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哈兰和麦考莱 - 图1

第十四章哈兰和麦考莱

早期英国历史的认真研究以及其档案资料钻研成果的发表开始于沙伦·特纳，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史》出版于 1799 至 1805 年间①。他

的叙述能力逊于休谟，但他的著作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大进步。他在 1820 年为该书第三版所作的序言里曾宣称，他的热烈愿望已经实现。“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历史与遗迹的爱好已告复活，并显然有增长之势。”

就在特纳进行研究的同时，一位才能比他大得多的人正在从事一部范围更广、意义更深的论著。这就是哈兰②，他曾业律师多年，以后转入文学方面；但在他的《中世纪欧洲简史》（书出版于 1818 年，是继吉本之后英国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使他成名之前，他已四十一岁。三十年后他虽对这书增补过注释一卷，但这书却从未认真修订过；它反映了 19 世纪初期尚欠成熟的学术水平。书从克洛维叙述起，至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止，所历时间包括千年。其序言说明：书的目的在于概述各个国家的统治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这部书另有别的局限性一点，还可以从下述一段话中看出，而这也说明，作者究竟是休谟与伏尔泰时代的人。他希望能写出使哲学探索者感到兴味的事物。这段话是：“过去若干历史时期，尤其是 12 世纪以前的一段，直可视为严重缺乏重要事件不值得记忆的时期，其间一些帝王的整代经历与漫长朝代，其性质如何，往往只消三言两语，已足交代。”

哈兰此书的写法是：先依次叙述各主要国家，而将它们间的共同问题题列后。其中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诸章叙述还较详细，至于德意志与东欧的部分便嫌薄弱。较有创见的部分是他讨论封建主义与教会权利的一些综合评论。他也像其它辉格党人那样，厌恶僧侣的控制，而在谈到希尔德布兰与英诺森三世①的要求与托词（指关于教权地位而言）时往往语含轻蔑。他痛恨宗教狂、迷信与不容忍态度。书的结束部分对社会状况、文学、教育以及商业等作了综述，可说是文化史著作的一个雏型。书中的图景是暗淡的；这位历史家自己后来也承认说他的论断未免失之苛刻。在使中世纪的思想与性质重新为人们理解这点上，他的情形也不比罗伯逊好些②，因为两人都非常缺乏一种富于同情的想象力；不能做到

① 关于英国史学的最好鸟瞰，首推华德勋爵听著论文，见《剑桥英国文学史》，卷 XII，第 14 章与卷 XIV，第 2 章。皮尔登的《英国历史著作的过渡，1760—1830 年》，1933 年，是一部学术性专著。格兰特的

（A.J.Grant），《英国历史家》（1905 年）与华克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学》（1921 年）在这方面也具参考价值。——原注

② 奇怪的是，哈兰身后无传可查。米涅所拟之讣闻中有关死者生平部分见《历史赞颂》，也非他的着意之作。费希尔于其《辉格党的历史家》（见《前人文选》，1939 年）中曾将他的保守主义与麦考莱的急进主义作过对比论述。——原注

① 英诺森三世（1198—1216 年）任教皇期间（1130—1143 年）许多国王自认为教皇的附庸，王位继承也多由他决定，教皇权力臻于极盛。——谭注

② 罗伯逊在所著《查理第五在位时期史》（ThehistoryofthereignoftheEmperorCharlesV）一书的导论——《中世纪社会状况概览》中有夸大中世纪阴暗面之处。——谭注

使远古变得切近，使生僻的事物变得易于理解。他抱持的是一副不动声色的一秉至公态度，既不颂扬，也不谩骂。总之，他是律师不是艺术家。米涅在记述一个与他自己在品质和方法上颇多相似的人时说道，“他具有古时人的智慧而没有古时人的情操”。他不是在搬演戏剧而是在吸取教训。他的文体倒也适合于他的思想。虽然精致与韵味不足，但明晰有力，有时颇为庄严酣畅之至。但另方面，他也受了文章过多的使用警句的影响，这在当时不少历史家中几乎是一种通病，这种情形在帕尔格拉夫与爱里逊身上就越发严重。

再一个作家对英国中世纪史的传播曾著有功绩，这便是林加德①；他的著作部分替代了休谟的书，是格林的英国史问世之前最负时誊的一部。林加德的正式史学家声誉得自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古制》。书的目的虽在歌颂天主教的盛行时代，但由于他行文上知所趋避，它的叙述也能合于新教徒的胃口。他之所以采取这种保留态度，在当时天主教受歧视的情况下，理由原是明显的，但他的著作受到主教密尔纳的猛烈攻击，理由是他的书贻害于教会的地方也不在小。这部书的成功鼓励他承担起一项更大的伟业；他的漫长的余生即花费在这件工作上面。他在《英国史》（前三卷的结束部分叙至亨利第八登位时期）的序言中称，他写此书时从未参考过近代史家的著作，以防渗入他人的偏见和重复错误。书中并未表明作者的天主教教士身份，而读者也不大容易猜测到这一点。他的宿仇主教密尔纳愤慨地指斥说这乃是蓄意要助长新教徒的错误；但他的多数教友，无论在英国或在罗马的，则认为他机敏多智。他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他的目的在于使天主教的立场在一般英国公众面前保持其尊严。他对人物与事件的论断非常审慎；他对贝克特的不偏不倚的描写表明，他的天主教与庇护九世所倡导的严格教皇全权论是全然异趣的。他对狂热并不同情，因而认为贞德是受骗者。这部书的叙述纯属政治性质，其中几乎丝毫未涉及到文学或社会方面。但它却是长期研究的成果；是充分利用梵蒂冈与其他意大利图书馆而著成的翔实作品。

除非对于未刊印的资料知道得更为充分，历史研究上的真正进步是谈不到的。1800 年时曾有档案委员会的成立，其任务为负责更好地安排、保护与使用国家的宝贵资料。但文献手稿仍散放在伦敦塔、案卷堂、西敏寺僧院的会堂及其它各地，散乱而无人过问。鼠害猖獗之外，收费高昂，限制苛刻，每每使人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正应更好行使其职权以便有所改进，但由于组织上的不够健全，它所发挥的积极效用终嫌不大。它的成员多属主教、内阁大臣、枢密大臣一流人物；但他们却缺少档案知识，又无余暇来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据说，直到它成立二十五年后，麦金托什进入了委员会时止，其中的委员们尽是一批不懂历史的人。所刊的东西往往无甚历史价值，编纂既劣，成本又高；甚至许多已经刊过的版本，例如赖麦的汇编等类作品竟又再次付印。这种情形正像梅特兰所说的那样，“劣货挤掉了好货”。

英国社会对于这事之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的认识，主要来自哈里斯·尼

① 这方面有海尔与蓬纳所作极好的传记（1912 年）供参阅。这部《历史》1904 年时曾有人加以删节增订。

——原注

古拉斯①（亦即纳尔逊书信的有名编者）的大声疾呼。他在一系列的小册子里曾一再缕述过他在进行研究工作中身历的种种苦况。1830 年，他写了《对历史文献状况的观察》一文并以之献给内务大臣墨尔本；文内他表示了如下意思，即；希望新政府与新内阁对上述情况能有改善之举。“英国的历史作品不仅太不完善与充满错误，而且简直是一种国耻，因为几乎每一新出的文献都证明了现行的历史作品纯属虚伪。几乎无一成说堪经真实一驳。故政府宁可使档案毁灭也不应再准许它被据以来例解英国历史。”1751 年古文物学会成立，但在推进历史知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尚不及黑恩①之类学者的个人成就。而档案委员会，资料来源虽多，所取得的成绩也很有限。因此，必须指派新的委员，另外委员会的收入应专门用于刊印重要手稿。大部由于他的努力，新的特别委员会终于 1836 年成立，由查理·蒲勒任主席。尼古拉斯与其他见证人所提出的证明终使调查委员会认识到现在档案的确急待一番收集清理与分类工作，以利使用。于是一个新的委员会遂即成立；而这 1836 年便是我国丰富遗产从此得到认真管理的开始。

