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的流传与收藏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画作有《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与《萧翼赚兰亭图》和《步辇图》等。其中，《步辇图》是他最出名的几幅画作之一。

《历代帝王图》共绘有自汉代至隋代13位帝王的画像，《贡职图》与《萧翼赚兰亭图》分别绘有各国使者向唐代皇帝进贡的图景、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以巧计从和尚辩才处赚取王羲之书法名迹《兰亭序》的故事。

《步辇图》作为唐代人物画，是一幅最早反映汉、藏民族团结和睦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记录了唐王朝文成公主和西藏松赞干布的联姻佳话。《步辇图》充分体现出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此画一出，即为当世及后来人所推崇。

首先，画面上的《步辇图》3个字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一直是个谜。而且，在画面正中上方的款印也很奇怪，印章依稀可见的“日月空”3个字合起来是武周皇帝武则天造的“曌”字，据说是武则天观画后所赐，但没有任何资料予以考证。此外，唐代晚期名相李德裕曾奉诏在《步辇图》上题跋文。

北宋初年，由北宋画家章友直，就是章伯益在《步辇图》画卷后篆书的《步辇图题记》记载：

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

这一篇题记，与《步辇图》画面紧紧并列，可谓浑然一体。

1080年，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米芾在长沙做官，任长沙掾。有一天，他去当朝尚书右仆射吕公著长沙家中做客时看到了《步辇图》真迹，并应主人邀请在《步辇图》上题跋，落款是“襄阳米芾”，并标明是在“长沙静性斋观”。

此后，长沙的其他士大夫也相继于《步辇图》上题跋。如题写于1084年的跋文：黄公器跋文于长沙学舍观；张向跋文书于长沙之静鉴轩；刘次庄跋文书于长沙刘次庄；曹将美跋文；蔚宗跋文书于长沙驿舍。题写于1085年的跋文：刘忱跋文；琰的跋文。

题写于1086年的跋文：陶舜咨跋文；李康年跋文“子山太守官于鄂日……江夏李康年谨题其后云”；张舜民跋文于长沙观；邓忠臣同孔武仲跋文于南楚门舟；张屋佺跋文于长沙县斋；张知权跋文；杨长敝跋文；上官彝、田俨、杜垍、等跋文；无日期落款的如：林定正跋文等。绝大部分都标明了是在长沙看的画，说明这幅画当时在长沙。

据说，直至1091年时《步辇图》仍为吕公著所收藏。1101年前后，北宋时期著名书画家米芾所著《画史》成书。《画史》记载：

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爱、君发家”。又云：“宗室君发以七百千置阎立本太宗《步辇图》，以熟绢通为背画，经梅便两边磨得画面脱落。

意思是说，在米芾之前，已有唐代晚期名相李德裕先其题跋。而他题跋仅是步其后脚。据米芾鉴赏，该画为阎立本真迹。

而在当时，也就是在1101年的前后，《步辇图》已经转手到了声名显赫的北宋时期皇亲国戚恭王赵仲爰手中。《步辇图》因梅雨潮湿两边脱开，画面磨得脱落，其真迹为挂轴。

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宋代，《步辇图》还曾被叔宝收藏，在卷中、前后有“叔宝藏”等宋印。据南宋吴曾的笔记《能改斋漫录》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曾对《步辇图》予以好评。此外，在书幅上钤有金章宗完颜璟印。

1307年，元代画家许善胜、姚云在《步辇图》上写有跋文，但画的藏处不详。据说，该画后来经由赵仲爰之手进入了元内府。自1323年至1329年，《步辇图》已经进入元代内宫，归元代内府收藏于集贤院登瀛堂西。1323年，集贤院诸官在登瀛堂西同观过此画，并在画上题有跋文：

至治三年夏六月三日，集贤僚佐同观于登瀛堂西。

同时，《步辇图》上钤有“八思巴文印”，八思巴文印印文为3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经历司印。

1328年，元代书画鉴赏家汤垕将此画载入《画鉴》：

阎立本画……及见《步辇图》，画太宗坐步辇上，宫女三十余人，皆曲眉丰颊，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执笏引班。后有赞普使者服小团花衣及一从者。赞皇李卫公（德裕）小篆题其上，唐代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宋高宗题印完，真奇物也。

1329年，元代画家曾巽申在画上题有跋文：

天历己已孟秋丁丑，登瀛委吏曾巽申审定谨识。

他在《步辇图》上也钤有“八思巴文印”，八思巴文印印文为4行音译汉字“集贤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库印”。经其鉴赏，此画就是米芾题过跋并记入《画史》的那一卷，是真迹无疑。

至明代，《步辇图》上除了明代画家吴新宇印外，还有明代大收藏家郭衢阶诸印。经其鉴赏，此图就是元代书画鉴赏家汤垕将此画载入《画鉴》的《步辇图》后，他于1585年在画上题跋：

右《步辇图》，法度高古，真唐代人笔，章伯益篆尤佳，米南宫盖鉴之审矣。万历十有三年春仲之望，郭衢阶亨甫再题。

郭衢阶写“再题”，是因为在这幅《步辇图》上，他已经钤印在前。据说，郭衢阶的题跋之所以说传到明代的《步辇图》仍然是赵仲爰手中的那一幅，是“真唐代人笔”，是因为他的题跋是排在元代人一个题跋的后面的；二是因为两枚元代的八思巴文印是汉人难以模仿的。此外，明代时期的书画著录著作《清河书画舫》和《珊瑚网》均曾收录过《步辇图》。

