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的治疗方法

有些医疗方法方面的改进系关于触染和感染的预防。当然，古代人已经

知道有传染病，《圣经》（尤其是《利未记》）里有一些关于诊断麻风病和隔离麻风病人的指示。《圣经》和别处还说明瘟疫同苍蝇和鼠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许多世纪里，隔离的习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都遵照《利未记》的规定。可是，尽管许多种流行病已经盛行肆虐，但对它们的性质或者怎样对付它们还不甚了了或者一无所知。然而，自十四世纪以来，在隔离和预防方面采取了日益严格的步骤。1377 年，拉古萨城采取措施防止瘟疫患者进城，把所有可疑的人都集中在城外一个地方隔离了一个长达四十天的时期（检疫期， 此后开始普遍沿用这种方式来隔离有患病嫌疑的人）。巴黎在 1533 年发布瘟疫法令，命令呈报和隔离所有瘟疫患者，禁止运送感染的食品，坚决要求清扫道路和贫民窟，撤空瘟疫死者的住房。伦敦在 1665 年大瘟疫期间也仿效巴黎。这些措施无疑有(436)助于防止产生甚至比实际更加恐怖的恶果。感染可以以物和人作为媒介这一认识导致十七世纪的医生在往访传染病息者时穿上罩衣，头和脸甚至还戴上专门的装具。图 217 示出这种全套衣装。它最奇怪的地方是长长的嘴套。它里面装填芳香物质。芳香物质能够帮助阻挡瘟疫这种想法的产生是由于瘟疫普遍同污染的空气或者瘴气相联系之故。在十五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医生和其他人习惯随身携带用琥珀和芳香药物做的“琥珀苹果”，在接近瘟疫或者其他传染病患者时，随时嗅闻。香草和其他芳香物质长久地博得大众甚至职业医生的喜好，尽管大家全都知道它们丝毫无助于防止感染。不过，在同传染病息者接触时穿特殊罩衣的做法却真是一个改进。

图 217—防止感染的罩衣（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版权）

在外科手术和一般创伤治疗方面也有许多改进。1514 年，乔瓦尼·达·维哥采用结扎动脉的方法（代替使用赤红的铁）来防止(437)出血。著名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于 1545 年推广了这种方法，一个法国医生莫雷尔则于 1674 年发明了用一条止血带来压迫主动脉的方法。1646 年，马可·奥雷利奥·塞维利诺提出用冰和雪作为手术用的局部（冷冻）麻醉剂。1536 年， 帕雷由于偶然机会而发现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医治枪伤的新方法。这种创伤被认为系弹药毒害所致，所以通常用在伤口灌注煮沸的接骨木油这种使人痛苦不堪的方法治疗。由于缺乏接骨木油，因此帕雷成功地尝试应用一种由玫瑰油、松节油和蛋黄制成的简单药膏。1616 年，切萨利·马加蒂提倡一种简便而又更为有效的治疗一般创伤的方法，他尤其强调，绷带换得过勤会阻缓伤口的愈合。1696 年，奥古斯丁·贝罗斯塔指出，必需保护伤口，使其免受空气中传染杂质的侵害，还倡言利用酒精来防止伤口溃烂。

治疗方法的其他进步，最值得提及的有下达一些。1550 年起，霍勒留

斯和其他眼科医生经常为近视眼患者配眼镜。图卢兹的乔治·贝尔纳·佩诺在 1547 年提倡应用水疗法。帕雷于 1575 年应用按摩法，尤其对于卧床病人。

1650 年，弗兰西斯·格里森提议利用按摩和体操来医疗佝偻病。1700 年， 亨德里克·范·德文特提出用绷带和机械设备来治疗诸如佝偻病、肌肉萎缩、腱收缩和腿钩弯等疾病。对窒息病人采用人工呼吸方法，这似乎是约翰·申克·冯·格雷芬伯格于 1584 年提出的。

十六和十七世纪里，还开始发明人造物来代替由于事故或者疾病而丧失的或者受到损害的身体各部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右手的德国骑士格茨·冯·伯利欣根首先于 1505 年设计和（用铁）制造了一个人造手。（“铁

腕”今天仍博得德国侵略主义者的青睐。）1575 年，帕雷制造了金银的人造眼睛；1617 年，法布里修斯提倡应用玻璃的人造眼睛。在制造人造眼睛的同年（1575 年），卡斯帕尔·塔利亚科扎设计了人造耳。1640 年，马尔库斯·班策尔成功地用人造鼓膜取代已损坏的鼓膜，对此他在其《论听觉的接续》（De auditione laesa）里曾作过介绍。

然而，说来或许令人感到荒谬可笑的是，治疗病人方面最大的(438)改进之一在于给病人施行比惯常少的治疗。那时开业医生们都相信药剂的配料越多，就越有可能证明其中一种是有效的。也许由于这样，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复杂药物的处方。这种“射击”式治疗很危险，因为错误的药物可能造成很大危害。一些比较有眼光的医生完全认识到这种危险，尤其是托马斯·西德纳姆采取一种“等着瞧”，尽可能少用药物去干扰的方针。他所以采取这种方针和相应的理论，是由于他具有广泛的临床经验，以及时传统秘方抱批判态度。他在疾病的许多阶段上都看到人的机体本身力图摆脱失常状态；他相信，医生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是维护这种可以说是竞赛，给人体以每一个能够发挥其自愈力的机会，而服药、放血等等也许只是阻碍这种能力。他写道： “疾病⋯⋯无非就是自然的一种努力，她竭力通过消灭致病物质来恢复病人的健康”（WOrks，ed. by R.A. Latham，London，1848—50，Vol.I，p.29）；他在另一处赞扬希波克拉底，因为“他对医术只要求当自然衰弱时帮助她， 当她努力太甚时则克制她⋯⋯因为这个有眼力的观察者发现，只有自然才能使失调终止，并借助少数简单药物进行医治，有时甚至根本不用药物。”西德纳姆还曾给风湿息者开了个处方，叫他服乳清，并以他特有的方式补充了一句：“如果有人嫌这种方法简单而鄙薄它，那末我要让他知道，只有意志薄弱者才会蔑视平凡简单的东西”（Works,ed,Lathaln，VoI.II，p.26）。

他本着这种精神而赞许病房里应有新鲜空气，并且认为十七世纪伦敦的淡水是一种危险饮料，而主张病人喝少量啤酒。西德纳姆的思想传出了英国。在欧洲大陆，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耳热情地接受和鼓吹这些思想，但他明显地偏重精神病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