档案委员会中成绩最好的，是帕尔格拉夫②；他在律师业务之外兼好研究古文献。他所出版的《国会文书集》曾受到尼古拉斯的难得赏识，但却也批评了他在出版上所费不赀，因而这两个学者中间发生了裂痕。1838 年，帕任代理馆长后，他把以前散置于各地的宝贵文献汇集起来，集中保存。他自己除了刊印过大量原始文件外，也编写些一般性的著作。他的《英共和国的兴起与发展》的出版，正当“改革法案”通过之年① ，乃是英国立宪史的最早一部综合研究。作者原拟将书写至斯图亚特朝，但在叙述诺曼入侵时期前的两巨卷完成之后，这书没有继续写下去。实际上萨文尼关于罗马法的残存的划时代大作前此数年业已完成，但这位英国史家却声称他在阅读那个德意志法学家著作之前便已获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另外关于王室特权的增长的问题也属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并未看到过约翰·爱伦的那部名作（爱伦为荷兰爵士的友人与秘书）。爱伦曾证明，王权这种理论在所有从罗马帝国发展而来的各民族当中，都是一样。这种专制主义来自罗马帝国而非来自条顿部族，而英国的王权也绝非欧洲大陆上所理解的那种特权；在条顿人的实践与罗马人的理论之间还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不过帕尔格拉夫对自己之具有创见一点虽颇坚持，但在序言中对其前辈们倒也作了相当的赞誉。“两位学人对于欧洲法律与政府的起源颇有新的阐明。萨文尼清楚地证明罗马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时代还有留存，而爱伦也指出，我们君主政体理论大都来自罗马帝国政府。”这些从一开始便表明，他确乎是这个世纪中最坚决的“罗马派”之一。

帕尔格拉夫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研究必须先政治事件，后制度与法律的看法大胆提出

① 参阅《英国名人词典》。——原注

① 黑恩（Hearne，Thomas1678—1735 年），英国文献学家，校勘出版了一批后代英国学术著作。——谭 ><

② 参阅其子的回忆录，见帕尔格拉夫，《历史论文集》，卷 I，1919 年。他关于英 ><的理论见他为维诺格拉多夫的《英国贱农制》（1892 年）所写的导论部分。——

① 指 1832 年在辉格党领导下通过的第一次国会改革法。——谭注

异议。“法律史乃是最能说明英国政治史的有力的线索。民族的性格主要取决于其法律。”他谈起法律时总是一副极为恭谨的态度。“立法者的职能及是人类所能行使的最高职能。立法是一种义务，它必将使有关的人担负起异常重大的责任。”英国君主政权乃是从罗马君主政权派生而来并受到其条顿实践限制的。其中罗马的成分使我们免于成为一盘散沙；而条顿的成分则使我们摆脱专制政体。在起限制作用的诸因素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司法制。英国的州、百户村与市镇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同时也是政治团体。社会机构就是这样而一直曾是这样，尽管其间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与王朝更替。罗马帝国时期，入侵的蛮族只改变了它的“维兰制”①的形式。不列吞人②语言的消灭并不能证明不列吞人的消灭，这也犹如高卢地区凯尔特人语言的消灭不能说明凯尔特人已被法兰克人所消灭。至于丹麦人与诺曼人的侵入的遗迹就更要少些。中世纪的英国乃是建立在罗马基地上的。帕尔格拉夫的这些著作立论大胆也有新见。他这个历史延续性的信念，是以他对社会状况的惯性力

（Visinertiae）的认识为依据的；他虽说才气横溢，学识渊博，但却未免武断和太多幻想。他是处处只见罗马，而闭眼不见条顿遗迹。他对资料的安排也极不好。书的第一卷从各个罗马皇帝的章节开始，而第二卷名为《证据与例举》却不恰当，叫作“拾遗补阙”或更合适一些（这后一标题乃系《爱丁堡评论》为其代拟）。

帕尔格拉夫后期巨著《诺曼底与英国史》在某些方面是他的一部续编。当时，关于该公国的历史尚未出现，而他也讲过没有人能够编写这部历史，除非是编者能掌握住此中的关键。“现在一般人对中世纪时代，尤其对中世纪的基督教，攻击甚烈，说它完全沉浸在黑暗与野蛮状态之中。”但是一方面中世纪与基督教从新教徒与理性主义者那里遭到的贬抑固然失之公允，它们从糊涂的卫道者们手中蒙受的损害也并不小。如果说一副不偏不倚的态度乃是作好这件工作的第一条件，那么第二条件便是对罗马影响的清楚认识。“想要真正理解中世纪与近代的重要理论关键便是，一切权力导源于罗马与欧洲各国的继承性二点。”因此这位史家的第二部著作，也正像他第一部那样，不过是他关于罗马主题的老调重弹而已。书从加洛林帝国的历史详细叙起，而后谈到诺曼人在罗洛定居诺曼底①前的情形。二卷专述早期各公爵；三卷的叙述迄诺曼征服止。四卷叙述鲁夫斯②的统治并讨论了征服的结果。但这书因作者逝世于1861 年而中断；故征服这段历史未能写出，但作者对征服一事性质的看法早已阐述得十分明显。与梯叶里完全相反，他把征服看作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这位英国人对诺曼人的一片热情，恰和那位法国人对撒克逊人的看法不相上下。他书中说明，当时土地的转移并不如梯叶里所说的那样，但种族的融合则比梯叶里所认为的更加迅速。所有法律上所进行

① “维兰制”（Villeinage）一般认为即农奴制。近代学者对其形成与发展尚有争议。我国学者通用音译。—

—谭注

② 不列吞人（Britons），罗马入侵前居于英国南部的凯尔特人之一支。——谭注

① 罗洛，领洗后改名罗伯特，北欧诺曼人的首领。加洛林王朝查理三世于 911 年将后来的诺曼底大部分土地封赐与他。——谭注

② 鲁夫斯，即威廉二世，征服者威廉之次子。1087 年嗣位，暴虐无道，1100 年暴卒。——谭注

的改变，并非是威廉征服者的事而是亨利二世的事。帕尔格拉夫的著作在细写诺曼各公爵与在纠正梯叶里对征服的谬误看法等方面是有成绩的，另外他的书还有下述一个优点。正因为他发现了罗马帝国并非终止于 476 年，于是他抓住了进入中世纪史的钥匙。在开首的一章里他写道， “罗马的残暴行为（数量之大令人不解），它的种种罪恶以及它对上帝的极端仇恨，等等，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没有人比他更加佩服罗马的政治天才。他著作中的最好部分是关于喀罗林帝国和它后继者的叙述。弗里曼①说得很对，“在不出罗马帝国这个富于魅力的范围之外，他确实发挥出了他的最高才能。”

然而这部著作的缺点却比它的优点更加明显。帕尔格拉夫的文字饶舌噜苏、太好使用格言和堆砌词句。所以他得到惩罚是：他的书无人阅读；他的历史研究的成就也几乎久被遗忘。他的第二个缺点是他对资料的使用缺乏批判能力。不错，他推翻了曾将梯叶里陷入迷途的虚构的英葛尔夫②的著作。但他自己对待价值不同的资料也是一视同仁。再有，他的重点几乎完全局限于制度与统治者方面，而对于整个民族生活则很少注意。他甚至比哈兰更好通过法律的眼镜来看问题。不过尽管有这许多缺点，他在这方面的拓荒者中仍应占有一个光荣席位。麦特兰曾以他那特有的生动笔法写道，“如果有一支大军前来，他完全可充任一位伟大司令官的。我们这里虽然不乏燕子；而且它们也都是很美丽的鸟类；但德意志同样有过它的春天③。”

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历史从帕尔格拉夫身上有所获益，那么得益于肯布尔④的地方更多；肯布尔是英国的第一个日耳曼派，正像帕尔格拉夫是英国的第一个罗马派那样。在剑桥时，他曾是阿瑟·哈兰、但尼森兄弟、莫里斯、斯特林与米尔恩斯的友人，但未卒业即离校。那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行动而不在学问。他的妹妹范妮写道，“他的心思时间往往被一种热情所萦扰，以至损害和几乎排除其他一切研究。”他崇拜边沁；赞成无记名投票、撤消国教，还有其它一些先进建议。一句话，“他对政治上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1830 年他曾和几位朋友同往西班牙去帮助托利约斯的注定要失败的事①。在这悲剧性的冒险结束后，他置身于条顿语言学的研究，在格林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盎格鲁—撒克逊的宪章；然后据以重新构制出早期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他的《古文书汇编》收入文献达一千五百件之多，按年代顺序排列，自厄脱尔柏特的改宗②至诺曼征服止，主要是从大学与教堂等图书馆搜集的。不少这类文献前此已曾由赖麦、黑恩及其他学者刊印

① 见《爱丁堡评论》，1859 年 4 月。——原注

② 英葛尔夫（Ingulph）—英人，克洛兰（Crowland）寺院的住持，据说《克洛兰 >院史》即出自他的手笔。他死于 1086 年。帕尔格拉夫力图证明这部所谓“历史”，只是一部小说，可能系 13 或 14 世纪时僧侣所写。

