亚述学的基础已很好地并认真地奠定下来。在他死前好久，他的最大门生德利奇的正确的语言学方法已经使这门学科不会再受到攻击。

在柏努夫、拉森和罗林森从事译解楔形文的时期，挖掘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的工作也开始了。1842 年，当波塔到达摩苏尔任法国领事的时候，他接到法国政府关于挖掘柯萨巴①的训令；结果他发现撒玛利亚征服者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很多遗迹送回巴黎，在那里它们构成了最早的亚述博物馆。关于一个丰富而强大的文明的揭示，激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庞大有翼的石牛还引起了公众的热情。波塔首开风气，莱亚德② 继踵于后。1840 年，莱亚德在美索不达米亚旅行时，以贪恋的目光看着那些土山；1845 年，他率领探测队到摩苏尔附近的宁罗德地方，掘出了亚述伟大统治者的宫殿和宏伟纪念物，这些古物现存英国博物馆。然后他转到库米尼克，即古代尼尼微，在那里他又掘出西那基立布的宫殿；它墙上的雕刻显示出西亚古文明——服装和风俗、打猎景象和船只，国王的事业和政治。在那里王家图书馆藏有各种关于天文学和占星学、纪录和年谱、圣歌和咒语、行政和国务报告的泥版文书。在这些宝物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亚述洪水故事的记载，那是 1872 年由乔治·史密斯译出的。

继亚述的惊人发现后，很快就进行了发掘更古老更偏向南边的巴比伦文明遗址。莱亚德掘开巴格达附近尼普尔的土山。罗林森探索了那久

① 参阅爱德华·迈尔的杰出杂记：《小品文》，1910 年。——原注

② 参阅吕尔的杂记，见古什密德：《小品文》，共五卷，1894 年。——原注

③ 东克尔（MaxDuncker，1811—1886 年），德国历史家，著有《古代史》共九卷。——译者

① 柯萨巴，在伊兰北部，今为农村。1843—1845 年波塔在当地废墟上发掘出萨尔贡二世宫殿，其壁上浮雕，镌刻了国王的事迹，后又发掘出镌有带翼牡牛的城门，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谭注

② 除了他的杂记外，参阅他的《自传与信件》，共二卷，1903 年。——原注

已被认为“巴别尔塔”的比尔斯·宁罗德。洛夫特斯在华喀，泰勒在乌尔，进行发掘工作；奥佩尔率领法国探测队到巴比尔。但他们很少看到大理石和石头的遗迹，也找不出宏伟的遗物，因而西方人的热情被浇上了冷水。而且这一地区住着无法无纪的愚昧的部族，并常常遭受水淹。另一方面，从尼尼微泥版中逐渐清楚地看到：亚述的大多数文献仅仅是巴比伦原著的抄本；当世人再注意于巴比伦区时，轰动的发现即将出现。1877 年，法国驻巴士拉领事德萨泽克开始系统的挖掘①。由于决心探索南巴比伦或称迦勒底，他选择了特洛即古代的拉加西域②，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二十余年，直到他死亡为止。他发现的东西由卢浮博物馆东方古物管理人厄泽加以鉴定和描述。在波塔和莱亚德揭示出亚述的奇迹以后，任何亚洲的发现在重要性上都比不上特洛地方的发现。那些被罗林森称为前塞姆族时代的古文献，曾在尼尼微图书馆被找出，洛夫特斯和泰勒也在稍南的地方偶然发现过类似的铭文；但从史学角度，在特洛发现了苏美尔人和几千块泥版文书，其中大多是帐目。美国的普姆佩利探测队在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阿瑙城的发掘，还提示了这个种族的可能的起源；这个种族有复杂的语言、灌溉体系和高度发达的艺术。从收集到的闪长岩石像，可以想见约在公元前 2600 年拉加西王古狄亚统治时代的丰功伟业。拉加西的铭文还证明它与阿拉伯、西奈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有贸易关系。1901 年，当德萨泽克死时，他已写出了历史上的新篇章。欧洲人在19 世纪中叶对亚述统治者萨尔贡和西那基立布的宫殿，曾惊叹不已，但这些古迹与特洛的大量古物比较`，似乎都是属于比较近代的。当认识到巴比伦文化，包括书写术在内，大多是塞姆族从苏美尔人承袭来的时候，人类经历的链条就加长了。

