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蒙森和罗马史研究

Ⅰ

在尼布尔死后，罗马研究的历史大部是关于一个学者惊人活动的纪录。特奥多尔·蒙森①是石勒苏益格一个牧师的儿子，是三兄弟中最长者；他们都以研究古典世界而成名。他在基尔大学研究法律时，已将注意力转向罗马；他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又由于奥托·雅恩②的演讲而有所增加。他最初的著作：关于罗马社会的拉丁文专论与罗马部族的研究，赢得了学者们的注意；在二十六岁时，他已成为他那一行的专家。由于丹麦政府提供的旅行奖学金，加上柏林科学院的少量津贴，他游历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对他一生正如对兰克一生所起的巨大作用一样。他在永恒之城③的活动中心，是那由本生与格哈德在 1829 年所创立的考古学研究所④ 在那里，他和该所的秘书亨岑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后者已经开始收集铭文的工作。

在他关于罗马会社的专论里，这个年轻学者已表示要编辑一部拉丁铭文集的愿望。在 1800 年以前，已有十余部铭文汇编；但它们都包括一些伪造品①。拉丁铭文学的基础是马里尼奠定的；他关于古罗马十二祭司团②（FratresArvales）的著作（1795 年出版）包括千件尚未为人所知的铭文。他的榜样为其门生博吉西③所仿效；后者重建了罗马执政官的年表

（Fasti）。在同博吉西通过几次信后，蒙森前往他在圣马力诺的家中访问，并讨论拉丁铭文集的前途。柏林科学院聘请奥托·雅恩担任这项工作，而雅恩请他的旧门生帮忙。但法国科学院当时尚未放弃编辑铭文集的想法，博吉西又曾允许给予帮助。由于这一竞争，蒙森决定独自进行收集萨谟奈铭文的工作，于是按照博吉西的劝告，移居到那不勒斯王国。在南意长期漫游后，他重游圣马力诺，而后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国。1852 年，他出版《那不勒斯王国铭文集》并题词献给“导师、恩人与朋友博吉西”。在搜寻铭文时，他已注意古代世界的其他方面。他游历意大利的主要成果，除铭文集外是掌握了古代方言。他的《奥斯坎语（Oscan）研究》及跟着出版的《下意大利方言》，是对历史和人种学同样也是对罗马时代意大利语言的划时代的贡献。

① 最完备的记载，见哈特曼，《蒙森》，1908 年。最好的评传是由下列的作家所写：纽曼，见《历史杂志》，第 CXⅡ卷；卡斯特，见《历史季刊》，1904 年；哈弗菲尔德，见《英国历史评论》，1940 年 1 月号；卡米耶·朱利昂，见《历史评论》，第 LXXXⅣ卷；奥托·希施费尔德，见《小品文》，1913 年。吉兰的论文，见《近代德意志及其历史家》，1899 年，该文过分强调他的政治思想。——原注

② 雅恩，O.，（1813—1869），德国考古学语言学家，基尔等大学教授，曾刊行多种希腊拉丁古籍。—— 谭注

③ 原文 EternalCity，罗马的别称。——译者

④ 参阅米夏埃利斯，《德国考古学研究所》，1879 年。——原注

① 参阅许布纳，《罗马铭文学》，见伊万·缪勒，《手册》。——原注

② 祭司团，由祭司十二人组成，主持每年 5 月奉祀大地女神（DeaDia）的典礼，以祈丰年。——谭注

③ 参阅杂记，见博吉西，《全集》，第 X 卷，1897 年。——原注

蒙森回到基尔，赶上参加 1848 年的骚动事件。在汉堡的一次街道暴动中，他受轻伤，因而不能追随他的弟兄们参加反对丹麦的志愿军，但他得到机会协助编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即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由于同战争和革命的密切接触，他得以洞察那些创造历史的力量与热情，而他编写新闻的短期经验还发展了他的锋利的文风；这种文风正是他的《罗马史》之所以出名的部分原因。这次民族运动的失败使他不能再在荷尔斯泰因呆下去，因而他接受莱比锡大学罗马法讲座的聘书，在那里他同奥托·雅恩与莫里茨·豪普特密切交往。但是反动势力是大的；1851 年，萨克森首相博伊斯特将这三位学者一起免职。于是蒙森接受聘请到苏黎世去，在那里从事收集瑞士铭文的工作，惟范围太小因而不久他即移居布雷斯劳。

蒙森在写给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的一封信里说明他编写《罗马史》

①几乎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我在青年时期，曾想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罗马刑法研究、法律文献的出版、《罗马法全书》的撮要，但从未想到过写历史。在莱比锡一次应邀作公开讲演时，我曾发表一篇关于格拉古弟兄的演说。当时，出版家赖默尔与希策尔也在座；两天以后，他们约我为他们编辑的丛书写一部罗马史”。他还写信给亨岑说，“现在该是写这一著作的时候了。现在比已往更加需要把我们研究的成果提供给一个更广大的读书界”。一年以后，即 1851 年，他宣称，他处在这项工作的无穷尽的困难的重压之下。他最初的计划是要用两卷来叙述罗马共和国，用第三卷来叙述帝国，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只有在收集铭文以后才能叙述帝国。所以这三卷篇幅都用于叙述共和国。他并按照委托，以结果而非以过程来充实他的著作。在尼布尔的著作里，叙述的线索消失于议论的迷宫里。蒙森则不然，他所求的只是传统说法，用以证实或例解从制度与惯例残余所得的推论对于别的历史家所注意的问题，他一掠而过，而以概略的笔法重说古代意大利人种、制度与社会生活。完全的历史时期开始于皮洛士时代。他关于汉尼拔的论述，不如阿诺德的论述引人入胜；关于格拉古弟兄的描写，他也缺少同情。他以全力论述马略与苏拉，并以无比的魄力与灿烂文笔描写共和国的垂死挣扎。

《罗马史》很快被译成好几国文字①。它给近代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它那准确的笔法，它那蓬勃的活力，以及人物形象的鲜明色彩给每个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乎在同一时候，格罗特与蒙森各把雅典与罗马带入近代世界的认识与文化范围。普通读者欢欣地迎接这部著作，学者们也证明它的无懈可击的博学，可是有些专家却因看到老的假设已被抛弃而提出新的假设又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大为恼火。其他专家还埋怨它缺少沉着性与严肃态度。的确，它是属于政论家兼学者的作品类型。拉比埃乌斯②被看作是一个拿破仑的

