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提尔华尔、格罗特和亚诺尔

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典著作的一般性研究，在英国比在任何其它国家更为普遍，因而古典时代第一部多少带有几分学术性质的历史遂出自一个英人的手笔。当吉本发现他友人密特福①是一位希腊文学的爱好者时，曾建议他编写一部希腊历史。这部著作在开始编写时并未涉及到当代的问题；其第一卷出版于 1874 年。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历史家却利用过他的著作来打击辉格党人与雅各宾党人。对于那些艳羡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并强调它们的制度是最适合于培育幸福的人们，他的回答是，那种认为这些制度在它们起源的国家里曾经确保过繁荣康乐的假设，及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在那里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是谈不到的，统治者间的关系主要是争权夺利，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其中最好的城邦斯巴达则干脆不去标榜什么民主。在密特福看来，民主实即专制；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宪法便是世间出现过的最好宪法。他对波斯人、迦太基人与马其顿人的好感是甚于希腊人的。他对僭主们备致颂扬，但对于民主派与民主活动家的任何不利的流言，则欣然接受。他天然地站在了马其顿一方，而指斥狄摩西尼是懦夫与无赖。弗里曼写道， “密特福是一个不高明的学者、一个不高明的历史家和一个不高明的英文作家！虽然如此，我们觉得对他还是有些眷念的。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位揭示出希腊社会的生动现实及其所具实际意义的极有声望的作家。” 麦考莱①则声称，几乎所有近代的希腊历史学家都剥夺了希腊人的个性特点，使之成为单纯的类型，但这一严重缺点密特福倒能避免。但他的唯一优点也就在这里；而就连这个优点也多少是他那漫无节制的党派心理所带来的结果。这部书的成功主要由于他的政治偏见。当时的托利党人引用它，正象在三十年后他们引用爱里逊那样。1824 年时麦考莱写道， “密特福享有着巨大并且与日俱增的声望。他在历史家中间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几乎无可动摇。他本该在他第一卷出版时就受到攻击。但现在要来拦阻他声誉的发展已属一种近乎绝望的作法。”这篇攻击性的文章颇使辉格党人称快；但对于一个业已确立的声誉则很少影响，于是那经过作者修订的再版便又在 1829 年刊出。但是思想解放的时期已不远了。“改革法案”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与这个历史家观点全然异趣的新时期，而同时另外两部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宽容精神的希腊史的问世，迅速变成了有力替代。

在攻击密特福的同时，麦考莱表达了他所想望的真正的希腊史的出现；它不仅包括希腊的政治，而且包括它的社会、艺术与文学，以便使近代世界能认识到它从希腊所承袭到的遗产。数年之后，在各国语言中第一部堪称具有学术价值的希腊历史著述遂由提尔华尔发表。他在获得

① 参阅他的兄弟勒兹达尔爵士的回忆录，见 1837 年版，卷 I。在马哈斐为度律伊的《希腊史》英译本所作的导论里，可以看到马对密特福及其他后继者的若干有趣评论。——原注

① 《密特福的希腊史》，见《杂文》。——原注

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资格之后，曾经担任大法院的律师① 多年。1827 年时他被授圣职，复回三一学院，在那里他参加朱里安·哈尔翻译

尼布尔著作的工作。他接受约克郡一笔王室领地圣俸，并于 1840 年擢升圣大卫主教。当他受邀为拉德纳《百科全书》编写一部希腊史时，他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书的第一卷于 1835 年出版，第八卷 1844 年出版。

修订与扩大版出于 1845 至 1852 年间。书的作者表示他对该书所受到的欢迎感到十分满意，认为他的原意不过是“使希腊史的著作在某些方面比原来的情形稍胜一筹。”由于他在发表意见上的拘谨，兼之风格与热情不足，他比较缺乏吸引人心的艺术，但他那精粹的学术水平与稳健的识见，曾使他成为那些悉心研究希腊历史者们的良友。