在德萨泽克忙于发掘特洛时，1886 年一个美国探测队在彼得斯和喜尔普勒希特领导下被派到巴比伦城南五十英里的尼浦尔。再没有什么地方曾发现过这样多的铭文；几千块碑构成了神庙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些纪录发掘结果的许多长篇巨帙，为我们关于北巴比伦的知识作了最重要的增补。最有趣的发现是苏美尔人关于洪水的传说，它比亚述和犹太人的叙述还早几百年。在晚近时期，德国东方学会（创立于 1898 年）发掘了巴比伦的使人扫兴的遗址；科尔杜威① 的图案曾试图重建它的光荣古迹。虽然在无石头的巴比伦城未曾找出象波塔和拉雅德发现的那样动人的古迹，但文化的证据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而且重要得多。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动全世界；法典是在 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②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这个法典

① 特洛地方的探索已由喜尔普勒希特描述。后来时期的挖掘，总结在金和哈尔，《从新近的发现看埃及和西亚》，1907 年。——原注

② 德萨泽克误认特洛即拉加西，直到 1953 年才得到小雅各布森的纠正，小丘希巴才是拉加西城邦的首府。特罗为古代的吉尔苏城，隶属拉加西城邦。——谭注

① 科尔杜威（Koldewey，Robert，1855—1925 年），德国考古学家，发掘巴比伦古迹的领导人。——译者

② 除了他的大批报告外，参阅他的简略总结：《探测队在波斯的历史和工作》，1905 年。1891 年，在南波斯参观苏萨时，他看到四个大土山，于是建议法国政府向波斯王购买发掘波斯古迹的独占权。这项工作于1897 年在苏萨和其他地方开始进行——原注

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在波斯、帕提亚和阿拉伯统治的遗迹里，德摩根还发现了大批可以显示埃兰早期历史的铭文；在那以前，只是从巴比伦和亚述的纪录里模模糊糊地知道埃兰。在苏萨出土的古物，占着卢浮博物馆的两个大厅。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期间重新进行了亚述的发掘工作。尼尼微开发未尽的旧址，也再一次被挖掘；安德累考查了舍尔加特，即位于摩苏尔和巴格达间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古城，在那里他找出了亚述城旧址，即亚述国家的最早的首都。对于该城，德国东方学会也已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这样，我们才知道亚述成为强大国家以前的情况；当时它还是在巴比伦总督统治下的一个行省。为了揭开乌尔的秘密，也已作了初步的尝试。

当东克尔在他的《古代史》中提供关于古代东方的最早的综合论述的时候，乔治·罗林森在他的著名长兄①和乔治·史密斯帮助下，也用英文编写了一部类似的著作。他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叙述了迦勒底、亚述、巴比伦、米太和波斯的地理与历史、宗教与风俗、艺术和科学；接着，还出版了关于帕提亚、萨桑朝或新波斯帝国和腓尼基的著作。和东克尔一样，他也不懂东方语言，但他的论述却是具有学术性的。他对文化给予较多的注意；书中的插图也构成一个新颖可喜的特征。马伯乐的《古代东方各族人民史》简编第一版于 1875 年刊行；20 年后，他更详细地叙述同一范围的故事，出版了精装本三卷①。虽然只有关于埃及的历史是根据第一手资料写的，但这部著作却仔细论述了古代帝国的功业。最后，爱德华·迈尔在他的大著：《古代史》里，以一个大师的手笔描写了巴比伦的最古的文明。该书于 1884 年初版；1909 年二版；第二版与其说是改订本，不如说是新著作——因为在这两版中间的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在温克勒给赫尔摩特的《人类的历史》所撰写的著作里②，和金所编的关于巴比伦文明史的出色著作里③，都使用了最近二十年期间的发现。