① 《罗马史》共三卷 1854—1856 年。1885 年出版第五卷，此书无第四卷，作者认为塔西陀的《罗马编年史》对这一时期已有记述。——谭注

① 关于英国人的评断，参阅弗里曼：《历史论文》，第 2 集，1873 年。比较卡尔·彼得，《罗马史的研究》，

1863 年。——原注

② 拉比埃乌斯（Labienus，公元前 98—45 年）——罗马恺撒的最有才干的将领之一。——译者

元帅；苏拉被看作是唐·璜③；伽图被看作是桑乔·潘萨④。我们可以看到容克地主与非常财政（hautefinance）。他写给亨岑的信里说，“关于使用近代语词有很多理由。我要把古代人从他们虚渺的宝座上拉到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把执政官看作市长的原因。也许我做得过火些，但我的用意是很对的”。

还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是针对《罗马史》的最后一卷的。全书中没有任何部分写得象恺撒同他敌人斗争的故事那样有活力，因为这位历史家走下他的司令台而跃入了这场搏斗。庞培、西塞罗与伽图都被鞭挞，好象他们是一个可恨的政治派系的活着的首领；同时他们的偶像在舞台上支配一切，容光焕发、举世无双，无敌于天下；他是社会的救星。蒙森对不灵验的天使没有什么好感。他谴责庞培无论在好的或坏的方面都缺乏热情。哈弗菲尔德说，“他在 1848 年碰到过好多西塞罗；他们讲话漂亮而行动软弱”。他轻蔑地谈到元老院中老实的庸人。另一方面，恺撒是支配命运的人；他看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既不希望征服世界也不希望自己称帝。他的目的，是要复兴这衰败民族的政治、军事、道德与智慧。他论述恺撒的改革时宣称，这座改革大厦中的任何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一个人永垂不朽。施特劳斯评论说，“把恺撒理想化是多么无意义！一个历史家可以谴责，但不可谩骂；可以赞扬，但不可丧失分寸”。弗里曼叹息道，他是没有什么是非观念的。甚至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对他强烈的憎恶情感也感到遗憾。

蒙森对于说他有所偏袒这项指责，毫不介意。他写道，“凡是象我一样从历史事件生活过来的人都开始看到历史的编写或创造不是没有爱憎感的”。他拒绝政治上的任何绝对标准并嘲笑正统主义。他宣称，“当一个政府失去统治能力的时候，它就不复是正统的；谁有力量推翻它，谁就有权利”。这些言论，在拿破仑三世听起来是音乐；当这个历史家在巴黎时，他邀请他吃饭；而后者则以自己的恺撒传相赠作为答谢。但蒙森很希望世人不要把他为恺撒辩护和为恺撒主义辩护混为一谈，因而在该书的第二版里，他说明了他的观点。罗马共和国是腐败的。恺撒的工作是必要而有益的，那不是因为它带来了或能够带来幸福，而是因为它的祸害较小。在不同的情势下，它会是一种僭取的政权。“自然规律是：最微小的有机体远远胜过最精巧的机械，按照同一规律，任何给大多数公民以自决余地的不完善宪法，也无限地胜过最合于人道而又最奇异的绝对主义；因为一个是活的，另一个是死的”。罗马皇帝维持国家的统一，并机械地扩大它的版图，同时它在内部却丧失元气而死去。很好，蒙森使这部著作实质上留在他原来的形式上，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那使它赢得世界声誉的特点。它是一部天才与热情的著作，一个青年的创作，并且今天仍和当初写它的时候那样新鲜而有生气。就灿烂文笔与持久力量而言，所有德文历史著作中，除了特赖奇克的《德国史》外，没有与它近似的。

萨谟奈的铭文版本和那不勒斯铭文版本的优越性给每个学者以深刻

③ 唐·璜（DonJuan）传说中的人物，是贪财、骄傲、美容颜、不信神、放纵类型的人物。——译者

④ 桑乔·潘萨（SanchoPanza）——唐·吉诃德的仆人，忠心而饶舌，简朴、愚昧而富有风趣。——译者

印象。1853 年柏林科学院给蒙森六年薪俸来编辑铭文集①。1858 年，他以科学院的成员身份被聘前往柏林，在那里他还担任讲座。于是他结束了他的漫游。这项工作范围极其庞大。远远超过博克的同样的工作；他需要一个能敏捷而又正确地工作并能鼓舞和管理同僚的人去承当。那大型对开本的第一卷于 1863 年出版①，包括蒙森自编的共和时期的铭文和亨岑所编的执政官年表。两位学者各自对于铭文的责任是：在可能范围内查阅原文，检视刊印本，解释地方与人物的引证，确定日期，并提示恢复断篇残简的方法。在他生前出版的二十册著作中，蒙森所编辑的约有半数，包括山南高卢、南意大利、多瑙河区和东方的铭文，每一部分都经过他的修订并带有他的特点。在这位大师的领导下，兴起一个铭文专家学派，准备在亨岑、德罗西及其他老专家退出队伍后继续这项工作。他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修订东方铭文的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内，他还计划出版第一卷的新版。他原来估计铭文集包括八万张铭文，但这个数字已经加倍，而新资料还在不断积累。新版与补编内刊入了最新资料；1872 年所创立的《铭文杂志》并促进了新发现的资料的交流计划的讨论。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它阐明罗马公私生活的各部门——行政、城市、军队、赋税、宗教、艺术、社会状况与交通运输。哈弗菲尔德很适当地把它比作科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卡米耶·朱利昂还宣称，它是一个学者对有关过去的知识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在这样地从事于一项要消耗平常人全副精力的工作的同时，蒙森还写了一系列专著，其中的每一部都标志着这一部门的一个时代。第一部，是共和时期的《年代学》，他在其中解决了已往几乎未曾涉及过的一个棘手问题。这部著作是属于开路先锋的性质；在他的作品中它最不经久但它所激起的争论却是富有成效的；佐尔陶正是根据二十五年的讨论结果，建造了一座大厦大部分取代了他老师的建筑①。第二部，是他的《货币史》②，于 1860 年出版。比前一部更为重要。在旅行意大利时，蒙森已开始他的钱币学研究，现在他试图包罗万象地综述一个广阔而大部未经涉猎的知识领域。他雄辩地证实他的前辈埃克尔③与博吉西的工作，但指出他们的著作并不完备。而且，他们只是作为钱币学家来写作，而蒙森则从未忘记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罗马币制所由产生的希腊-亚洲币制开始，追述币制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在从意大利到世界的发展，讨论各种货币的流通和使用时期、铸币权以及贸易和财政问题。他为德·布拉卡斯出版的法文译本评述了新发现的资料，他从来未曾有过时间来刊行这篇著作的修订版；（而现在它已过时了）。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注视钱币学的发展。他曾帮助创立《钱币学杂志》，支持《古币集》的出版，并和他在荣获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所接受的古币捐赠给它。

