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卡莱尔与弗劳德

Ⅰ

在整个 19 世纪前半个世纪中，英国作家中除麦考莱外，再没人象卡莱尔①那样给过历史研究以重大的推动。那位英格兰辉格党人曾利用历史来辩解他的政治信仰，而这位苏格兰喀尔文教徒则利用它来说明他的道德教诲。他早年悉心于德国文学的研究，直到中年初期，才开始了范围更加广阔的活动。他的论文《论历史》出版于 1830 年，代表了他的初期思想。他宣称历史乃是无数传记的精英，强调了卑贱者在创造文明上所作出的贡献。“在那赢得坎尼与特拉息米战役②的人与那第一个为自己铸成一把铁铲的无名穷人之间，究竟谁对人类的恩惠更大呢？所有战役与战争骚动，不过象旅馆的喧嚣那样，转瞬即逝。法律与政治宪法本身，并非我们的生命，而不过是暂供我们栖宿的屋舍而已。甚至只有过是屋舍内的光秃墙壁而已；而屋内的一切主要家俱却件件是一批久被遗忘了的艺师工匠的成绩；他们自一开始起就共同教导着我们如何思维如何行事。”新的更高尚的事物正开始期待于这位历史家。“自古以来，经常有人指出，史家每每过于偏爱论述元老院、战场，甚至国王厅室而忘记了远离这些场所之外的思想与行动的滚滚洪流正在滔滔奔腾不止，就在那成百成千个流域里面一个蓬蓬勃勃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盛衰荣枯，与某次战役的胜负全然无干。”这个时期，他日记中对司各脱《历史》的批评意见，也表露过同类主张。“奇怪的是，一个人记录了一个淫荡少妇与乖戾蠢才私奔被炸的故事，竟自以为他便是在编写民族历史。”两年以后，在一篇题为《传记》的论文里，曾这样地提出问题即，历史的全部目的是否即在传记；并在带有见解的第二篇文章《再论历史》中，更加强调了历史的道德价值。“历史不仅是最切要的学问；它简直是唯一的学问，其它一切尽在其内。它是真正的纪事史诗，是普遍的神圣经典。” 但在卡莱尔真正写起历史时，历史却成了伟人的传记而并非芸芸众生与无名氏们的记录；他中年与晚年时期潜心写成种种的论著，恰恰是他在1830 年时要别人提防的那种东西。

待到卡莱尔提出他的《补衣裁缝》①的论点时，他业已与 18 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潮很少联系，但他的兴趣所在却始终是朝向那时代。他关于伏尔泰与狄德罗的论著代表了他对这些“哲学家”/PGN0525.TXT/PGN>的

① 弗劳德的四卷集传记、阿勒克·威尔逊（DavidAlecWilson）的六卷集传记，卡莱尔的《回忆录》与通讯以及卡菜尔夫人的《通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迦涅特（1887 年）与尼科尔（1892 年）还编写了他的略传。最好的评传为：摩莱，《杂文》，卷Ⅰ；昆威，《卡莱尔》，1881 年；马松，《卡莱尔》，1885 年；李思廉·斯提芬，《图书馆内札记》，卷Ⅲ。罗伯特森（J.M.Robertson）的《近代人文主义者》中一篇有关文章，1895 年，也是一篇有力的论战文字。——原注

② 特拉息米战役，公元前 217 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于意大利北部之特拉息米湖。——谭注

① 《补衣裁缝》（SartorResartus）——此书以谈论服装为题泛论宇宙和社会，暗示虚浮的风俗与习惯，官场仪节无异于陈旧的服装，不仅掩盖了社会的本来面目而且窒息了社会有机体的呼吸，发表于 1833—1834 年的《弗拉散杂志》（FrasersMagazi－ne）。——译者

评价；他关于卡略斯特洛①与“钻石项鍊”②的论文阐明了旧制度的黑暗角落，而他关于米拉波的描写则跨进了新时代的门限。这一批出色的论文，是他对历史的初步贡献，也是他日后杰作的前导部分。1837 年他的

《法国革命史》③的出版为他赢得了全国声誉；这是 19 世纪上半期英文历史著作中（麦考莱《史论》除外），至今还为人广泛阅读的一部书。它的优点是独特的。首先，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一个读惯了哈兰的冗长论文、爱里逊的夸大笔调与麦考莱铿锵有力的文章的世代里，一部洋溢着热情与诗味的著作的问世实在是一件启人心智的事。通过一种高度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量，他竟使读者对他书中景象的感受和他本人同样真实。他说过，“这事④在我头脑中已经一清二楚，我也不想对它再多作什么调查研究，现在主要的是如何把我所了解的种种以大量的各种彩色绘饰出来，这样远远望去，简直如声势煊赫的巨焰烈火一般。”这书是英国历史著作中最带史诗性的一篇纪事。它在作者的心目中决不仅仅是一部事件实录，此书体现了他最深刻的道德与宗教信念。读者所听的乃是一位先知召唤罪人进行忏悔的激越呼号。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曾对他的妻子说过，“我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有多大价值，也不知道世人如何对待它；但是像这样从一个活人心底直接涌现出来的火热作品，百余年来，实为仅见。”他写给约翰·斯脱林的信中说这是一部粗犷强悍的书。“这是一部从我灵魂深处倾泻出来的书，它产生于黑暗、疾风与痛楚。”读者对他的一些伟大场景的描写将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袭击巴斯底狱，向凡尔赛进军，联盟节庆典，向瓦伦逃亡，法王的审讯与处死，吉伦特派与丹敦，夏洛特·科代的短暂一生的悲剧，罗伯斯庇尔的倾覆——这些景象都是我们毕生难忘的。在描写恐怖与希望、炽烈热情与兽性狂暴等气氛的渲染力量方面，米什莱而外，再没有任何作家比得上卡莱尔。他对于书中主要人物品格的洞察力，也是同样惊人的。洛威尔曾说，许多历史家所描绘的形象不过像塞满着砻糠的布娃娃，但卡莱尔的人物则异常真实，用针来刺要流血的。虽然他象当时的其它历史家一样，对吉伦特派颇有误解，但他笔下的法王与王后，米拉波与拉斐特，以至丹敦、罗伯斯庇尔、马拉的形象，却不需要修改。“材料虽欠充分，但态度异常公正”——这是屈维廉博士①对该书的评语。那时，卡莱尔还没有尊崇那种有损于他后期著作的英雄崇拜主义。他既不同情于旧秩序也不同情于新秩序；他往往站在党争的呐喊之外来注视人类灵魂中的剧烈斗争。