现在我们已能够试验性地、轮廓式地再现出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特征。爱德华·迈尔相信：塞姆族在苏美尔人之前已占领了这个地区；这个主张虽然得不到普遍的同意，但这两个敌对种族究竟在什么时候进入两河流域，两个部族都在那里留下了痕迹，还是不能确定下来。这个地区看来曾长期分裂为许多城邦——基什、拉加西、乌尔及其他城邦——它们的命运和相互关系经常在改变着。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代，萨尔贡似乎是一世之雄，不仅因为他们是阿喀德和苏美尔的统治者，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扩张到地中海岸的帝国的创立人。萨尔贡的大厦被埃兰人推翻了，但当侵入的浪潮退却后，巴比伦城成了一个辉煌而强

① 即亨利·罗林森（SirHenryRawlinson，1810—1895 年），见上文。——译者

① 即《古典东方古代民族史》。——谭注

② 温克勒（WincklerH.为《人类的历史》丛书所撰的专著名《古代西亚》（Dasal-teWestasien）。——谭注

③ 金（King，L.w.）氏著有《苏美尔与阿卡德史》（HistoryofSumerandAkkad），《巴比伦史，自王国创建至波斯征服》（HistoryofBabylon，fromthefoundationoftheMonarchytothePersianConquests）。——谭注

大的帝国中心。在交替的诸王朝中，我们了解最多的，是约在公元前 2000 年的第一王朝，汉穆拉比就是它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他的细密的法典外，大量的官方信件、司法判决和法律文献都显出一种非常近代性的文明。亚述是从附庸逐渐升到独立地位的；关于它的历史，早期诸章薄弱，而后期诸章则详细。如果说温克勒判断它是“一个军事强盗国家”过分苛刻，无论如何它的文化远低于那个终于被它推翻了的衰朽的帝国。一直有人在说：巴比伦对古代东方的影响正象罗马对欧洲的影响一样。在法律和科学、宗教和艺术方面，它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犹太人从古代东方所受到的影响已被揭示出来；这不仅引起兴趣，而且若干集团里引起了震惊。根据铭文的显示。洪水的故事只是许多抄袭中的第一种；虽然学者们对犹太人所受影响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没有人否认，古老的宗教对年轻的犹太教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的。

Ⅲ

在最近的轰动一时的揭示古代东方的发现中，有关于公元前第二、三千年代克里特岛上一个高度文明的发现。在埃及和巴比伦，知识的界限被延伸到古代；而在克里特，象在迈锡尼那样，一个未知的世界得以重见光明。关于古代世界的一个最著名的故事确定了它古代的基础，因此浪漫的兴趣就更浓了。故事是这样：密诺托即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怎样在迷宫里吞噬从雅典七年一次献来的童男女；提秀斯怎样加入了这些牺牲者中间；阿里哀德尼即米诺斯的女儿，怎样钟情于提秀斯，因而授他一把宝剑和一条绳索；前者用以杀死密诺托，后者用以引导提秀斯退出迷宫。这个故事是每个希腊儿童都熟悉的，并且刺激了几个世纪的幻想。要探索那个被荷马称作“大克诺萨斯”的古城是施里曼的雄心之一，但这项发掘工作，还要等到土耳其人的被逐出和一个英国富翁的出现①。阿瑟·伊文斯在雅典看到了一些刻有一种不知道的书体的印章，就在 1895 年购买了克诺萨斯旧址的一部分，又在 1900 年购买了其余的部分。他对这项工作已有准备，因为他对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具有包罗万象的知识。在他发掘的第一期，他出土一座前迈锡尼时期的王宫，规模远远超过泰林斯和迈锡尼的王宫，并有壁画作装饰，证明一种高级文明的存在。贵妇们所穿的精致的低领长袍几乎和现代的夜礼服分辨不出来；一个法国学者不禁惊呼，“这些简直是巴黎的妇女服式”。一块图样美妙的游戏盘还证实这个印象：那里的文化比迈锡尼文化要丰富得多。那些捉牛的壁画——抓住冲撞的牛的角，并跳过它们——及其他证据，表明牛在人民生活和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多么重要。王宫下层的分支错综纷复，使人可以想到迷宫是在这个建筑之内，而不是在它外边。1900 年，经过九周的工作后，为东地中海早期历史开拓了一幅重要性无可估