——译者<

③ 希腊谚语：“孤燕不成春”。——译 ><

④ 参阅《英国名人词典》。范妮·肯布尔的《少女时期的记录》（1878 年）中常 >起他。另参阅维诺格拉多夫的《英国贱民制》的精彩导论。——原注

① 1830 年，西班牙将军托利约斯举行反对国王斐迪南七世的起事。——谭注

② 厄脱尔柏特，肯特国王，于 597 年皈依天主教。——谭注<

过，但在可能范围内，这些都是经他重新录出的。他曾得意地说过，“这里开放给语言学家、法学家与古文物学家的这份知识宝库所将产生的结果，必远远超越我国与我们时代的界限。”这些宪章对不动产法、占有性质、以及国王、贵族与教会的权限等等颇能提供资料；同时其中遗嘱部分在家庭对动产与不动产的安排处理方面也能告诉我们许多知识。但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仍在大量收集的资料上面，而不是对资料的处理。麦特兰曾说，“肯布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即使按照他那时候的标准，他也够不上一个良好的法律文献编辑家。”

“英国人身上的最高贵部分是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而来。尽管有着各色各样的影响，我们和我们祖先之间，还是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肯布尔的伟大著作正是在这种十足的日耳曼主义的精神下写成的。

《英国的撒克逊人》一书出版于 1849 年，曾经题献给女皇。书的描述主要以自己的《文书汇编》与索普的法律汇编①为依据。实际上这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叙述，而是本论文集；内容讨论了制度、阶级与一些其它问题，每篇文字独立成篇。社会的每个方面几乎尽行涉入，其中关于异教徒一章并对入侵者的文化背景作了概述。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望见工场的尘埃，但它的卷帙中却充满着新资料与新见解。通过考察地名，部分地帮助他证明，条顿人的征服在定居地有史可查以前早已开始。他同意帕尔格拉夫的主张：入侵者不费力地征服了凯尔特族，而且没有消灭他们；但它认为当时社会制度的根基则是由入侵者所携来的“马克公社制”。由于入侵者人数比较少，他们只分掉了所征服的土地的一部分，其余土地则以公社土地的名义仍留在居民手中以供来日之用。封建主义的产生正是因为这批保留土地落入了少数豪强之手。这时自由人已不复能够获得新的土地，而只能从领主那里谋求生计。土地乃是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在自由社会时代是如此，在庄园制取代它们之后也无不如此。无论不列吞人还是罗马人都不曾在他们后裔的生活上或制度上留下痕迹。说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本质上及是属于条顿的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但他关于社会结构的描绘却有严重错误。例如“马克公社制”便决不是定地的通例，而只是个别现象。至于把族有地看作不占领但凭托管的认识也纯属一种虚妄。但另方面，他对宪章的熟悉却也使他能够对法律领域中的各个方面问题均能有所阐明。虽然他的书更像一部百科全书，而不大像历史，但它支配了英国的学术达一个世纪之久。经康拉德·摩勒①介绍入德国后，他对研究中世纪制度的德国学者产生过持久的影响。

林加德关于中世纪英国初编诸卷的成功稍逊于他后出的几卷②；后者

① 书名《古代英国的法令与条例》（AncientLawsandInstitutionsofEng ><nd）共二卷，1840 年，搜有自厄斯尔柏特至亨利一世诸王及 7 至 10 世纪英国教会 ><规章。——谭注

① 摩勒（Mourer，GeorgLudwig，1790—1872 年），德国研究古代和中世纪 >耳曼社会制度的著名学者，在探讨马克公社的历史方面作有贡献。——谭注<

② 林加德于 1806 年出版《盎格鲁-撒克逊教会的古制》，后在 1819—1830 年间 >版《自罗马首次入侵至 1688

年威廉与玛丽即位时期的英国史》

把历史一直叙述至 1688 年革命。他对自己在书中不大拿见解一事所提的理由是，“我对一些事件的动机、起因等有时无知，对一般所说的历史的哲学缺乏体验，因为这些在我看来实无异传奇的哲学，因而在权威默不作声的地方，我宁愿让读者们去自行判断。”在叙述德意志宗教改革的起源时，他承认教会内部存在着严重弊端，并谴责了那项反对亨利八世的教令，认为这是蓄意报复，而将教会领导权凌驾于国家领导权之上，只会败坏人民的精神和导致消极的服从。他对任何地方出现的虐政暴行都毫不偏私地加以谴责。“玛丽统治时期的最大污点莫过于她对宗教改革者的残酷迫害① 。结果弄得人心恐慌，期盼着一个能有立法的清明时代。”在论述玛丽·斯图亚特时，他不表示自己站在任何一方；至于对伊丽莎白，他的立场也几乎同样不够明朗。按新教徒的说法，她的治下非常幸福；按旧教徒的说法，这个时代便是民族遭劫。但是他虽对这整个时代不作判断，他倒也说过这位女王缺乏果断、偏私易怒，并暗示她私德败坏。

关于斯图亚特朝的诸卷，同样是这副过于谨慎的味道。“现在有人怀疑我可能有时受到宗教偏见的左右。流露这种怀疑当然一点都不费事，只是我不了解他们发现了什么这类重大错误。”他宣称劳德与他的仇人都是“同样顽固、同样自以为是、同样毫不容忍。”查理一世的被弑是“对王室的一个可怕教训，说明它必须注意舆论发展，善自节抑，以勉副臣民的合理要求。”但是在论及胜利的清教徒时，他却忽而措辞激烈，大异平日。例如他骂威克斯福与德罗厄达的征服者②是“无情的野蛮人”，而克伦威尔本人则是盛气凌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这人竟把掩盖真情视作人类智慧的完美境界。书的第八卷出版于 1830 年，结篇时对詹姆士二世进行了一番审慎的辩护。林加德的书是论述英国史上两个重要世纪的第一部近代著作。他的宗教态度是属于法国高卢教派的；而他的政治观点则属于辉格党。约翰·爱伦在《爱丁堡评论》中曾多次对他加以攻击，指斥他掩盖和歪曲事实。哈兰称颂他的锐利与勤奋，但惋惜他根深蒂固的偏见。爱里逊也说他是一个有党派偏见的人，但没有人比他更善于掩饰他的偏见，他的偏见不在其所言，而在其所不言。骚塞对他宗教改革各卷的评论意见使他扩展成了他的《教会书》。这时林加德的语调逐渐变得较为率直。他承认道，因为他必须在新教徒中间取得信任，所以他著作的初版里态度极为谨慎；现在即已取得信任，他才把起初回避的刑法等问题也一并载入。他把“新教徒思想上对天主教理论的革命”归功于他的著作。由于新教的需要，他对原书作了修改。1851 年当他八十岁时他很高兴生前能看到自己书的节本与几种文字译本的问世。

第一部具有国内外意义的近代英国史著作，是哈兰的《宪政史，自

（HistoryofEnglandfromtheFirstInvasionbytheRomanstotheAccessionofWilliamandMaryin1688）八卷。——译者

① 玛丽在位期间（1553—1558 年）一贯迫害新教徒，至 1555 达于极点。是年，被烧死的新教徒约三百人。

——谭注<

② 威克斯福（Wexford）地在爱尔兰东南部，德罗厄达（Drogheda）在爱尔兰 >北部，两地 1649 年时均遭受过克伦威尔军队的蹂躏与屠杀。——谭注

亨利七世登位至乔治二世逝世》。书写于托利党的优势尚未衰落之时，因而它无异一篇政治宣言。骚塞在《季刊评论》发表的一篇辛辣的论文里曾指斥过“它的狠毒、傲慢、不公与乖张气”①。实则，哈兰属于辉格党的极右翼。他厌恶政治与宗教的暴虐，但对于群众的智慧也无信心； “改革法”虽出于他的友人之手，也因过激而不能为他接受。他的著作是对都铎朝与斯图亚特朝专制政治的一种持续的攻击和对1688 年原则的一番歌颂。于是休谟的影响被打了下去，17 世纪的托利见解也被普遍放弃。正当“改革法”开始了一代辉格党政治的同时，哈兰也开始一代辉格党史学。他的影响的增长还与他语气的温和以及文体的谨严有关；他的文章曾被人比作公家文书或法官判词。

哈兰颂扬了“那位冲破罗马羁绊的伟大君王”②的功绩。然而，他书里的亨利仍是一个有才而凶横的君主，“属于忿怒上天所树立而为卑顺的臣民所难耐的无数暴虐君主之一”。他看不起克兰麦①。他对玛丽的迫害行为的谴责也并不比他谴责她妹妹②严惩天主教徒的行为更加厉害。都铎王室的人都专横暴君；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垄断权问题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公众舆论才开始发挥作用。宗教改革是由世俗、自私的人们所进行的一场有益的运动。在一个爱好法治者看来，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几乎是同样可恶的，但在他们的臣看来，斯图亚特朝的压迫似乎更加难于容忍。哈兰对作为一个宗教运动的清教并没有什么同情，但他对律师与乡绅反抗王朝的侵犯权利的作法却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没有一个专制政府在文字上遭受过这样令人晕眩的严重打击。林加德曾温和地谴责过开头两个斯图亚特君主的顽固；葛德文也曾痛骂过他们的专制主义③ 。但哈兰对斯特拉福的背教④、劳德的不容忍以及其主人的不可悛改的不忠实态度严厉斥责，却产生了远为深刻的效果。艾撒克·狄士累利⑤力图为詹姆士与查理挽回名誉的作法，并未使舆论受到影响。哈兰虽以英国历史家所未曾有过的力量与权威来讲话，他所发表的判断仍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不过他也决不是对民党的行动乱加恭维的。他倒更愿意只将斯特拉福永远放逐。他认为查理作恶的权力在 1641 年时已告结束，因而无再使用武力之必要。他对处死劳德与国王的作法是不满的。