卡莱尔为英语世界阐明了法国革命，他绘出了一幅迄今仍不褪色的鲜艳图景；但这书也有它的严重缺点，其中一些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些则由其他的洞察力不够，他关于这时期的知识太有限了。他放弃

① 卡略斯特洛（Cagliostro，1743—1795 年）——意大利眼科医生与骗子手。——译者

② ”钻石项鍊”（TheDiamondNecklace），指法国史上牵涉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的钻石项鍊事件（1783—1785

年）。——译者

③ 参阅夫勒契与洛兹版本，附导论与注释，1902 年。见阿尔杰的卡莱尔的错误附录一文，见《巴黎，1789—1794年》，1902 年。——原注

④ 指法国革命。——译者

① 《历史上的偏见》，见《自传与其他论文》，第 74 页。——原注

了对克罗克所收藏的大量书册的探索，原因是他不能在书架上自由查阅。关于档案的研究也未开始，而他从未曾想到过该这么做。他的主要资料不外：《箴言报》、布舍与鲁的《议会史》、拉克勒德尔与梯也尔的记载以及几本回忆录。书籍所由建立的根基如此单薄，大量错误的潜入也就毫不足奇了。在一篇关于《革命史》的论文里，他曾尖锐地攻击过梯也尔缺少正确性，但他自己的正确性也不无可以指责之处。他竟把下面这类传说，信以为真，例如索布勒叶尔女士饮过一杯血（1800 年后的传说）①，“复仇号”的沉没（巴勒尔的虚构）②，卡佐特的预言③（实系事后所编）以及吉伦特派的最后晚餐④（诺第安的捏造）。再如巴巴鲁

（不是布佐）倒成了罗兰夫人精神上的情人⑤。但是他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向瓦伦逃亡的那一节。由于他把一百五十英里的距离搞成了六十五英里，同时使逃亡者所乘坐的车又大又笨，一件精心预谋的冒险简直成了一桩注定要失败的儿戏。其次，他的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画册。导论诸章对于此后即将发生的种种灾难既根本无意于说明，而全书以 1795 年葡萄弹的爆炸事件⑥作结，也收得过于突然。法国与欧洲的关系没有重视，而地方情况则全被遗忘。一些无足轻重的情况，如南锡兵变①，叙述得极详细，但是宪法与经济上的重大问题却反被略去。他在终卷之前早已厌倦，所以靠近结尾部分便写得比较草率。读者往往弄不清这场革命是怎样发展的，并也不了解一个阶段怎么过渡到另一阶段。抬高戏剧性成了降低历史性。

第三个缺点则更带基本性质。卡莱尔对他所叙述的事件的性质，并不能正确理解。他把这整个民族写成由于痛苦与压迫而走向疯狂，而且从一开始起便认为这场巨变必不可免。因此，他把这个革命看成是纯属破坏性的，是“对恶魔及其所作所为的一次卓越反抗”，是将古老法国的腐朽封建制度付之一炬的熊熊烈焰。他对弗劳德说过，“如其不是借助于法国大革命，我将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这个误解还不单因为他把法国革命从 18 世纪欧洲各种运动割裂开来。正如他的朋友玛志尼在一篇深刻的书评中所指出，他缺乏人群的概念②。“他看不到一个民族里面的任何集体生活或集体目标。他所看到的只是个别人物。所以

① 索布勒叶尔，革命前为残废军人宫总管。1792 年 8 月被捕。据说其女为挽救父亲，声称：他们不但不是贵族而且仇恨贵族，并饮了一杯贵族的血水以表明态度。——谭注

② 卡莱尔书记述了“复仇号”在 1794 年 6 月 1 日海战中被击沉，船员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英勇赴死的情节。——谭注

③ 卡佐特，侯爵。1792 年 8 月被捕，其女陪同入狱，不肯离去，感动了看守，暂获释。十天后，法庭判以谋反罪处死。——谭注

④ 1793 年 10 月 30 日夜，在狱中的吉伦特派首领二十二人得知已被判决后，有一人自杀，一人服毒，余众歌唱叫嚣，通宵达旦。——谭注

⑤ 巴巴鲁，大革命初期为马赛区议员；布佐，山岳党，国民公会议员。罗兰夫人，是吉伦特党核心人物罗兰（曾任议员、内政部长等职）之妻，1793 年 11 月被处决。——谭注

⑥ 1795 年 4 月 1 日（萌芽月十二日），巴黎市民走上街头，要求面包和 1793 年宪法，遭到政府军的开枪镇压。——谭注

① 1790 年 8 月，驻南锡的瑞士卫队及法军二团叛乱，同年为布依耶侯爵平定。——谭注

② 《约瑟夫·玛志尼的生活著作》，卷Ⅳ，第 110—144 页，1891 年。——原注

在他看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因果联系。”法国革命乃是 19 世纪的直接根源，在它的恐怖的背后还滋育着一种更加宽广的生活种子，它作出过带有永久性的建设性的工作，它汲取过旧制度里面的不少观念与倾向——这一切他都是不理解的。卡莱尔要我们观看的是“神的曚光”③而米什莱欢呼的则是民主分娩阵痛。没有人能够理解法国大革命，直到他认识了它的双重性质。卡莱尔是最伟大的演出家，但也是最渺小的解说人。他称自己的著作是“几个世纪以来一部最狂暴的书，一部狂人所写的书”。人们对这书的态度可说是毁誉不一。华兹华斯扬言苏格兰人是写不了英文的。哈兰声称，此书的文体令人生厌，使他不能卒读。普雷斯科特写道，整个这部书，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十足可鄙的；他这样极力去渲染那自然已经过事渲染过的东西，实在是很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这书赞颂之声却更响。穆勒誉之为那种自成规律的天才作品之一；金斯利称之为近代独一无二的纪事史诗。不少完全不是一派的批评家们，如杰弗雷与阿诺德、斯特林与萨克雷等人也都一律承认书中的天才。骚塞曾把这书读过六次。作为一部散文的纪事史诗，它的地位是无可攻击的，但它的权威性却早已失掉。