著作的开篇包括，希腊世界的地理概述，它的早期种族情况，以及关于它的英雄时代文化的描写，等等。与相信荷马史诗中人物具有真实性的密特福不同，这位尼布尔的门生则仔细地对传说与历史加以区别。他的雅典黄金时代的概述部份，具有冷静、清晰与就事论事的特点，但缺少风格与应有的气氛。他从没有考察过希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愿望。马拉松战役的描写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伯里克利时代的艺术与文学所占的篇幅则嫌过少。叙拉古的斗争描写缺少了它应有的某种悲剧情调；而亚尔西巴德①也失掉了他的不少光辉。在提尔华尔眼光中，除了苏格拉底之外再无别的英雄。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战后雅典内部局势的一章乃是一篇四平八稳的总结。“他们浮薄、狂热并且常常是不公平，但他们同时也能慈悲为怀和对人怜悯。”腓力与狄摩西尼之间的斗争则描写得详尽而又公允。后者在他看来，是“善良而又伟大的”——比福西昂要伟大得多，因为福西昂虽然在个人方面具有高尚的品格，但却成了征服者的奴隶。而腓力虽然肆无忌惮而又好搞阴谋，但并非完全没有宽大胸襟。从来很少有历史家对于亚历山大的目的与事业采取过这样宽厚的看法。“他的雄心，在那些颇足以使之变为高贵与纯洁的次要目的中几乎已长成为一种为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他的征服是大大有利于被征服者的。但是亚洲从他的功绩所感受到的赐福，在希腊却几乎不为人知。“在许多重大方面，它的状况已变得每况愈下。”书的结尾为大事述略，直至希腊由于科林斯的毁灭而变为罗马行省为止。提尔华尔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他博采众长，吸取了博赫奥弗里·穆勒、韦尔克尔、德罗伊曾、克累散与洛贝克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人都是在将古希腊的文明揭示给近代人方面著有成绩的。他的见解也与他的学力相称。豪吞爵士是一个交游很广的人，但当他被问起谁是他所熟识人中最杰出人才时，他竟毫不踌躇地回答说是“提尔华尔”。书的缺点是在消极方面而非在积极方面。剧中人物显得象影模糊，另外也给人以陈旧剧目的感觉。至于要使那种雅典民主起死回生，并把世人的

① 参阅他的《通讯》，1881 年，和提尔华尔（J.C.Thiriwall），《康诺普·提尔华尔》，1963 年。关于评传，参阅《爱丁堡评论》，1876 年 4 月号（由普兰普脱所作）和克拉克，《在剑桥与别处的老朋友》，1900 年。他在黎德的《豪吞勋爵传》，1890 年，常被提及。关于德国对英国古典学者的影响，参阅杜克洪，《德意志历史主义在英国》，1950 年。——原注

① 亚尔西巴德（公元前 451—404 年），雅典将军，以雄材博学见称于时。415 年率舰远征西西里。在围攻叙拉古城之时，雅典政府命其回国受审，于是投奔斯巴达。——谭注

注意力集注在它的辉煌成绩上面，这项工作就有待于一个才能更为出众的同代人了。

早在二十八岁的青年时期，格罗特①便已开始了希腊史的系统研究， 1826 年他在论述密特福的一篇文章里已经拿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在承认希腊民主政体中种种缺点的同时，他提出，我们必须对这些作出公正论断。“我们只须把它们和任何其它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踌躇地宣称它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

它们为良好行政所提供的安全保证远远不够这一点，我们完全承认，但是寡头政治与君主政治则是对此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安全保证。” 他对密特福的下述论点一一提出反驳，诸如：希腊的议会是反复无常的，民主政治是不够稳定的，富人的赋税过重等等，并严厉批评了他学术研究上的种种重大谬误。格罗特的结论是，“十分明显，一个历史家如果在转述具体史实上尚且如此脱离根据，那么他在任何一般性的论断方面便更加不会有多大信实可凭。如果希腊历史将来被人以认真信实的态度重写之后，我们敢于断言，这位作者的声誉必将一落千丈。”这个年轻银行家此时早已熟悉边沁与老穆勒，并被认为是那个为数不多然而颇有影响力量的哲学急进派中的一个很有前途的新兵。当 1830 年辉格党在长

期失势后重掌政权的时候，他决定参加议会；并于 1833 至 1841 年间充任伦敦议员。他与洛巴克与摩尔兹威司一道，努力引导格雷①与墨尔本② 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更前进几步。这是一桩既饶趣味又有价值的生活经验，不过他并无意于长此继续下去；因而到 1841 年辉格党失势时，他就又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年后，他甚至脱离了银行；从此专心致志干他的

