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犹太人和基督教会

Ⅰ

古代东方文明的重新发现和应用批判方法研究犹太《圣经》同时并进，并促进了这一方法的应用①。尼布尔的主要结论在 17、18 世纪已被预示，同样，研究《旧约全书》的若干成果也已由较早时期的个别思想家预见到。霍尔斯否认《五经》②起源于摩西③说，斯宾诺莎注意到它是混合物的这一特点。西蒙神父激起了博絮阿的愤怒，因为它暗示对《旧约全书》应该象对其他著作一样采取批判态度。1753 年，当法国犹太学者阿斯特律克鉴别《五经》内用“伊洛欣”称神部分与用“耶和华”称神部分的两种笔调时④，这项批判研究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系统批判研究的时代开始于 J.G.艾希霍恩①；他掌握了流行于戈丁根大学的历史研究精神。J.G.艾希霍恩他认为《旧约全书》诸卷具有东方文化特点，因而我们应按塞姆族的观念解释它们。同时，赫尔德企图以比较灵活的看法对待《圣经》而不那样呆板；他称《旧约全书》为以色列民族灵魂的镜子。J.G.艾希霍恩与赫德尔两人虽然结成亲密友谊，却各自独立地达到大体上相似的结论。许多年后，歌德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们两人，因为他们在犹太人的文学著作里开辟了一个美不胜收的园地。艾希霍恩的《旧约全书导论》于 1783 年出版，该书第一次全面地把批判方法应用于《圣经》的研究。他宣称，他是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工作。他只是间接地知道阿斯特律克的发现，并表明他曾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他把《五经》的组成部分按照称神为“耶和华”或称神为“伊诺欣”的译本进行分类，并指出《旧约全书》的许多卷曾经过几个人的手笔。

如果说艾希霍恩是对《旧约全书》进行批判研究的创始人，那么他的门生埃瓦尔德②就是第一个犹太籍的历史学家。1835 年，阿诺德在写给本生的信里说，“沃尔夫和尼布尔为希腊与罗马所做的工作，似乎对于

① 参阅切恩：《旧约全书批判研究的创始人》，1893 年；达夫，《旧约全书批判研究史》，1910 年。—— 原注

② 《摩西五经》（Pentateuch）——《旧约全书》之开首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

《民数记》、《申命记》。——译者

③ 摩西，《圣经，旧约全书》传说中犹太人的领袖，率领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并创立制度。—— 谭注

④ 伊洛欣（Elohim）与耶和华（Jehovah）是所谓摩西《五经》中用来称呼上帝的两个词的译音，其中耶和华一词也有学者音译为雅畏（Yahweh），因此三者所指的都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上帝。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古抄本包含有两种不同来源的史料，其中之一种称上帝为伊洛欣，另一种则称上帝为雅畏。学者一般公认，《五经》中的这两种史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编成的，称上帝为伊洛欣的史料写得较早，思想内容较朴素原始，故事的叙述较多，乡土气味较浓。称上帝为雅畏的史料问世较晚，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历史知识背

① J.G.艾希霍恩（1752—1827 年），戈丁根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以所著《旧约导论》（1782—1783 年）

一书知名。本书第四章所介绍的法学家 K.F.艾希霍恩是他的儿子。——谭注

② 最有权威的研究是由威尔豪森所作，见《戈丁根科学院成立 150 周年纪念论文集》，1901 年。——原注

犹太也非常需要”。米尔曼在 1829 年所写的《犹太景，思想内容较为精细成熟。

作者在本章中所说的“theElohimandJehovahstrainsofthePentateuch”应理解为“《五经》中用伊洛欣称上帝（或神）的部分和用耶和华称上帝（或神）的部分”。在本章中作者也把耶和华和雅畏等同，多次通用。——译者人史》是有用的，因为它坚持研究《圣经》应该和研究任何其他历史著作同样进行；犹太人也应该作为塞姆人的一支来研究；但是尽管斯坦利声称这是德国神学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冲击，这项论述究属太简短，作者的知识又太肤浅，所以它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埃瓦尔德出生于戈丁根，并在那里度过他的大半生。他在求学时期已开始研究东方语言并拜艾希霍恩为师。由于他对语言学、神学和历史同样感到兴趣，1827 年，接替他老师的讲座。他讲授梵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以及塞姆族语言；他以《希伯来文法》一书初露头角。他注释《诗篇》、《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他总称之为《诗卷》）；这些注释表明：他的宗教洞察力和他的语言学修养是相得益彰的；他比他的任何前辈更能深入理解先知的真谛。

埃瓦尔德在青年时代已计划写一部《以色列人民史》；在完成《先知》后，他即着手搜集半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于 1843

年首次出版，作者亲眼看到 1864—1868 年间第三版的发行。在长篇绪论里，他宣称，〔以色列〕历史著作中的空白可用诗歌与先知著作来填补；因为这些著作最能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第一卷叙述到摩西的死亡；他认为早期的历史是神话般的，但并不是虚构的。他把亚伯拉罕描绘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并认为雅各同以扫的争吵①可以说明希伯来人与阿拉伯部族之间的冲突。摩西显然是一个历史人物，是除基督以外最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关于渡红海的故事②是符合历史的，但不是奇迹。关于以色列人本身，这个历史家提供了一幅动人的但过分渲染的图画。他们皈依上帝，在他的指引下勇气百倍。摩西律法①最先宣布：上帝会拯救那些以精诚、服从与信仰上寻求他的人们。在这“光荣的远古时代”，对耶和华的信心，在战争中给予〔以色列人〕力量，并鼓舞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摩西以前，宗教是属于个人的私事；由于摩西，它也成为全民族的事情。埃瓦尔德关于早期历史的论述，是起刺激推动作用的，但失之于武断。象尼布尔一样，当他仅仅是在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时，他的推测能力才常常获得称赞。在叙述到“列王”②时，他是有更为可靠的根据的。他生动活泼地描绘扫罗、大卫与所罗门的形象。他把大卫描绘成一个英雄，并把他的人民理想化；他肯定说这些人民那时尚未腐化堕落。他所描绘的以利亚③，色彩鲜明。可是关于后来世纪的叙述，则不

① 以扫，据《圣经》传说系亚伯拉罕之孙，雅各为以扫之弟，因兄弟失和，雅各出逃。——谭注

② 指摩西率领犹太人来到红海，手杖一挥，海水让路的故事，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译者

① 据《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耶和华写于石版的各种律法。——谭注

② 《圣经·旧约全书》有《列王纪上、下》记大卫以后犹太诸王统治时期的历史。——谭注

③ 据《圣经》传说，以利亚是公元前 9 世纪人，耶稣诞生以前以色列的伟大先知。——谭注

如关于英雄时代的叙述那样逼真和动人。

我们阅读埃瓦尔德的著作，可以测量那把 19 世纪中期与末期隔开的

鸿沟。第一，他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从《旧约全书》本身取材的。在 1865 年的修订版里，他叙述撒马利亚的征服④时宣称，关于亚述人一般不太了解，不够一个历史家的研究目的之用。古代文明的发现与比较宗教这门新生科学，在他的著作里都没有得到反映。第二，犹太人始终被看作上帝的“选民”；他们虽然不免有严重过失，但在早期世纪里无论如何是和他们的特权地位相称的。而且他们的领导人物也被过分理想化了。最后，他没有想到法典起源于较晚的时期；威尔豪森认为他的《历史》比不上他的语言学著作的水平。“我不能承认他已象德·韦特或瓦特克那样启开大门或指出道路。他倒是一个学阀，以他的权威来阻止人们接受关于犹太史的真正解释。”普夫莱德雷尔宣称该书是一部说教式的小说，并指责作者阻碍对圣经的批判研究达一个世代之久。尽管有这些有意和无意犯下的过错，他的著作在史学史上还是占着一个显著的地位。他关于塞姆族的学识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能阅读他的著作而不感到犹太人的历史与希腊史、罗马史同样引人入胜。他的著作在英国曾受到热烈欢迎。斯坦利称之为杰出的作品，他的《犹太教会史讲义》就是以它为根据并利用这个作者的圣地知识写成的。