① 阿瑟·伊文斯勋爵的传记，由他的异母姊妹琼·伊文斯编写的，很精彩。全部故事，由发现者本人叙述在他的《米诺斯王宫》，1921—1935 年。伯罗斯，《克里特岛的发现》1907 年；格拉斯哥：《米诺斯王朝》

（Minoans），1923 年；和彭德尔伯里：《克里特岛的考古学》，1939 年，都是有用的总结。——原注阿瑟·伊文斯青年时代经营造纸业致富，由于企业需要进行水文地质探察，对考古产生兴趣，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谭注

计的新前景；后来几年的探索证实了这个黎明时期的期望。虽然约在公元前 1400 年，王宫遭到劫掠和焚毁，但它的结构和内容还留下相当多，从中可以想象出当时米诺斯首都的生活。那里缺少防御工事和战争题材的壁画，由此可见，它当时觉得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这和泰林斯与迈锡尼的坚厚城垣以及埃及和亚述的军事标记形成了一个显明的对照。

在克诺萨斯的开创工作鼓舞了人们对岛上其他部分的探索。意大利的学者们探索斐斯托斯和哈吉亚·特里达，在前一地方有一座值得骄傲的壮丽宫殿，在后一地方附近有一所乡村别墅。哈立特·倍德在谷尔尼亚发现了一座城市；雅典的英国学校在帕莱奥卡斯特洛① 发现了另一古城。虽然铭文至今仍不可理解，但现在我们已有可能以陶器为主要线索勾画出克里特早期历史的轮廓。古代的残余片断暗示有一些比米诺斯文明更早的殖民地。米诺斯文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可再分为三段。克诺萨斯宫殿在中米诺斯的第三段开始建造，而在米诺斯晚期的开首两段完成。它在完成后，很快就遭到破坏。斐斯托斯和哈吉亚·特里达二者同时毁灭表明：米诺斯的整个文化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同遭浩劫，也许是迈锡尼人造成的浩劫；而迈锡尼人本身则是被厄基亚人驱逐出来的。米诺斯曾在一个时期中继续出产艺术品，随着多利安人的侵入而出现黑暗状态。在［埃及］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它和埃及交往频繁，这一事实可由两国内不断增加的大量证据获得证明；但埃及的编年学直到十八王朝才可以有定论，所以，我们还不能确定米诺斯文明的较早阶段之精确界限。阿瑟·伊文斯勋爵同意那些缩短埃及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因而他指出米诺斯早期约在公元前 3400 年。但无论如何，克里特岛上的发掘揭示出至少两千年时期的历史。米诺斯文明是希腊文化的渊源之一；在它的贡献中包括字母，腓尼基人仅仅是把这些字母加以简化而已。如果我们要寻求欧洲文明的开路先锋，最好求之于最早的海上主人翁，即米诺斯克里特的统治者。

赫梯的文明①是最后被揭示出来的文明。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的旅行家曾报告过：看到了在小亚细亚他们无法确认的遗物和读不出的铭文。《旧约全书》提到过的一些事使人想起在以色列的最早时期已有很多国际交往，但我们从埃及史上还获得了更多的说明。我们有拉美斯二世与克塔国王之间一项条约的埃及文抄本，这是历史上最早以文字记载的条约；他们在泰勒阿马尔奈②信件中被提到过。亚述的记录也说到过喀梯人：他们约在公元前 1100 年及以后的若干时期是叙利亚北部一个强盛

的部族，直到公元前 717 年萨尔贡二世谈到他结束了他们独立地位时止。另有一些证据来自亚美尼亚的凡城③铭文，这些铭文一部分已被译出。根

① 帕莱奥卡斯特洛（Palaiokastro），在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在那里发现米诺斯中期和晚期的古城遗迹。