《希腊史》的编写，书的第一卷出版于 1846 年，第十二卷于 1856 年。他的学问本有基础，又得益于“德国学术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帮助。”他事先精详地研究过其它文明的早期历史。他是一个修养有素的哲学大家，因而古希腊思辨哲学中的种种玄妙之处在他丝毫不是困难。另外他又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坚决信奉者，热烈地同情希腊各城邦为实现民主所作的努力。最后，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经验还有助于使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体会到希腊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所企图解决的种种问题的真实性。

这部著作从探讨早期希腊的传说开始，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在其在关于希腊传说与早期历史的一篇文章里已经作过说明。任何想使传说合理化的企图都不可能获得鉴别真伪的结果：它们不过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的幻想的创造物。这个态度支配了《希腊史》的开始两卷。“据我所知，再也没有比把这些模糊时代及其人物的一些所谓证据掂来掂去更加今人丧气和更无益处的了。如果读者责备我没有帮助他，如果他问我

① 参阅格罗特夫人《乔治·格罗特的个人生活》，1873 年，和贝因的格罗脱《次要著作》（MinorWorks）导论，1873 年。关于专家的评价参阅白尔曼《论古代与现代》，1895 年；勒尔斯《通俗论文》，1875 年；龚佩士《论文与回忆》，1905 年；弗里曼《历史论文》，第二辑，1873 年。——原注

① 格雷（Grey，CharlesEartof1764—1845 年），辉格党改革家，1830—1834 年任首相，在其任内通过了第一次议会改革法。——谭注

② 墨尔本，一译梅尔波恩（Melbourne，WilliamLamb1779—1848 年），辉格党政治家，1834，1835—1841 年两任首相。——谭注

为什么不揭开幕布展出图画，那么我将引用画家宙克息斯③的话回答他说，幕布即是图画。”如果格罗特不是看到神话在显示人类的萌芽思想方面具有相当意义，他是不可能以那么多的篇幅来叙述传说的。随着科学的宇宙观的发展，许多神话逐渐被当作寓言看待。他对于古代传说与神话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并利用了最近德国的研究成果。书中关于史前期希腊的论述是以荷马诗篇的分析作为结束的。他在荷马撰著说与沃尔夫和拉赫曼的民谣说之间，采取了折衷说法，宣称《奥德赛》很有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另方面《伊利亚德》原系关于阿喀硫斯的纪事诗，后来其它次要情节也都连缀上去。这些诗产生于公元前 9 世纪，约有二百来年系靠人们的记忆流传下来直至庇士特拉图时代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式样。

书中的“历史期希腊”（HistoricalGreece）部分，开篇时首先对地理情况作了扼要介绍。接着作者叙述了斯巴达的政体；不久又接触到了索伦，他已经是历史家们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了。行文到此，亦即到了希腊开始在历史上起着作用的时候，作者通过对小亚细亚、腓尼基人、亚述人与埃及人各章的叙述，综观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在这样地描绘了一幅政治地图之后，他略述了地中海区希腊殖民地的建立。书的核心是以克来斯特尼的改革为开始的雅典民主政治。他宣称，改革运动在人民中间迅速兴起。“它的积极原因则是人民主权的这个伟大新观念，即是主权属于自由平等的公民全体的观念。这个观念产生了电流一般的迅速效果，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思想、情绪、动机与才干”。这种兴奋鼓舞的状态一直维持喀罗尼亚战役之前五十年左右，这时雅典人已降至其它希腊城邦的一般水平。“主要因为民主政治不大适合于大多近代读者的胃口，于是他们总习惯于从这种思想的最乏光采的表现方面去观察问题，正如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我们却须要，按伯里克利的讲法那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波斯战争表明，雅典人不仅能说而且能做。但他们对于胜利的将军则小心提防。格罗特很惋惜米太雅第在马拉松战役后的失意①，但却认为他的耻辱是咎由自取。反复无常并非是雅典人的一般属性，他们对尼细阿②与福西昂的态度便曾始终不渝。只要他们的首领忠心于雅典的时候，他们也是忠心于首领的。波斯战争之后，雅典宪法达到了它的异常完备的形式。克来特尼斯扫除了出身所造成的差别，并减少了以财产为基础的等差。至于其余法律上各种没有资格现在也已消失。雅典这时已由一个主权的会议来进行治理；这会议由全体公民所组成，并从中选出一切国家官吏。这个政府第一次以法律代替暴力，是世界上所曾出现过的最好政府。它的理想性质（即使不是它的真正实践，）曾在伯里克利的不朽演说中得到了光辉的表述。这是合乎理性的自由的黄金时代。“我们从这里所读到的这种宽厚容忍精神是目前各个国家中都见不到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伯里克利本人，而一旦他不在之后，衰落便立即呈现。“他的清