① 参阅希施费尔德的纪念演说，见《柏林科学院论文集》，1904 年；哈纳克，《科学院史》，1901 年；瓦尔青，《拉丁文铭文总集》，1892 年。——原注

① 铭文集，全名《拉丁铭刻集成》（CorpusInscriptionumLatinarum）共十五卷，三十六册。——谭注

① 佐尔陶（J.Soltau）著有《古罗马人民大会的形成和它的组织结构》一书。——谭注

② 原名《罗马货币史》（Geschichtedesró mischenMü nzwesems ），1860 年。——谭注

③ 参阅肯纳，《约瑟夫·冯·埃克尔》，1871 年。——原注

在他从事《铭文集》的时期，他所写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罗马公法》④的专著。《公法》的篇幅，倍于《罗马史》；它被作者认为是他最大的成绩。象这样庞大而又详尽的著作是决不会受到普遍欢迎的，但它尽善尽美的学术成就却使历史学们又钦佩又望尘莫及。它也许是所有关于政治制度的历史专论中最大的一部。他宣称。“只要法理学忽视国家与人民，历史与语言学又忽视法律，它们想要敲开罗马世界的大门就是徒劳”。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他既是法学家，又是史学家，他早已刊行《法律汇编》的最早的批判版，从那时起这个版本就成了每个法学家的指南。

《公法》共有三千多页，每论述罗马政府和行政的整个过程与体系。每一句话都有论点与权威作为依据，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注释。它是一系列专题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制史。各种制度虽然是分别地研究的，但又是作为公法的有机体系的肢体来对待的。这部著作最有创见的部分，在于论述元首制方面。历史家们已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中已看出与旧秩序的剧烈决裂和一种新制度的创立，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毫无变动地继续了三百年之久。蒙森指出，他希望建立一种双头政治，并审慎地把大部分权力给元老院。元首职位不是世袭的。这个统治者只是第一公民，凭借享有终身权力和没有平起平坐的同僚而高于其他官吏之上。除了海陆军的指挥权与对特选省区的控制权外，新的权力逐渐加到元首身上，直到出现一个真正的帝国。他表明：这个制度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君主政体；它是放入旧框框内的一个新首长制；是基于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均势；是旧寡头政治与恺撒的专制主义之间的妥协；绝对的独裁要到戴克里先时代才出现。这样看来，罗马是逐步从元首制演变到帝国的。在关于元老院的一卷里，他从另一方面叙述同一个故事。都有些人抱怨说：因为蒙森是一个法学家，他夸大了法律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这整个画面过分整齐和系统化。特别是他的双头政治理论受到批评。加德豪森认为他夸大了元老院的权力，过低估计了元首制有发展成为世界君主政体的倾向：罗马人相信他们是生活在个人统治下，这是比共和制度的若干残余更为有力的证明。十年后还有一篇附录，刊入一卷长达千页的著作《刑法》①内。在罗马法的广大领域内，再也没有象这一部分如此密切地与历史接近的了。这部著作概述从罗马历史开始到查士丁尼时代为止的官吏、礼仪、罪行的种类和刑罚；在他叙述的冗长过程中，他还阐明了罗马文明许多方面——道德、婚姻与宗教。

当蒙森以恺撒之死来结束他的历史时，他打算用收集全部现存的铭文打下基础后，再继续写它。随着光阴的流逝，世人不复期望这部只有他能写出的著作，虽然他自己在很久之后才抛弃了这个念头。他在 1877 年所写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在他死后出版，1885 年，那被称为《罗马史》第五卷的著作问世。他的《从奥古斯都到戴克里先的罗马行省史》，是根据《铭文集》编写的②。一个消逝了的世界，由于一个人的天才而得重

④ 参阅贝尔奈斯，《罗马公法的论述》，《论文集》，第Ⅱ卷，1885 年。——原注

① 参阅斯特罗恩-戴维森的出色分析，见《英国历史评论》，1901 年 4 月号。——原注

② 参阅 W.T.阿诺德，《英国历史评论》，1886 年 4 月号，和博尔曼，《论古代和现代》，1895 年。—— 原注

现，因而有可能来评价帝国的真正性质与影响。在这以前的作家只能通过罗马历史家与讽刺家的眼睛来看帝国，他们把统治者放在图景的最前面。蒙森的成就是确定罗马城不是帝国；罗马君主的残暴与癖性，对广阔无际的整个罗马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微乎其微的。

他的研究结果证明：首都耸人听闻的恐怖情况决不是典型的。塔西陀在蒙森以前的权威正如李维在尼布尔以前的权威一样。那被吉本视若神圣的传说，即关于第一世纪与第二世纪之间和关于提庇留时代与安敦尼朝时代之间的对照已被扫除。这个历史家宣称，各省在酷热的白昼之后享受了一个凉爽的黄昏，因为帝国最伟大的功绩是提供三百年的和平时期。他以西欧文明所由产生的稳定秩序的图景来代替关于专制腐败时代的传统说法；其次，他显示行政机构的正确性质。我们因而得知帝国的前进政策与缓冲政策、边境地区与附庸国家、军队制度、卫戍军、城市、赋税与贸易。的确，这部著作是一部不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帝国的地名词典。关于不列颠的一章，由于铭文稀少，必然是薄弱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西班牙的论述，也几乎同样是不充分的。但这一切只占全书中的极小一部分；除此之外，各章都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有些地区的铭文曾由他亲自编辑过，例如多瑙河地区与小亚细亚就是如此；关于这些地区，他做得最好。关于希腊的部分是以讨论它的腐化的原因为特色的，虽然内尔德克宣称他关于希腊化时代文化的描写过于黑暗。关于犹太人的论述，获得普遍的称赞。《罗马史》的传染性的轻浮气息，在这里已经消失；作者很不愿意渲染景色，而人情偏见也不复见。《罗马行省史》是关于政体的公平无私的研究，而不是一部热情与斗争的纪录。如果它曾总述行省政策与行政制度，讨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关系并评论社会与经济的力量，那将会更好些；但我们已能毫无困难地看出他的主要思想。