日后的研究成果表明，哈兰的名著当中恰恰是这一部分最欠完善。在他看来英国当日已有一部明确的宪法可加破坏，而斯图亚特朝的开首两个国王便是这种破坏者。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不如休谟；后者认识到这两个英王也大有可争辩的余地，因为先例所指示的方向并不一律。国

① 哈兰对这项攻击不胜痛恨。能阅斯迈尔斯《约翰·墨累》，卷 II，第 263—264 页。——原注

② 指倡导英国宗教改革的国王亨利八世。——谭注

① 克兰麦，（Gramner，1489—1556 年）在亨利八世与其后天主教徒西班牙公主离婚时任坎特布里大主教，支持国王与教皇决裂。——谭注

② 指伊丽莎白女王，她和玛丽均亨利八世所生，为同父异母姊妹。——谭注

③ 葛德文在所著《英吉利共和国史》（HistoryoftheCommonwealth）中严厉谴责斯图亚特朝诸王，特别是查理一世残民以逞的暴行。——谭注

④ 似指斯特拉福任爱尔兰副总督时既压迫天主教徒也压迫清教徒。——谭注

⑤ 艾·狄士累利著有《查理一世的生平及其统治述评》（CommentariesontheLifeandReignofCharlesI）共二卷，

1851 年。——谭注

会享有着立法与控制物资的实权，但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领导权却一向属于王权的职能范围。王座特权不是法律的仇敌，而是一个补充权，包括法律所未曾特殊规定的事项；在君主与国会的多番决战中，合法权利绝非仅是永远属于后者一方。这位辉格历史家对“共和国”与“护国主政府”的好感并不比他对斯图亚特的专制政治多些。麦考莱便说过，“他是一个绞刑法官。他的黑冠①是经常能派用场的。在那长长的名单当中，难得有哪一个能逃得脱判决及其执行，尽管他们都不缺乏品德的证明与宽恕的保举。”他承认克伦威尔使英国再度成为一个强国的功绩，但作者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拿破仑式的自私暴君，并慨叹他“吸吮了一种昏乱狂热的渣滓。”另一方面，他对保守的 1688 年革命加以祝颂，而他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形成了辉格党政治理论的一种古典解释。此书在详述了威廉时代新订宪法的运用后，略谈了继他之后三个朝代的情况。《宪政史》是英国历史著作中的一部巨制，曾被大学采用为课本，国会中经常为人引用，维多利亚年轻时就和她丈夫一起熟读过此书，把它看作一本政治指导。这部书还在基佐的主持下被译成法文；并得到了全世界爱护宪政自由的友人们的无形接受。

如果说哈兰是辉格党历史哲学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麦考莱①则是它的最著名而又最雄辩的解释者。我们要读通哈兰的三卷《宪政史》是得费一番气力的。书中的议论阻塞了叙述，法律与政治的学说掩盖了人物；但任何人却能够顺利地阅读麦考莱即使有人害怕阅读他的大部头《英国史》②，他也不难从他十余篇精采的论文里滤出他的见解。他们两人一道对一般人看法的形成起到过决定作用，直到后来兰克与加迪纳才把 17 世纪的历史提到超出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之上。

正像提尔华尔与小穆勒③那样，麦考莱也是一个特别早慧的人。他开始编写《通史》和著文作诗的时候，正是其他孩子还在幼儿园阶段。他难于忘记，正象别人难于记忆那样。一次，他竟开出一张一百年来“剑桥数学甲等生”的一张名表，连他们的试期与所属学院也都全部注出。他说，任何呆子也能够把坎特伯雷里的大主教们的名字倒背如流。他一次说过，如果《失乐园》、《天路历程》④或《查理·格伦狄逊勋爵》⑤ 的所有版本全部被毁，他也能把它们全部默写出来。他对政治的兴趣发

① 英国法官宣判死刑时戴黑冠。——译者

① 参阅屈维廉的古典传记，1876 年；乌礼逊的一卷，见《英国文人》，1882 年；R.C.俾替，《麦考莱爵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人》，1938 年。评传方面计有：摩莱《杂文》，卷 II，1877 年；李斯廉·斯提芬《图书馆内札记》，卷 II，1892 年；巴佐特《文学研究》，卷 II，1878 年；赫伯特·保罗，《人与书》。麦克维伊·内皮尔《通讯集》，1879 年，集中所收资料丰富。——原注

② 此书全名为：《詹姆士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HistoryofEnglandfromtheAccessionofJamesII）五卷，

1849—61 年。——谭注

③ 小穆勒，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JohnStuart1805—7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谭注

④ 《天路历程》为英国传教士兼文学家班扬（JohnBanyan1628—1688 年）所作之著名宗教寓言小说。—— 谭注

⑤ 《查理·格伦狄逊勋爵》为英国小说家黎吉生（SamuelRichardson1689—1761 年）所作之小说，查理·格伦狄逊是书中的男主角。——谭注

生得较迟，但并非不够浓厚。在克拉时，那些常到他父亲家访问的福音主义者尽是些托利党人，但后来在剑桥时他却逐渐厌恶起托利政府，因而出校后他已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人。他最早出版的作品中古典与近代的题材都有。罗马与雅典杂记以及那本精妙的《考莱①与密尔顿关于内战的谈话》，已显示出他文章的气势与流利。1825 年在他的密尔顿论发表于《爱丁堡评论》后，大家觉得一颗最明亮的巨星已经升起。他驾驭知识的娴熟、引喻的丰富与语言的敏捷有力都是惊人的。杰弗雷说道，“我越想越想不清你是从哪里学来的那种笔调”。辉格党的这个大机关报不仅招收来一名有才干的论文家，而且也获得了一个有力量的新兵。他以拥护《失乐园》的作者的同样热情来拥护作为政治家的密尔顿。于是这位今后将一生从事于破坏斯图亚特朝名誉的作家遂向该王朝发出了第一炮，而克伦威尔也被置于与华盛顿和玻利瓦尔并列的地位。如果说这篇文章对于政治与风尚等严重问题未免自信过度的话，这个缺点当时的人也几乎未曾注意到，那个世代的人们是惯于谩骂的。

四年后，麦考莱在一篇题为《历史》的论文里就他自己对于历史家的任务的认识作了说明。他宣称，想要作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家，也许是智力上最稀有的成就。在科学上，诗歌上与演说上是有不少的完善作品的，但没有完善的历史著作。希罗多德不过是一位可喜的传奇家。修昔底德是最伟大的洞察力很强的专家，但思想很不深刻。普鲁塔克②颇有稚气，波里比阿③文章枯燥。李维对真实性漠不关心，其严重程度为历史家中所罕见。塔西陀是古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与最伟大的戏剧家，但他却不可凭信。近代历史家们对真实的观念较为严格，在综括推论方面也较优越，但他们的偏见却往往引导他们歪曲事实。休谟的著作是一大堆诡辩。骚塞①是英国国教的文人，林加德是罗马教的文人。吉本恨教会，密特福恨雅典人。他们忙于争辩，而忽略了叙述的艺术。事实仅仅是历史的渣滓。理想的历史家不仅必须懂得怎样画，还必须懂得怎样绘；不仅必须掌握人类的行动，还必须掌握人类的文化。

这套主张在他的《史论》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其中有些具有永久价值，另一些只是因为文章不错才幸免湮沉。他最好的文章是关于 17、18 世纪的英国历史论文，而其中关于哈兰的论文是早写成的也是最重要的。在评论的掩护下，麦考莱乘机对托利党人关于英国历史的解释大加攻击。他对克兰麦的指斥几乎和对“傲慢的背教者”斯特拉福的指斥同样严厉。他宣称，查理一世一生充满虚伪，并说，他对他臣民自由的仇恨曾是他行为的指导原则。他一笔扫除哈兰对长期国会行动所作的重要批判。他自认他对劳德，“一个可笑的老顽固”，比对我们历史上任何其他人物都抱着更多的十足轻视态度。他谴责内战在它的早期阶段的半心半意的进行：只是到 1649 年它的最后一幕时，他才发出抗议之声。虽