在“法国大革命”一时在社会上还不够出名的期间，他的友人马铁努等人曾帮助卡莱尔举行公开演讲，以增加他的收入。卡莱尔作过四个专题演讲，其中最后一讲，也是最好的一讲即《英雄与英雄崇拜》获得了出版机会。他关于穆罕默德、但丁、莎士比亚、路德、克伦威尔与诺克斯①的人物研究，激起了听众很大热情。每篇演讲都是一场布道。他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在我听众中间，从主教到各种各类的人们都有。我老实告诉他们，这个可怜的阿拉伯人②身上也自有他的种种优点，大大值得他们学习；或许他们比他还更好自作聪明。”他已经习惯于对一般常人的德才加以轻视了。弗劳德也证明这点说，“世上的芸芸众生在他看来尽是一批可怜虫，感情上可怜，智慧上也可怜”。正像加尔文派神学家们那样，他认为优秀者人数很少。一旦离去了牧羊狗，羊群就要走入迷途。这时他所尊崇的已不复是民族的无名恩人，而是那种能够推翻社会制度，为后人开辟道路的能力非凡的英雄人物。英雄的创业行事要按照事实，而承认这种永恒真实便是敬奉上帝。正义的事业必然获胜—

—从这个论点出发，势必要得出获胜利的事业亦必是正义的事业的结论。康威曾为他求情说，卡莱尔所崇拜的并非武力而是功业，亦即是拨乱反正。这话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对为达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如何却是太不关心了。他 1832 年时把自己宣称为“一个急进分子与一个绝对主义者”，但这个绝对主义者却很快吞噬了这个急进分子。出现在《英雄》一书中的未成熟价值学说，不仅影响了而且也损害了他不少后期著作。

③ “神的曚光”（theduskofthegods）意即世界的最后毁灭。据北欧神话，洛基（Loki）是不断制造纠纷与祸害之，最后他被十条铁链系于岩石上面；据说，他将继续被系着，直到神的曚光出现时止，那时，他将挣断他的铁链，天空将消逝不见，地面也将被海水淹没。——译者

① 诺克斯（Knox，John1505？—1572 年）苏格兰新教教士，卡尔文派宗教改革家，与玛丽·斯图亚特的宗教迫害作过坚决的斗争。——谭注

② 指穆罕默德。——译者

在《过去与现在》①里，领导权的概念在住持参孙身上带着它很动人的外表，但在关于巴拉圭独裁者法兰西亚博士②的论文里，这个概念却显露出了它最可憎的面目。所谓“诚实”的人，便是对横在他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坚决铲除，毫不留情的人。卡莱尔对独裁一事，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究竟效验如何，从来也没想到过应当调查调查。尼采的这位先驱者忘记了穆勒的一句言论所包含的至理名言：老师如果代替学生做了一切功课，学生便永远也没进步。

在《英雄》里，克伦威尔被描写为“一个伟大而真实的人”。当 1822 年卡莱尔阅读克拉伦敦的著作时，他已计划研究英国内战，并写了一批人物札记，这些作品曾在他死后出版。《法国革命》出版后，他再度拾起了清教时代的研究。他对那必须跋涉的“无边无岸的污水湖沼”满腹抱怨。1840 年他在日记簿中写道，“我已看出，关于那个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混乱时期——那块葬满死狗的墓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好编写的。可是我对自己说，一个伟大人物确曾埋葬在这块荒芜的瓦砾堆之下。”他同亚诺尔博士一起参观过纳斯卑战场，并亲临过当年曾经发布过历史性命令：“抛弃你的无聊事，出来吧，先生”的伊利大教堂。最后他决定范围不超过收集克伦威尔的通讯与演说①，这样范围小了，计划也就迅速实现。的确护国主义从来未曾有过一个知心朋友。对于王党，他是一个嗜血的人；对于共和派，他是一个背教者；对于休谟一类怀疑派，他则是一个“狂热者”。麦考莱崇拜他，但却不了解他。

卡莱尔有志为他作品中的主角的性格与政策作点剖白。关于前一点，他的成功是无可争论的。克伦威尔在大约两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全部曲解与诽谤至此在卡莱尔的手下得到了洗刷，允许了他为他自己申辩作证。詹姆士·摩兹雷与邱契曾宣称他们完全未能信服；但他们在这点上则几乎是孤立的②。福斯脱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了改变，而现在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再也不会相信护国主曾是什么伪君子或狂热者了。这位历史家一生中最可骄傲的成绩便是给英国的一大伟人恢复了名誉。但另一方面，他关于克伦威尔政策的解释，则说服力不大。他首先认识到宗教因素在这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但他却未能对那个在政治上要求自治的力量进行正确衡量。由于他本人对代议制度便毫不重视，他对这种制度何以会成为热烈追求的对象一点也就始终未能理解。这样，他不去追溯克伦威尔在种种局势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变化，而把他自己的专制信仰归到克伦威尔头上。后来的《克拉克文件》表明，这个超人之走向最高权力绝非出于自愿，他曾怎样诚恳地企图与议会合作；他怎样深

① 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1843 年）一书中，描绘了 12 世纪英国一修道院在住持参孙管理下安定繁荣的生活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社会的混乱劳动者的贫困进行对照，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表达了自己的历史与道德观点。——谭注

② 法兰西亚（1756—1840 年），神学家、律师，曾领导巴拉圭独立运动。1814 年起建立独裁政权。对外锁国，对内致力于破除宗教迷信，扶植农业和教育。——谭注