我们关于《旧约全书》概念上的革命，是与威尔豪森的名字相联系的，并把埃瓦尔德的著作束诸高阁；这项革命原是由几个学者的独立工作准备起来的。按照威尔豪森的说法，德·韦特是“在这个领域内的历史批判研究之划时代的先锋”；他第一个注意到士师① 、列王和先知② 同样是不知道摩西律法的，并主张，如果说《申命记》比约西亚王③早的话，也早不了多少。但他早期著作的大胆假设，到他晚年就变得和缓了；所以，这个问题还要留给一个年轻的学者去解决。瓦特克的《圣经神学》出版于 1835 年；该书坚决主张以色列宗教也是从属于发展规律的。但使它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的，与其说是著作内的黑格尔哲学，不如说是关于圣经诸卷真正先后顺序的发现①。可是，关于祭司法典的后期起源说，还埋没于他的一卷又大又难读的著作里。他最大的成绩，是在诱使威尔豪森写出“我从瓦特克学得最多、最有收获。”当瓦特克在柏林宣布新思想的时候，罗伊斯在斯特拉斯堡也达到类似的结论②。他恍然大悟：《各先知篇》早于《律法篇》的出现，而《诗篇》又在两者之后。在摸索犹太人宗教发展的线索时，他碰到一个问题：据说在最早阶段的犹太历史里，存在过完备的利未制度③，而在《先知书》里则丝毫未曾提及它。罗

④ 撒马利亚是以色列的京城，公元前 722 年为巴比伦王萨尔贡二世攻克。——谭注

① 士师是由选举产生的以色列部落领袖。——谭注

② 先知是所谓受神的启示而传达神的旨意或预言未来的人。早期的先知如撒母耳、以利亚等拥有封立国王的权力；后期的如以赛亚、耶利米等，都是具有一定政治影响的宗教领袖。——谭注

③ 约西亚王，公元前 7 世纪时的犹太王。——谭注

① 参阅贝涅克所编的全传：《威廉·瓦特克》，1883 年。——原注

② 关于《旧约全书》研究的发展，《罗伊斯与格拉夫的通讯》，是具有意义的。——原注

③ 利未制度（Leviticalsystem）——《旧约·利未记》第 18 章所记载的“勿乱骨肉之亲”的制度。——译者

伊斯的结论形成于 1833 年，所发表的十二篇论文中；这些论点是如此新奇，以致他不敢发表出来；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在他的《旧约圣经史》里把它们提出。他认为瓦特克的书看起来是如此令人生畏，以致他不曾阅读它；直到他的看法由他自己的门生发展以后，他才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问题上来。在他的听众中间有格拉夫，格拉夫的《旧约全书的历史诸书》于 1866 年出版，它是从早在一个世代前种植于他心里的萌芽成长起来的，后来被称为格拉夫的假设，并被采入杜姆关于《先知书》的权威著作；这部著作把《先知诸篇》作为犹太人的宗教发展之中心；但要推翻传统的错误观点，尚有待于更有威力的作品的发表。

奎嫩关于《旧约全书》的研究使他赢得博学多才的学者名声；他的

《以色列宗教》出版于 1869 年，其中采用了格拉夫的假设①。这位莱顿大学的教授虽然缺少埃瓦尔德的口才，却能激发起更多的信任。他否定犹太宗教异乎一般的起源论与独特的性质，拒绝《旧约全书》上的神迹，并宣称《五经》与《约书亚记》里的早期历史大部分属于传说。直到公元前 800 年左右，当时的资料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些传说才能取得可靠的根据。他宣称，由于按年代顺序重新排列《旧约全书》诸书，编写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史已成为可能。他从概述公元前第 8 世纪的宗教开始，再简略地回顾它的起源。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可能存在过。摩西确曾存在。“出埃及”可能发生于公元前 1300 年前后。多神教不是一个革新，而是“放逐”②以前大多数人的信条。祭司立法是在放逐之后起草并记载下来的，起源于各个不同的时期，并经过不止一次的编订才最后定形。第三卷专讲犹太教，叙述止于耶路撒冷的陷落。奎嫩的著作连同它冗长的附录和注释，是一系列专论而不是一部叙述。但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解释以色列宗教的各个连续的阶段；关于这方面，埃瓦尔德是未曾掌握的。

威尔豪森在 1876 年出版他的《六经的编写》③并在 1878 年出版他的

《以色列史》以后，那些由瓦特克、格拉夫和奎嫩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及罗伊斯和拉加德在他们的演讲中所阐明的假设，不复是各个孤立的学者的所有物，而成了公共的财富①。虽然作为埃瓦尔德的门生起家，威尔豪森觉得《律法篇》与《先知书》属于不同的世界；他欢迎格拉夫假设的出现。在《士师记》、《列王纪》和《先知书》中，没有《律法篇》的痕迹，而在“放逐”后，它立即变得突出。这些事实，一见自明。摩西律法不是古代以色列历史的起点，而是犹太教历史的起点。《申命记》在约西亚时代的圣殿内被找到。《利未记》直到犹太王国覆亡后才被写出；《五经》直到以斯拉时代②才被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就有可能估计《先知书》的起源和意义。这一著作在全世界历史家与神学家中间曾引起极

① 参阅雷维尔《亚伯拉罕·奎嫩》1890 年。——译者

② “放逐”（TheExile）——指公元前 597—586 年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两度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之事，又称“巴比伦之囚”。——译者

③ 六经（Hexateuch）——《旧约全书》开首六卷，即《摩西五经》与《约书亚记》的合称。——译者

① 威尔豪森的成绩被很好地总结于普夫莱德雷尔《自康德以来神学的发展》，1890 年。比较罗伯逊·史密斯的评论，见《演讲与论文》，1912 年。——原注

② 以斯拉，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的希伯来祭司，宗教改革家，由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进行改革。——谭注

大震动。它从来未被续写过，在后来的重版上，采用了较合适的书名：

《以色列史绪论》；但他为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篇《以色列与犹太史》概略；并在 1894 年出版一篇更完备的记载。

威尔豪森的书使研究《旧约全书》的学者分成两个阵营，但大多数专家是站在他的旗帜下的。一般承认，只有他的解释，能使犹太人的宗教发展成为可以理解的。三年后，施塔德开始出版一部根据该书结论写的《以色列史》。这部著作是用高度批判的语气写的，甚至几乎是用雄辩的语气写成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于其他历史科学，因为它几乎被神学家一手垄断了”。但要促使这门科学发展，却需要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比较宗教研究者的帮助。在他的著作中，关于旱期以色列传统故事很少保留下来。关于侨居埃及的事情，他认为找不到什么证据，并宣称关于征服迦南的记载纯属传说。关于大卫时代，我们有了可靠的根据，但必须提防编年史家过分夸大的说法。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是弱小的，它的文化是原始的，描写中宫廷和圣殿的繁华只是一个神话。当时，叙利亚分裂为许多小邦；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小邦的典型统治者。米沙王①铭文的发现，揭示出摩押族及其部族神和与之相应的思想体系。在先知时代以前，没有什么一神教；崇拜祖先和信仰鬼神是普遍现象。“伊诺欣” 与“耶和华”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微小的。由于吸取了威尔豪森的研究成果，施塔德在约西亚王时代以前找不出摩西律法的痕迹。他相信，“放逐”到巴比伦除了减少了宗教崇拜机会外，决不是痛苦的。这第一部批判性犹太人历史巨著的力量与学识，不能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书中的论战口气和经常强调传统的虚伪，却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欣赏。

在英国，威尔豪森见解的主要鼓吹者，是他的朋友罗伯逊·史密斯②。他曾在戈丁根大学从拉加德学习塞姆人语言学的奥秘，1870 年二十四岁时，他被聘为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东方语言与《旧约全书》教授。1875 年他为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篇关于《圣经》的文章，因此他被控为异端。对他的长期审判，曾象对科伦索③的审判那样引起很大注意。这个教授最后被免除异端罪，但他的教授职位却被剥夺。他深信自己的批判原则，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对广大的听众发表演讲；后来这些讲稿是以《犹太教会中的旧约全书》和《以色列的先知》的书名出版。虽然论述是通俗的，但却是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大陆上的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创见结合在一起的。在被聘为剑桥大学阿拉伯文教授后，他写了《早期阿拉伯的亲族与婚姻制》和《塞姆族宗教讲义》，后者对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和塞姆族人氏族其他支系的信仰与仪式作了系统的比较。他指出：信仰是变幻无常的，因而难以注明日期；只有宗教的仪式是原始而又固定的。他的研究导致他拒绝关于塞姆族和雅利安人之间存在着基本差别的看法。这些著作中充满深刻的研究与精湛的分析。虽然不如他的

① 米沙王（MesaMesha）居于以色列以西的摩押部族之王。初臣属以色列，后背离，为以色列所擒。事迹见 1868 年发现的摩押碑。——谭注

② 参阅布莱克与克里斯托尔所作的传记，1912 年。比较伯基特，《英国历史评论》，1894 年 10 月号。—

—原注

③ 科伦索（Colenso，JohnWilliam，1814—1883 年）——英国人，南非那塔尔主教，宣称《五经》是在“放逐”后时期伪造的，因而被开普敦中心主教区逐出教会（1863 年）。——译者

