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方哲学1.中国哲学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自 1895 年甲午战争惨败以及接踵而至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英、

法、德、俄、日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 1895 年至 1898 年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国家临亡在即和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民族工业；在政治上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文化上废除封建科举制度，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广译西书，派人出国游学。与此同时，改良派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等学会，出版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刊译外国书报，宣传维新变法，以图国家的独立、富强。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终于采纳改良派的意见，下诏实行变法。9 月 21 日，以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捕杀“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皇帝，取消全部“新政”，康有为等人逃亡海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宣告失败。

1900 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帝国主义列强的血腥屠刀和清政府的欺骗出卖联合绞杀了。随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家的首都惨遭侵略军蹂躏，皇帝和太后仓皇出逃，最后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血淋淋的事实终于使各阶层的不少人开始觉醒：维新变法决难救亡图存；唯有诉诸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强。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中下阶层）的政治代表顺应历史潮流，登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并相继在广州、惠州等地组织武装起义。1903 年，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光复会。”1904 年，黄兴等人组织了“华兴会”。1905 年，在孙中山倡议下，这几个组织联合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并创办《民报》，鼓吹革命。

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逃亡海外的改良派利用自己的报刊抨击同盟会的纲领，大力宣传保皇立宪、维护帝制的主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识到：要推动革命，就必须从理论上击败改良派，肃清其影响。于是，从 1905 年至 1907 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总题目，就要不要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即“革命”抑或“保皇”、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民主立宪”抑或“君主立宪”、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平均地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论战双方的主阵地是同盟会机关

刊物《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双方在海内外的 20 多种报刊也都投入了论战。这场规模空前的论战既是两种政治观念的对垒，也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

<1>革命进化论与庸俗进化论的冲突。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奉达尔文、斯宾塞等人进化论为“世界之公理”。而且，改良派也承认政体同样是不断进化的，声明并不反对将来实行民主共和制；但他们强调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必须循序渐进、拾级而升。康有为认为：“进化有渐进，仁民有渐进，爱物也有渐进，此皆圣人无可如何，欲骤变而未能者。”（《论语注》）他以“生当乱世，道难躐等”为由，坚决反对革命，指责革命派倡导革命是“一二文章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他认为，革命必然会有流血破坏，因此不仅不利于社会的进化，而且还会导致亡国：“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法国革命史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进一步论证其师的这一观点：“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专制而勿主其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勿以暴动。”（《开明专制论》）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同上）

针对改良派关于社会历史的进化只能渐进不可骤变、中国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的观点，革命派进行了系统驳斥，揭露其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不知文明之真价，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既有渐进也有骤变。今天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奋发有为，积极猛进，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孙中山指出：“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然矣。”（《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因此，与改良派谴责革命针锋相对，革命派热烈讴歌革命，认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并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效法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

<2>批孔、革天与尊孔、天命的冲突。康有为在 19 世纪末曾提出托古改制论，作为号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神化孔子，鼓吹复古，主张尊孔立教：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孔教衰，人道废⋯⋯ 孔教毁，人道亡。”（《重印<新学伪经考>后序》）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揭露：古代的圣贤言行没有什么可以效法；把孔子尊为“万古之师”，是完全违背进化论的。革命派认为，孔学的实质是“忠君”，“至圣”二字，不过是历

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法古》、《童子世界》第三十一期）。值此瓜分豆剖之际，中国人若再讲“忠君法古”就要亡国了。所以他们大声疾呼要“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同上）革命派对孔子的批判是后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他们把批孔同民主革命的使命结合起来，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康有为在 20 世纪初撰写的《中庸注》和《论语注》中极力宣扬“天命” 论。他写道：“命者，天之所为。人当奉天，只有俟其驱使而已。”（《中庸注》）不仅如此，他还由此论证说，中国目前只能诉诸改良以求得君主立宪，因为这是天命的安排，无法用人力来改变；革命派倡导的革命是违背天命的，因此决不可能成功。革命派在驳斥天命论时提出了“革天”说：“天之不可以不革也。革天者，非天之所以为革也，有革之者在也。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革天》，《国民日报汇编》第一辑）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命论不仅“阻人群之进步”，而且“贼人群之进步”，实质在于使人丧失意志，“灭绝人道，废尽人事”（同上）。人类战胜禽兽、文明人战胜野蛮人的事实表明，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中决不是消极被动的。”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派甚至认为一切都是人创造的。因此他们热烈赞扬唐代刘禹锡、柳宗元“人定胜天”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人定代天”的思想，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革天》），由此，他们热情歌颂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不仅要求在政治上效法法国大革命，而且要求在哲学上也向法国大革命学习，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同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企图用唯物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当然，他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乃是机械唯物主义。