① 参阅斐司（Firth）为洛马斯版本（Lomasedition）所作的导论，1904 年。威尔勃·阿波特的巨型版包括有新资料，出版于 1937—1947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共四卷。——原注

② 参阅摩兹雷（J.B.Mozley）《论文》，卷Ⅰ，1878 年；和丘契，《偶谈》（Church，OccasionalPapers），卷Ⅰ，1897 年。——原注

信不疑慈善的专制政体的脆弱性。卡莱尔从来未曾认识到，以刀剑维持的政府，即使是好政府，也是不如没有的。他认为时代已失去了它的常态，遂有英雄出而匡正。他肆意讥笑拉德罗与凡纳，正象蒙森肆意讥笑西塞罗与庞培那样。他认为：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人民议会没有统治的能力。实际上，这只说明了个人政府在近代英国已不可能存在。

在编辑的技术性工作方面，卡莱尔是完全不胜任的。他把《乡绅文件》——这本是他的书出版后作为恶作剧而伪造的一部文件——信以为真，并不去查究其根据，也未曾看出这里面充满着多少现代词语。他很少费力去寻找最好版本，往往任意篡改原文，并把一些演说词的用语弄得太近代化了。这作法对于一位专业学者的声誉是会很不利的，但卡莱尔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使他主角生动活跃起来，至于技术问题则很少注意。如果按照格林的恭维说法，这部著作显示了古董专家的渊博与诗人的才华等特征，那么它同样也露出了剧场中人的全般表演本领。谁也不能否认，他帮助了读者去想见他所描写的那个人物，并且也不时地使一些隐晦不明的段落变得具有意义。尽管批评家们把它骂得体无完肤，这部克伦威尔大著仍不失为一部神奇之作。其中丹巴之役①与这位英雄之死等段落都是文学上的杰作。《通讯与演说》也不愧为一部经典作品，罕有其匹，堪称两个同属伟大甚至并非完全不同的人物的一座合碑。

长期沉浸于克伦威尔研究的结果加强了卡莱尔的一个信念即，实际行动家是构成历史的骨干。他对英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暗淡。他同时代人所宣称的进步，在他看来只是退步。他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科学。“改革法”乃是一个失败。议会正是国家的弱点，而不是它的长处，是工作的障碍而非它的工具。随着他对议会政府的信仰的日益减退，对仁慈专政者的崇拜也逐渐抬头。《论近世》一书的作者对于过去的 18 世纪往往不胜其怀念之情，因为那个世纪虽说是一个宗教的怀疑时代，却不失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统治的时代。1852 年他曾参观了腓特烈大王的战场，这事标志着他最后的也是最可惊的历史工作的正式开始。在他《英雄》的演讲里，老佛里慈②尚未曾出场；而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他曾指出，“我对于他从来未曾看得过重”。但是他却宣称大王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君王。如果说大王缺少参孙修道院院长或克伦威尔式的信仰，他至少信任事实和接受工作的福音。如果说他欺骗过别人，他却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

当卡莱尔的巨著① 问世的时候，腓特烈的事迹在英国还属比较陌生：麦考莱的第二篇论文对他来说非但不是帮助，反而成了障碍。另外他也未曾从他的德国先行者们那里获得多大帮助，这些人，他曾粗暴地斥之为“愚昧糊涂的蠢物”②。普罗伊斯曾收集过关于大王的大量资料，兰克

① 1650 年 6 月，查理二世在苏格兰登陆，同年 9 月 3 日克伦威尔大败勒士利统帅的苏格兰军于丹巴。—— 谭注

② 老佛里慈（OldFritz）为对普王腓特烈大王晚年的昵称。——译者

① 指《腓特烈二世传》，1858—1865 年出版。——译者

② 关于早期作传者，参阅辛策，《历史与政治论文》（Hintze，Historischeu.PoliticheAufs■tze），卷Ⅱ。至于德人的权威作品，参阅克劳斯克（Krauske）的《麦考莱与卡莱尔》，《历史杂志》，卷 CⅡ。——原注

也曾简述过他的政策与行政；但却从没有人重新构制过他的人格。而这个正是卡莱尔给他自己规定的工作。关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全部描写，也许恰是他全书中最成功部分。这位仰尊上帝、俯事庶民宵旰辛勤的缄默行动家，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史家。吸烟议会③上的种种喧闹的取乐，对于这个卑夷宫廷虚矫的历史家非但不觉厌恶反而成了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年轻的腓特烈似不如他那粗鲁的父亲更合他心意。卡莱尔对于作诗吹笛等事的兴趣并不比威廉更大，但是当这位主人公以一个实行家的面貌出现时，他则开始对他敬意有加。他对于普鲁士索求西利西亚的理由之正确与否虽然兴趣不大，但他对这个决定的果敢与行动的疾迅却赞不绝口。他在《克伦威尔》里已充分显出他作为一位军事历史家的本领。1858 年时他的再次访德，更把那里战场上的每一细节深深铭刻在他的顽强的记忆之中；他对这些战役记叙得如此精详准确，简直成了德国军官们的教科书，直到普鲁士总参谋部编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为止。但另方面，对于介于两次大冲突中间之十年改革与复兴这一段成效卓著的整个时期①，他所提供的却不过是简略纲要。1763 年当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烈的统治仅仅不过一半时期，以后的二十三年期间他仅用了半卷书的篇幅便草草叙过，而且主要限于叙述他的外交政策。至于在财政改革、土地资源的开发、新工业的计划以及法律的合理化等方面所作的不绝努力，卡莱尔很少谈到，甚至略而不提。曾经帮他编写这部著作的助手亨利.拉金②曾说：卡莱尔原拟编写一部关于腓特烈重建其王国的相当完备的著作，因为他认为这是腓特烈事业中最关重要而又最富教育意义的教训；但这书的篇幅已超出他所预计的范围，另外他已经筋疲力竭了。再有，他认为，生动的图景是不可能根据官方报告与统计数字而构制出来的。