① 考莱（Cowley，Abraham，1618—1667 年），英国诗人。——谭注

② 普鲁塔克（约公元 46—120 年），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史学家，所著《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对后代思想、文化与史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谭注

③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 204—122 年），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家，著有《通史》，不仅记罗马帝国的扩张过程，兼叙地中海沿岸各族的历史，并发扬了修昔底德的注重客观公正和求真的精神。──谭注

① 骚塞，罗伯特（1774—1843 年），英国桂冠诗人、历史家。——谭注

然他不是清教的爱护者，但他关于克伦威尔的性格与政策的有力颂赞却为卡莱尔铺平了道路。复辟时期的黑暗图景引向了 1688 史》，不仅记罗马帝国的扩张过程，兼叙地中海沿岸各族的历史，并发扬了修昔底德的注重客观公正和求真的精神。——谭注年的光荣革命，不过说到光荣，也只是威廉一个人“光荣”。论罕普登部分地讲述了同一范围，不过文笔更有节制罢了。詹姆士一世的描写，是这个历史家写得最坏的一篇；关于无污点的英雄①的描写则显示出他对这个人的崇拜；他和威廉两人在他自己的情感中都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关于玛金托希的论文则为这次革命提供了理由充分的辩护。关于贺拉西·华尔波尔与查塔姆的研究表明：他关于 18 世纪的知识殊不亚于他关于 17 世纪的知识。他从印度归来后所写的论文更有分量但论战性质不强。论腾普尔②是他最成熟的作品，而再论查塔姆则是人物肖像的一篇杰作。几年后他为《英国百科全书》撰写的庇特传具有更大的价值。但决不是篇篇论文都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麦考莱对于斯图亚特朝以前的知识是不足的。论柏力③便写得平庸；至于论培根一篇则是他一生中最明显的失败。如果说这篇关于培根哲学的讨论以及这篇文字对理想主义的讽刺和其间流露的庸俗功利主义严重地打击了麦考莱的思想家的声誊，他的那篇政治叙述，（按指论柏力的那篇

——译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哲学家被抬高到太不合理的程度，而那位政治家被贬抑到不公平的程度。虽然几年之后斯佩丁④⑤把钟摆太过分地推到另一方向，但这至少是对这位论文家的明显不公道的一种揭露。麦考莱自加尔各答返回后不久所著成的两篇关于印度的著名论文属

于他最动人的作品。他埋怨说，任何学童都能指出欧洲史上主要战役的日期，但许多英国人对自己民族在亚洲赢得立脚地的种种胜利战役的名称，竟也茫然无知。在这两篇论文中，《克莱武①》虽不够出名却写得较为确切。这个离开办公案桌而前往战场指挥军队的青年，曾赢得普拉西战役于是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终因被其国人控告盗用公款，而致自刎。其人其事，充满着为麦考莱所喜爱的色采与传奇。《华伦·哈斯丁斯》把这个大总督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总督一方面同他的行政院冲突，另一方面同印度土王冲突；一番经历饶有趣味。增强英国权力所施的诡计、同敖德的贵妇们所进行的勾心斗角②以及南科马的陷害案③，一件接

① 按即克伦威尔。——译者

② 腾普尔（Temple，SirWilliam1628—1699 年），英国外交家、散文家。曾促成英、荷、瑞典缔结反法同盟，促成奥伦治亲王与玛丽公主的婚姻。复辟时期拒不接受查理二世的任命。——谭注

③ 柏力（Burleigh，W.C.1520—1598 年）亨利八世及伊丽莎白两朝历任要职，主张开放贸易，废除了一些专利事业。——谭注

④ 斯佩丁（Spedding，James1808—1881 年），英国历史家，致力于研究 F.培根及其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著有《佛兰西斯·培根的生平及其书信》（LettersandthelifeofFrancisBacon）七卷（1861—1874 年）。——谭注

⑤ 他的《评论家夜话》，共 2 卷，1848 年，其中载有一篇系统攻击《论文》的文字。——译者

① 克莱武（CliveRobert1725—1774 年）英国将军，为英国奠定独占印度的局面。——译者

② 哈斯丁斯任总督后将一切地方权力收归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拿瓦布给与年金。当时敖德的拿瓦布年幼，由其父后宫妃嫔照料，于是哈斯丁斯乘机从贵妇们手中掠夺土地和财富。——谭注

③ 南科马亦译难德·拘摩罗（NundKuma），孟加拉封建主。因不堪哈斯丁斯的勒索，对他提出控告。哈斯

一件地迅速发生。画面上重新呈现出富饶东方的魅人景象、奇风异俗与绚烂色采。这位超人的魔术般的巧思乃是西敏寺厅的大审案和柏克的雷霆般的报复攻击④ 的前导。虽这些描绘是作者画廊中一幅最夺目的艺术品，它却是一幅非常失真的画像。哈斯丁斯的出名虽有赖于麦考莱，但他的名誉却还有待它人的辩护。

麦考莱关于欧洲大陆历史的知识是有限的；因而当他写这方面的著作时，他笔下就不那么自如了。他的论马基雅弗里与其说是历史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论文。他关于西班牙继位战争的描写，因为插入安妮女王会议室的内幕消息而显得内容丰富。但他关于兰克《教皇史》的论文则完全徒有其名。他把教廷利用种种新运`动之技巧拿来与造成卫士力的错误的莽撞的迂腐态度相比，而殊不知罗马因未能避免掉宗教改革，失策更大。他论腓特烈大王的文章是他最坏的著作之一①。关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讽刺描写，其根据是威廉美那的回忆录，他使用时丝毫没怀疑过回忆录很不可靠。他说，这个国王最好把他描为摩洛赫②与帕克③之间的混血儿。麦考莱此文著于兰克的《普鲁士史》问世之前，因为我们很难因他对这个普鲁士行政制度的创立人之重要性未能认识而予以指责，但他却完全应当能够对蕴藏在那个粗暴外表之下的优点稍有察觉。再有，关于腓特烈大王的描写也几乎同样不够真实。他被描写成一个坏心肠的人，一个无忌惮、无信仰、无慈悲的暴君。称之为暴君，正是不理解“开明专制主义”，而这主义正是 19 世纪中的突出特征之一，它完成过很多有益的改革。

如果说麦考莱并未发明史论这种体裁，那么他初看见它时它是砖造的，而他离开它时，它已是云石造的了①。他的文章在尘埃厚积的《爱丁堡评论》里面简直像钻石一般地闪闪发光。我们只要把他的稿子与锡德尼·斯密士②、杰弗雷或布鲁姆③的比较一下，马上便可看出新旧文体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麦考莱史论为 17、18 世纪所完成的工作，殊不下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为 15 世纪所完成的工作。麦考莱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一个到澳洲的旅行家曾记载说，他看到每个移民的书架上都有的三部书便是，《圣经》、莎士比亚与《史论》。他旧时读书的学院礼拜堂的自己纪念铭文上刻着：“他这样地写作，使历史可愉快地阅读，如小说然；”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本能打动各个种族的人们的著作，一定是有其特殊的优点的。他的引力的秘诀即在：他是从来写史人中最有魔力的讲故事者。他曾被称为史学上的鲁本兹④。他的

丁斯买通孟加拉高等法院以伪造文书图谋判乱罪将拘摩罗判处绞刑。——谭注

④ 在哈斯丁斯受指控期间（1788—1795 年），时任议员的柏克对他多次进行弹劾。——谭注

① 关于德人的忿懑，参阅豪塞《文集》卷 I 与巴斯·雷蒙《英人目光里的腓特烈二世》，《演讲集》卷 I。

——原注

② 摩洛赫（Moloch）——古腓尼基人所供奉的火神，以人身为祭品。——译者

③ 柏克（Puck）——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好恶作剧的妖怪。——译者<

① 拉丁成语：“Latericiamaccepit，maroreamreliquit”（他接下砖城而遗下 ><。——译 ><

② 锡德尼·斯密士（1771—1845 年），英国国教教士，散文家。——谭 ><

③ 杰弗雷与布鲁姆，均系辉格党刊物《爱丁堡评论》，创刊初期的主编。——谭 ><

④ 鲁本兹（Rubens，1577—1640 年）——荷兰大画家，名作有：《耶稣自十字架 ><》（“DescentfromtheCross”）

画像萦回于记忆之中，仿佛我们曾在舞台上亲自见过一般。在表达的生动上，他足以与卡莱尔、摩特莱与米什莱比肩。1830 年他进入议会后乃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演说家，在他以前或以后，没有哪个历史大家能象他这样地懂得议会政府的精神。戏剧能力而外，他兼备着无穷尽的学识，因而他遂能以千变万化的生动笔法来增强他的叙述。