③ 宙克息斯（Zeuxis 约公元前 464—393 年）——希腊画家，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译者

① 米太雅第以在战争中未能占领派各斯岛受到惩罚不久病死。——谭注

② 尼细阿，雅典保守派领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力持和议。公元前 421 年主持与斯巴达签订了“尼细阿和约”。——谭注

廉公正的政治品德、他的谨慎与坚定在整个希腊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在那里这些品质本来是难得的，而它们集于一身就更属罕见。”

格罗特并非看不到雅典人的缺点。他非难了那些给他们的战争带来玷污的残暴行为；他谴责说他们在阿吉纽萨海战后处决一些将领是违法行为①，虽然他相信这些将领是有罪的。在称颂尼细阿的清廉时，他补充说，这种品质在希腊政治活动家中间是罕见的。他严厉指斥了西西里远征。但另方面，他却认为雅典人在不止一个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责备。他对贝壳流放制作了解释辩护，认为这是一种替代弹劾与死刑的温和办法。他拥护克利温②，反对亚理斯多芬的讽刺与修昔底德的恶意。关于诡辩派与苏格拉底诸章可为书中最具创见的部分。正像“律法师”③与“法利赛人”④ 那样，人们对诡辩派的印象是他们的反对者替他们而留下来的。“据我所知，历史上很少有人遭到这样苛刻的对待。他们横遭了他们这个恶名的惩罚。”他们的任务曾经是教导青年如何思维讲话与行动，训练他们如何执行公民的义务与责任。他们乃是道德家而非哲学家，他们属于一种行业而非属于一个教派。我们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证明他们产生了坏的影响，或者他们流行的时期就是一个道德衰败的时期。他痛斥那种认为雅典品质堕落的说法为纯属无稽之谈。“我认为，雅典人不论在政治上在道德上均已较过去大有进步，他们的民主政治在这件事上是颇著成效的。苏格拉底自己也是一个诡辩家或大众的教师；他与其余诡辩家的不同仅在于，他公开讲授，拒不收费与具有传道士般的热情。说他是一个好人不等于说他们便是坏人，或者说他的教诲便比他们的教诲更为有益。他的同时代人是不曾像我们那样地透过柏拉图雄辩滔滔的金色雾霭来看待他的宗教革新者无论在异教时代或基督教时代都从来不曾得到过仁厚对待的，只有雅典人才可能那么长时期地容忍了苏格拉底。

公元前 4 世纪时雅典已经不复是这出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但希腊文明之灯却依然如往日那样光辉灿烂。格罗特对伊巴密嫩达①的景仰是说不尽的。他认为，这位著名的底庇斯人政治才干虽然逊于伯里克利，但军事才干则有过之；他是唯一堪与之比拟的重大人物。这位历史家对亚吉西劳②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而他对于提摩利温③——那个古代的华盛顿

——的经历行事则不胜低徊留恋。雅典本身不乏高贵的公民，但他们却无力避免其自身的覆灭。她曾受到暴力征服一点决不应成为我们应当拜

① 公元前 406 年，雅典海军于阿吉纽萨群岛大败斯巴达舰队。战后有八名将军以不关怀遇难水兵之罪受审，六人被处决。——谭注

② 克利温，雅典民主派领袖，继伯里克利之后执政，主张对斯巴达作战，在安菲波利斯之役（公元前 422

年）中战死。——谭注

③ “律法师”（Scribes）——古代犹太神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保护旧礼教者。——译者

④ “法利赛人”（Pharisees）——古代犹太的一个宗派，以严格遵守法律与圣法生活为特征。——译者

① 伊巴密嫩达，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之一。公元前 371 年，以新的战术在留克特拉城附近大败斯巴达军，予伯罗奔尼撒同盟以重大的打击。——谭注

② 亚吉西劳，斯巴达国王，于公元前 396 年多次大败波斯军，但未能巩固其战果。——谭注

③ 提摩利温，科林斯的执政者。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末迦太基入侵西西里。提摩利温率军赴援，击退迦太基人并在该岛宣布民主宪法建立了温和的寡头政治，然后撤军。——谭注