《腓特烈》一书对知识的增添不多，但其间却不乏绚丽的段落，曾被比之为历史著作中的最称规模巨大而又花样繁多的展览箱。卡莱尔夫人是一位严格的批评家，但她也说这是她丈夫的最好著作。它无论在布局、幽默和刻划人物方面都显示了一种迄未减退的气势。爱默生也宣称这是前所未有的警辟之作。书中关于伏尔泰在波茨坦的种种妙语逸事的记载最是他的精采段落，而他关于欧洲统治者们的描写也都属于他的最佳文笔。书出之后，不胫而走，甚至超过《法国革命》或《克伦威尔》并被立即译成为德文。当他开始他的著作时，很少人曾梦想到德意志未来的戏剧式的变化；当他结束它时，俾士麦的铁鎚已经第一次敲下了① 。一个新兴强国的惊人的崛起，激起了人们对于造成普鲁士之伟大的创造者的兴趣；卡莱尔作为一位历史家与作为 1870 年德意志立场的拥护者的双重功绩使他荣获了连腓特烈自己也垂涎不置的“功绩勋章”（Order “PourleMérite”），但是这部书对于读者是太长了，正如对书的作者

③ 吸烟议会（TobaccoParliament）——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朋友集团之绰号。他们和他常在晚间集合，一边吸烟，一边讨论国事。——译者

① 指自 1745 年第二次西利西亚战争结束到 1756 年七年战争爆发之间的十年。——谭注

② 《卡莱尔》，1886 年。——原注

① 此书最后一卷（第六卷）于 1865 年出版，前一年 2 月普鲁士对丹麦开战，次年 6 月，普奥战争爆发。—

—谭注

太长那样。书的主角似乎远没有他所想像的那般气概非凡。他在写给凡哈根的信中说，他在这书里只能找到辛苦与悲哀，并说，“我与你们的腓特烈鬼知道有半点相干？”但事实上，老佛里慈在某些方面却是一位比他所想像的更加伟大的君王，因而科塞的杰作②反而留下了某种为这位英雄崇拜专家所未能表达出的印象。

卡莱尔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不愧为最伟大的英国历史肖像画作者。迦凡·达菲③讲过，卡莱尔的习惯是把他所要进行描绘的人物的图像一张一张挂在帷幕之上。这位“圣人”讲道，这能使人物的形象经常呈现眼前；我们必须在心中先对一个人物有了清楚印象，才有可能使读者也能看清他。但是作家虽能以无比清晰的目光详察个别人物，却竟闭眼不见群众的根本存在。他晚年时甚至对贫苦无知的人们流露出某种迹近轻蔑的言论。他的《射击尼亚加拉》④相当粗暴地表达了他对 1867 年时工人阶级的看法⑤。他曾颇带几分正经地对武尔兹力说过，他真希望他能把议会的大门锁闭，把议员们都赶出去。在美国解放黑奴的问题上，他站到了南方一边，并和州长爱尔一起反对西印度黑人。他的全部哲学便是：普通凡人只能交由他们的主子去管教惩治。当一般英人已经变得更加乐观和民主的时候，他却变得更加反动和消沉了。

Ⅱ

卡莱尔的主要门生与作者弗劳德① 是按他老师的精神来研究历史的；在他完成的著作里辉煌的优点与刺目的缺点不可分地糅杂在了一起。一位曾把弗劳德称之为民族历史家的著名比利时批评家指出过，他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无人知道，他的书也没有一本被翻译过。“他是十足英国式的，充满着激情、狂热与排外主义。”他的研究是在牛津运动②的赞助之下开始的。当纽曼着手编写圣徒传记丛书的时候，曾拉过赫勒尔·弗劳德③的幼弟作自己的助手，并对他发过如下的进军令：“证据不足时，则应以说理代之；而当证据有力时则易于取信”。弗劳德的选题是关于艾尔弗雷德的一个同时代人圣尼奥特④，并曾以下述话语作结：“这便是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不止一切”。他在圣徒传记这个朦胧领域的跋涉终于使他成了几分怀疑主义者，因而 1845 年他虽然

② 德国史学家 R.科塞写的《腓特烈大王传》（共二卷，1893—1903 年）是一部名著。——谭注

③ 《与卡莱尔谈话》，（ConversationwithCarlyle），1892 年。——原注

④ 尼亚加拉（Niagara）美国大瀑布名，书名意味着危险。——译者

⑤ 指对 1867 年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扩大选举权斗争的看法。——谭注

① 参阅赫伯特·保罗的精采著作：《弗考德传》，1905 年；萨罗利亚，《论文，第一集》，1905 年；斯基尔顿的《瑟力的席间闲谈》。腓特烈·哈里逊《坦尼森、拉斯金、穆勒等》，1899 年；阿尔杰农·塞西尔

《六个牛津思想家》，1909 年。——原注

② 牛津运动是英国国教内部反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倾向的运动，因其在 1833—1841 年间发端于牛津大学，故名。——谭注

③ 赫勒尔·弗劳德（HurrellFroude，1803—1836 年），“牛津运动”的首领之一。赫勒尔是史学家安托尼·弗劳德（JamesAntonyFroude1818—1894 年）的长兄。——译者

④ 圣尼奥特（？—877 年），相传曾为国王亚勒弗烈德的顾问，后隐居虔修，徒众甚多。——谭注

被授圣职，他的信仰却逐渐动摇。1849 年他所著《信仰的天罚》一书的公开焚毁，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研究员职位受到撤消后，他离开牛津去了伦敦。正是在这个倒运时刻，他遇到了卡莱尔；这使他转入了一个新的信仰。他的史学与文学论文使他迅速成名，而他关于伊丽莎白时代海员的一篇文章鼓舞了《向西去啊？》的精神①。