早期演讲著名，它们却显出在英国也有这样一个研究塞姆族的学者，他在学识方面与洞察力方面，都可与荷兰和德国最有名望的学者不相上下。他的早逝对于《旧约全书》的研究和对于比较宗教这门新生科学，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法国，按照威尔豪森路线来批判地论述犹太史的工作，是由勒南① 开始的。在完成他的著作《基督教之起源》后，他回到那个使他成名的领域。他曾写过一部有学术性的塞姆族语言史，参观过有关犹太史的遗址，并劝告铭文学院编辑一部塞姆族铭文集。他宣称，“为了前后一致，我应该以我今天出版的书作为我的《基督教之起源》的开端，因为它们追溯那些把道德引入宗教的伟大先知。”他补充说，他由于感到寿数无常，他首先选择了他工作中最紧要的部分。但是在六十岁时，他看到自己身体尚健，于是勇敢地投入工作，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五卷犹太人民的历史②；它在这著作中虽不是最能令人信服的却是文笔最为流畅的作品。

第一卷，叙述到大卫时期，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传说。勒南深信：传统说法包含宝贵的成分，即使不是属于事实的，也至少是属于气氛的成分。在这个朦胧世界中进行巡礼时，历史家需要有想象力。“即使我在若干点上的推测容有差错，我确信，我已领会那由上帝的呼吸即世界灵魂通过以色列人而完成的独特工作。”他提醒他的读者：他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不如说是关于历史时期前的社会和宗教的一个半想象的重现。关于下列事情，可以描出轮廓——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在埃及的流寓、在摩西或其他某个首领率领下的逃出埃及；但在大卫时期以前，没有什么确凿无疑的事实。要问什么事情曾发生过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只能描绘事情可能发生的各色各样的方式。每一句话都应包括“也许”这个字样。普通读者对本书的爱好远胜于专家对本书的爱好。奎嫩宣称，勒南不作资料的分析，好象没有航海图即扬帆开航一样，并埋怨说，他在接受资料与摈弃资料方面也同样是任性的。威尔豪森谴责本书与作者的名望不相称。罗伯逊·史密斯宣称，他关于族长制时代的重塑是全部错误的。史密斯还说，这些族长与游牧民族截然不同，他们近似于列王时代的大家族的家长。勒南相信塞姆人的一神教倾向也同样是无稽之谈；因为一神教只有在以色列，而且是由于先知才发展起来的。他还夸大“亚卫”与“伊诺欣”之间的差别；后者只是他幻想的产物。他把早期以色列人理想化，并相信他们已退化，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宗教思想却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得澄清和纯洁的。这样看来，第一卷尽管文笔秀丽，却是五卷著作中内容最贫乏的部分①。

犹太人的历史时期据说是开始于大卫，即耶路撒冷和王朝的创立人。但勒南所描绘的形象失之暗淡模糊，正象埃瓦尔德所描绘的形象失

① 关于论述勒南的最好的著作，由下列作家编写：格兰特·达夫，1893 年；舍叶尔（Sé ailles ），1895 年；达姆斯特泰尔夫人，1897 年。达姆斯特泰尔，《勒南生活与著作的概要》。1893 年，这本书是对研究塞姆族学者的一个专家的定论。——原注

② 书名《以色列人民史》（Histoiredupeopled’Israel ），1887—1894 年。——谭注

① 关于专家的批评意见，参阅罗伯逊·史密斯，《演讲与论文》1912 年；奎嫩，《三条道路，一个目的》，见《论文集》，1894 年。——原注

之于过分绚丽多彩一样。勒南是不喜欢这个国王的；他相信，国王的权力已被传说夸大，并指出不能把《诗篇》算作是大卫的贡献。大卫被比作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小王公或阿尔及利亚的军事首领阿卜杜·卡迪尔② ；他是一个残忍的国君，由他的宫妃包围着，依靠外国雇佣兵的支持，并缺少宗教与道德观念。所罗门是路易十四的缩影，聪明胜过他的父亲，但他是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关于这个分裂的王国，勒南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图景。时代是原始的；诸王是残忍的；耶和华又鼓励各种可憎恶的事情。他宣称，以利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他以嫌恶的心情描绘着他的野蛮的不容忍态度。亚哈③看来是一个容忍而又开明的统治者。当时最重要的事件，是把有关族长与战争的传说写成文字，接着分别写成以“亚卫”称神的经文和以“伊诺欣”称神的经文；这些作品在很久以后又都汇总并入《五经》之中。

勒南关于先知的描写遭到普遍的批评。他常常宣称，犹太人代表宗教，正如希腊人代表智慧；但虽然承认以色列的历史重要性有赖于众先知，他却看出他们功过相等。阿摩司④又阴沉又偏狭，狂热地以最后审判日来威胁人们，劝告人们撕裂心灵以示悲伤而不仅仅撕裂衣服。何西阿① 象〔法国〕天主教同盟的一个传教士或一个〔英国〕清教徒劝世文作家一样。以赛亚②的名望大半由于他被认为是那个生活于“放逐”时期的更大天才所写的著作的作者。

这个先知是他的人民的良心，但他也似一个颇似布道师的宣传家，一个颇似神学家的政客；他是卡尔文、诺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先行者。勒南不能掩饰他对耶利米③那过度不能容纳异己的态度的轻蔑；他叱责耶利米是宗教迫害的首倡，是君主政治和国家的公敌。以西结④使人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惩罚集》和傅立叶的社会幻想⑤。对道德标准的排他性成见，既无助于文化，也无助于民族威力；诸先知加速了一个民族的覆灭，而

② 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 年），阿尔及利亚部落联盟首领，1832—1847 年领导本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民族英雄。——谭注

③ 亚哈，犹大王（约公元前 874—852 年在位），其妻左右国政，崇祀邪神，欲使国人从之。国中大旱，耶和华频频遣先知示警，图废立。外敌来犯，亚哈迎战，死于阵。——谭注

④ 阿摩司，公元前 8 世纪时犹大小先知，其说教以上帝的裁判为主题，揭发尘世罪恶，预告灾难。——谭注

① 何西阿，以色列的小先知，阿摩司同时人。以夫妻比喻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其讲道简捷，充满狂热

——谭注

② 以赛亚，8 世纪中叶时人，被认为是《旧约》所记最伟大的先知和演说家。反对希伯来诸王干预邻邦事务，认为与亚述结盟后应守信约，对埃及不可依赖。——谭注

③ 耶利米，公元前 7—6 世纪以色列先知。多次受到反对者的迫害，不断对本民族的罪恶发出警告。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后，对他颇为优礼，后定居埃及，据说约书亚王对偶像崇拜者发动迫害是受了他的影响。

——谭注

④ 以西结，公元前 597 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被俘，即于是年开始其先知生涯。其预言为谴责以色列的过失，指出充满希望的未来。——谭注

⑤ 《惩罚集》是雨果所作的讽刺拿破仑三世的诗篇。诗中以小拿破仑和其伟大的叔父对比，呼吁上帝惩罚这个窃国僭位者，闪烁着要求报复的憧憬。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和三十二个时期，预言生活将由漫长的不和谐的境地进入和美的境界，充满幻想。——谭注

这个民族又的确是没有政治才华的。可是，先知们具有不朽的重要地位。他们把一个部族的神灵转化为一个宇宙的正义主宰。他们为穷苦卑微者的事业而呼吁。他们是人类宗教的创立人，耶稣的先行者。早期以色列未曾有过真正的宗教。“伊诺欣”是空中的众神灵，“亚卫”是一个小世界的反复无常的专制魔王，他所索取的只是祭品，并非一颗纯洁悔悟的心。诸先知使渣滓化为黄金，并发展了伦理的一神教观念。没有人曾以更大的热情写出第二个以赛亚①，那个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先知。“我们同他一起站在一个高山之巅，从那里我们望见站在另一个顶峰上的耶稣，其间存在着一道幽深的峡谷。”

从世俗国家转化为神权国家的过程，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前已经开始，勒南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追述，并未表示赞同。他严厉斥责《祭司法典》②的无用，及其注释家枯燥无味的烦琐哲学。尼希米③被说成是最早的耶稣会会士，他把耶路撒冷变为一座坟墓。《法律篇》是已发明的最可怕的使人痛苦的工具，是对诸先知传统的不可宽恕的背离；他们的工作只有靠基督来重新进行。精神被文字扼杀。关于犹太教的诸章，虽然包含很多有根有据的批评意见，对错误的驳斥却太多。他赞颂犹大斯·玛喀贝斯④的英雄主义，但以极其愉快的心情详细论述希腊化时代的解放影响、对撒都该教派⑤和《传道书》的有修养的怀疑主义以及希勒尔与菲洛⑥的宽大慈悲也倍加赞赏。构成希腊化时代气氛的是它的文化和文学、社会和思想、理想和迷信；关于它们的丰富多彩的论著，表明这个历史家虽然年老体弱，但他的手笔却仍然十分灵巧。他实现了他一生的雄心壮志，因为他的两部巨著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布伦蒂埃证实说，“有普通文化的法国人对于古代东方、对于比较宗教、对于圣经的注解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勒南的。”他的成绩就在于唤起兴趣。关于继续与修正他的著作这项工作，要由更务实的学者们去完成。