虽然戏剧本能、政治生活经验以及无限知识都有助于他写成卓越的史论，但它们成功的决定因素，仍在文章。对于一个读惯了沉重庄肃文体的世代，他的迅畅、精采、明净的散文，简直象一个渴饮者的一掬清泉那样。不过这文体有时对演说比对论文更为适合；这种光华四溢的雄辩，时时会变得浮夸而迫人。繁词缛句，叠床架屋，致使人们有不堪重压之感。在他论密特福的早期论文中关于雅典文化的一段颂赞，原是一篇惊人的演说文学，但一旦印成白纸黑字，读起来便会感到令人作呕。阅读麦考莱仿佛象在清爽的空气里快步疾走一样——令人无限兴奋，但却不是一种适宜于任何体质或任何生活时期的运动方式。从这些史论的轻松精神、充溢自信与丰盛浮夸的词藻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年青心智的产物；因而它们对于初露才华的青年人们也就感染最强。

关于麦考莱无所不知的说法纯属一种神话。他的知识宝库虽说是惊人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缺陷。他对古典文学的精熟是可观的，但关于中世纪时代，除但丁与佩脱拉克而外，他却几乎毫无所知；既使对英国史的伊丽莎白前期，他的修养也是不过是有普通教养的水平。关于大陆国家的成长，他熟悉的程度非常有限。他精通近代英国文学与拉丁族的南方文学，但对德国文学便所知甚少。他对于宗教与哲学思想的知识更是异常有限。就在他编写他自己著作的时候，他对创造了历史科学的那种耐心研究精神竟然毫不了解，这是他的一大缺点。第二个缺点则是他的政治偏见。他的史论大部是以评论形式出现的，其主要目的则在传播某种主张。如果以评论专业学者论文的标准来应用于他的论文，那对他是不公道的。我们不该以评断科学论著的标准来评断一篇政治宣言。在他那里，中立性或超脱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忠实地相信：辉格党的原则是政治智慧的全部内容。直到他生命终了时期，他仍然是一个1832 年时的人。所以这位最出色而又最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便同时又是一位最不够分量的历史学家。

《史论》的第三个缺点则是它们的那种铁鎚般的粗暴的文风，正象一个颇以自身的膂力为快的巨人那样，他好发出使人晕眩的打击。一位敬佩他的朋友麦金托什曾说，他的缺点恰在他对他的对手们的才能与性格不能给予适当尊重。墨尔本也说过，他但愿自己对任何事情有点自信，正象麦考莱件件事情都很有自信。1843 年《史论》重印时，其中某些带触犯性的词句曾作了一些削删或缓和，但这项簸扬工作却做得不够严格。在评论博斯伟尔的著作出版时，他很高兴乘此机会对一个政治反对派进行猛攻：他写道，“我把克罗克打得鼻青脸肿①。”他晚年时曾公开

与“圣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图”（“Crucifixiono ><intPeter”）。作品特色为有力、生动、富于想象等。—

—译 ><

① 克罗克见第十二章释注。此指麦考莱所作《克罗克刊行的博斯威尔著〈约 ><〉》一文对克氏的抨击。—

—谭 ><

忏悔过他对老穆勒的攻击②，但却很少由于良心上受到这类谴责而感到不安。不论在论骚塞、萨德勒③、巴勒尔④与罗伯特·蒙哥马利⑤的文章里，都充满着咆哮的谩骂。他爱用夸大词句。腓特烈大帝的诗，是“神人共厌的”。我们正是由于劳德的鲁钝而容易忘记他恶毒心肠。他甚至以阅读那勒兹的《柏力传》与踩踏轧机相比，认为后者更加愉快轻松。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说，深浅分寸就都谈不到了。勒那说过，“真理即在分寸”；但对麦考莱来说，真理有时完全可以换成一句有力语言或响亮词句。他的最后一个弱点便是，他对于有些的思想类型与性格类型缺乏一定的洞察能力。他的豪爽脾气与率直性情使他难于理解复杂个性。他对于自己的时代思想的终极性——“历史上最开明的民族的最开明的世代”——过于相信不疑，以致使他不能深入了解其它时代的思想。卡莱尔曾简洁地说过他，他是“一个有魄力，真正有力量的人，但不幸他没有圣洁的思想。”他键盘上的音调是很少的，他的感情经验的范围是异常有限的。他对于被剥夺者们的强烈不满或神秘者的渴望都是不同情的；他还公开蔑视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的一切理论。麦考莱既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预言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通情理和有文化的庸人。

麦考莱在大学时期所写的关于威廉三世的论文表明，这位救星的性格对这个年轻的辉格党人曾产生过深刻印象；而关于哈兰与玛金托希的论文，也曾热烈地表达过他的景仰之心。1838 年，他计划编写一部英国史，自复辟时期叙至乔治四世逝世，而次年他已动手编写。1841 年当墨尔本政府下台时，他曾表示：他希望能够长期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以便把他叙述的历史一直叙述到安妮女王死时为止。但这工作比他所预想的要庞大得多。他放弃了替《爱丁堡评论》的撰稿工作，辞掉了剑桥大学近代史的讲座聘请，以便以全副精力投入这项著述。当 1859 年死神突然来袭的时候，他的叙述还没有达到威廉统治的末朝。1843 年他《史论》的重印表明了他读者数量的可观；而“无穷尽的需要”也鼓励了他加紧他的更加沉重的劳动。1848 年在《英国史》的开首两卷销行时，他傲然自得地写道，“我甚至时常想到 2000 年乃至 3000 年”。他在写给马克维·内皮尔的信中说，“我是不会感到满意的，除非我写出的东西能在几天之内替代了年轻淑女们桌几上的最新时髦小说。”这种雄心实现了。自从《威弗利》①出版以来，从来还没有过一部书有过这种盛况的。书译

② 即詹姆士·穆勒（1773—1836 年），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 ><，鼓吹功利主义。麦考莱抨击穆勒的论文有：《穆勒论政治的文章》（Mill’sEssa ><Government ），《西敏寺评论家为穆勒所作的辩解》（WestminsterReviewer’sDe ><nceofMill ），《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

（UtilitarianTheoryofGovernment）等篇 ><谭注

③ 萨德勒（Sadler，M.T.1780—1835 年），政治经济学家，下院议员，著有《人 ><》一书。——谭注

④ 巴勒尔（Barére ，deVieuzac1755—1841），法国政治家，曾任救国委员会 ><著有《回忆录》。——谭注

⑤ 罗伯特·蒙哥马利（1807—1855 年）英国诗人。麦考莱对他们作品的评议，><《骚塞关于社会的对话》

（Southey’sColloguiesonSociety ），《评萨德勒的〈人 ><〉》（Sadler’sLawofPopulation ），《驳萨德勒的申辩》（Sadler’sreftationrefa ><d ），《评巴勒尔的〈回忆录〉》（Barére’sMemories ），《罗伯特·豪哥马利先生的诗 ><r.RobertMontgomery’sPoems ）等文。——谭 >

① 威弗利（Waverley），原为司各特第一部小说《威弗利》中主人公名，嗣后成为斯各脱小说全集总称。

成各文明国家的文字；荣誉从外国学术界里似潮水般地涌来。除了他的宿怨克罗克在《季刊》里发表过一篇激烈的攻击文外，各个学派的评论者全都异口同声一致称颂。爱里逊虽指出过它的片面性，但也誊之为一部高贵的书。

这项成就也是完全应得的。虽然整个来说《英国史》不如他的《史论》精采，却是一个远为伟大的重要成绩②。这著作属于他的思想更趋成熟时期的作品，在那里旺盛的精力与一种清新而可喜的成熟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这时宣称，英国对于它历史上的两个政党，都有其需要。这里，不论学识与准确性都提高了。他慢慢地写，在收集与编排资料方面都花费了无限辛苦。为他作传的外甥写道③，“他的心神始终不能安定下来，直到每一段文字都能以一般警语结束和每一句子都能似流水般地顺畅。”他从他读者的欣赏里找得了酬报，而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很少阅读其他书籍的。有一个集会上曾通过一项对他表示感谢的决议，因为他“写了一部工人都能读懂的历史。”一个在印刷所工作的读者告诉麦考莱说，他在这两卷里只有一处措辞不能在一瞥之下抓住意思，他对于这句话特别感到满意。二十年的研究工夫才写成了同样长时期的一段历史。虽然这些书只是整个计划的一个片断，但它还是自吉本以来在英国语言中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我的目的不仅要叙述政府的历史，而且要叙述人民的历史，要探索实用与装饰技艺的进步，描写宗教派别的兴起与文学爱好的变化，以及描绘历代的风尚习惯。”那论述 1685 年时英国状况的有名的第三章为戏剧提供了背景。如其说《史论》显示了一种罕见的概括能力，那么《历史》的成功却有赖于更为宽阔的活动余地。但他在方法上的缺点是：他的方法只能应用于一个短暂时期，而对于这个时期来说，资料却丰富得容纳不完。