<3>有关民众作用问题的冲突。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把民主自由权利交给人民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认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康有为明确指出：“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于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各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妄倡革命，不仅民主自由不可得，而且必然引起暴民骚动，结果将是“洪水横流，不可向尔。如醉迷药，如饮狂泉。”（同上）不仅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且还会招致亡国灭种。因此，他们咒骂革命派是“摭拾⋯⋯唛喀（即马克思）等架空理想之唾余，⋯⋯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翼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煽之。”（粱启超：

《开明专制论》）革命派在回击改良派的上述观点时，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来论证历代专制王朝的覆灭“舍权贵纂位，藩镇跋扈，外族入侵之外，皆亡

于人民之革命。”（《革命横议》，《民报》第三期）出身佣耕的陈胜，兴于陇亩的刘秀，起自佃民的邓茂七等人，虽然他们所图的大业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都充分证明“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十五期）革命派指出，被世界各国推尊为英雄豪杰的华盛顿、拿破仑，实际上只是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无名的华盛顿、拿破仑（即民众）的代表；一个华盛顿、一个拿破仑的功业，正是源于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民众）的支持。“今日之中国，故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事也。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邹容：《革命军》）革命派的著名人士朱执信还明确把劳动大众规定为民主革命的主体：“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社会革命之主体为佃民，其客体为豪右。”（《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不过，总的来说，革命派对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仍是不科学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因而也无法认识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场大论战造就了以邹容、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青年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为在中国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7 岁赴日本留学，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1903 年回上海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在帝俄加紧侵略中国的刺激下，撰写了阐述民主革命的著名著作《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一时引起轰动，旋因此同章太炎一起被清政府投入监狱。1905 年病逝于狱中，年仅 20 岁。

邹容在这部著作中首先宣传了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并以此为武器，笔锋犀利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人类最初，无人不自由，无人不平等，无所谓君臣关系。被上古时代的人民尊之为君的尧、舜、禹等人，都是能为全体同胞谋利益、尽义务的人，因而他们实际上不过是“一团体之头领”，人民仍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后来，“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革命军》，下引均见此书）。结果，天下人丧失了自由和平等，沦为独夫民贼的奴隶。中国的二十四朝史，实质上是一部大奴隶史。接着，邹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清王朝，揭露它 260 多年来的种族压迫、专制统治、卖国投降，把中国推上

亡国灭种之途的种种罪行，指出中国要想与世界列强并雄、长存于 20 世纪新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英、法、美为榜样，奋起革命，“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在这内患外

侮的生死关头，舍革命别无他途：“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他的这些观点，犹如雷霆之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激发了人们的觉悟。

邹容认为，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铲除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之后，应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全国人民不分上下贵贱，男女老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权利；参照美国宪法来制宪，公举议员及总统。他还提出：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一字思黄，号过庭子，湖南新化人。1903 年赴日本留学。他最有影响的两本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就是在东京撰写的。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他担任书记和《民报》的编辑。不久，日本政府在清王朝的要求下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企图限制和扼杀革命活动。陈天华愤然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以示抗议，年仅 30 岁。

陈天华着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爱国思想。他沉痛悲愤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强盗的疯狂侵略下，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和自由，兄弟姐妹被洋人斩杀奸淫，锦绣河山被强盗瓜分吞食，中华民族已入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此，他大声疾呼全国各阶层人民迅速觉醒，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同帝国主义强盗作拼死苦战。他坚信，只要万众直前，子而孙，孙而子地拼死战斗，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并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陈天华把反帝与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但要革帝国主义的命，就必须推翻卖国投降的清王朝。他深刻揭露了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出卖人民利益的反动本质，指出清政府早已把中国的“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需下一个号令，清政府就立刻奉行。”

（《警世钟》）因此它已成了“洋人的朝廷”（猛回头》），成了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最驯服的工具。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警世钟》）同邹容一样，陈天华也主张革命胜利后不能再蹈君主专制的覆辙，而应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建立共和的“民主政体”（《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的著作和言论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这场大论战，既是维新运动以来社会思想解放的继

续，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哲学革命。论战最后以革命派的胜利和改良派的失败告终，从而不仅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层面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而且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