威尔豪森对以色列古代史的重新解释，一致地或无条件地加以接受。老德利茨施①悲叹道，如果威尔豪森是对的，那就不可能再谈论“律法篇与先知书”了。霍梅尔一度接受他的意见，后来又回到传统的见解。在施塔德的反传统的著作②出版后，基特尔立即对“囚虏”时期前犹太人

① 四大先知是：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与但以理（Daniel）。第二个以赛亚指但以理。——译者

② 《祭司法典》指《圣经·旧约·利未记》第 1—27 章中所记的犹太教宗教仪节、典章和条例。这部宗教法典是以色列人被俘至巴比伦以后逐渐形成的，但《旧约五经》却认定它在摩西时代就已存在了。——谭注

③ 尼希米，犹太人，耶路撒冷失陷后，被波斯王任为犹太总督，重建圣城，恢复民族礼拜。——谭注

④ 玛喀贝斯，犹太玛喀比族爱国首领，于公元前 175—164 年领导反对叙利亚人的起义，并一度占领了巴勒斯坦。——谭注

⑤ 撒都该教派（Sadducees）——古犹太当权的祭司贵族教派，起源于所罗门时代的祭司撒都（Zadok），否认有复活、来世及天使等说。参见《新约·马可福音》12 章 18 节至 28 节。——谭注

① 老德利茨施（Delitzsch，Franz’1813—1890 年），德国著名神学家与希伯来语言学者，属于保守主义神学派。其子弗里德里希（Friedrich，1850—1922 年）被称为小德利茨施，亚述学家。——译者

② 书名《以色列民族史》（GeschichtederVolkesIsrael）共二卷。——谭注

的历史提出相反的解释。虽然罗伯逊·史密斯认为这是对威尔豪森的见解的削弱而不予考虑，虽然对批判学派作出若干让步，他的著作仍是属于迪尔曼的保守主义阵营。他相信亚伯拉罕与约瑟，认为《十诫》是摩西所作，还在那些被其他学者称做添加部分而不屑一顾的历史著作里找出真正的传统的片断。这部著作是在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一个妥协，而把《祭司法典》的主要部分归属于希西家统治时期③，却使发展的线索陷于混乱。它的主要功绩，在于对资料的详细分析。威尔豪森的其他批评者，虽然接受《律法篇》编得较晚的说法，但他们却相信，它的若干部分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在实质上也远比他所承认的要早得多。蒙蒂菲奥里在希伯特的演讲中，根据近代的研究成果巧妙地提出了一个犹太人对犹太历史的见解。

除一般性的历史著作外，出现了无数专著，为历史大厦添砖加瓦。罗伊斯、科尼尔与德赖弗提供了关于《旧约全书》著作的有用的概论。乔治·亚当·斯密的《圣地历史地理》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贡克尔研究了希伯来宇宙论的来源与性质。爱德华·迈尔分析了关于族长的传说，并评述早期以色列的邻邦。那个“放逐”后的时期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荷兰神学家科斯特斯曾声称：犹太人在居鲁士时代被释返国之说是神话，圣殿是由那些未曾被俘而留在本土的犹太人建造起来的。这项宣布曾震动一时。这个论点被爱德华·迈尔驳倒，他的《犹太教的起源》确定了《以斯拉记》里所引用的波斯文献是真实可靠的。切恩对“放逐”后的宗教生活描绘出一幅最好的图景。许雷尔的巨著《基督时代犹太人民的历史》，是关于犹太人三百年间的政治、宗教和哲学，以及文学和社会之概览，其中利用了铭文、纸草卷和古币的新资料。

犹太人的历史从考古学研究所得的益处，比埃及或亚述历史所得的要少得多①。在耶路撒冷，没有发掘出辉煌的建筑物或雕刻品，铭文也极少。在其他地区的发现，对于《圣经》记载很少阐明。对这个地方的系统考察，是由爱德华·鲁宾逊和托布勒两人首先进行的。前者系美国一个希伯来文教师，他于 1838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次施行纪录。后者的七卷历史地形学相当于利克的希腊概览。1865 年美国巴勒斯坦开发基金的创立和 1878 年德国巴勒斯坦学会的组织，提供了合作研究的机构。美国和德国在耶路撒冷还设立了考古研究所。弗林德斯·皮特里和布利斯考察了莱基什区，在那里发现了十一个约存在于公元前 1700 至 1400 年时期的古城遗址。舒马赫揭开了米吉多的若干秘密，我们关于撒马利亚的少许知识也是从他获得的。塞林能够说明在他纳①与耶利哥的富有成效的考察工作。麦卡利斯特详细地揭示了基色的历史记载，在那里有七个古城的地层可远溯到新石器时代。他的发掘工作的最有趣的结果，是恢复腓力斯人②的地位，他们是在两千年间所积累的文物中最有艺术性的作品的

③ 希西家，犹太王，约公元前 727—699 年在位。——谭注

① 参阅神父樊尚，《按近时探索的伽南》，1907 年；德赖弗，《斯威奇演讲》，1909 年；布利斯，《巴勒斯坦考察的发展》，1906 年；希尔普勒希特，《圣经地区的考察》，1903 年；麦卡利斯特，《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发掘》，1925 年；凯尼恩，《圣经与考古学》，1940 年。——原注

① 他纳，伽南城镇，其王为约书亚所杀。遗址在米吉多古城东南五英里处。——谭注

② 腓力斯人，据《圣经》传说是居于今巴勒斯坦的好战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世仇。——谭注

作者。现在，我们可以对巴勒斯坦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代，并看到这些穴居人渐渐被塞姆族侵入者驱逐的情景。耶路撒冷的部分发掘，已揭示出史前期的隧道与排水管网。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以色列与犹大境外。1868 年发现了米沙的石版，即一般所称的摩押碑，它是用塞姆族字母刻成的最古铭文，日期始于亚哈谢与约沙法时代③。亚述铭文，包括萨尔贡与西拿基立的铭文，描写希西家时代对撒马利亚的占领和对耶路撒冷的围攻；这些铭文补充了《旧约全书》的记载。那些阐明巴勒斯坦在公元前 14 世纪的政治和文化的特勒阿马纳书板上的文字，谈到察比里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希伯来人。那被讨论得很多的麦伦普塔①的铭文于1896 年被皮特里发现，其中包括以色拉尔（Isirar）这个名词，因而有些专家认为铭文指出，在巴勒斯坦有在麦伦普塔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但关于以色列人寄寓埃及的故事，没有找出任何确切的证据。1904 年，发现了关于犹太人在埃勒凡泰尼岛（尼罗河上第一瀑布附近的一个岛）上的军事殖民地的纸草卷纪录；这个发现给公元前第 5 世纪以可喜的阐明。阿拉米文已经代替希伯来文；这些殖民者虽然崇拜“亚卫”却并不是一神教的信奉者。

关于近时《旧约全书》研究之最突出的特点，是讨论犹太人承袭巴比伦宗教和文化的问题；但直到 1902 年〔小〕德利茨在柏林发表一次讲演后，这种关系才成了普遍讨论的题目。他的《巴别塔与圣经》，数以万计地销售，并断断续续地出版一系列论文来证实并发展书中的论点。他宣称，直到近世为止，以色列曾被看作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自成一个世界；同时，《旧约全书》被认为是关于古代东方的主要有权威性的典籍。但现在一个更古老、更浩瀚的文明已被发现，以色列的科学和宗教都源出于这一文明。特勒阿马纳书板显示出巴比伦文化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之间的优越地位；以色列人一开始就受到它的影响。洪水的古传说，当然会在经常受到水淹的地方兴起。创世传说，是属于巴比伦的，造物主是马尔杜克神②。关于禁果、蛇和失乐园的故事，出现于一个巴比伦圆柱形土器①上。虽然流行多神教，但关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却是普遍的。巴比伦文明的道德水平并不明显地比以色列的水平低，而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来自苏美尔人的一项遗产），倒是较高的。天文学以一小时分为六十分，一分分为六十秒，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发明的。犹太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的独创性并不比在科学和法律方面的更多。