《公法》与《罗马行省史》的无比价值使人们更加为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始终未能使他的研究成果圆满完成而感到遗憾。我们本应该有关于历代帝王的一个令人叹赏的肖象展览，关于罗马法在帝国体系内地位的一个完善的说明和关于基督教的成长与受迫害的一幅精彩图画。

这个历史家在晚年主要是从事古文献原本的研究。他最著名的出版物，是关于奥古斯都遗嘱的版本。遗嘱原文在罗马城已经遗失，但一份几乎完善的抄本在小亚细亚的安西拉①，于 16 世纪由布斯贝克发现。直

到 1861 年法国佩罗考查队进行探索后，考订版才成为可能。根据抄本，

蒙森把铬文刊印于《铭文集》内；并于 1865 年作为单行本重印。但仍然缺少希腊译文的一部分。1882 年，休曼被推选来揭开那些隐蔽的部分；他把全部铭文制成一个石膏模型。依靠这个新资料，蒙森刊印新版，并附有修订过的注释。关于这个在罗马铭文中最著名铭文之起源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编辑者坚决主张碑文是在奥古斯都生前建立的，而别人认为，它是由奥古斯都起草而由他的继承人刻碑并附以必要的增补。蒙森参加《日耳曼史料集成》的管理部，并负责关于古代作家的部分，包括“民族大迁徙”的几个世纪。哥特人的历史是用出版齐丹斯与卡西奥多鲁斯的著作②作为说明的，同时《教皇圣务录》③、内尼斯及其他第四

① 即今安卡拉。——译者

② 卡西奥多拉斯（Cassiodorus，MagnusAurelius 约 480— 约 540 年）东罗马官员，著有《哥特人史》十二册。

世纪至第七世纪的较小编年史阐明了一个模糊时期。他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历史的黑暗过渡时期，必须从两方面予以说明；科学站在这个时期的前面，象工程师站在一条穿山隧道前面一样”。他最后的工作是出版《狄奥多西法典》，附有详尽的绪论。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一直扩大到罗马帝国淹没于中世纪时代的浪潮里。

蒙森在组织式鼓励一切针对阐明罗马历史的工作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其中之一是探索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④的计划。1890 年为这项工作成立了一个组织，创立了一份杂志以纪录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设立博物馆以展览所发现的文物。探索的结果，不仅阐明了罗马边境，而且阐明了它设防与防御的方法。他所深感兴趣的第二项工作，是《传记辞典》，这部辞典是在柏林科学院支持下由他的朋友兼同事德绍编辑并几乎是完全根据《铭文集》的。他欣然迎接这项新开辟的工作。当纸草卷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的时候，他已进入老年，但他的门生维尔肯证明，他是属于第一批看出这些褐色残片的重要意义的人。这一新科学接触到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属于罗马的埃及省有关。当一部《纸草卷集》的计划浮现于他的心头时，他帮助创办了一份专门杂志。他希望各国学者会联合起来做那些一个国家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庞大工作。其中之一，是编辑《拉丁语辞源》，即说明直到第 6 世纪为止的每个拉丁单词的历史。1892 年，他力图联合德奥两国科学院进行这项事业，并草拟了联合的条例。但是柏林科学院虽然同意“辞源”方面的协作，却拒绝进一步的联合计划。这个决定使他深感失望，但他的努力已为国际科学院协会铺平了道路；协会于 1901 年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年迈的历史家的想象范围越来越广泛了。他的双目并未昏花，他的精力也未减退。他热切地注视惊人的发现，因为这些发现揭示东方的古文明，并把希腊与罗马放入一个新的前景里。他的思想大部集中于新知识对旧知识的关系方面；他的最后活动之一，是提出一批关于文明社会的最古刑法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送给希腊、条顿、印度、穆斯林与犹太法律专家，旨在协调他们的研究的广泛成果。关于罗马的问题则由他自己作出回答。

蒙森得以成为伟大历史家因素之一，是他对生活各方面的强烈兴趣

①。这个最杰出学者，同时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与思想界的领导人。他明

亮的眼睛与表情丰富的面容，显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性格的一切情感。他曾在 1848 年用笔来战斗，为了信念，他曾牺牲自己在基尔与莱比锡的职位。1861 年，他以进步党成员的身分参加普鲁士议会。1881 年，他充任帝国国会议员，参加由他的朋友巴姆贝格尔领导的急进党；当俾士麦提出《保护关税法》②时，该党脱离了民族自由党。他属于这样一批德国人；他们觉得德意志的统一使它担负着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使命；1874 年，他在就任会长的演说里宣称，德国人不能满足于他们已有的成就。可是跟兰克一样，蒙森为他所形容的当时失去人性的趋势而感到沮丧。他对施

其书残阙，有 6 世纪修道士乔丹斯所作摘要传世。——谭注

③ 原文为 LiberPontificatis。——译者

① 有一篇亲切的评论，见哈纳克，《论科学与生活》，第Ⅱ卷，1911 年。——原注

② 1879 年 7 月，德意志颁布了以保护农业与重工业为主旨的保护关税法。——谭注

特克尔与特赖奇克所领导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的爆发而进行斗争。他指责主张平均地权的人是谷物投机者和酒贩子。当他指称《保护法》为欺骗政策时，俾士麦对他加以迫害，但他随即被宣判无罪。他反对殖民运动，认为它是侵略主义；反对泽德利茨学校法案③，认为它是蒙昧主义。它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他抵制在科学、文学与艺术方面侵犯自由的一切措施。他的最后的政治声明，是对 1902 年农业税率④的猛烈攻击。1903 年他八十六岁时在睡眠中死去，一生勤于学习并从事教学，直到最后一刻。

蒙森与兰克一起并单独跻身于 19 世纪第一流历史家之列。兰克的著作几乎完全是属于叙述性的，蒙森则不仅以叙述大师而且以制度解释者以及铭文与文献的编纂者而博得盛名。他们两人在多产和把批判技术与综合想象相结合方面，彼此相似。两人都是为几代好学青年所尊敬的大师；两人都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声誉确立，无可匹敌。蒙森著作的出版时期持续达六十多年。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没有不成熟的东西，而在他后期的著作里也没有衰退的迹象。只有他能做到对一个古典文明的完全融会贯通并使之重现于世，那是自斯卡利吉尔以来学者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罗马史在蒙森以前正象欧洲史在兰克以前一样。“他接受的是一座砖城，而遗下了一座云石城”①。