倒在其征服者面前的理由。他承认她的复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公元前 360 年时的雅典人似乎是已经衰老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平和安稳、安土重迁的文雅公民。”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福西昂的影响确实是一个致命伤。如果不是他，雅典完全足以挫败腓力，而不致使之变得那样强大无敌。格罗特虽惋惜福西昂的政策，却承认他的个人方面的巨大优点。但他在狄摩尼西身上则深激赏那种道德与智慧的结合。正如伯里克利体现了雅典全盛时代的精神代表，同样，狄摩尼西则是希腊世界衰落时期的主要光荣。希腊民主政治正是由于忽略了他的忠告，才使自己在喀罗尼亚的战场上遭到暴亡。

格罗特对腓力的描写是具有敌意的，但在根本上却无不公道之处。腓力是一个良将，不过他也幸而没有遇到过能力卓越的希腊将领的对抗。他并非没有文化修养，但他缺少稳健节制，对于妇女保持着东方人的看法，并常因嗜酒而失了体统。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则远远比他恶劣得多。这个曾经受到特洛伊曾的歌颂与提尔华尔赞美的国君，在格罗特看来，正像在尼布尔的眼中那样，不过是个有些才具的野蛮人，他的能力只是在于破坏。他那不可控制的强烈冲动是从他野蛮的伊庇鲁斯族

（Epirot）的母亲遗传来的。他把底比斯夷为平地的作法即使在那个残暴的时代也是一件没有先例的残暴行为。他对菲洛达斯与帕米尼奥的杀害① 显出了他的无情无义，而杀死克来图斯② 又表明了他的难驾驭的激情。战争与征伐不仅成了他生活中的正事，而且成了他的乐趣。他的侵袭亚洲正像阿提拉的进攻欧洲那样。在大流士死后，他也摆出了那套豪华的架子，一切采用了波斯王的习惯。“他不是要希腊化亚洲，而是要亚洲化马其顿与希腊。”他所建造的“城市”仅仅是设了防的前哨站，借以保持占领地的服从。在他一切的建设中，只有亚历山大城尚处繁荣状态。如果说希腊曾经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药地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发展、商业的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如果这个征服者寿命再长的话，他也许会要征服掉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包括罗马在内。但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干尽了坏事。“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用。”狄摩西尼因避免死于马其顿人手下而饮毒自尽。而亚加亚同盟—

—那个“从希腊自由的枯树上所发出的柔条”，从来没有达到枝繁叶茂的地步。在一切构成希腊伟大的事物中，唯有各种哲学派别算是幸存了下来。

《希腊史》这部著作获得了异口同声的赞颂。他的老同学提尔华尔有一次曾说过，“格罗特正是一位编写希腊史的最好人选”。他在阅毕第一卷后写道，尽管他所设想的目标颇高，但它还是大大超过了他的这个标准。“它提供了一种真实保证，这是在这个题目上我们的或任何其它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这样处理过的。它使我感到相当满意的是，他的见解除了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一般与我自己的见解没有多大分歧的。”在起首四卷出版后，提尔华尔承认他自己的成绩“差得很多”。“我已很

① 菲洛达斯系腓力手下的大将帕米尼奥之子。父子二人以涉及所谓阴谋案为亚历山大杀害。——谭注

② 公元前 328 年，亚历山大在一次宴会上将其密友，救命恩人克来图斯杀死。——谭注

满足于我著作所获得的暂时性的成功与作用，并能为了一切最崇高的目的而毫不虚假地甘愿它被替代。”他们两人也能相互佩服，因为格罗特也曾宣称，如果提尔华尔的书能够早出几年，他很可能根本不去动笔了。格罗特的《希腊史》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它的笔调虽缺少色采与优美，但很少著作能够给人以这样一种坚实的思想力量。他表明，在希腊史经过密特福的介绍而渐为人知的时候，他已开始计划撰写这部著作，其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较公正的解释。在他看来，“希腊人乃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天性中潜伏的智力上点燃起火花的民族”。而他的著作正是一种对他们感激与景仰的热烈颂辞。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一个作家在使世人认识到希腊对政治家与公民的重要性方面，做过这样重大成绩。弗里曼也完全会作出这类说法，即阅读格罗特的著作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正当其他作家在宣扬这个哲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之母的时候，格罗特则遗憾地说，她在文学上的光荣未免掩盖了她在政治上的伟大。她的最高的成就，她对人类的最宝贵的贡献，乃是政治自由。以这种角度观之，希腊的历史，尤其是雅典的历史，开始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勒尔斯写道“他是第一个给了我们一幅希腊图景的政治家。”穆勒也宣称，几乎没有一个重要事实，在他重新对之检视之前，曾经为人们所透彻了解。