——译者

① 爱德华·迈尔：《赫梯帝国与文化》，1914 年，提供了一部良好的概论。考利：《赫梯人》，1920 年，和霍格思：《赫梯诸王》，1926 年，是有用的斯威希讲稿。所有已往的论著，都已被加斯敦：《赫梯人的领土》，1927 年所替代。——原注

② 泰勒阿马尔奈（Tell-elAmarna），尼罗河畔的交通站，位在底比斯与孟斐斯的中间；在那里，1887 年发现重要古文献。——译者

③ 凡城（Van），古城，在凡湖东南岸。——译者

据这些资料可以确定，赫梯人在被亚述并吞之前的千余年间曾在叙利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东部建立过一个重要的强国；他们起初是好战的，侵略的，后来从事商业，变为富饶的国家；他们同附近部族有过密切的政治和贸易关系。近年来，由于研究他们的遗址，这种证据已大大地得到补充。乔治·史密斯在幼发拉底河畔杰拉卜卢斯（据猜测，就是卡尔捷密士）曾看到雕刻品，于是英国博物馆就在那里发掘，找出的铭文据称是赫梯文。对博阿兹柯伊山岩上的遗迹及小亚细亚各地山岩上的其他雕刻进行研究后，塞斯于 1880 年宣布：曾存在过一个能与埃及和亚述比肩的赫梯大帝国，它的版图从托罗斯延伸到爱琴海岸。1884 年，一个英国传教士赖特出版了他的《赫梯帝国》，这是关于这个题目的第一部著作，它讨论了《旧约全书》中的证据以及埃及和亚述的证据。塞斯首先试图译解铭文，但梅塞施米特，即赫梯法典的编辑者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仍宣称，在两百个已知的圣书字中，只能对一个符号作明确的解释。后来，匈牙利人赫罗兹尼作了最大胆的尝试。

虽然赫梯的语言还无人能懂①，但探测和发掘已有了迅速的进展。在北卡帕多基亚的博阿兹柯伊所做的工作最重要；1906 年，柏林考古学会和近东学会在温克勒指导下所组织的联合探测队，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探索。属于公元前 14 世纪的二万块泥版文书——从泰勒阿马尔奈信件以来，关于成文记录的最轰动的发现——是在王宫废墟中发现的。它们是用赫梯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写的，最后总会提供出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北叙利亚的萨克泽吉西，即最近由加斯敦所发掘的地点，是很重要的。1911 年，英国博物馆开始发掘卡尔捷密士，即帝国在北叙利亚地区的首都。辛泽里和泰勒哈拉夫则由一个德国探测队查勘过。所有这些北叙利亚的遗址都显示出受到亚述很大的影响。埃及的克塔战士图画和赫梯雕刻的图画极其类似。加斯敦曾试验性地概述了帝国的历史；他主张：赫梯帝国分两大时期，前一时期的中心在博阿兹柯伊，后一时期的中心在卡尔捷密士。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主张。

在最近以前，对小亚细亚的发掘主要局限于希腊化时代和希腊—罗马时代的遗址。特洛伊城由于时隔太远，不能对半岛的一般历史多所阐明。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设想：希腊人关于东方的知识大多是有赖于腓尼基人的。但从移民运动的日子以来，推罗人和西顿人的声名已经消歇了。阿瑟·伊文斯表明：克里特书体是独立于，而且肯定早于腓尼基书体；关于腓尼基艺术遗迹的种种新发现都证实了这种艺术平庸无奇的印象。现在没有人再同意佩罗特的信念：塞浦路斯仅仅是一个属于腓尼基的艺术附庸。我们看不到公元前 9 世纪以前腓尼基文物或货币，直到更后时期它才有文字，虽然《旧约全书》和荷马的诗篇表明他们在较早时期已有文明。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提供东方文化的人。所以，赫梯帝国的发现使小亚细亚的历史有了意义和次序，并说明了东方影响的传播①。从它的废墟上兴起过弗