在对英国复辟时期以前历史的一番简描之后，接着是关于查理二世期间的精采一章以及关于全国情况的一个综述；在这之后，详细的叙述便从詹姆士二世的登位时期开始。故事是一连串夺人心目的场面：开始于蒙穆斯的冒险①与血腥巡回裁判所（BloodyAssizes）②，历史遂以对大学的进攻③、七个主教的遭审④、威廉的登陆与詹姆士的逃亡为其高潮。关于詹姆士二世诸卷，是在快到 1848 年时写成的，结束部分对于 1688 年革命作了一番尽情的赞颂。“这是一次严格防御性的革命。在几乎每句言论与每件行动上都可以看出它对过去的深刻尊重。由于它在所有的革命中是最少强暴性的，它在所有革命中便是最有益的。为了法律的权威，为了财产的安全，为了我们街道的和平，为了我们家庭的幸福，我

——译者

② 最佳版本为斐司的版本，1913 年，斐司的遗著《麦考莱的英国史》（1937 年）是一部杰作。——译者

③ 屈维廉著有《麦考莱的生平与书信》（LifeandLettersofLordMacaulay）。——译者

① 蒙穆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1685 年率军潜往苏格兰，自称国王。兵败，被杀。——谭注

② 蒙穆斯失败后，英王组织巡回法庭审处作乱者，备极残酷，因有此称。——谭注

③ 詹姆士二世压迫新教，向国教势力强大的牛津大学施加压力，没收学院财产，企图建立天主教神学院。

——谭注

④ 1687 年，詹姆士二世颁布信仰自由公告，命于教众中宣读。以坎特布里大主教为首的七主教吁请收回成命，因而被捕受审。——谭注

们除对掌管国家兴亡的上帝感谢之外，便应感谢长期国会、代表国会①与奥伦治·威廉。”七年后，叙述威廉三世的两卷续出。饱经人世沧桑变幻的英雄壮志，冷峻的外表背后对他妻子、对本廷克和对凯佩尔②的一副缱绻柔肠以及他如何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置之于新教欧洲的利益之下的精神；这一切错综交织起构成了一幅麦考莱所绘过的最惊人的形象。在与这伟岸的形象对比之下，甚至最好的政治家，无论辉格党的还是托利党的，都不免显得矮小和偏私。他为这两卷所作的准备工作，甚至比前此几卷所做的还要艰苦。“我首先要通过阅读与旅行，来获得关于威廉统治时代的完备知识。我必须考察荷兰、比利时、苏格兰、法国各地。我必须查遍荷兰与法国的档案。我必须察访伦敦德里港、波印河③、奥赫里姆④、利默里克①、金萨尔、②那慕尔，③再次访问兰登与斯坦扣克④。我必须翻阅百种千种小册子。”他日记里这样记下的计划，竟一一忠实地执行了。《历史》一书的生动性很多是与他对书中涉及到的各地有直接了解一点密切有关。全书不少部分固然精采，其中伦敦德里之围⑤与葛伦科大屠杀⑥的叙述，就尤其写得绘声绘色。关于国家公债的起源、英国中央银行的创立与出征德利安⑦等部分也都篇篇是精心之作，能够当作短篇专著来读。

《历史》是对 1688 年革命及其主要发动者的一篇颂歌。更富批判精

神的新一代虽然接受了麦考莱关于 1688 年的恩惠的说法，但对这场戏中的扮演人们则颇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搁下其史笔不多几年之后，近代史学家中最称伟大的一位便部分地涉历了这同一范围。兰克⑧争辩说，麦考莱把查理二世时的长期国会的功绩都推给了辉格党，但这个党却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另外兰克还把托利党人通通写成极端僧侣主义者与极端君主派的作法提出争议。托利党人曾主张对法开战，并安排过玛丽与威廉的婚事，而这两件事都是辉格党人所反对的；另外，托利党人还准备限制詹姆士的权力，而这事和他们的反对者所做的也并无两样。他们对抵抗的权力谈得确实不多，但当危险迫近教会与宪法的时候，他们却也同样愿意奋力加以保卫。麦考莱在谈到詹姆士时自始至终是一派

① 代表国会（ConventionParliament）——英国两次非常国会，以其非由国王命令召集，故称，一次为 1660

年时蒙克将军所召集；另一次为 1689 年时为赐王冠与威廉与玛丽而召集。——译者

② 本廷克勋爵是威廉宠信的荷兰籍将军；凯佩尔子爵是威廉宠信的海军将领。——谭注

③ 波印河，在爱尔兰东部。1690 年 7 月，威廉军在此击败詹姆士军。——谭注

④ 奥赫里姆，在爱尔兰。1691 年 7 月，威廉军在此击败詹姆士军。——谭注

① 利默里克，1691 年 10 月爱尔兰抵抗威廉的军队在此地投降。——谭注

② 金萨尔，爱尔兰滨海市镇，詹姆士二世自法来英，在此登陆。——谭注

③ 那慕尔在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境。为 1692—1695 年间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激烈争夺之地。——谭注

④ 兰登、斯坦扣克，均在西属尼德兰境内。1692、1693 年法国先后在此两地击败英军。——谭注

⑤ 伦敦德里是 17 世纪初英国殖民爱尔兰时所建的城市。1689 年 4 至 7 月，拥护威廉的军民被詹姆士军围困于此。——谭注

⑥ 威廉即位后，苏格兰高地葛伦科部落首领麦唐纳未及时宣誓效忠。1692 年英军诛杀麦唐纳及其部众多人。

——谭注

⑦ 德利安地峡，在苏格兰北部。1695 年威廉计划移民前往定居，遭到强烈反对而作罢。——谭注

⑧ 对于这两位历史家的讨论，见努尔登的论文《兰克与麦考莱》，《历史杂志》，卷 XVII。——原注

轻蔑嫌憎的口吻，这种描写也是无法让人完全接受的。至于威廉的形象，则又因聚光过强而弄得面目失真；他的洗刷葛伦科污点的企图，也是一个失败。

对优点缺点夸张过度以及对某种类型人物缺乏理解能力的毛病在

《历史》中又有重现。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个卑劣恶毒的怪物”——守财奴、放荡之徒、卖国贼、暗杀凶手。约翰·帕泽特①曾对这幅画像作了一个深入的分析。依他的话来说便是，在那里，“文献被隐瞒，日期被窜改，无耻之徒的论调被充作纯洁和无可非议的证据而列出，那些久已遗忘的，措词恶毒的匿名诽谤竟又跃然纸上。”那个袭击布雷斯特计划的泄漏②，被说成是“他所有几百件卑鄙行为当中的最卑鄙的一桩”，但是这个计划路易十四早就完全知道。公爵③也被描成一个泼妇，既无才干，又无品格。乔治·福克斯④在他早期史论的拙劣笔调下被骂得一塌胡涂。他对潘恩⑤的论述激起了“公谊会”的正当愤怒。亚敦①挺身而出，对丹第②的受攻击作过声援。巴宾吞对麦考莱笔下的僧侣阶层的品质与社会地位的描写发表过一篇详细答辩。麦考莱太好把他那时代一些小册子与传单内记载的东西当作证据。穆勒在谈到关于威廉三世的各卷时，曾说它们不失为有趣读物，但非正确的历史③。“他对效果的追求往往言过其实，对所描写的许多人物歪曲过度，以致许多人的成就都变得无法解释。他与格罗特是多么不同；格罗特才气稍逊，但叙事简朴真实，反而更吸引人，另外还因为格罗特不求惊人而力图理解和说明。”卡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四百次的再版也不能给这些书带来永久价值，其中往往缺乏深意，不过徒逞辞令而已。”这些非难不免过苛，但麦考莱对于他的题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掌握却是有限的。他关于 1688 年革命的描写过分拘泥于岛国的观点。他提供了新的资料，例如，关于三国同盟④、多佛条约⑤、巴利隆与反对派的谈判⑥以及立兹尉克的和约⑦等等，但在这些地方他却把握不住事情线索。于是，兰克的全欧观点再次补充了这个前辈的不足。最后一项批评意见我这里还须提出。麦考莱长于描写而短于说明。像他这样对思想感情的内心世界毫无感受，对漂浮在事件表面的背后实质完全不肯费力探索的人，求之于第一流的史学家中，委实不

① 《新检视》1861 年，这是一部叙述有力而又饶有趣味的作品。——原注

② 1694 年 7 月英军计划偷袭法国布雷斯特，因泄密未果。——谭注

③ 女公爵，似指查理二世的情妇露易莎（Lousisa）。她是法国人，由路易十四介绍入宫，深得宠信，受封朴茨茅斯女公爵（DuchessofPortsmouth）。《英国史》专门描写了她在查理二世临死前的行为。——谭注