Ⅱ

蒙森的两个同时代德国人所编写的罗马历史也是享有盛名的。彼得著作②的第一版于 1853 年出版，第二版是在〔蒙森〕《罗马史》已震惊世界之后刊行的。他属于尼布尔学派，对这位伟大历史家也进行批评，但他否认说他是比较保守的指责。他简略地叙述了关于罗马诸王的传说，警告读者这些传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接受传统作为追述宪法的形式与发展的指导。他的叙述只有在他可以利用波吕比阿的著作时，才渐渐变得详细起来。他赞扬共和时期的爱国、讲道德与有秩序的生活，但他也同意在格拉古弟兄之后已出现衰败。他对最后几次政治斗争中的诸主角之估计，是公正而又宽和的。他指出说，“我们不能责备西塞罗没有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看出共和国注定要灭亡的”。他承认恺撒的统治是贤明而良好的，但他否认他有复兴国家的力量。“我们看到罗马极盛时代——就是布匿战争时代——的景象，不能不生起景仰之心”。但罗马人的征服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又由于一个世纪的内战，守法的精神荡然无存。旧罗马性质的废墟被奥古斯都与提比留进一步破坏，并被加里古拉、克劳第与尼禄任意践踏①。

③ 原文为 ZedlitzSchoolBill，指教育大臣泽德利茨提出的法案。此法令允许波森及西普鲁士各级学校使用波兰语，还规定发还“文化斗争”中没收的天主教会经费，允许天主教的一个教团在德国恢复活动等。—— 谭注

④ 1902 年通过了恢复一度降低的农产品课税率。——谭注

① 原文为 Latericiamaccepit，marmoreamreliquit。——译者关于一般论述，参阅克罗尔，《最近二十五年时期的古代研究》，1905 年。《古代研究年鉴》于 1906 年开始出现。——原注

② 彼得（Peter，KarlL.1808—1893 年），撰有《罗马史大事记》。——谭注

① 见第十五章注。提比留，加里古拉（在位：37—41 年），自封为神，令臣民崇祀；克劳第（在位：41—54

伊纳的著作②，更为著名；他专心致力于共和时期，因而对这一时期的叙述更加详细。这部著作于 1868 至 1890 年间断断续续地出版，在某些方面，它是为了非难蒙森而写的；对于后者他原是不抱好感的。他的雄心是要步阿诺尔的后尘。他写道，“如果阿诺尔完成了他的著作，又如果这著采入了最新资料，我可能就不会写我的书了”。他的愿望是要概述现有的知识而不是要提出解决的办法。他关于早期罗马的叙述带有尼布尔与施威格勒③的鲜明痕迹。他心目中没有什么英雄；他为罗马人的残暴而感叹。他宣称，“我被指责对待罗马不公平，其实不然；但我对待希腊与迦太基是公平的，因我记起罗马历史家并不是一向讲实话的，他们获得了世人的听信，因而使所有反对的声音寂寂无闻”。在叙述共和国末期时，他认为个人统治的建立已成为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恺撒与庞培互争雄长，但他们未曾真正改变过历史的进程。“共和国的覆亡不是由于恺撒的决定或野心。如果恺撒早死，共和国仍然会找到一个主人。他毫不感情用事，而是以庄严崇高的精神来解决问题”。虽然这部著作缺少魄力与创见，但它不偏不倚的语气倒使它成为那些已厌恶蒙森的明显偏见的读者所最喜爱的书。

在德国以外，拿破仑三世思想开明的大臣杜律伊①所写的历史②③是最宏伟的作品。这部著作的最初两卷在 1843—1844 年间出版；第三卷和第

四卷虽然在 1850 年时已经写好，但因书中盛赞恺撒和罗马帝国而搁置下来，直到〔拿破仑三世夸台后〕1872 年才出版。关于早期几个世纪的历史，他依靠尼布尔和施威格勒；而关于向帝国过渡的见解，他预示了蒙森的看法。他在 1880 年写作时，他指出，共和派只不过是一小撮寡头，他们在征服世界后不知道怎样统治。在共和国倾覆后，虽然有一百个家族遭受损失，但八千万人口却获得了好处。杜律伊在晚年所写的几卷里，充分利用铭文，也同意蒙森关于帝国有功于文明的意见。在详述起初两个世纪的罗马社会时，他认为罗马各行省的健康的生活与首都的腐化生活恰恰形成对照。他把历史叙述到狄奥多西的死亡为止④，这样，他就完成了唯一的一部从头到尾详细叙述的罗马史。作者在后来的版本里还补充了插图，因而使它更受欢迎，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杜律伊也是法国史和希腊史的作者；虽然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帮助的向导。近来，最重要的工作是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企图写一部关于罗马的详细记载。他的《罗马史》①，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总结蒙森以来研究成果的

年），扩大专制权力，削弱元老院实力；尼禄（在位：54—68 年），凶残好杀，以残酷手段消灭政敌和鱼肉臣民。——谭注

② 伊纳（Ihne，w.1821—1902 年）著有《高卢颠覆以前的罗马史》（RometoItsDestractionbyGauls ）。共八卷，1808—1890 年。——谭注

③ 施威格勒著有《罗马史》（RoimischeGeschichte）。——谭注

① 参阅拉维斯，《维克托·杜律伊》，1895 年。——原注

② 书名《罗马史》（HistoiredesRomains），全书共七卷。——谭注

③ 杜律伊并非路易·拿破仑的亲信，这位皇帝读了他的《罗马史》后，欣赏其才学，于 1861 年任命他为公共教育大臣。在职期间杜律伊对法国教育多所改革。第二帝国崩溃后，他重返史学界。——谭注

④ 狄奥多西（大帝）以 395 年卒于米兰，帝国自是分裂为东西二部。——谭注

① 原文为 StoriadeiRomani，全书共四卷，起远古，止于公元前 2 世纪 30 年代。1907—1922 年。——谭注

尝试。他在怀疑主义与轻信态度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他充分论述古代意大利的种族与那里的希腊人。在回想起尼布尔所爱好的一个观念时，他相信在罗马曾有大量诗歌存在过；从诗歌派生出传说；甚至有些古老的民歌也可以尝试从传说中重新编出。海特兰关于共和国的概论②，旨在公正的叙述；他抛弃同行研究者的奇谈怪论，但也并未提出自己的论点。在描写盖约·格拉古和苏拉、西塞罗和恺撒时，他表示出他并不依赖于蒙森。他虽然承认恺撒工作的必要性，但并不等于赞成他的品质或谴责那些拥护一个毫无希望的事业的人们。