① 1906 年德国考古学家自赫梯首都带回数以千计的楔形文泥板，赫梯文字研究自此开始。1915 年匈牙利学者赫罗兹尼将大部分泥板解读成功。赫梯人早期所用象形文字在 1946 年于西里西亚·卡拉小丘（Karafepe）发现了腓尼基字母和赫梯象形文字的双体铭文，终于获得解读。——谭注

① 参阅何伽茨的精彩演讲：《爱奥尼亚与东方》，1909 年。——原注

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权力。前者曾强烈地激发过希腊人的想象，并留下了宏伟的遗迹；后者是希腊与东方之间最后一个环节。对萨迪斯的发掘是由美国人在 1910 年开始的。伍德没有触动过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圣殿的更深的地层，何伽茨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则显示出东方的丰富影响。虽然东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米诺斯人和腓尼基人传到希腊的，几乎可以肯定，主要路线是经过陆路而非海路，这条道路是穿过赫梯帝国的广阔领地的。

阿拉伯半岛也许是塞姆族的摇篮。世界上很少地区象这个半岛那样精心地保守其秘密。它的腹地还未被参观过，自然界和当地人联合起来警告闯入者要他们小心生命危险；但卡斯敦·尼布尔和布克哈特、伯顿和帕尔格雷夫、道蒂和本特总算掀开了这块面纱的几个角。直到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阿莱维和格拉泽尔①才勾划出阿拉伯南部早期文明轮廓② 。在几次旅行中，他们探索了萨那③周围的地方，收集到几百张铭文；这些铭文已刊入《塞姆族铭文集》。格拉泽尔的《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的历史和地理》奠定了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亚述的资料已经稍微扩大了一些从犹太和古典作家的引证中得到的片断知识；但这些阿拉伯铭文却使人们看到了公元前千年时期的一个伟大的文明。铭文中大部分是还愿文；少数有历史性的铭文也并未注明日期，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头绪。从中可以找出四个文明王国，人们对其中两个王国即舍俾安人④和密尼安人王国⑤已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关于前一王国，即《旧约全书》上的示巴⑥，铭文可上溯到约公元前 800 年，指出它的各个时期、统治者和首都，并揭示它的神话和宗教。关于密尼安人王国，我们所知较少。

19 世纪中期以前，对伊斯兰教的兴起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这项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由魏尔开始的，他是德籍犹太人，在德萨栖指导下学过阿拉伯文。他根据在欧洲可以见到的最早资料，编写了先知的传记；他更重要的著作：《哈里法史》则是细心意译阿拉伯史家已刊印的和未刊印的著作，据以编成的。第二步是施普伦格尔迈出的，他的巨著［《穆罕默德的生活和教训》］迄今还是有用的。关于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半岛上宗教运动的概述和关于《古兰经》的详尽分析，是该书的明显特征；他自豪地说，他为理解《古兰经》提供了钥匙。对于这个宗教的创立人，他很少赞赏：他叱责他眈于肉欲，说他柔弱而又有歇斯底里症，并否认他的天才。米尔同意他轻视［穆罕默德］的意见；米尔的长篇和短篇传

① 格拉泽尔（GlaserE.1855—1908 年）奥地利考古学家，曾三次赴阿拉伯调查，发现伊斯兰教以前的铭刻千余件。——谭注

② 参阅鄂图·韦伯：《格拉塞在南阿拉伯的考察旅行》，1909 年，和何伽茨：《阿拉伯半岛深入记》，1904 年。——原注哈莱维（Halévy ，J.1827—1917 年），法国东方学家，长期在也门一带进行考古发掘，获得有关亚述、巴比伦的宗教资料甚多，对巴比伦文字的起源也有研究。——谭注

③ 萨那，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谭注

④ 现译萨巴人。——译者

⑤ 两王国均属塞姆族，在阿拉伯南部。铭文为古阿拉伯语，一度流行于半岛西南部及埃及，今已消亡。—

—谭注

⑥ 示巴（Sheba）——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古国。——译者据《旧约·创世记》第十章，示巴是挪亚的后代拉玛的儿子。——谭注