④ 乔治·福克斯（1629—1691 年），英国“公谊会”（“贵格派”）的创立者。——谭注

① 亚敦（Aytoun，W.E.1813—1865 年），苏格兰诗人，爱丁堡大学修词学教授。——谭注

② 丹第子爵，名约翰·格拉汉，复辟王朝将军。1684—1685 年奉命率军镇压迫害苏格兰的护教者。1689 年

5 月在苏格兰以詹姆士二世名义进行复辟活动。——谭注

③ 穆勒《通讯集》，卷 I，第 188—189 页，1910 年。——译者

④ 三国同盟，1668 年英、荷、瑞典缔结的反法同盟。——谭注

⑤ 杜佛条约，1670 年英法订立的瓜分荷兰的密约。——谭注

⑥ 巴利隆为法国驻英大使，秉路易十四之命在英国贿买反对派，扰乱政局。——谭注

⑦ 立兹尉克和约，1697 年 9 月英、法、荷、西所订有关英、法、荷领土及英国王位等问题的条约。——谭注

多。

哈兰与麦考莱的共同努力曾使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摆脱了休谟的支配，但托利主义却又找到了艾利森①这个新的拥护者。他写道，“鉴于局势的发展会在我们国内引起一场社会与政治的巨大动乱，因而动念著述一部法国革命时期的欧洲历史②。多年以来遍及全国的革新狂热、社会上流行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空洞思想以及政府采用这些意见时的轻率态度——这一切已都使我对前途产生悲观。”此书的第一卷出版于 1833 年，

第十卷 1842 年。书的序言对他自己的政治与宗教哲学表述得异常坦率。“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对人们有什么重大启示的话，那便是潮流的危险性；因为投身于政治革新浪潮的人已经被卷入其中”。幸而人们的愚蠢行为受到了一个巨大力量的制止。“行动者们在一个看不见的力量之下受到制服，这力量恰恰把他们的罪恶与野心变成了伸张天理正义的工具，因而使道德最后战胜邪恶，整个人类得到拯救。”这段话完全是那种不肯妥协的托利主义精神。法国革命乃是一个混乱的爆发，无论其原则还是结果都纯粹是破坏性的；正象其它激烈的暴乱那样，势必自食其果。“自从路易十六死去之后，转而扶持秩序与宗教的趋势已在全世界上开始呈现。”这种维护者之一，便是乔治三世。“他从未在少数有头脑的人中失去威信。书的结尾部分还用了上百页的篇幅讨论道德问题。“民主政治在一个古老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它不是毁掉社会，就是毁掉它自己。”

这部被它的著者天真地称之为促进保守派立场的巨大努力的《欧洲史》，成了托利党的圣经；该党在改革国会的初期曾从这部书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滋补剂。然而，使这书获得世界声誉达三十多年之久，却并非靠它的托利主义。艾利森自己曾把这个成功正确地归之于他的题材的特别诱人和他在这个领域内的优先地位。读者对书中的种种陈腐议论完全能够将就，因为这部著作乃是关于近代史上最多事之秋的一段历史的第一次综合叙述。一时英、美社会的书斋中很少书架上不备有这位苏格兰官员的大部卷头；它的译本还把他的见解传遍全欧。但民主潮流的高涨与公正的历史研究的发展，终使他的名声衰落下去。《欧洲史》的续编叙至路易·拿破仑政变，但不如它的正编富于戏剧兴趣。作者 1867 年死后不久，这部《欧洲史》已经逐渐扫进旧书铺内积满尘埃的角落里去了。

艾利森巨型剧中的一个场景，却另由内皮尔根据很不同的资料，更详细地作了叙述。①他的《伊伯利安半岛战史》②一书是英文中一部最好的军事史，编写时曾得到过威灵吞与苏尔特③二人的帮助。但书中所流露的偏见却和艾利森或麦考莱的书同样明显。“西班牙人曾大胆提出，而人们也都相信：半岛之得到拯救乃是出自他们之手。我反对这种说法。”

① 见《自传》，2 卷，1883 年。——原注（一译爱里逊）

② 书名《法国革命时期欧洲史》（HistoryofEuropeDuringFrenchRevolu-tion）十卷。——谭注

① 关于因这部书而激起的大量著作，参阅《英国名人词典》。——原注

② 此书全名为：《1807—1814 年伊伯利安半岛及法国南部战争史》

（HistoryoftheWarinthePeninsulaandintheSouthofFrancefromtheYear1807totheYear1814），六卷，1824—40 年。

——谭注

③ 苏尔特（Sout，Nicolas-Jean1769—1851），法国元帅，伊伯利安半岛战争的法军指挥官。——谭注

他宣称，西班牙覆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它那迷信的朝廷与残忍的僧侣阶层相结合。他们暴虐固执，愚昧矜夸，他们在战争里所表现的极度残暴简直是人性的一种耻辱。另一方面，法国人则激起了作者的钦佩，他们是那样英勇，以致只有英国军队才能够打败他们。虽然他也指责拿破仑的欺诈与暴虐，但他还是认为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最了不起的统帅和最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对苏尔特以及其它法国将领公开地表示了钦佩。书的主角是约翰·摩尔勋爵①，连葡萄牙人也获得了称颂。然而作者的强烈情感并没有影响到他军事叙述的价值。他对亚尔布拉②及其它他参加过的战役与围攻的描写，比他的唯一真正对手金拉克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描写③要更生动些。这是一部军人的著作；在他看来，战争是世界的规律；所有生物，上至人类下至虫豸，时时都在斗争。

除了哈兰与麦考莱、艾利森与内皮尔的著作——这些书已传诵全世界——之外，还出了许多有用的历史著作；这些书的对象主要是学者而非一般读者。詹姆士·穆勒④的《英属印度史》便是一部难读的书；麦考莱在 1833 年议会辩论中曾记这本书是“自吉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称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书的内容系关于辽远地域，叙述详尽，语调严峻。这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在叙述这个以种姓与传统为基础的社会时，他的同情心是不太丰富的。正当威廉·琼斯勋爵①在社会上对印度文化掀起了热潮的时候，穆勒对印度各族的法律制度、风习、艺术、宗教与文学的叙述方法，实在无异于一股刺骨的冷风；不过他对东印度公司及其代理人的评断也同样不少宽假。在谈到他的“浩繁的卷帙”时他的态度倒也谦逊，他认为他对印度缺乏直接知识——而这正是公正态度所必不可少的——这点，往往使他下笔不易恰合分寸。他的同情与想像也都不够。

《印度史》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丰富资料和它的分析能力。它被列入当时的经典著作之一，因而为它的著者在印度部中赢得了一个席位。三十年后，这部书经过贺拉西·威尔逊的改订与续写，仍然是此后几十年内的标准著作，并被采用为印度文官候补人员的一种课本。另一方面马克斯·穆勒②声称，这部著作对印度所遭遇的某些最大灾难，是负有责任的，即使威尔逊所加的注释可作为它的解毒剂。

哈兰与穆勒时代的作家再也没有像威廉·科克斯那样地不倦于出版新资料。他所写的华尔波尔传、马尔巴罗传与柏兰③ 传迄今还是研究 18 世纪者之必不可少的著作，而他关于奥国王室与西班牙波旁朝之大部头历史著作④则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虽然他完全缺少叙述能力与文学

① 约翰·摩尔（1761—1809 年），在葡萄牙对法作战的英国统帅。——谭注

② 1810 年 5 月英军击败法苏尔特军于亚尔布拉。——谭注

③ 金拉克著有：《入侵克里米亚》（InvasionofCrimea）共八卷，1863—1867 年。——谭注

④ 参阅贝因《詹姆士·穆勒》，1882 年与李思廉·斯提芬《英国功利主义者》，卷 II。——原注

① 琼斯勋爵（Jones，SirWilliam1746—1794 年），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第一个娴熟梵文的英国学者。曾将一些著名的印度典籍译成英语。1784 年创建“孟买亚细亚学会”。——谭注

② 见《印度所能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第二讲，1882 年。——原注

③ 亨利·柏兰（1695？—1754 年）是 1743—1754 年间的英国首相。——谭注

④ 第一部书名《奥地利王室史，1218—1792 年》（HistoryoftheHouseAustria，1218—1792 年），共四卷，

1893—1895。——谭注<

本领，但他却是一个勤恳的编辑者；他的著作构成了才隽之士从中汲取资料的仓库。更为通俗的则有斯特里克兰的《英国女王传记》与泰特勒的《苏格兰史》，虽然它们也是根据手稿资料的广泛研究写成的，而后者则是在华尔脱·斯各脱的怂恿下编写的。还有一部富有思想性的综合著作——《三十年和平时期英国史》，这是由马蒂诺写成的；此书迄今仍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是由一位渊博多闻的当代人编写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