有些人选择罗马史上特殊的问题或时期来进行研究，他们已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关于前罗马时期意大利的知识，由于考古学、人种学与语言学的联合工作，而正在慢慢地增加起来。关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尼森第一次作出了彻底的研究③。在库齐乌斯以前，希腊史专家对于希腊半岛的自然特征一无所知；同样，尼布尔、施威格勒甚至蒙森对于罗马的自然条件也很少注意。尼森关于山岭、河流、海岸、自然资源与气候的研究，给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埃托雷·帕伊斯在关于布匿战争前的西西里与意大利的著作①里，显出他完全怀疑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并认为《执政官年表》是伪造的文献。他更相信考古学、语言与地方名称的证据。《罗马史古传说》是他的一部较大著作的附录，讨论在罗马广场所发现的文物。他相信，许多传说仅仅是关于罗马七丘②的神秘的化身。自奥特弗里德·缪勒关于埃特鲁斯坎人写了很精彩的概况③ 以来，发掘工作一直在稳定地进行，因而他们的宗教、艺术与社会状况现时已相当详细地为人所知。可是，他们的起源与种族关系仍然悬而未决，他们的语言仍然难于解释。

人们埋怨蒙森未曾探讨过他所用资料的价值，对这些资料的批判分析是由尼森开始的；尼森对李维（《罗马史》）第四个“十书”与第五个“十书”④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考查了这个历史家的著作与人品。他的研究结果比一般所接受的结果消极性较少，但受到彼得⑤的攻击；彼得认为李维的著作旨在激励爱国心与道德而不在作出严肃的历史叙述。然而尼森的结论获得了尼茨⑥ 的支持；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尼茨被称为尼布尔学派的最后一人；的确，他属于尼布尔学派而不属于蒙森学派。尼茨还写了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它的未完成的部分，由他的讲稿补

② 书名《罗马共和国》（RomanPoldie）共三卷。——谭注

③ 《意大利地理》两卷，1883—1902 年。——原注

① 书名《古代意大利、中意、大希腊、西西里、萨丁尼亚之历史与地理的考察》论文集。——谭注

② 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罗马城包括七个山丘。罗马城和罗马国家的建立过程，即是以巴拉丁山丘为中心，逐渐联合其它部落的过程。——谭注

③ 书名《埃特鲁斯坎人》，共二卷，1828 年。——谭注

④ 李维的《罗马史》共一百四十二卷，以全书久佚，仅有前“十书”及第二至第五个“十书”传世。以每十卷（书）为一辑（“十书”）。——谭注

⑤ 卡尔·彼得（1808—1893 年），德国罗马史专家，以搜集整理古罗马历史文献见称于世。——谭注

⑥ K.W.尼茨（1818—1880 年），德国罗马史，中世纪史专家，兰克的门人。——谭注

充后，在他死后出版①。遗著有力而有创见，使人为他未曾写完这部完备的概论而感遗憾。蒙森的主要兴趣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尼茨却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经济因素，强调农民同商业和运输业的新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

共和国末期的场面较之所有以前或以后的世纪更能吸引历史家的注意，乔治·朗所写的一部详细叙述②，虽然缺少特色，却是对以作者娴熟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并作出了公平的论断。四十年后，格里尼奇计划写一部包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和早期帝国至公元 70 年的历史的著作

③。该书从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有价值的评论开始，主要讲述格拉古弟

兄。提比留满足于社会改革，而盖约〔格拉古〕还要求政治与司法的改变。这两个人制订法律都未经过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为一个阻碍。第一次流血成了内战的开端。格里尼奇在完成第一卷后即逝世，那是对罗马研究的一个严重打击。其他英国学者对这一过渡时期的知识，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沃德·福勒关于恺撒的通俗传记④。实质上是采用蒙森关于这个英雄的见解的。他宣称，恺撒具有高尚目的与真正的人性。当时罗马需要并愿望有绝对专制：城邦制已经衰竭，而元老院又自私又无能。虽然从法律讲他犯下叛国行为，但他当时需要一个合理政府，却证明他是正当的，而且没有哪个政治家曾做过这样有持久价值的工作。虽然他决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并有残暴行为，但他是和蔼可亲的。恺撒和西塞罗是这个时代最高贵的人物为西塞罗辩护的工作，由于斯特罗思- 戴维森所作的传记①与蒂勒尔所出版的《通讯集》②，而被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恺撒的高卢战役和不列颠战役，赖斯·霍姆斯进行了无比透彻的研究③。佩勒姆在他出色的罗马历史小册子④与那些为他的听众所永远不会忘记的牛津演讲里，特别注意于共和国与元首制之间的关系。

自从蒙森以来没有任何著作象费雷罗的《罗马的盛衰》⑤那样引起世界范围的兴趣。虽然它受到学者们的冷淡，它的力量与启发性却是无可非议的。他在开始活动时是隆布罗索的⑥一个门生，后来成了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研究古代世界，他找出共和国覆亡的原因，在于一个旧的农业和贵族的社会之一转入了一个新的商业时

① 书名《罗马共和国史》（Geschichtederr■mischenRepublic）二卷，1884—1885 年。——谭注

② 书名《罗马共和国的衰落》（TheDeclineoftheRomanRepublic）。——谭注

③ 书名《共和国后期与元首制初期的罗马史》（HistoryofRomeduringthelaterrepublicandearlyprincipate），1904 年。此书只完成第一卷，记至马略重任执政官（公元前 133—104 年）止。——谭注

④ 书名《恺撒与罗马帝国的创立》（JuliusCaeserandtheFoundationoftheRomanimperialSystem）。——谭注

① 书名《西塞罗传》（Cicero）。——谭注

② 《西塞罗通讯集》共五卷，1901—1915 年。——谭注

③ 霍姆斯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恺撒征服高卢记》（Caesar’sConquestofGaul ），1899 年，《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缔造者》（RomanRepublicandtheFounderoftheempire），共三卷，1923 年。——谭注