记①，第一次为英语世界提供了关于伊斯兰教兴起的可信的论述它们都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成的。下列著作对于早期穆罕默德教的历史和背景也作出了宝贵贡献：德哥杰主编的达巴利②著作的纪念版，坎塔尼亲王的《伊斯兰教编年史》，韦尔豪森③关于前伊斯兰教阿拉伯的专著④以及内尔德克和戈尔德则尔关于《古兰经》的专门论著①。《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于1908 年在莱顿城开始出版；其中有托马斯·阿诺德爵士及其他主要的阿拉伯学家的撰稿。

关于重建古波斯史②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 1754 年由昂克蒂尔·迪佩罗采取的；二十岁时，他出发到印度，去求袄教的神圣经卷。他应募当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兵士，经过四年的战争和疾病后，终于达到他旅行的目的地苏拉特。他在帕尔西人③中间呆了三年，学习矰达语和钵罗婆语④，并研究他们的宗教仪式。1762 年，他带着手稿回到巴黎；1771 年出版他的《矰达语阿维斯陀经》译本，附有关于帕尔西人风俗和仪节的叙述。社会上有些人指斥这部著作是近代的伪造品；有些人斥之为荒谬绝伦；关于学术史上这个最英勇事业之一的重要意义很少得到承认。所以，这项发现似乎始终劳而无功，直到矰达语研究的第二个创始人出现。比尔努夫首先是一个梵文学家，但对印度的语言和文明的研究促使他研究矰达语；他认为这种语言是古波斯语。他很快发现，昂克蒂尔的译本很少帮助，因为他所从学的人们既不太懂矰达语，也不太懂钵罗婆语；神圣经卷在中世纪时已译成这些语言。柏努夫的功绩是：根据神圣经卷之一的梵文译文，使自己摆脱了近代帕栖人的窳劣的学术研究。他的《雅斯那注释》①确定了古波斯的语言和宗教二者的真正性质。他相信波斯诸王的语言不会与神圣经卷有实质的区别，所以他把注意力转到了波斯波利斯的楔形文碑铭；他对它们的解释远远超出格罗脱芬已有的成就。在他死后，波斯研究是由德国学者而不是由法国学者继续进行的，但古什密德和内尔德克都是在柏努夫的基础上重建波斯史的。

关于古印度的研究②是由于威廉·琼斯爵士、科尔布鲁克和博普的语言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在研究梵文时，琼斯很快察觉到它同拉丁和希腊

① 米尔（Muir）著有《穆罕默德传》（LifeofMohammadfromOriginalSources）共四卷，1858—1861 年，《哈里发王国兴亡史》（TheCaliphate：ItsRise，DeclineandFall），1896。——谭注

② 穆罕穆德·伊本·查瑞尔·达巴利（846—932 年），阿拉伯著名史学家。著有《编年史》记自远古至回历 302 年（公元 914 年）之事，广搜文献，博采旧闻，内容详赡，是穆斯林世界的第一部通史，有法译本四卷。——谭注

③ 韦尔豪森著有：《法利赛人与撤都该派教徒》、《以色列史序论》等。——谭注

① 内尔德克，T.著有《古兰经史》（GeschichtedesKorans，1860），戈尔德则尔著有《穆罕默德研究》

（MuhammedanischeStudien，1889），《伊斯兰教讲座》（Vor-lesungenü berdenIslam ，1910）等。——谭注

② 参阅达米斯特脱：《法国的东方研究》，第一章，《关于东方的论文》，1883 年。——谭注

③ 帕尔西人系公元 7、8 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印度的袄教徒的后裔。——谭注

④ 钵罗婆语，流行于公元 3 至 8 世纪的古波斯语，多用于书写袄教经典。——谭注

① 《雅斯那》，为袄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中的一篇，收有祈祷文及宗教仪规等。——谭注