凡是亲身经历过牛津运动的人不可能不联想到宗教改革。在纽曼的所有门生中，以异常强烈的轻蔑口吻来谈论宗教改革者的，再无过于赫勒尔·弗劳德其人，但是当他的幼弟开始亲自研究 16 世纪时，他吃惊地察觉到原来亨利八世当年在世时曾经深得民心。当他准备编写一部关于英国反对罗马的斗争详史的计划在他心中初步定型时，他获得了卡莱尔的热情鼓励；后者不久之前在一本《论近世》的小册子里已严谴过耶稣会徒，并把罗马教会视作天宇第一号的大骗局。弗劳德的《英国史，自1529 年至伊丽莎白逝世止》一书的前四卷所引起的震动之大，仅次于麦考莱的著作。“高教会”运动②曾使宗教改革家很失人望；辉格党人如哈兰与麦考莱等便曾抨击他们的谄媚态度。弗劳德为亨利与宗教改革所作的辩护是建立在最阔大的基础之上的。基于他的罗马教会当时和历来都是人们心智的奴役者这一深刻认识，他对那些曾经动摇过其权势影响的人们是充满着由衷的感谢的。他认为休谟的下述论点都是不正确的，例如说，英国的民众曾像东方奴隶那样，或者，英国议会除了它同意英王的政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理由来支持他。从这个角度观之，则所谓专制云云，实际上并不存在。英王既然陷入在这场生死斗争之中，他势不能不动用一切可以进攻与防御的武器，而人民也赞赏他的行动。宗教改革乃是我们历史上的最重大不过的事件。这不是敌对教条之间的冲突，而是要解决英国应自己统治还是被僧侣统治这个问题的斗争。英国与罗马的决裂是英国日臻伟大的开端，是它为人类自由与思想真诚而进行的斗争。他毫不踌躇地承认，有很多好人站在错误的一方，但是那些相信正确一方获得胜利的人们，则应当感激他们的拯救者。

弗劳德并不满足仅仅表明亨利八世的胜利是对我们民族的拯救。他深信，这位英王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他相当真诚，而并非那么残忍、自私和淫乱。他坚持认为，英王的离婚乃是出于真诚的顾虑，即是，安妮·博林①与凯瑟琳·霍华德②确曾犯有通奸罪，而他的臣民正和他同样盼望能有嫡出的男继承人。在处死安妮的翌日即与简·西摩③结婚一事及是“当时出于职责需要的一种官方行为”。他并不爱她，但是

① 弗劳德的文章：《十六世纪的英国海员》（EnglishSeamanintheSixteenthCentury1895）；《向西去啊！》

（WestwardHo！—1855）为金斯利（见本书 541 页译注）所作小说，记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与西班牙在海上和美洲角逐的故事，讴歌英国海外掠夺的先驱者的业绩。此后，这个标题常被用为鼓舞不列颠臣民进行海外扩张的口号。——谭注

② 高教会（HighChurch）为英格兰教会中之一派，主张维持僧侣的要求，并重视宗教的外表形式与仪节等。

——译者

① 安妮·博林，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王后。1533 年亨利与原配西班牙公主离异，和她结婚，教皇不予批准。此事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导因。1536 年安妮以奸淫罪被处死。——谭注

② 凯瑟琳·霍华德是亨利八世的第五位王后，1540 年结婚，1542 年被处决。——谭注

③ 简·西摩，亨利八世第三位皇后，1536 年结婚，数年后病故。生一子，即爱德华六世。——谭注

“在一个突然而又悲怆的必要情势之下”他和她结婚了。弗劳德又根据下列理由来辩护对莫尔①与费希尔② 的处死：他们准备勾引外国军队入境以使国家陷于内战状态。在这些迅速决定的措施里，国王是在执行民族安全受托者的职责。解散寺院也是必要的，因为这般人不仅是罗马的卫戍站，而且他们严重败坏风纪；况且没收所得不仅入了朝臣腰包，而且也用在了教育与国防方面。

除去麦考莱这一仅有的例外，弗劳德关于亨利八世的诸卷，是 19 世纪中叶英国所产生的最精采的历史著作。书中所涉及问题的广阔，著名人物的生动描写，强有力的国王的具体形象，在在都很引人注目。弗劳德，这位天生的小说家往往善于以最简朴的方法来产生效果。读者好象乘着一叶扁舟驶过晶莹的水面。没有一个英国作家具有这样浅易、流畅而明晰的笔调。但是，尽管受到金斯利学派③好战的新教徒的热烈欢迎，这部书也引起了尖锐的批评。《爱丁堡评论》便对这位历史家的道德概念给予了接二连三的攻击④。很难想象，他曾看到过英国法官的嘴脸；他关于亨利八世的解释，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怪论。他天真地认为，1529 年时的议会是自由选举的，而其实，它只是由各郡的郡长所指派的。他丝毫未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来没有哪个审判官或陪审官曾使一个王家公诉案中的牺牲者得以无罪开释。他竟抓住法令的前言来充作公众的舆论的可靠证据。全部著作受到了武力崇拜的毒害。《评论》的批评者下结论道，“卡莱尔由于树立了突出和危险的例子而损害了一本原来可以成为很好的书，对此他应负很大的责任”。柏根洛特曾宣称他根本不懂历史。保利与兰克则拒绝接受弗劳德对于这个朝代的解释。斯塔布斯在关于亨利八世的卓越演讲里也声称他决不能接受弗劳德关于英王的见解；弗里德曼在关于安妮·博林的论文里证明，当时的议会不过是一个陪衬。弗劳德关于爱德华与玛丽的几卷则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角色而显得平淡，但它们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关于克兰默纯系一名谄媚者这个观念，现已不复存在，而消除这一看法上，弗劳德是功绩特著的。他最早说明了萨默塞特① 的形象，他的宽大理想和他对老百姓的同情。玛丽是相当真诚的，的确她在解释那个可恨的宗教上未免太有点忠诚过度了。史密斯菲尔德②的火刑提醒了英国人天主教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和怎样完成了它的信仰转变。所以，玛丽的统治期间尽管有着它无法的形容的恐怖，却是不易觉察福祉；而这统治的教训必须永远不再重演。