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讨，迈锡尼文明的出土，以及《政治学》①的发现，已经推翻或部分改变了格罗特的许多结论，但是不管我们如何需要阅读别的著作，至少格罗特的部分著作总是必需读的。他的序言表明，他已察觉到了历史家所可能碰到的陷阱之一。“尽管整个希腊世界显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都不得不根据为数有限的文件来作论断，而这些文件却是太偏于雅典方面的了。”虽然抱着这种警惕，他的书还是关于雅典的太多而关于希腊的太少。由于这个缘故，希腊早期与后期的历史的叙述也都受到影响，而其中一些小的城邦并未得到应有的篇幅。他对僭主的仇恨，使他昧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僭主的统治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适应某种需要的结果。他也忽视了雅典城邦的若干缺点。瑟曼①写道，“格罗特驳斥了那些加在雅典民主身上的不少指责，缩小了其他指责的分量，解释了并删减了那些无可称颂的事情。但是，我们虽然乐于同意他关于雅典人所说的一切优点，这并不能使我们对于他们的民主所作的论断有所改变。甚至雅典人民也渐渐体会到它的种种不良后果”。不过他的偏见究属为害有限一类的。弗里曼宣称，“他的著作使人觉得他的道德品质甚至比他的智慧品质更可尊敬，因为他所提出一些事实往往恰好反驳了自己的结论。当我们阅读他的种种议论时，我们感到他的话不像一个法官的判词，而像一个律师的辩词，但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位律师来作辩护也自是一大佳事”。另一个明显的缺点则是他对经济影响的忽视。他没有看到在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所逐渐扩大了的鸿沟。由于他把自己的叙述在公元前 4 世纪时作结，这样便可免于对自己歌颂的制度所产生的后果进行考究，而这种结果当时已呈现得非常

① 《政治学》（Politicia）——亚理斯多德的名著；1890 年在纸草文献背面发现，1891 年出版英译本。《雅典政制》是此书的最重要部分。——译者

① 《格罗脱所述雅典宪法史》，博山奎的英译本，1878 年。——原注

明显。最后，麦考莱对于亚历山大的事业所形成的概念则是根本错误的。把他看作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人，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马其顿王朝与希腊血统原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其顿宫廷上渗透着希腊的影响，而亚历山大，这个亚理斯多德的门生，曾是一个希腊文学的热烈爱好者。希腊文明通过他的征伐而传至近代世界，其作用之大殊不下于通过罗马。梅里韦尔讽刺地指出说，格罗特恰恰是在他的故事开始有趣的时候，突然中断了他叙述。弗里曼也编写了一部关于希腊联盟的历史①，其书证明，希腊人的政治本能曾怎样适应了那个业已改变了的环境。

Ⅱ

英国关于罗马史的批判研究是从翻译尼布尔的著作开始的，他的享名主要有赖于托玛斯·亚诺尔②。没有一位英国学者曾以他那样大的愉快来欢迎尼布尔的修订本各卷；也没有人以更深厚的尊敬来看待这著作；她还亲去波恩访问了书的作者。他写道，“这是一部以非凡的天才与学识所著成的作品，对我来说可谓广扩视野，顿开茅塞”。他之所以计划要编写一部罗马史，并非因为他存心要和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赌赛，而是因为那部书在英国不易受人欢迎。尼布尔死后，他比以前更加积极于重述尼氏的某些结论和续成他的著作。亚诺尔的雄心便是模仿尼布尔的研究方法，“去亲自实践一下他的那个正确怀疑与正确相信的卓绝技艺”。他曾以适度的谦逊态度处理了他的工作。他写信给哈尔说， “至于说任何人可以作为尼布尔的一个适合的后继者，那是荒谬的；但我至少具备这样一种资格，即我对他的一切成就有着不可限量的崇敬，并愿试图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种种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亚诺尔的《罗马史》第一卷于 1838 年出版，内容包括罗马侵入高卢前的时期。其中的传说部分系用古语写成，以示其仅属稗史类型。在罗马国王的故事里，他只找到了很少材料属于历史事实。在他著作的这一部分里，文笔是亚诺尔的但精神则是尼布尔的：甚至连后者对于歌谣的大胆假设①也都被他接受了过来。第二卷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第三卷所述内容接近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末期，但于 1841 年书接近完成时，著者突然去世。亚诺尔的书的运气，正象他老师的书那样，仅以残编遗世。