④ 指他写的《罗马史纲》（OutlinesofRomanHistory），1893 年。——谭注

⑤ 在最好的批评意见中有：柏斯尼尔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 XCV 卷及哈弗菲尔德，《蒙森以来的罗马史》，《季刊评论》，1912 年 10 月号。克罗齐指责本书使意大利学术研究损失信誉，《意大利史学史》，第Ⅱ卷，第 245—247 页。——原注

⑥ 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人类学家，法学家。——谭注

代。迦太基覆亡后，财产如潮水般地涌入罗马，而财富导致奢侈风气的增长与需求标准的提高。贫富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了。外交政策与内政的演变是取决于财富分配的改变的，而剧中的个别演员却无可奈何地沿着经济改变的潮流随波逐流。这样看来，在罗马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基本问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一场属于经济力量间的斗争而不是属于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共和国不是被苏拉或恺撒而是被“帝国主义”扼杀的。“伟大人物是历史性工作的工具或牺牲品，而对于这个工作，他们是不会觉察的；因为他们象他们的同胞那样，是我们所谓历史命运的玩物”。关于武人互争权力的旧想象，现在代之以人们同一种命运冲突的想象，而对这种命运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费雷罗在努力摹想古代方面比蒙森更为大胆。他以早期共和国的罗马人比诸布尔人，以卢库鲁斯①比诸拿破仑，以恺撒比诸一个坦马尼协会②的党魁，以奥古斯都的权力比诸美国总统的权力。虽然这些及其他比拟使学者讨厌，但它们却受到一般怕读学术性作品的读者的欢迎。

书中的叙述，在苏拉死后，开始变的详细起来。它的新奇点之一，是给卢库鲁斯以重要地位；他是“罗马史上最强的人”，使意大利从内战转到对东方的征服。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转向，因为很快又为分赃不匀而发生争吵。他指责蒙森对恺撒的狂热崇拜，他认为恺撒是一个道地的随机应变者。他是“为进行大事业而受着命运支配的无意识的工具”，但他从来未曾看到过自己事业的目标或探索过它的意义。他之所以在高卢作战，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作战；他也茫然不知高卢的征服会是欧洲历史的开端。他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未曾建设什么可以持久的东西。恺撒占据该书的前半部，他的外甥占据它的后半部。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蒙森过低估计了元首的权力，费雷罗却认为他过高估计了它。在他的笔下，奥古斯都被描绘成一个能力有限眼光短浅的人；起初是胆怯而又神经过敏，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的思想与意志都有新发展。他不是恺撒的继承者，而是他的对立面。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一种君主政治，甚至也不是一种双头政治。他的愿望，是要把国家重新置于元老院控制之下，并给元老院以一个仲裁者的帮助，这样看来，他只是一个立宪共和国的总统；因而费雷罗称自己的著作为《奥古斯都共和国》。奥古斯都英明地主持了这个过渡时期。帝国既不是非常令人不快，也不是特别幸福的。这个历史家至多是说明了经济现象与政治演变之间的关系。他在研究人物与估计政治家的才能方面是才力不足的。他的机械哲学把历史归结为几乎是盲目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可是他否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宣称，罗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取决于风俗的转变，而这项转变是由于财富、开支与需要的增加而引起的，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转变①。“历史的基本力量，是心理的而非经济的”。这句话，是兰普雷希特的语言②也是他的精神。罗马历史的关键在于“野心和欲望的自动增

① 卢库鲁斯，罗马执政官、将军，在对米特拉达梯作战中屡立战功。公元前 69 年向亚美尼亚进军途中，部众骚动，公元前 67 年被撤换。——谭注

② 坦马尼派（Tammany）——以纽约坦马尼大厅为会集所的民主党的一派。——译者

① 参阅《从恺撒到尼禄的罗马史上的人物与事件》，1908 年的洛维尔演讲。——译者

② 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历史观点，见本书第二十七章第二节。——谭注

加”。东方和西方的混合既是罗马的光荣又是它的弱点。罗马的腐败状况已被大大地夸大。实际上它的财富和欲望的增加程度只是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娱乐和奢侈的欲望之增长，使智慧和道德，政策和制度都发生了改变。暴发户接替了贵族；而富人，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浮躁的、神经质的和悲观的。这种改变既是进步的条件，同时也是对它的惩罚。

关于罗马帝国的完备的历史迄今尚未写出。蒙森的一个门生赫尔曼·席勒曾作过临时性的尝试①，但他用心写出的著作都缺少特点。伯里编写了关于帝国头两个世纪的一篇简略而有用的撮要②。泽克的六卷著作

《古代世界衰落史》，论述罗马从戴克里先到公元 476 年止的政治与文化。在关于罗马诸帝的专著中间，加德豪森关于奥古斯都的生活与功绩的巨著③，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亨德森关于尼禄的专著④可作为反对塔西佗的帝国概念的典型。格雷戈罗维以有趣的一卷论述了哈德良⑤。根据铭文、古币与考古学所作的罗马行省的详细研究，已大有进展。奥托·希施费尔德关于帝国行政制度的分析⑥把新的细节加到他老师所作的描写上。卡米耶·朱利昂关于罗马高卢的巨著⑦，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哈佛菲尔德一生从事罗马属不列颠的研究⑧。奥地利法学家米泰斯根据纸草卷与铭文，写了一部学识渊博的专著，来论述东方省区从希腊法到罗马法的过渡①。

虽然罗马的宪法史主要应归功于蒙森。但那些按照独立路线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路德维希·兰格在他的《罗马古制》

②里，第一次对共和国的制度作了彻底的探索。他的审慎态度与蒙森的不

顾一切与坚信不疑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蒙森的《公法史》企图把罗马政府描写成为一个有机体。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文章里，兰格为自己的考古研究法辩护理由是：如果遵循蒙森的指导，具体事实可能牺牲于法理的对称之中③。《公法史》还碰到另一个更加敌对的批评者，即马德维格④。这个伟大的丹麦学者，青年时期曾研究法律，但不久就放弃法律而转向研究拉丁文献原文。在他年老时期，因双目失明而不能进行心爱的

① H.席勒著有《罗马帝国史》共二卷，1883—1887 年，记事起恺撒遇刺至 395 年帝国分裂，系一部政治史。

——谭注

② 书名《罗马帝国史》1893 年。——谭注

③ 书名《奥古斯都及其时代》（AugustusundSeineZeit）共二卷六册，1891——1904 年。——谭注

④ 书名《尼禄皇帝的生平与元首政体》（LifeandPrincipateoftheEmperorNero）1903 年。——谭注

⑤ 书名《哈德良皇帝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图景》，1851 年。——谭注

⑥ 书名《罗马帝国行政制度——至戴克里先朝》1905 年。——谭注

⑦ 书名《高卢史》（HistoiredelaGaule）八卷，1907—1926 年。——谭注

⑧ 哈佛菲尔德著有《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RomanizationofRomanBri-tain，RomanoccupationofBritain）等书。——谭注