对于犹太人的创见之否定，引起传统看法的拥护者的激烈论战。最猛烈的回答，来自霍梅尔；他率直地宣布，在〔德利茨〕演讲中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他断言，以色列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德利茨关于巴比伦一神教的概念是错误的；《圣经》中的传说起源于迦勒底

③ 亚哈谢，以色列王，约公元前 844—43 年在位；约沙法，犹大王，约公元前 873—848 年在位。——谭注

① 麦伦普塔（约公元前 1225—1215 年），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曾击退利比亚的入侵。相传，希伯来人在他统治时期离开埃及。——谭注

② 马尔杜克神（GodMarduk），按巴比伦神话，是万神中的主神。本为农神，也可能为一个太阳神；在阿喀德的《创世纪事诗》（EnumaElish）里作为一个风神。——译者

① 参阅本书第 716—717 页。——译者

人而非巴比伦人。《五经》虽然不是摩西的著作，却是在他以后不很久写成的；迦南—巴比伦的影响只是出现在它的增补部分。不太固执保守的学者，也不大满意。基特尔宣称，这门科学是这样的年轻，所以传播些耸人听闻的怪事是不可避免的。巴比伦的宇宙论和《圣经》之间存在着基本分歧。巴比伦地区是信仰异教的，而《圣经》是属于一神教的。那些取自巴比伦的部分已经改头换面，而后来的形式要比原始概念具有更多真正的创见性。以色列已把渣滓变为黄金；巴比伦是一个资料源泉而不是一个模型。但是德利茨能站稳了他的立脚点，为他的中心论点提供新鲜例证，在这方面巴比伦的发掘使他获得了新资料。

温克勒、杰里迈斯和齐默恩都同样地宣传犹太人继承巴比伦遗产这项见解：温克勒详尽阐明了巴比伦宗教的星象理论，后两人步武他的后尘。温克勒在他的《以色列史》里主张：从亚伯拉罕到所罗门的传说，属于根据巴比伦占星术的体系。杰里迈斯在他精心写成的著作《从古代东方的新发现看〈旧约全书〉》中详细地证明了这项影响。他声称，巴比伦是在犹太人中间发现的所有最高概念的渊源；虽然以色列的公众是信仰异教的，可是领导人的信仰是对“亚卫”的纯洁崇拜；而这种崇拜原是来自巴比伦的。巴比伦的影响是这样地持久，甚至在《启示录》里也可以找到。温克勒与其学派的说法，不管多么怪诞，却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犹太宗教的由来。关于犹太人继承巴比伦遗产的实质问题，还不能贸然作出定论，但承认这一点已足以使早期以色列史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变化，并为世界宗教史提供一个新的背景。关于犹太人在《圣经》以后时期的错综复杂的命运，格雷茨在他的多卷本著作里①第一次作了充分的描述。

Ⅱ

19 世纪的成绩之一，是新教徒的学术研究为教会史赢得了科学地位

②。各种教派间的冲突从未平息过，信仰与不信仰间的搏斗也在继续进

行，可是甚至在如基督教的起源与宗教改革运动这样引起争论的领域里，也已有了某些格局和定论。

最早的详细叙述，是由马格德堡世纪派写的；他们热烈的新教情绪，使他们只看到从原始教会以来的不断退化，并在罗马教皇身上找出反基督的特征。巴罗尼借助梵蒂冈档案来编写出正式的答辩；他的宏伟著作迄今仍然有用。路德教会陷于顽固而僵化的形式主义；为了反对它，产生了虔诚派。1699 年，戈特弗里德·阿诺德根据基督徒生活的价值无限地高于一个机械的正统这一信念，编写了《诸教会与异端流派的公平史》

①。宗教改革运动，在开始时原是为反抗天主教会的世俗化倾向，但它也

很快就同样走上歧途。象弗拉修斯那样，他虽承认日益加剧的退化趋势，

① 书名《犹太人史》（GeschichtederJuden），共十一卷，1853—1875 年。——谭注

② 参阅鲍尔，《教会史编纂的时代》，1852 年；黑德勒姆，《早期教会史的方法》，见他的《历史、权威与神学》，1909 年；布拉特克，《教会史资料指南》，1890 年；科尼比尔，《新约全书批判研究史》，1910 年；尼格，《教会史编纂》，1934 年；以及几篇传记，见《新教神学与教会百科全书》。——原注

① 关于阿诺德，可参阅里奇尔的《虔诚派史》中有趣的一章，第Ⅱ卷，1884 年。——原注

但他不是把责任只归于教皇统治，而是也归于所有那些使教会转变为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并使基督教僵化为教条的各种影响。基督的福音，主要是存在于异端派中间，他们是该书的主角；他们此仆彼起地对教权主义进行反抗。在莫斯海姆②的著作里，我们看不见弗拉修斯的宣传热诚与阿诺德的神秘虔诚。他以冷静的宗教热忱的语调来处理他的论题，写出了第一部属于近代世界的教会史。在他看来，教会是一种象国家那样的机构。他的论述基本上是根据史实的、政治的、世俗的。戈丁根大学的教授们把教会史联系到世俗事件，并不理会大量的传说中的细节，但他们对于辽远时代及其他思想形式缺乏洞察力。他们中间最有才干的斯皮特勒轻蔑地称阿塔纳修斯为僧侣，称伯尔纳③ 为专制魔王。在戈丁根大学，没有人懂得爱好教会史或尊重圣徒。浪漫主义运动把感情与幻想重新捧上它们的宝座。信仰的时代受到荣宠，而历史家注意追述基督教原则的实施甚于注意叱责罗马教廷。这个新精神在犹太人大卫·门德尔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在十七岁时皈依基督教，并取名为奥古斯特·尼安德①。他被施莱尔马赫引入宗教哲学方面并研习伯麦②与柏拉图的著作，因而他觉得普朗克③在戈丁根大学的教导太富于理性主义而不适合于他。许多年代后，他声称，“一个信仰的新生活已经觉醒；它开始鼓舞研究工作。生活与科学都谴责那种肤浅、无情的启蒙运动，因为它公开蔑视过去时代的伟大与光荣。”他很快就学会了爱护“教父”，但他满足于简朴的虔信派教徒的基督教。1812 年，在完成一篇论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④的论文后，他撰写他关于朱里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次年，在二十四岁时，他被新成立的柏林大学聘任教会史讲座，他担任该职，直到 1850 年去世为止。他关于圣伯纳德、诺斯替教⑤、克里索斯托姆⑥与特图利安⑦的专著，一本接一本地迅速出版。1822 年，他出版《基督教生活纪念品》，以一系列图片来说明基督教生活的精神与效果；1825 年，他的《基督教会史》第一卷问世。

教会史对尼安德意味着描写圣徒的生活多于叙述教条或制度的发展。作为施莱尔马赫的门生，他认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情绪的反映；它不同形式的种种表现，是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的。甚至对朱里安，鉴于他的真诚信心，他也同情地予以论述。他对教会作为一个伟大权力机构方

② 参阅霍伊西，《莫斯海姆教会史编纂》，1904 年。——原注

③ 伯尔纳（约 1090—1153 年）圣徒，法国西多教团修士，圣殿骑士团创建者。在神学上，反对阿贝拉派。曾发动并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一败涂地。——谭注

① 参阅沙夫，《奥古斯特·尼安德》，1886 年；哈纳克，《演说与论文》，第Ⅰ卷，1904 年；利希滕贝格，

《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史》，1889 年。——原注

② 伯麦，J.（1575—1624 年），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秘主义者，认为对立物的冲突是按照上帝意志的宇宙力量，具有创造性价值。他的观点长期被斥为异端。——谭注

③ 普朗克，G.J.（1751—1833 年）、戈丁根大学教授，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谭注

④ 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约 150— 约 215 年），希腊神学家，试图将希腊异教思想与基督教相结合。—— 谭注