② 参阅本斐：《东方语言学史》，1896 年；达姆斯特泰尔，《法国的东方研究》，第二章；马克斯·穆勒的关于科尔布鲁克的论文，见《一所德国工场的琐记》，卷Ⅱ；勒夫曼：《法兰士·博普》，共二卷，1891—1897年。——原注

文的相似处。在他留居印度充任法官时期，他建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翻译了梵文文学的选本，并写了关于古印度许多方面的论著。虽然他的学术造诣并不深广，但他的热情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他的工作的继承者是科尔布鲁克，即欧洲的第一个梵文专家；他一生中大部分是在印度担任法官。为了阅读印度法律书，他学习了梵文；1805 年，他出版一篇关于《吠陀经》的论文；这是第一次关于它们的可靠叙述。他还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他的精确的翻译和分析适切地纠正了那些业余研究者的狂想空论。如果说英国学者迈出了揭示古印度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由德国学者接替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精彩论文：《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指出了梵文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博普的功绩则在于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阅读《摩诃跋罗多》和《乌尔斐拉》①时，他震惊于梵文与哥特文之间的酷似之处。他计划编写一部比较文法：《梵文与它的女儿们》；1816 年，他出版了《动词变位法体系》；这本书确立了梵文同拉丁文、希腊文和波斯文的关系。继这项成功之后，他编写了一部梵文文法；他以其晚年撰作了他的最大著作：《比较文法》。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阐明了印欧语系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一道探索的光照亮了未经记录的经验的广阔空间。

梵文一旦被彻底了解后，很快就对重建古印度的文明作了尝试。拉森②最先从事综合性的论著；他是挪威人，曾受教育于波恩大学；在 1847

—1862 年间，出版了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论③。他的著作涉及［印度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欧洲人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历史、文学和艺术、宗教和风俗。虽然范围过于广阔，以致不能使每个部分都有权威性，但是拉森的巨著确实大大推进了研究工作。在重建古印度史方面，最重要的发现是布赖恩·霍奇森所找出的佛经。1821 年到尼泊尔任助理驻扎官后，他借助于一个印度学者，获得了庙宇所藏经卷的主要手稿的抄本④。他的结论并不全都正确，但他作为佛教研究创立人的声誊却是稳固的⑤。他把得到的经卷分给六个图书馆，使之各有充分的数量，足以对佛教进行综合研究。最大部分的经卷落到巴黎，引起柏努夫的注意；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印度佛教研究导论》，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的。人们对亚洲宗教中这个最有吸引力的宗教一直在作着认真的研究。塞纳尔和其他少数学者对佛陀的存在提出挑战①的企图已告失败。奥尔登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的可靠成果②。马克斯·穆勒的《东方经卷汇编》③使英国学者可

① 乌尔斐拉（Ulfilas，约公元 311—383 年）——哥特人的主教，译《圣经》为哥特文。这里指他的译文。

——译者

② 参阅《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

③ 书名《印度古文化》。——谭注

④ 参阅威廉·亨特，《布赖恩·霍奇森传》，1896 年。——原注

⑤ 霍奇森著有《佛教文学与宗教图解》（IllustrationsoftheLiteratureandReligionofBuddhists），1841 年。—— 谭注

① 塞纳尔在《论佛陀传说之特点及其由来》（Essaisurlalé gendedeBuddha ，soncaractèreetsesoringines ，1882）一书中对佛陀是否存在提出了疑问。——谭注

② 奥尔登堡总结性著作名《佛陀的生平与学说及其徒众》，第五版，1906 年。——谭注

③ 《东方经卷汇编》（SacredBooksoftheEast），共五十一卷，1875 年开始出版。——谭注

以自行判断，在宗教范围内亚洲对西方究竟能提供多少教益。佩罗和齐毕士编的《古代艺术史》，插图精美；由于考古学迅速进步，这部著作中有些部分已显得陈旧，但它对于研究古代东方的整个区域依然保留其价值。布林克利的《日本和中国》共十二卷，于 1903—1904 年间出版；它是第一部关于远东的百科全书式的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