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354—322 年）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博学的人”，一生著述甚丰，几乎触及当时的一切知识部门，主要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伦理学》、《诗学》等。他曾长期在柏拉图门下受教和工作，但决不盲目，而是批判地继承教师的学说，实际上批判多于继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斯多德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诗学》。《诗学》原名《论诗》，意即《论诗的艺术》，是西方第一部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全书现存二十六章，可分为五个部分：一、序论，包括第一至五章，分析各种艺术摹仿的对象、摹仿采用的媒介和方式，各种艺术间的区别，进而指出诗的起源，追溯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二、论悲剧，包括六至二十二章，谈到了悲剧的定义、成分，着重讨论了情节和性格；三、论史诗，包括二十三—二十四章；四、论批评，包括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五、史诗与悲剧之比较，包括第二十六章，认为悲剧比史诗艺术水平高。《诗学》通过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以艺术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艺术的根本原理。

首先，关于艺术的本质问题，即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亚氏和柏拉图一样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摹仿：

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竖琴乐—— 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区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不过，在亚氏那里，摹仿具有全新的含义：现实世界是真实的，摹仿现实世界的文艺也是真实的；摹仿不是抄袭事物的外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艺术必然是创造”。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其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在比较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时亚氏明确地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取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作的事或所遭遇的事。

艺术可以使事物比原来更美：

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

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诗人⋯⋯也必须求其相似而又善良。

这样亚氏就提出了人物的理想化问题，提出了艺术上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此外，为了使个别能鲜明、集中、生动地显示一般，应该允许诗人运用虚构进行创造，只要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即可。

与柏拉图认为文艺伤风败俗不同，亚氏认为文艺具有陶冶人的情感的作

用：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声，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在他看来，情感是人应当有的，是受理性支配的和对人有益的，而不是

人性中卑劣的无理性的部分。“一般说来，诗的本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艺术之所以使人产生快感，就因为人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获得知识。

《诗学》着重分析了悲剧。“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与此相应，它所摹仿的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其中的事件要有严密的组织。情节的完整与统一，是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过，悲剧艺术的目的并不是情节，而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一种道德教育作用。

至于文艺才能的来源，亚氏在《诗学》中明确指出，诗人写诗靠的是天才，而不是灵感或者疯狂。文艺作品的创造过程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它所要求于诗人的是清醒的理智。

作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诗学》肯定了文艺的真实性，肯定了文艺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创建了文艺理论的独立体系。西方文艺批评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可溯源于

《诗学》。它总结了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建立了具有规范作用的理论，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文艺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其后二千余年，直至今日仍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