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现象的规律性

十七世纪经济学文献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是日益意识到在经济活动领域中普遍有一定程度的固有规律性或秩序。在纯粹自然领域内，规律和秩序的概念当然是该世纪自然科学的特征(628)之一。这个时代的天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伟大发现，给一切有头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笛卡尔、霍布斯尤其是斯宾诺莎这些哲学家确信宇宙规律和秩序普遍存在。然而，只有根少的人能够这样纵情想象。人意志自由而又变幻莫测，这似乎明显地驳斥了那种认为规律占居普遍支配地位的思想。笛卡尔甚至认为必须赋予人的灵魂（如果不是人的肉体）以专有的特权。这种成功的自然科学的精神足以感染敏锐的博丹，使他去寻找人的性格和能力同地理和气候影响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政治算术”领域中的工作者都探索出生老病死这类人类事件的规律性。经济学作家们处于一种多少有点独特的地位，因为在童商主义盛行的时期里，经济活动倾向于被认为是一个明显地由君主和政府专横干预和控制的领域。然而，只要测览这个时期的经济学文献，就会发现，有一种信念在不断增长，即经济事务自然地遵循它们自己的一定规律和倾向，甚至政府所能达到的有效操纵也有限度。这可以从下述两点看出，在贸易问题上，同政府干预的对抗愈演愈烈；事情集中在这种干预怎样时常导致各种各样的诡计，而它们是在受到妨碍时排泄经济趋向的出口。前面的引文有些可能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这里我们仅仅再补充诺思用来结束他的《贸易论》时所用的那句生动的比喻：“我们可以费力筑起篱笆把杜鹃围起来，但这是枉费心机。”

（参见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Together with the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more.probably byCaptain

John Graunt, ed. By. C.H.Hull,Cambridge, 1899;The PettyPapers, ed.by the Marquis of Lansdowne ， 1927 ； J.Bonar ， Theories ofPopulation, 1931;W.G.Bell, The Great Plague in London in 1665,1925;H.L.Westergaard, Contribbuions to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1932；E. cannan，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1930。）

第二十六章 哲学(629) 哲学和科学

我们已经指出过，在近代之初哲学和科学是彼此不分的。哲学这个术语广义上用来泛指所有世俗的知识，包括一切今天所称的科学。为了使哲学摆脱从属于基督教神学的地位（这是经院哲学的最大特征所在），近代思想的先驱者们长期努力不懈。这种分寓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邓斯·司各脱

（1270？—1310）在中世纪临近结束时奠定的。他把天启知识和自然知识、神学和哲学截然区分了开来。他认为，天启是上帝的恩赐；而理性的知识则是以知觉到的客体为对象的人类心灵的自然过程。这种“双重真理”即自然真理和天启真理的思想无疑促进了世俗研究事业。但是，这个走向自然知识解放的进程由于下述事实而被阻滞了：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奉为解决一切不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哲学和科学理论问题的权威。因此，当时人们时常激烈攻击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他的形式逻辑。他们严厉批评他的仅仅是三段论推理方法的贫乏无力，批评他看不到只有经验和归纳才是能促进真正知识的正确方法。这种批评完全是不应该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方法的知识， 他为促进科学而做出的贡献，都远远超过大多数批评他的人。但是，这种批评并非总是表里一致的。它的目标所向或许倒不如说是以巧妙的方式抨击教会以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滥用。这种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批评和在哲学上鼓吹新的经验方法，无疑主要是为了谋求把自然知识从神学解放出来，以使哲学和科学都能成为完全世俗的学问。然而，科学和哲学在很长时间里是彼此不分的。科学著作包含很多我们今天所称的哲学，科学家还常常作出形形色色的纯粹哲学假设。但是，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逐渐地还是分离了开来，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630)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部分地受弗兰西斯·培根的影响，更大程度上由于罗伯特·玻义耳的努力， 尤其在牛顿树立的榜样的示范下，当然也完全是他们所倡导和运用的经验方法的结果，终于作出了一种区别，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比较遥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前者属于科学的范畴（即通常所称的自然哲学），后者则属于思辨哲学的范畴（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神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牛顿非常奇怪地把“假说”这个术语限制于那些比较思辨的理论，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术语从词源上使他想到形而上学的“基质”或“实质”。这样，经验上可证实的自然知识便同因无法证实或不能充分证实而令人可疑的思辨区别了开来。换句话说，科学同哲学分离了，尽管它们并非始终都和为此目的所用的这两个术语互为表里。在本章，哲学这个术语在刚才所指出的意义上使用。这将防止发生混淆，尽管不久以后便出现了分化。

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科学和哲学摆脱神学以及随后又使科学同哲学分离，这决不能看做是一种证据，说明他们都敌视神学或哲学。他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他们不是狂热的教士；他们莫不热衷于各种哲学假设，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然而，他们都本能地试图保持他们的科学工作脱离他们的神学和哲学，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功。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十七世纪末之前的主要近代哲学家的最主要的

思想，并适当离题地介绍一些主要不是哲学家的近代科学先驱者的哲学观点或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