他的早逝注定使他这部史书的价值不超过尼布尔的改编：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他必将表明他有能力独立进行一番事业。他具体描绘一个国家的生活的能力远比他重新构制出一个早期文明的模糊轮廓更要适合的多。他的才力随着工作的前进而日益增长；因而他的第三卷便已优于第二卷，正如那第二卷曾优于第一卷那样。他的朋友哈尔在文章中说，他最杰出的才干便是他对地理的独特眼光，因此他在看到一幅地图时所感到的愉快正象一个绘图爱好者在看到一幅拉斐尔的作品时所感到的那样。由于这项才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兴趣，他遂能够解释汉尼拔的军

① 书名《希腊、意大利联盟政府史》（HistoryofFederalGovernmentinGreeceandItaly）1863 年。——谭注

② 参阅史坦莱，《托玛斯·亚诺尔的传记与通讯》，1844 年。——原注

① 参阅上文第二章。——译者

事行动。他那出色的文体轻快、流利、而又富于色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类题材里找到了再适合不过的表现机会。但可惜的是这位描绘迦太基伟人形象的非凡妙手，竟尔天不假年，未能得以叙述革拉古弟兄的命运乃至罗马共和国末期一段历史，这实在是文学上的一大损失。他关于罗马史的一个早期草稿的后半部曾作为续编刊出，多少作为那未成诸卷的一种弥补。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表出了作者对凯撒的公平谴责。“就道德性质而言，通观全部历史也几乎找不出一幅更加畸形的图景。从来未曾见过任何人这样无缘无故地搞出这样大量的人间灾难。”他关于奥古斯都的描写也几乎是同样严峻的，因而这部著作构成了一篇对凯撒主义的激烈控诉。亚诺尔历史概念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乃是一个神定的过程，而人则是一个道德动物，他对自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他对那种认为支配私人关系的道德律不适用于统治者的行为的辩解，是嗤之以鼻的。在他看来，罪人的地位愈高，则他的罪过也就愈大。目的永远也不能成为辩护手段的理由。这一道德标准他在罗马史的各卷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后 1841 年当他以钦定讲座教授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授课的过程中则更加强调了它。在这些一度曾享盛名的演讲里，我所看到的不是一位历史家而是一位神学家。历史那是通过完成上帝的使命，借以说明他的光荣。“我们已是生存在世界史的末季之世。我们即是世界的最末一批后备兵员——世界的命运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不能勇于承担，上帝的事业甚至有不能完成之虞。”尼布尔的时代统治了一个世代之久，而亚诺尔便是他的最后一名使徒。1855 年，出版了康华尔·留伊斯的一部著作①，这书指斥了尼布尔的推测方法，也否定了他关于早期罗马史的重新阐释。留伊斯的怀疑主义不免有些超过限度，但他倒底也揭露了尼布尔基础的不坚实性。几年之后，尼布尔的时代遂告一终结，而被蒙森取而代之。

当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在尼布尔与亚诺尔的著作中被认真研究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探讨则迟至这个世纪的中叶之前几乎完全受到忽略。1840 年梅里韦尔①为“实用知识传播协会”撰写了一本关于帝国的篇幅不大的书，但该学会在他完成这项工作之前已经瓦解。1845 年他对这座“永恒之城”的访问增加了他的兴趣，因而 1850 年时他的《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史》开始出版。书的序言特别提到，“在我们近代著作里，特别缺少关于罗马史上最有兴味的一段时期的任何完整的叙述”。他补充说，他之所以编写这书，主要因为亚诺尔未编写过。虽然他自称是亚诺尔的“崇拜者与朋友”，但他的政治立场则是与亚诺尔根本不同。开首两卷从第一次三头政治叙起至凯撒之死为止，凯撒的事业被视作以后四个世纪历史的前奏。“这个帝国政治的继承人沿袭共和国这位最贤明政治家所规划的路线而发展至伟大而稳定的局面。”他在书的后一版序言里曾写道，他原应该从革拉古兄弟叙起。“这会表明，罗马社会有在君主制基础上完全重建的必要。罗马寡头政治确为文明世界所曾经历过的最糜费不赀的虐政。只是为了使百余户家族得以肆无忌惮地互相攻击，互相残杀，便让大多数人呻吟于愁苦与屈辱之中。寡头政治必须消灭，而破坏它的