⑤ 诺斯替教（Gnosticism），1 至 6 世纪间，以波斯、希腊神学和哲学来说明基督教教义的教派。——译者

⑥ 克里索斯托姆（345？—407 年）即圣约翰，君士坦丁大主教（398—404 年）。——谭注

⑦ 特图利安（约 180— 约 230 年），生活于罗马与迦太基之神学家，著述甚多，文笔优长。——谭注

面不甚感兴趣；他认为教会的复杂机构与它的世俗活动，对原始基督教简朴纯洁来说是一种堕落。他的任务是强调指出敬神生活的美丽与芬芳，使对基督教男女圣徒的研究成为个人修养的工具。在叙述到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这项工作即由于他的逝世而中断。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对罗马和维滕堡所共有的遗产感激之情。虽然他始终相信基督教教条的真理，但他从来不热衷于攻击异端，也从来不主张教义的重要性可以离开道德结果而存在。由于相信基督教是一种神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他能从无数各不相同的形式中寻求它并找到了它。哈纳克称誉他为一个新教的本尼狄克派。全书的精神是极度和解的。他同情地对待教会的大人物，比起过去启蒙运动时的敌意来，这是一种使人感到舒畅的转变。但它也带着严重的缺点。虽然他强调个性的神圣性并抗议任何摧残个性的行为，但他所描绘的人物却流于单调乏味。所以，他描写意气相投的人物虽然取得成功，但描绘比较粗鲁的人物却有时失败。他认为圣徒比政治家好，学者与神秘主义者比行动家好。由于他厌恶教阶制的世俗方面，他看不见一个有力而常设的组织是必要的。并且，他象其他浪漫派成员一样，缺乏批判的本领。他原封不动地使用所找到的资料，从未认识到有责任确定这些资料的价值。

尼安德做为一个教师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亚于他作为一个作家所产生的影响①。他的教室内挤满好学的学生；他的学术讨论班培养出一些继承师训并能青出于蓝的学者。他讲课时不仅对于他的论题充满热情，而且向学生灌注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他提出严重警告，要防止无论是以理性主义形式还是以教条主义形式出现的过度的唯智主义②。虽然他不喜欢在他周围出现的批判精神，但他却反对从柏林大学逐出德·韦特；当被问到对于禁止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意见时，他表示反对这个禁令。的确，好战的正教领袖亨斯滕堡曾经指斥他只是半个信仰者。但在教会历史家中间，没有人比这个有学问而可爱的基督徒更有吸引力。虽然研究教会的历史需要更多批判方法，但忽略他的功绩也是不公道的。他对所有基督教徒发出了他的呼吁。默勒曾听过他的讲课，宣称他是第一个真正懂得教父的德意志新教徒，并称赞他对天主教教条与早期教派的惊人的理解。象夏托布里昂在法国那样，他挽救了基督教会，使之脱离启蒙运动的敌对气氛或半轻蔑的庇护状态。

1826 年，即尼安德的主要著作的第一卷出版后一年，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③被聘任图宾根大学历史神学讲座。他站在另一极端并以不同的气质、方法与结果从事研究，但他所产生的影响持久得多，他为批判地论述教会史奠定了基础。虽然图宾根学派的论点很少被人接受，但当时它却给了教会史的研究以不可估计的推动力。鲍尔是一个符腾堡牧师的儿子，曾在图宾根大学研究神学。他关于《古代象征主义与神话学》一书使他获得那个担任到 1860 年去世时为止的讲座。他的讲稿构成

① 参阅伦茨：《柏林大学史》，第Ⅰ卷，第 614—616 页，1910 年。——原注

② 唯智主义，主张一切关于现实的认识来源于智甚或理性的观点。——谭注

③ 参阅泽勒的杰出论文，《F.C.鲍尔》与《图宾根历史学派》，《演讲与论文》，第 1 卷，1875 年；魏茨泽克：《F.C.鲍尔》；马克·帕蒂森：《德国神学现状》，《论文集》，第 2 卷；普夫莱德雷尔：《康德以来神学的发展》，1890 年；以及迪尔泰：《全集》第Ⅳ卷，第 403—432 页。——原注

了他著作的基础；他以惊人的速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他的作品，历时三十多年之久。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讲述教条的发展、《新约全书》诸书和教会史。虽然他早年生活中的主导影响来自施莱尔马赫，但黑格尔却逐步替代了后者。鲍尔的第一类著作以论述摩尼教和诺斯替教的专著作为开端，他并在其他著作里讨论赎罪理论和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些著作以其联结思想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技巧而著称。他的功绩，在于把规律和成长的概念引入教条的领域。“鲍尔擅长于追述那些贯穿于各个时代，深奥得人们不能理解的思想之进程；这在文学上是一件新事物”①。他象黑格尔解释希腊哲学那样，解释基督教教条的辩证发展。他的叙述是关于事实者少而关于思想者多。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是耶稣复活的观念而不是耶稣复活的事实：他宣称，复活是否确有其事，这个问题不属于历史范围。宣布基督教是一个自然现象或是超自然的现象，不是历史家责任的一个必要部分。

在第二类著作里，鲍尔致力于解决《新约全书》诸书的日期与著作人的问题。他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深信，研究《新约全书》必须和研究其他文献一样，对作者的人格和观点也必须予以考虑。早期学者曾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福音书》，而他是从保罗①的著作出发的。他对于这个非犹太人中的伟大使徒的看法，支配着他关于早期基督教的见解：他似乎认为，这整个时期的关键在于彼得和保罗之间的对立②。他宣称，基督教不是一个完备无缺的启示，而是由那些逐渐发展起来的思想和倾向所形成的一个复杂体。他起初是完全属于犹太人的，早期基督教徒认定耶稣是关于弥赛亚③预言的体现。正是保罗使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由于这个缘故，他和十二使徒分裂。保罗派普世宗教与彼得派犹太教之间的斗争④，使我们能够确定各卷经典编写的日期。《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书》清楚地反映出这项争执；因而它们是唯一真实可靠的使徒书信。有些著作中冲突缓和了，可以说这些著作的编写日期是从

① 阿克顿，见《德国历史学派》。——原注

① 保罗，原名扫罗。最初迫害耶稣门徒，后受启示，相信耶稣，传教于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成为非犹太人中的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许多篇章（如《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等）相传是他的作品。——谭注

② 彼得和保罗的对立，实质上是基督教是否将成为普世宗教（Universalreli-gion 或 Universalism）或只是一种民族宗教，即犹太教，两种思想的对立。彼得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七十三节），耶稣受难及复活后，在以色列人中布道，而无意于向非犹太人（外邦人）扩散。保罗则不然。他原是有名的开明派教法师迦玛列的门生，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改变信仰后就有志于改造犹太教，使之成为普世流行的宗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在这些方面：一、可否吸收外邦人入教？二、外邦人信教要不要遵守犹太教的教规？三、彼得不太重视教会的组织、典章、信条；保罗则热心于到处设立教会，并称信徒为“基督徒”，以别于一般的犹太教徒。四、彼得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应受到特别恩宠；保罗则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使基督教在教理上得以摆脱犹太教的狭隘性。以后，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基本上是按着保罗所定的基调发展的。——谭注

③ 弥赛亚，希伯来女，为“受膏者”。古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时常在受封者头上敷抹膏油。自犹太危亡

以来在犹太人中间流行一种说法，谓上帝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基督教产生后借用此说，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凡信仰他的人，罪可得赦，灵魂可升入天堂。——谭注

④ 见本页注

第 2 世纪妥协时代开始的；当时基督教的领导人一方面遭到来自诺斯替教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迫害的威胁，因而不得不把他们的争吵搁在一边。在这些后期作品中，有《福音书》：编写它们所根据的纪载现已散失。《马太福音》是最接近于这些原始记载的，因为它最忠实地重现了犹太化基督教气氛。《路加福音》来自另一个阵营，但为了和解的目的已经过修改。《马可福音》则编写得更晚，因为所有的对抗痕迹都已消失。《约翰福音》是一部哲学著作而非历史著作。《使徒行传》是一种巧妙的和解尝试。这种大胆的解释推动了研究工作，但是这座大厦是建造在沙滩上的。他大大夸张了原始教会中的冲突，而忽略了其他力量与运动。首先，他很少注意基督这个人物。人们常说，在鲍尔眼中，保罗是基督教的创立人。他认为基督是他的门徒所讨论的一种思想体系的创始人，而不是他们所追随的一个人物。他按照《新约全书》诸书对彼得派与保罗派之间的斗争的态度来确定它们的编写日期，这种方法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论点一起倒坍了下来。他不得不把《马太福音》列在《对符类福音书》①的首位而把《马可福音》列在它的末位，这就充分证明他的设想是错误的。

第三类著作涉及教会的一般历史，是鲍尔晚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在这些著作之前，他写了一部关于教会历史家的专著；他看出在所有这些作家中间，没有人能够深入观察演进过程。教会史的第一卷叙述起初三个世纪，于 1853 年出版；它的重要性在于概括他久已发表过的意见。第