清代时，《步辇图》在乾隆年间就进入了清代朝廷内府。有关《步辇图》的情况，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中也有清楚的记载：

画卷次等。唐阎立本画《步辇图》一卷。次等天一，素绢本，着色画。卷中幅署‘步辇图’三字，卷后章伯益篆书本事，并署云：唐相阎立本笔。拖尾有米芾、黄公器、张向、刘次庄、曹将美、陶舜咨、邓忠臣、张渥佺、曾巽申诸记语；

又江融（按应为澈字）书记语一，又田俨诸人记语一，又蔚宗记语一，姓阙，下署关杞二字；又琰记语、一姓并阙；又记语二，未署名；又刘忱、李康年、张知权、林定、姚云、郭衢阶诸跋；又张舜民、许善胜题句二。

《石渠宝笈》的记录虽然不全，没有写出《步辇图》上题跋的全文和印钤情况，但是却罗列了大部分题跋人姓名，特别是米芾、曾巽申和郭衢阶等，说明《石渠宝笈》所记录的《步辇图》画就是郭衢阶题过跋的画卷，是《画史》和《画鉴》都曾记载过《步辇图》，是阎立本的真迹。

后来，《步辇图》画面上的收藏印章说明，清代著名画家梁清标、文学家纳兰成德、清仁宗爱新觉罗·顒琰等人均曾收藏过《步辇图》。而且清代的书画专著《式古堂书画汇考》和《佩文齐书画谱》等书均曾有过著录。

清代末期，《步辇图》被皇室成员偷偷带出宫外，先被一大臣获得，后在天津被卖掉。

据说，后来买到《步辇图》的人爱不释手，视为珍宝，他没有舍得再转售，而是将《步辇图》真迹送给女儿做了嫁妆。之后，收藏《步辇图》的主人又将此画奉献给了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这张画和很多早期绘画遗存一样，虽有争议说此画并不一定是阎立本的真迹，而是宋代的摹本。但是这幅《步辇图》的艺术价值则毫无疑义。

这是一幅唐代初期风格非常明显、处理得简洁而扎实的画作，画家充分利用了对比手法，从人物比例、姿态、神情气质，以及性别带来的感觉差异，甚至构图的疏密对比各个方面来烘托主人公唐太宗，做得相当成功。

当画面构图唐太宗一边有过密、过重的视觉倾向时，画家将整幅画中最大面积、最鲜亮的颜色放在礼官的红袍上，使得构图两边在对比强烈的前提下又不失平衡。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步辇图》都足以令人称道。

《步辇图》以其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誉为“丹青神化”，它与东晋书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代著名画家张萱与周昉的《唐宫仕女图》、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代时期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作品，被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旁注]

《萧翼赚兰亭图》唐阎立本作。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故事所作。画的是萧翼和袁辩才索画，萧翼洋洋得意，老和尚辩才张口结舌，失神落魄；旁有两仆人在茶炉上备茶；各人物表情刻画入微。

尚书　战国时期也称“掌书”，齐秦时期均置。秦代属少府，为低级官员，在殿中主发布文书。秦及汉代初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称“六尚”。隋代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尚书在隋唐时期正三品。尚书在明代正二品。

跋文　文体的一种。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价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等，又称“题跋”或“跋尾”。最早见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若干篇。

挂轴　国画装裱中直幅的一种体式，也称“立轴”。挂轴的当中为画心，四周镶边，边宽的尺寸依画幅的尺寸而定，以协调为主，一般的比例是天头的空白比地头的空白长约2/5，左右边宽各两寸左右。

集贤院　古代的官署名。717年于乾元殿写《经》、《史》、《子》、《集》4部书置乾元院使。后来改名“集贤殿书院”，通称“集贤院”。置集贤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官，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等，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掌刊缉校理经籍。

《画鉴》一部绘画鉴评著作，又名《古今画鉴》。作者是汤垕。《画鉴》分为吴画、晋画、六朝画、唐画、五代画；宋画、金画、元画、外国画等。

《清河书画舫》成书于1616年，全书12卷，取北宋时期米芾“书画船”故事，冠以张氏清河郡望而为书名。记叙著者所藏和所见作品，分为：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12个字为目，内容丰富，引用文献也多，是收藏家、鉴赏家辨验书画真伪的参考书。

《石渠宝笈》著录了清代朝廷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9类。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代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

《五牛图》韩滉作，我国的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画中5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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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辇图》在流传和临摹的过程中，出现了很明显的涂改痕迹，至关重要的那件被抹掉的标志物，究竟是什么？这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点问题。

应当肯定《步辇图》是一个加封官职的场合。这一标志物必定与加封禄东赞的官职相联系，从客观角度上分析，唐太宗右手攥着的白布袋，从容量来看，似乎理应是一方“右卫大将军”官印。左手托着的木盒，内装极有可能是一轴册文，正准备授给吐蕃国相禄东赞，虽然所占空间面积都很小，但却是重要标志物。画面没有或者失掉了这些标志物，主题就不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