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文艺理论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西方现代大哲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的智慧》中曾这样评价他：“柏拉图对哲学的影响之大也许超过任何人。作为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继承人，作为学园的创建人和亚里斯多德的教师，柏拉图几立于哲学思想的中心。”应该说，柏拉图是配得上这种评价的。

柏拉图并无专门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近四十篇对话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文艺。首先，关于文艺和现实的关系，柏拉图承袭了社会上流行的摹仿说，但又根据自己的理论观念进行了改造。在他看来，摹仿就是“临摹”、“摹本”。史诗、戏剧等表现的，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真实， 是幻象而不是实在，手艺人制造的东西，“不是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是观念世界的事物的不完全的摹本。诗人、画家又摹仿工匠的产品写诗作画，是具体事物的不完全的摹本。

“摹仿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现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部分还只是一个影象。”

世上存在着三种床，一种是理念世界的床，即“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床，一种是木匠造的“具体的床”，一种是画家绘的“幻想的床”。只有理念世界的床是永恒存在的和真实的。木匠据床的理念所制造的床只摹仿到前者的某些方面，这个床没有普遍性（床与床不同），转瞬即逝，不具真实性。画家笔下的床只是“具体的床”的外形，不是实质，因而更不真实，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实际是两层）。一言以蔽之，文艺作品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更谈不上什么认识作用，所获得的只是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

其次，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柏拉图认为文艺给人的是伤风败俗的影响，因而在《理想图》中下了一道有名的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乔扮任何形状，如果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提议向我们展览他的身子和他的诗，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躲敬礼；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我们的城邦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法律也不准许有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至于我们的城邦哩，我们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没有他那副悦人的本领而态度却比他严肃；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

柏拉图反对所谓文艺的快感作用，认为诗人尤其是悲剧、喜剧诗人“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逢迎人性的无理性的部分”，具有很坏的影响。因而，文艺要想存在，就要一有益于城邦，二合乎城邦制定的规范。再次，关于文艺才能的来源，柏拉图认为诗人凭灵感而创作：

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或灵感；他们就像那种占卦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许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

是什么意思。

所谓灵感，

是由神凭附在诗人身上引起的，神使诗人处于迷狂状态中，暗中操纵他去创作，使他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诗人

不得到灵感，不失去正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柏拉图的文艺理论具有明显的反艺术的狭獈功利主义性质，是其客观唯心主义学说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表现。但是，作为西方文艺思想发展的链条上最早的一环，柏拉图接触到了文艺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不少地方独及到了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例如他较早看到了创体主体的能动作用，注意到了艺术美的创造与作家的灵魂、思想修养的关连，发现了艺术特有的美感作用，明确提出美感的作用是人的心灵，文艺作品对人的灵魂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此类。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对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时期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