① 书名《罗马帝国东方各省的国家法和民法兼论希腊法及晚期罗马法的发展》。——谭注

② 参阅纽曼，《路德维希·兰格》，1886 年。——原注

③ 兰格：《小品文》，卷Ⅱ，1887 年。——原注

④ 参阅内特尔希普，《演讲与论文》，第Ⅱ集，1895 年。——原注

研究工作时，他口授他关于罗马宪法的论述⑤。他宣称，忽略元老院与人民而先谈行政首长，就象在未打好基础之前先建造屋顶一样。蒙森是以近代理论来说明古代政治形式，而且他的有些假是牵强附会和凭空想出的。马德维格拒绝恢复那些概念的企图，可是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洞察各种制度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他是按照完全不讲宪法的性质的老方法来讲述帝国的。由于这部著作忽视铭文，奥托·施希费尔德在他出版以前就说它是过了时的而不予考虑。赫佐格在描写学派与法理学派之间采取了中间路线；他的《罗马宪法的历史与体系》强调指出掌握罗马公法精神的必要性，但他不认为蒙森的著作已获得成功。与蒙森不同，赫佐格是按照宪法发展的年代顺序来全面地叙述它的成长的。

〔罗马〕生活与文化已被辛勤地探索过，但由于资料的极端希少，重现早期共和国的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大胆的尝试是由菲斯泰尔·德·库朗热作出的，他从宗教方面提出关于罗马文明一个完备的解释。在他的《古代城邦》里，他宣称，家族的崇拜是这个结构的基石。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早期罗马社会是纯朴的。随着家族制度的解体，共和国也就衰落了，虽然菲斯泰尔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过份简单化了并企图用一把万能钥匙来启开这几个世纪的生活之锁，但他却非常有启发性地重现了古代社会。威索瓦与沃德·福勒也描绘了〔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与思想①，虽然不很和谐，但说服力较强。还有三部以帝国文明作为题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弗里德兰德的《文明史》于 1860 年出版，立即成为一部欧洲的第一流著作。在著者死后，经过一批专家的修订，它迄今仍然提供关于从奥古斯都到安托尼朝末期为止的罗马文明之最完备的图景。稍后时期，出版了加斯东·布瓦西埃的极其吸引人的论著；他的《罗马宗教》讨论了东方信仰的传入、崇拜皇帝仪式的兴起与辛尼加的哲学

②。他的后期著作《异教的终结》继续这项叙述。迪尔关于 2 世纪和 4 世纪罗马社会的令人读着愉快的著作①，是以它们的洞察力与学识著称，关于帝国的知识，也从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获得助益：例如勒南与哈纳克

②、纽曼与拉姆齐③以及德·罗西关于坟窟的探索和居蒙关于太阳神崇拜

的研究。

没有任何部门比罗马城的考古学受到更为辛勤的培养。在法军占领

⑤ 书名《罗马国家的宪法与行政》（DieVerfassungundVerwaltungdesr■mschenStaates），共二卷，1881—1882 年。——谭注

① 威索瓦著有《罗马的宗教与文化》（ReligionundKuttusderR■mer，1902）；福勒著有《罗马人民的宗教体验：从最早到奥古斯都时代》（Religiousexperie-nceoftheRomanPeoplefromtheEarlist， TimestotheAgeofAugustus，1911），《基督纪元前一世纪罗马人的神道观念》

（RomanIdeasofDeityintheLastCenturybeforetheChristianEra，1914）等。——谭注

② 辛尼加（约公元前 4 年—公元 65 年），古罗马中斯多葛派哲学的代表人物。——谭注

① 迪尔著有《从尼禄到奥利略期间的罗马社会》（RomanSocietyfromNerotoMarcusAurelius，1904），《西帝国最后一世纪的罗马社会》（RomanSocietyinthelastCenturyoftheWesternEmpire，1898）等书。——谭注

② 勒南，见本书第二十六章，哈纳克研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著有《公元一至三世纪的基督教会及其扩张》，

1904 年。——谭注

③ 纽曼辑有《罗马故物》一书。拉姆齐著有《公元 170 年以前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会》，《罗马帝国东方省之历史与艺术的研究》等书。——谭注

时期，费亚对古罗马广场遗址的部分发掘，给探索工作以必要的推动；在复辟时期，尼比和卡尼纳从事于重现这个古城的工作。本森的《罗马城志》和贝克尔在其《罗马古迹》里的精彩随笔，开始了有系统的论述。莫里茨·豪普特的门生约尔丹所编的《罗马地形学》，标志着自本森以后第一个有决定性的进步。博尼在广场与帕拉丁丘上所作的发掘；已产生轰动的结果。1876 年创办了一份关于发掘工作的杂志；兰察尼与许尔森并推广了取得的结果。对奥斯蒂亚④的探索，已经开始。对庞贝的发掘正缓慢地向前推进，而它的丰富收获已由莫乌汇集⑤。对赫库莱尼恩内⑥ 的发掘，由于必须迁移一个村庄与打开坚实山岩所需之庞大费用而被延搁。发掘工作已大大增加我们所知道的古典艺术的遗迹；现在关于罗马雕刻是纯粹派生出来的这个传统概念，已被推翻。意大利内部迄今仍隐藏着许多秘密，“永恒之城”所有的考古学校正指望一个富有成效的竞争前途。在半岛之外，最丰富的收获已在罗马非洲省的明珠提姆加德①采集到。

④ 奥斯蒂亚位于距罗马约一百六十里的台伯河口，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为罗马海军重要基地，后又发展为国际贸易城市。公元 200 年以来历经外族入侵，夷为废墟。1907 年以来开始发掘，到 1936 年已有四分之一的面积出土。——谭注

⑤ 莫乌著有《庞贝的生活与艺术》一书。——谭注

⑥ 赫库莱尼恩，位于威苏维火山之区。初为希腊殖民地，后并入罗马，公元 79 年火山爆发被淹埋。——谭注

① 提姆加德，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罗马人在此建城。——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