二卷出现于 1859 年；还有三卷，完成了这项概述，在他死后出版；其中最后两卷只是他的讲稿的翻版。他的长处在于论述最初的几个世纪；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时期的研究，他是没有什么特殊权威的。他的忠实门生兼同事泽勒宣称，《教会史》无论在形式上或方法上，都是鲍尔最完善的著作，尽管不是最重要的著作。他最长于追述思想的发展，而最不善于处理个别人物。尼安德的研究是从情感出发，而鲍尔的研究是从理智出发。两人的意见都是根本上不完备的。可是鲍尔也象尼安德一样，作出了极大功绩，连他的错误也往往是有启发性的。他的学识、他接受抽象思想的能力、他的源源不断地出版的作品、他的长期担任讲座，这一切使这位图宾根教授成为他那时代的最有影响的新教神学家。他没有丝毫反对崇拜偶像者的气味。魏茨泽克证明说，信仰正统派的学生无需因为听过他的演讲而不敢担任牧师的职位。他把基督教的兴起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论述，让他的听众自行决定它是人性的还是神性的。

鲍尔的影响又因为他周围有一群门生而有所增加；他们跟他合作，共同努力来挽救对早期教会的科学研究。然而，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不能算作他那学派的一个成员。在鲍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使徒时代的时候，施特劳斯①企图将《福音书》中传说部分与历史部分区别开，并否定基督的神性。这个挑战导致对史料的更富于批判性的考证；如果没有施特劳斯和鲍尔的影响，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研究是不会进展得这样快的。

① 《符类福音书》（Synoptics）即《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译者

① 参阅豪斯拉茨：《D.F.施特劳斯》，第 2 卷，1876—1878 年，以及埃克：《D.F.斯特劳斯》，1899 年。

——原注

在堪称图宾根学派的成员中最出色的要算施韦格勒②；他关于使徒后时代著作，概述了他老师的研究成果；他也夸大了彼得和保罗之间的矛盾。策勒较为谨慎，他在试作《使徒行传》之批判考证后，放弃神学而转向研究希腊哲学。希尔根菲尔德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指出《符类福音书》的日期比他老师所指出的要早，并扩大了保罗著作的目录。如果说他只能有保留地称做图宾根学派的一个成员，那么那个曾上过鲍尔课的最有影响的神学家里奇尔①显然是站在这个学派之外的。他的《早期教会的起源》写于 1850 年，修改于 1857 年，他把彼得派与保罗派之间的矛盾缩小到适当的范围。他对保罗教义的分析揭示出其中有些地方比鲍尔所承认的更密切地联系于犹太化基督教；他对彼得派长期存在这个观念的挑战也是成功的。现在一般批评的意见对保罗派《使徒书》的接受比鲍尔还多，并把《符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编写日期放到第 1 世纪的下半世纪几十年中。

在鲍尔死后，教会史的各个部门已有极大的进步。大家承认对基督教所由产生的土壤有作出仔细研究的必要。许雷尔和博塞特、豪斯拉茨和普夫莱德雷尔的著作重塑了基督出生的世界②。早期教会所受希腊的影响，已由哈奇作出精辟的估计③。霍尔茨曼和于里奇尔在他们的《新约全书导论》里，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察恩一生辛勤地专攻教会法的历史。魏茨泽克是在图宾根大学鲍尔的接班人；他在第一流著作

《使徒时代》里描写了早期基督教各团体及其分布和制度、风俗和信仰，并描绘了保罗的生动形象。关于原始教会的组织，曾引起长期的争论。第一个重要步骤是由罗特①采取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而非历史家；他唯一的历史著作②的第一部分，专门讨论教会观念；他认为教会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争论说：基督未曾创立教会；他最早的门徒重视使命多于想到组织。在耶路撒冷陷落前，只有零星分散的宗教集会：只是在众使徒死后和教义分歧开始成为威胁的时候才产生了主教制度。

1892 年，索姆在他的《教会法》导论里，描绘了关于教会民主起源的最生动的图景③。这个著名的来比锡法学家宣称，教会是属于精神世界的，而法律是世俗的；所以教会法是和教会的本质相对立的。天主教会断言，教皇、主教与教士的组织是神圣的；圣公会［英国国教］建立在主教制度上而长老会建立在长老制度上。然而，最早教会的职员不是传教士而是行政人员。它们是否从犹太教徒的集会或异教团体抄袭而来或与两者都无关系，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这个组织是纯属地方性的，

② 参阅泽勒的颂赞，见《演讲与论文》，第 2 卷。——原注

① 参阅 O.里奇尔：《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第 2 卷，1894—1896 年。——原注

② 博塞特著有《与犹太教对立的耶稣教》、《新约时代的犹太教》。许雷尔著有《耶稣基督时代犹太民族史》，豪斯拉茨著有《使徒保罗传》。O.普夫莱德雷尔系德国自由主义派神学家。——谭注

③ 书名《希腊思想与习俗对基督教会的影响》（InfluenceofGreekIdeasandUsageupontheChristianChurch），

1890 年。——谭注

① 参阅尼波尔德：《里夏德·罗特》，共 2 卷，1873 年，以及豪塞拉茨：《罗特及其朋友》，共 2 卷，1902 年。——原注

② 书名《基督教会的萌芽》（DieAnf■ngederChristlichenKirche），1837 年。——谭注

③ 《教会法》，第 1 卷，1892 年。——原注

因为早期基督徒仅仅是基督的信徒，它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教会。“哪里有两三个人以我的名义集合在一起，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直到第 2 世纪中叶，诺斯替教派的威胁才导致基督教建立教会，当时，对组织的要求比信任上帝的指导还要强烈。“教会法的历史，是基督教真理不断遭受损害的历史。”于是，基督教淹没于天主教之中。从主教到教皇，只是一步之差。1870 年梵蒂冈的教谕在逻辑上是跟着这项大背教而来的：就是把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与可见的教会等同起来。索姆以非凡的力量与渊博的学识来说明他关于早期基督教这个概念，但它的夸大的地方已由哈纳克婉转地予以纠正①；后者指出，组织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正如灵魂需要肉体；法律也旨在体现基督教的理想。

对教条的演进的研究既热烈而又大有裨益。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所激起的许多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著作中间，多纳的《基督品位教义史》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这部巨著洋溢着施莱尔马赫和尼安德的精神，并追述基督本人在各个时代支配基督徒的生活与思想的事实，因而它对于研究者还是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里奇尔关于“因信称义”说的研究也同样重要。

在勒南的才华横溢的著作里，第一次以通俗形式叙述了早期教会的历史。他青年时代的著作《科学的未来》写于 1849 年；他在这部著作中宣称，如果按照科学方法来写一部基督教起源史，那将会使思想发生革命，也将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著作。1860 年他奉命前往腓尼基，使他得有机会参观圣地，并在那里制定了编写耶稣传与研究基督教起源的计划。

《耶稣传》，虽然他的著作中最著名的部分，却最无价值；它关于基督的概念既不能使信徒满意也不能使非信徒满意。《使徒传》简述犹太、罗马和基督教社会，并以巴布教派②的兴起和受迫害作为例证，来说明一个新生宗教的热情。关于保罗的一卷，几乎是和《耶稣传》同样不完备的。他宣称，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完全不利的：他是神学的创始人，他把基督教从伦理转化为教条。他是一个伟大的实行家，但他既不是圣徒、学者，也不是诗人。他对宗教很少贡献，他在基督教名人等级中的地位低于圣法兰西斯和托马斯·肯佩斯①。《反基督》描述尼禄的迫害。第五、六两卷包括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统治时代并概述诺斯替教的兴起。第七卷，标题为《马尔克斯·奥里利厄斯》，是描述异教世界的，当时基督教的胜利已经在望。这整个戏剧的突出的重要性、他的广博的知识和对各种思想的同情论述、对历史性地点的生动描写和优美的文笔，这一切使这部著作立即名噪一时。鲍尔纪录的是教义的兴衰，而勒南则在舞台上展览出活生生的人物。

近几十年来，我们借助考古学和铭文，已大大增加了关于早期教会的知识。在奥克塞林库斯所发现的第 3 世纪纸草卷页，由于包括某些被认为是耶稣的言论，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拉姆齐在小亚细亚，尤其是