① 书名《早期罗马史之可靠性的探讨》（InquiryintotheCredibilityoftheEarlyRomanHistory）。——谭注

① 参阅《自传与通讯》，1898 年。——原注

正是他们本族的恩人。”梅里韦尔是强权政府的崇拜者；当拿破仑三世在 1851 年发动政变时，他曾指出，他也会采取同样作法。他承认凯撒私人生活是腐化的，但他的公共事务上则是做了有益的工作。书的下两卷专写奥古斯都这个“天才”。他不认为早期帝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坏皇帝是确实有的，但大体上他们还是受着元老院的约束，而他们的联合统治曾给罗马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幸福。“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哪个政府在恪守法律这件事上，比得上奥古斯都至珀蒂纳克斯①时期的帝国政府。” 不过他虽然对于那些罗马皇帝并不过苛要求，他却并没有想要为提庇留② 加以粉饰，或把罗马社会加以理想化。他承认罗马存在着一个日趋专制的发展倾向，不过他提出罗马人对此倒也容易忍受，理由是他们自己便也是专制者。在朱里亚王朝倾覆以后，叙述渐趋草略。全书终止于马卡斯·奥理略③，一方面为了避免与吉本出现争赛，另方面也是因为罗马帝政的立宪时期至此已告结束。

梅里韦尔的著作是在一个没有其竞争者的时期中写成的。它的学术性是很强的，叙述也清楚而有力。他是一个坚决而热情的帝国拥护者。他揭露了塔西陀、斯韦托尼④和狄翁⑤，书中缺乏公允的地方，并向读者提出：他们也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很久才动笔的。他把克劳第⑥从冤枉的轻蔑中挽救了出来，并认为吉本所给予安托尼朝⑦的崇敬实则应当归于法雷维朝时期⑧。另外，杜密善①本人在开始统治时期曾是一个改革家。如果说亚诺尔常以过高的标准来论断统治者，那么梅里韦尔对人类本性的要求则不免过低。他对于帝国外表的煊赫功绩印象过佳，以致他对其内部的腐朽糜烂注意不足。他把凯撒与奥古斯都说成仿佛是人民党派的首领；而殊不知他们不过是在腐败的寡头政治的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统治，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波拿巴家族之类所建立的那种假民主的专制政权。这部著作之失掉权威，并非因为它被后来同一题材的著作所取代，而是因为它根据单纯局限于文献方面资料。就在他编书的时候，蒙森及其门生们已在他们的《拉丁碑铭集》

（‘CorpusInscriptionumLatinarum’）里打下了关于帝国的更深一层的知识基础。

① 珀蒂纳克斯（Pertinax，PubliusHelvius）公元 193 年为元老院所立，同年被军团暗杀。——谭注

② 提庇留皇帝，公元 14—34 年在位期间帝国发生过两次军团大暴动及意大利奴隶起义，旧贵族所代表的共和派残余势力也图谋推翻现政权。为维护君权，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派遣耳目，刺探情报，严刑峻法，锄除异己。——谭注

③ 马卡斯·奥理略，公元 161—180 年在位。——谭注

④ 斯韦托尼（公元 75—160 年），罗马帝政时期的大史学家，有《罗马十二帝本纪》流传至今。——谭注

⑤ 狄翁（Dion，Cassius 约 155—240 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历史家，著有《罗马史》80 卷，记建城至公元 229 年之事，今存十九卷。——谭注

⑥ 克劳第皇帝，公元 41—54 年在位时期进一步巩固君权，完善官僚政治，扩大帝国版图。——谭注

⑦ 安托尼朝，自公元 138 年安托尼·庇护即位至 193 年孔茂德之死，凡四帝五十五年。——谭注

⑧ 法雷维朝时期为公元 69 至 96 年，凡三帝，27 年。——谭注

① 杜密善，法雷维朝末帝，公元 81—96 年在位。——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