著作的后半部或大半部主要用于叙述伊丽莎白。就写作技巧论，尽

① 莫尔（More，SirThomas，1478—1535 年），世界名著《乌托邦》的作者。因拒绝向“至尊法案”宣誓，被处死。——谭注

② 费希尔（Fisher，John1439—1535 年），罗彻斯特主教，以拒绝向“至尊法案”宣誓被处死。——谭注

③ 金斯利（Kingsley，Charles1819—1875 年），英国文学家、神学家，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鼓吹基督教社会主义，1864—1865 年曾与纽曼进行论战。——谭注

④ 1858 年 7 月。——原注

① 1547 年爱德华六世嗣立，年幼，其叔萨默塞特公爵摄政（1547—1550 年），施行了一些较为宽大的政策。

——谭注

② 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伦敦广场名，曾用作烧死异教徒的场所。——译者

管其间不乏精采段落，但它已逊于前面诸卷，因为这里弗劳德向读者提供了过多资料。不过，在这点上他倒也并非情无可原，因为这几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于西曼卡斯档案的，而他则是第一个探索这些档案的英国史家。正像他早期对亨利八世的厌恶，在深入调查之后曾经转而变为同情，同样，他少年对这个女王的忠诚至此也化为某种轻蔑。他不相信关于她个人人品方面的某些谣言，但她的事迹过去却从来未曾受到过精密考查，而它们是经不起考查的。他写道“柏利与沃尔辛厄姆的信件最后消除了那迄今萦绕于我心头的一个偏见即，她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却是一个有才干的妇人。她统治的伟大成绩乃是因为施行了某种并非来自于她但倒受过她不少限制与阻挠的政策的结果”。这个历史家把伊丽莎白从宝座拉了下来，但却把她的首相捧了上去。他以毫不缓和的语调宣称：“柏利乃是伊丽莎白与英国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功臣”。我们关于这个大政治家的不倦努力的全部知识都是从弗劳德那里得到的。柏利是一个持重胜过才华的人，遇事往往要经过长期考虑才能见之行动。而他也竟得到了四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考虑，借以把新教建立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这出戏剧中的若干苏格兰场景写得极其精采，但也极不可靠。而同时书中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三十年①则一直抱无情的敌意。她的异母兄，即摄政墨累②却又被写成一位屹立于一群自私自利的阴谋家中间的清白无瑕的骑士。《银匣信件》③被全盘接受了；这个严肃的新教道德家在揭穿那个天主教罪人的假面具时感到了一种正义的喜悦。这故事的主角是诺克斯，即一个合乎弗劳德自己心意的人；他拯救了宗教改革。书中爱尔兰的各章，则以其千篇一律的恐怖事件而使读者生厌。西曼卡斯档案与柏利文件的摘要确实过于浩繁了，以致这位历史家在叙完无故舰队之后竟搁笔不再往下写去。这倒是一个聪明的作法。现在卷帙已多达洋洋十二厚册之巨，而所叙不过六十年之事。况且，这部著作究竟是一盛满冲突矛盾的戏剧，因而从艺术上讲，它也未尝不应该在欢快的凯奏声中宣告收场。就实际效果而论，这个从 1529 年起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开始

的斗争便在 1588 年①结束了。用弗劳德的话说，棋手在将近终局时，已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扫而空。

这部著作的长处及其弱点现在一般已有公论。它是关于我们历史上两个最重大时期的最早的一部（而且是迄今唯一的一部）独力完成的详尽纪事。它使得宗教改革的发动者们重新获得了生命，并以无数激动人心的叙事篇章丰富了英国文学。弗里曼在《星期六评论》里所发表的攻击文章并没有多大分量。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敢说，我从无休止地攻击弗劳德中竟获得了对于那个时代仿佛知之颇多的虚名。但人们要攻击弗劳德并不需要多大知识。实际上我对于 16 世纪是茫然无知的”。他对弗劳德对他的主角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加以指责，这一点乃是正确的。他埋怨弗劳德忽略了考查王室与议会以及与朝廷的关系也是

① 指玛丽于 1553 年即王位至 1587 年被处死，在位约三十四年。——谭注

② 墨累，James 于 1564 年起兵击败玛丽，立其子为苏格兰王，自任摄政。——谭注

③ 见上文第十章。——谭注

① 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受到教皇驳斥之时，主持国政的红衣主教武尔塞对此事态度暖昧，1529 年被免职。

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此后英国海上霸权的基础。——谭注

有理由的。他提请人们注意校对上的粗疏与细节上的差错等等，也都不算出格。但他在 1870 年在这部书出齐时所下的最后论断，却超出了批评的公正界限，这话是，“弗劳德先生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全部著作便是四卷聪明的奇谈怪论与八卷宗教书册。它之所以不得享有历史美名的原因乃是：事实方面的极度疏忽与辨别是非的完全无能”。这个被批评者曾向《星期六评论》提过挑战，要求请两位有资格的专家来核对书中任何上百余页的引证，尽管没产生效果。他在写给斯基尔顿的一封信里说，“在十二卷中我承认有真正错误五处以及细小疏忽约二十处，例如 i 上未加点，t 字上未加划，而怀有最大恶意的人所发现者，不过如此。几年后，弗里曼在发表关于贝克特的几篇论文时，又责备弗劳德说他“对英国教会，无论改革的或未改革的，都怀有疯狂的仇恨”，并指斥他具有“一种天生和不可救药的怪癖；而这个怪癖使他无法对任何事情作出精确的陈述”。对这篇首次署了名的攻击文章，弗劳德给了郑重的回答，指出他的批评者所寻出不过是几处细小的印刷错误而已。