① 《教会的宪法与法律》，附录，1910 年。——原注

② 巴布教派（Babism）——约在 1844 年，由伊本·拉狄克（IbnRadhik，1820—1850 年）在波斯创立的泛神论教派。——译者

① 圣法兰西斯（约 1182—1226 年），著名的意大利圣芳济修会的创立者。托马斯·肯佩斯（约 1380—1471

年），德国神学家神秘主义者。——谭注

在弗里吉亚的考察，发现了若干几乎未被知道的历史事实，因而他能够对圣保罗的旅行作出新的说明，并对《罗马帝国的教会》一书提供一幅生动的图画。居蒙描写太阳神崇拜及其他和基督教相竞争的教派。莱特富特关于克莱门、伊纳爵和波利卡普②的卓越版本，阐明第二世纪的生活与组织；格沃特金关于阿里乌教派①的论著，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基督教传记辞典》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部杰出的不朽的作品。无论是活着的或已故的，没有人在研究早期教会方面象哈那克那样②做了这样多的工作。1882 年后他编辑《原文与研究》并为这部著作写过无数专著，该书阐明了最初三个世纪的各个方面。他发起并指导由普鲁士科学院出版的关于尼西会议前的教父的著作。作为《神学文献报》的编辑，他纪录了研究工作的每一项进展。他关于《新约全书》的论著，虽然是他的成就中最小的，却充满锐利的分析。他的《教条史》是穿过推测的迷宫的一个不可少的向导。他的《攸希比厄斯③比以前的基督教文献》概论，是关于正确的学识与锐敏的批判的一部具有永久价值的著作。他的《早期教会组织》的论著总结了两个世代的研究结果。他的《基督教的使命与扩张》试图第一次详细概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前各基督教团体在许多地方的实际成长。他宣称，基督教具有各种使人欢迎的特点——救世主与治病者的品德、慈悲的福音与纯洁的生活，以及同化外来成分的惊人力量。基督教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并为全世界正在探索的一神教提供了形式。

英国读者在半个世纪中，主要是通过米尔曼的《拉丁基督教史》④知道一些关于中世纪时代的教会史。他的成名是由于一部具有特殊独立性的著作：《犹太人史》。洛克哈特写道，“它是宏伟的，但有些聪明人对于若干有关神迹的记载却不赞成。你应该写一部基督教史来消除他们的反对态度”。这位圣保罗教堂的教长依从劝告，写了一部关于早期教会的历史，其书平平无奇。然而，他后来以这篇概论作为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却可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突出的史学成就并列。他的《拉丁基督教史》从狄奥多西叙述到宗教改革前夕为止，使英国免于纽曼说它除了吉本的著作外没有什么教会史的指责。他的朋友斯坦利教长称之为“必不可少与无可估价的著作，一部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国度的完整的史诗与哲学”。弗劳德的证词同样漂亮。“你撰写了英语中最优美的历史作品。一个伟大作家必须具备的要素是：沉着与公正，相信在神所支配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信仰或政策的体系对于人类能保有持久的影响，除非其中包含的真理大于谬误；而在这些方面，你是胜过任何处理这类问题的作家的”。米尔曼并不想教诲他的读者：他是把教会作为一种机构而不是

② 伊纳爵，安提阿主教，为罗马皇帝图拉真投入斗兽场，以身殉教。波利卡普（69— 约 155 年），相传是使徒约翰的门徒，士每拿（今斯米尔纳）主教，在迫害基督教时被烧死。——谭注

① 阿里乌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分裂为若干支派，337 年以后其中一派被认为是正教，于此时传入哥特人中间，与罗马正教互争雄长。——谭注

② 参阅他的女儿爱尼斯·冯·察恩-哈纳克所作的全传，1936 年。——原注

③ 攸希比厄斯（约 260—340）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者。著有《编年史》，用综合年代法为基督教历史提供了统一纪年方法，还著有《教会史》、《巴勒斯坦殉道者列传》、《君士坦丁大帝本纪》等。——谭注

④ 参阅 A.米尔曼，《H.H.米尔曼的回忆录》，1900 年，以及莱基，《历史论文集》，1908 年。——原注

作为一种影响来描述的。他对于行动比对于思想或感情更感兴趣，因为他的精神基本上是属于世俗的。他和斯坦利一样，对于教义的争论很少关心。教长丘奇虽承认他的力量和公正，却抱怨说，他不能恰当地认识神学所由形成的思想和感情上那些永恒问题是多么真实而深刻。可是，这个超脱态度使他避免了当时流行于新教徒历史家中间的敌视天主教的情绪；他憎恶轻信、不能容纳异己与僧侣制度，不论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毫不例外。他承认若干教皇的伟大以及寺院制度和中世纪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巨大贡献。麦考莱宣称，这部书的主旨是很好的，但它的文笔是拙劣的。的确，它既不优雅，色彩也过于单调，不过，它却是具有格罗脱的论据严肃性。莱基证明说，在认识他的人们看来，他的人品甚至比他的著作还要伟大。他补充说，“很少历史家能在更大程度上把知识丰富、立论严密与坚持真理这三项主要条件结合在一起”。

关于中世纪教会的最佳著作，出现于专著方面。罗伊特写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详细传记，吕歇尔写了英诺森三世的传记。萨巴提埃写了世人期待已久的关于圣法兰西斯的引人入胜的传记。豪克一生从事概述直到中世纪结束为止的德意志教会的历史。胡克写坎特伯雷诸大主教的传记。里希特和他最大门生欣席乌斯追述了教会法的演进过程。勒南衡量了阿维罗伊①的影响；勒希勒衡量了威克利夫的挑战。没有人象亨利·查理·利②那样完成过这样多的工作；他的《中世纪异端裁判所史》被阿克顿正确地称为新教新世界对天主教旧世界宗教史之最重要的贡献；他关于僧侣独身制、西班牙宗教法庭、忏悔与赦罪券以及神裁判法的著作没有枉费心血。他的博学愈加使人惊奇，因为那是他在出版生活的余暇中获得的，而且，他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必须经过抄写从大西洋彼岸寄来的。这些巨大的专著虽然文体缺少特色，却能阐明人类经验中许多奇异的领域。1881 年梵蒂冈档案的开放，还给中世纪史学者以数量浩瀚的新资料；罗马的法国学校出版了关于教皇的文件的许多宝贵卷帙。保罗·凯尔开始出版关于意大利方面的《罗马教廷的纪录》；继之而起的有布拉克曼关于德意志方面的汇编。芬克一生致力于收集为编写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史所需要的资料。

当然，新教徒对宗教改革的特别注意，决不亚于旧教徒①。在研究这个冲突的新教历史家中间，没有人象梅耳·多比涅那样享有盛名；他在描写路德与加尔文时以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这个虔诚的瑞士牧师曾留恋不舍地研究过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但他的作品属于说教的文学，现在已被遗忘。更富于批判性的一代人是从克斯特林、科尔德、卡韦劳获得关于路德的知识的。克斯特林所作传记的最新版本②，提供了关于路德研究的最后定论；它的第二卷经卡韦劳修订过。后者充分注意到宗教改革家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反对者的优点，因而他比任何新教历史家更能以冷

① 阿维罗伊（1126—1198 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大学问家。通晓天文、医学、法学，精研哲学，对亚里斯多德学说所作的解说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神学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派。——谭注

② 参阅布雷德利：《H.C.利》，1931 年，以及鲍姆加腾的攻击：《H.C.利的历史著作》，1909 年。——原注

① 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作家，将于下章叙述。——原注

② 克斯特林著：《马丁路德传》，卡韦劳修订本，共二卷，1903 年。——谭注

静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冲突。关于伊拉斯谟与梅兰克希通的权威性的传记尚未出现，但施特劳斯关于胡滕的赞颂和巴奇关于卡尔斯塔特③的传记，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路德全集的魏玛版于 1883 年开始出版；宗教改革史学会也从路德诞生四百周年起，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杜梅尔格关于喀尔文的豪华版本④，为这位日内瓦宗教改革家树碑立传，他是当之无愧的。卡农·狄克逊与盖尔德纳从高级英国国教的立场描述了英国的宗教转变过程。卡尔·哈泽的《新教论战手册》分析了各教派间在历史、教义和道德方面的争论。最近三个世纪关于教会史的著名著作中有：多尔内尔的新教神学概论、施韦策的《新教的中心教条》的巨著、普夫莱德雷尔的《宗教哲学史》、塔洛克关于剑桥柏拉图主义派①的杂记和利茨尔关于虔信派的著作。尼波尔德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教的角度来论述从 18 世纪中期起的整个领域。艾比和奥弗顿探索了从“不肯宣誓者”②到改革法案为止的英国宗教史。教长丘奇写了关于牛津运动的简史，该书把稳妥可靠的判断和他个人的记忆结合了起来。关于新教研究最伟大的不朽之作，是赫佐格的《新教神学百科全书》，该书的第三版是在豪克的指导下出版的。

③ 卡尔斯塔特（约 1480—1541 年），反对路德的威腾堡新教教士领袖。——谭注

④ 杜梅尔格著《让·喀尔文传》，共七卷，1899—1927 年。——谭注

① 剑桥柏拉图主义派是一批与剑桥大学有联系的哲学家、神学家。他们主张宗教宽容，思想自由，认为教义与真正的宗教有别，前者是外表的，后者才是发自灵魂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思想对 17 世纪后期宗教界和思想界颇有影响。——谭注

② 指英国那些在革命后拒绝宣誓效忠于新政府的牧师。（1691 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