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及其著作

英国著名古希腊史专家伯里曾这样评价色诺芬：“色诺芬之于历史，乃一玩物丧志之人。吾人观其各种著作，诚希腊文学中之一名家，然思想平庸庞杂，凡事只求铺张而不深究其理。”这段话有些尖刻、过分，却也反映了色诺芬的某些真实情况。

色诺芬出生在雅典一个富有的家庭，具体年份不详，或曰公元前 444 年， 或曰 431/430 年，或曰公元前 428/427 年左右；卒年也有多种说法：公元前354 年，公元前 352 年等。与修昔底德一样，色诺芬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建立的寡头政治非常支持，对斯巴达的寡头贵族政治非常向往。雅典民主政治恢复后，他离开了母邦。公元前 401 年，他不顾老师苏格拉底的劝告，应邀参加了波斯国王的弟弟小居鲁士向哥哥争夺王位的远征。远征以失败告终，色诺芬本人也因此被雅典终身放逐，直到晚年才获赦免。其间他主要在斯巴达寄居，公元前 371 年始定居科林斯，直至去世。正是在这段时间不短的流亡生活中。色诺芬开始了其著作生涯。

色诺芬是古代希腊和整个古典世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笔墨所及，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小说等各个方面。《苏格拉底的辩护》、《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篇》是其主要哲学著作。色诺芬曾和柏拉图一起就学于苏格拉底，然而苏格拉底却在公元前三九九年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色诺芬愤而写下了这三部书，主要是为自己的老师申辩。

我常常感到奔怪的是，那些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们究竟用了一些什么论证说服了雅典人，使他们认为，他应该由城邦判处死刑。他们对他的起诉书大意是这样的：苏格拉底的违反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

然而，所有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苏格拉底

不仅没有像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不尊敬诸神，而且明显地比别人更崇敬诸神；不仅没有像控告他的人所指责的那样败坏青年， 还明明地诱导了他的门人中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停止了罪行，劝勉他们追求那最光荣最美好的德行，正是凭着这种德行，人们才能治国齐家。⋯⋯因此，在我看来，像苏格拉底这样品格的人似乎应该受到国家的尊崇而不应被处死。

在经济方面，色诺芬著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经济论》又译作《家政篇》，由一系列的对话组成，共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 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拉斯讨论私人经济，给这种经济下的定义主要是指家务处理好的艺术，井赞美了农业。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着重谈论妇女教育问题；对妇女来说，家庭经济是主要的教育。《雅典的收入》是色诺芬晚年的作品，叙述了雅典的财源，谈到了增加城邦收入的方法。

政论性的问题在色诺芬的著作中占有很大地位。《拉西第梦人的政制》记述了被作者美化的斯巴达制度，同时还间接谴责了雅典民主制。《亥厄洛》

谴责了虚荣而暴虐的暴君统治。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作者假托对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为的描述，阐发了自己的以斯巴达制度为模型的理想。这部分共分八卷，实际上是部历史小说，有点像后世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该书第一部分写居鲁士的青年时代，详述了教育的价值； 第二部分叙述他的战功；第三部分把他描绘成一位身居王位的哲学家。全书历史成分很少，但写得很生动。

色诺芬得以名扬后世，主要靠其两部历史著作：《长征记》和《希腊史》。

《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分，共七卷，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第二十一年（即修昔底德止笔的公元前 411 年）写到曼丁尼亚战

役（公元前 363 年）。作者力图模仿修昔底德的写史方法，《希腊史》第一、二卷显然是续修的伯罗奔尼撒战史。但是他这部书尽管很有文采，却在各个方面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作品；即使拿全书写得最好的第一卷而论，它的准确性和公平性都有很大缺陷。在治史方法上，《希腊史》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大倒退了一步：书中屡屡提到神示、梦兆，宣扬神明干预人事的能力，叙述时明显偏袒斯巴达，同时不够精练。

《长征记》（或译《万人远征记》）是色诺芬著作中最负盛名的一部。全书现分七卷，记述希腊雇佣军参加波斯内战，并在小居鲁士死后退出美索不达米亚，撤至黑海沿岸，最后乘船回到色雷斯的长途行军过程。书中详细记述了这支军队沿途进行的无数次战斗和艰辛困苦的生活，描写了雇佣军内部分歧和士兵的心理状态，同时还细致叙述沿途各地的地理、物产及各个落后部落的民情风俗、经济活动。作为一位事件的亲历者，一位有着高度文学修养的亲历者，色诺芬栩栩如生地记叙了这一事件，非常引人。后人称色诺芬为“阿提卡的蜜蜂”，《长征记》表明，他无愧于这称号。从史的角度看， 本书具有色氏其它著作同样的缺点：夸大其词，有偏见，但是，作为唯一记叙这一重要事件的史著，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文的角度看，它文笔简洁、优雅、鲜明、流畅，人物刻划异常出色，景物描绘活灵活现，可谓叙事史的典范。与修昔底德一样，色诺芬也在行文中穿插了不少演说；这些演说同样写得很漂亮，但是有些矫揉造作，令人难以信服。不过总的说来，这是一部清新、坦率的作品，作者的创作无损于这一极为惊心动魄的历史的本来面目。附带说一下，《长征记》在当时传诵一时，对后人也很有影响。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过程中，在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举行伊苏斯会战的前夕，对部下作战斗动员，其中就谈到了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军的远征：

据说他还间接地提到色诺芬和他那一万人，数量比他们现在少得多，威望比他们低得多，也没有骑兵，⋯⋯远远不如他们现在强；而且，色诺芬既无弓箭手又无使用投石器的人，只有少数克里特人和罗得岛人有弓箭和投器，⋯⋯尽管如此，这一万人还是在巴比伦城门口把波斯国王本人赶走了，而且还在向修克赛因海进军途中，把企图阻挡他们的那些部族都打垮了。（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

由此可见人们对《长征记》的普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