弗里曼的恶毒攻击只是损伤了他自己的名誉。《诺曼征服史》的作者往往避去手稿文献，而弗劳德的大部资料则取自档案。在抄录那些往往字迹模糊而又用几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时，差错乃是无可避免的。他是一个特别粗心的抄写者与校正人，对于完整引语与他自己的节略引语往往并未标清。但故意的篡改则是没有的事。在他的想象杂文：《火车站侧线》里，他曾对自己遭受的伪造指控作过声辩。斯基尔顿，即梅特兰与玛丽·斯图亚特的作传者宣称，弗劳德对真实具有热烈的尊重。斯基尔顿虽然不能接受他的全部结论，但他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朋友的非凡辛劳与坚实可靠。和弗劳德研究范围大体相同的安德鲁·朗则宣称，虽然别的历史家也许在立意上不如弗劳德忠实，但别人的失误也同样并不这么严重。布鲁尔甚至惋惜地说，在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①早期生活的叙述里面，几乎没有一句陈述是正确的。在编辑卡莱尔《回忆录》修订本时，埃利奥特·诺顿在弗劳德的版本开首的五页中即作了一百三十处的更正，并宣称，在他所校订这部《传记》中，几乎其中每个字母印刷上都有错误。另外，在他的游记诸卷也显出他的记忆力是多么的不可靠。

他在细节上的粗心虽是一个严重过失，但是使他不得进入第一流历史家行列的原因却是由于他持论不够公允。波拉德曾申辩说，弗劳德对于亨利八世的看法并不象他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夸大，但是他的心智对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则缺少冷静与洞察能力。他一生的主要任务局限在对罗马教会的斗争。在完成了他对宗教改革的辩护之后，他又在新的一章中继续着这同一斗争。在他大胆地为都铎王朝的暴虐进行辩解之后，他进行了甚至更加乏味的工作，即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进行辩护。就连他的作传者赫伯特·保罗，一位对他抱有同情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每当天主教与新教发生冲突时，弗劳德总是本能地，几乎不自觉地站到了新教一边”。他的这种偏见在后期甚至比在前期著作里更为令人讨厌。

① 托马斯·克伦威尔（约 1485—1540 年）英国政治家，青年时代在法国军中服役，返国后历任议员、亨利八世朝大臣。1539 年受命监督“至尊法案”的实施，大肆进行迫害活动，后因未支持国王与安娜离婚，被处死。——谭注

在 18 世纪的英国政府已不再有这样的托词即，英国是为了它的肉体与灵魂而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的。《爱尔兰的英国人》中所表现的正是卡莱尔的精神。虽然他也喜欢爱尔兰的农民，而且也觉得在克里（Kerry）那里钓钓鱼，真是其乐无比，弗劳德却沾染了他老师对这个民族的轻蔑观点。他在写给斯基尔顿的信中说，“我已对我那本关于爱尔兰的书产生了厌恶。这会使那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也讨厌我，虽然我并不希望其如此”。在他的目光里，爱尔兰人是一个劣等民族，而天主教则是一种退化的偶像崇拜。在叙述到格拉顿议会①时，他竟与那些最狂热的托利党人站到了一边。格拉顿乃是被狂热的民族情感引入了迷途，而克莱尔②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谴责了 1793 年时在选举权上对天主教徒所作的让步，赞成对菲茨威廉的召回③ ，称颂奥伦治会社④并为国王反对恢复天主教徒的公民资格喝采。在弗劳德眼中，杀死天主教徒不是罪行的讥讽不是没有一定理由的。这本书无异一篇奥伦治会社的宣言，其目的在于表明调和政策的愚蠢。当葛拉斯吞提到有人认为爱尔兰人犯有双重的原罪时，他心中所指的人中即包括有弗劳德在内。虽然这部书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但它在道德上则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有毒害的。他不听从柏克的警告，竟把控诉的目标指向了整个民族。卡莱尔对这部反映了他自己偏见的书是喜欢的，但它的权威很快就被莱基推翻。

当他以蒙森的笔调撰作了一篇对凯撒的热烈赞颂并编写了卡莱尔的传记之后①弗劳德在晚年时期又回到 16 世纪，著成了亚拉冈的凯瑟琳一卷②，这表明他并没有再学到什么新的，也没有忘掉什么旧的。他很失望他对亨利八世的解释未被接受，并伤感地说，要改变群众的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的意见却看不出有什么地方须要收回或改变的。他并不标榜公正，他是相信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与他议会的立法乃是近代世界的大宪章，而所争求的东西则是人类的自由。凡是相信正义能战胜错误的人，便无需为下述那些勇毅之士的所做所为而感到面红，这些人或从讲坛之上或从议会室里，或在断头台边或从火刑柱上而为人类赢得了今日已堪称世界之法则的精神自由。他继弗里曼之后，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所作的三种讲演（内容系特兰托会议、16 世纪的海员与伊拉斯姆的信件）同样表现着那种充满战斗精神的新教思想。弗劳德结束了业余历史家的时代。他的一些伟大场面的描绘直堪与麦考莱的媲美，腓特烈·哈里逊曾把他比之为李维与弗鲁瓦萨尔；但是他在思想上还不及

① 格拉顿（Grattan，Henry1746—1820 年），爱尔兰温和的反英派，要求爱尔兰独立及解放天主教徒。

1775—1800 年间是爱尔兰议会的首脑，1798 年协助英政府镇压爱尔兰起义。——谭注

② 克莱尔（Clare，JohnFitzgibbon1749—1802 年），爱尔兰政治家，自 1784 年以来是爱尔兰政府的指导者，一贯反对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反对改革，反对给予天主教徒政治权利。——谭注

③ 菲茨威廉于 1794 年底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支持格拉顿的政治纲领，次年 3 月被调离。——谭注

④ 奥伦治会社（OrangeLodgesorClubs）——北爱尔兰的一个反对天主教旧教拥护新教的秘密社团纪念奥伦治·威廉而得名。——译者

① 书名《凯撒传略》（Ceasar，ASketch），1870 年；《托马斯·卡莱尔前四十年史》（ThomasCarlyle， ahistoryofthefirstfortyyearsofhislife）共二卷，1882 年，《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的生活》（ThomasCarlyle， ahistoryofhislifeinLondon）共二卷，1884 年。——谭注

② 书名《亚拉冈的凯瑟琳的离婚》（TheDivorceofCatherineofAragon），1891 年。——谭注

卡莱尔，另外他所做过的工作甚至有推倒重来的必要。他从没有认识到，历史家的责任既非颂扬也非谩骂，而是对复杂的过程与矛盾的理想冷静地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