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品评《围炉夜话》

那是在清乾隆时的1792年的一天，湖北宜都的一个人家里，一个男孩出生了。孩子的父亲希望孩子能终生以礼教和进学为信念，就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那一句“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中取字，给儿子命名为王永彬。

说起来，王永彬的祖先是南宋时的主战派学士王刚中，王刚中为官清廉，力主战守，反对和议，曾奏明“开屯田，省浮费，选将帅，汰冗兵”等四事，尽忠职守。升任宰相以后，更是为朝廷殚精竭虑，尽其所为。

家族的传统具有奇妙的力量，百年之后，王永彬继承了先祖刚直的硬脾气，虽然有才学却不喜功名，当上修职郎之后，他执拗地要求学生以修身为主，反而对科考不太上心。

古今以来研究儒家大义的人也不少，但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王永彬的投入。王永彬时时刻刻以儒家的君子标准约束自己，然后谆谆教导学生们。甚至在有人犯了过错时，他也是一遍一遍苦口婆心地对其讲明道理。

当时的其他人只当他是书呆子，但是他们渐渐看出来，王永彬是真的对圣贤之理全心投入，甚至在和朋友谈及古今忠义之事的时候，还会激动到痛哭流涕。

当一个正直忠诚的臣民在谈起孝义而流泪时，基本上就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并不是那么高尚了。实际上，王永彬经历了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的5朝，见证了历史为世人留下的道道痕迹。

在这5个王朝中，有盛景之时，也有颓败之日，但王永彬只一心研读经书，像是一心想钻回令他心仪不已的古代去。他一生涉猎广泛，在著述授业之余，经史诸子书法医学都有研究，还喜爱吟诗，与高安周柳溪、彝陵罗梦生结诗社，号吟坛三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先贤们的智慧冲淡了王永彬的孤寂之感。虽说君主在他眼中还是不甚贤明的，学生们在他眼中也还是需要多规劝的，世风日下还是会让他感慨不已，但经书上字字分明的语句和身旁的有志之士，提醒着他心中那片“桃花源”的存在。

感慨之下，王永彬和千古以来无数文人一样，决定留下一本著作阐述自己的思想，以自己心中的忠孝礼义传世给后人。

先贤们的思想和智慧融在了王永彬的骨血里。当他痛哭流涕时，似乎能感受到孔子当年问道时迷惘又绝望的心情；当他独立在松林中时，似乎也能体会苏轼下笔“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时内心的孤寂伤感。

既然他们感染了自己，那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多感染其他人呢？王永彬打定主意，开始提笔。但是书应该叫什么才好呢？

适合分享的当然是朋友。瞬间，王永彬回忆起了他和那帮老友把酒言欢、冬天围炉调侃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夜，围着暖暖的火炉，和知己谈古论今，调侃心中所想，是多么惬意的事啊！主意已定，王永彬提笔就开始写下书名《围炉夜话》。

这样一个虚拟的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的情境，使《围炉夜话》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

王永彬是个教谕，负责教导生员。自然，他对人的教育问题很是上心。他认为，教育孩子要从幼年时抓起，要教导他们有正直、宽容、光明磊落的气概和度量；在平常生活中，多省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能没有勤恳自警忧患磨砺的思想修养。

但是光懂理论也是不行的，否则就成了叶公好龙似的装模作样和名不副实。正如他所说：与朋友们的交流来往，一定要注意观察朋友们和优点和长处，将他们各方面的突出的地方加以学习，这样才能从与朋友的交流中得到益处。对古代圣贤先哲们的教导，一定要在平时遵照去实行，才算是读好了圣贤书。

在王永彬教导过的学生中，他看见过太多的天资聪颖的人因为懈怠而失掉大好前途，也目睹过太多本来堪称是朽木脑袋的人因为勤奋而争得光明未来。勤学苦练的作用，实在是不可小觑。

他说：“贫无可奈惟求俭，拙亦何妨只要勤。”贫困到了无法避免的时候，那也只有依靠节俭来度过困境；禀赋上比较拙朴出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肯勤奋学习，仍然可以补不足。

为人处事，要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看看是否会因自己的方便而使人不方便；读书学习，却一定要自己切实地下死功夫，因为学问是自己的，别人并不能代替。

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

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

“信”字要一个人在世上立身的根本，所以做人不能没有信用；“恕”字要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最重要的品德，所以人的一生都应该始终奉行。

王永彬虽然不是高调的隐者，但对钱财的看法和无数隐士一样，认为不必贪财，也不必为一逞口舌之快而抢白或刁难别人。

王永彬虽然心仪古代圣贤的风姿，却没有痴傻到以为世人皆善。他主张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姿态：

人皆欲会说话，苏秦乃因会说而杀身；

人皆欲多积财，石崇乃因多积财而丧命。

人人都希望自己善于言谈，但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苏秦虽然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而挂六国相印，终因口才太好，而被齐大夫派人暗杀；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积累巨额财富，然而晋代的石崇虽然富可敌国，却因为财富太多，才会在暴乱中被杀而亡。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永彬生活在晚清风云突变的时代，强盛的大清帝国由康乾时期的强盛走向了衰落，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另一方面，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占据了江南大部分地区，并派兵北伐。

面对这种危亡的局势，当时的朝廷自上而下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致使国势日蹙。众多士大夫为之忧心忡忡，空有壮志却无力回天，王永彬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王永彬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已是积弊重重，千疮百孔，对于官场的积弊更是认识深刻，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并予以无情的鞭挞。同时，他对社会上的流弊进行揭露：

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

他认为这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局面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沦丧所引起的：“门户之衰，总由于子孙之骄惰；风俗之坏，多起于富贵之奢淫。”

王永彬试图为挽救时局寻找出一个可行的良方，他认为只有重建道德秩序才能挽救涣散的人心，并寄希望于那些清正的官员和道德高尚的君子能为子孙和其他人起到表率作用，改变这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局面。如他在书中言：

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气所钟，鬼神亦为之呵护；圣经贤传，乃古今命脉所系，人物悉赖以裁成。

同时，王永彬提醒人们不能耽于一时之安逸，心存侥幸，要善于居安思危，发愤图强。他在《围炉夜话》中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根基，从人生的诸多方面阐发了道德重建和挽回世道人心的方法和途径。

王永彬劝诫人们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有所作为，“君子以名教为乐，岂如嵇阮之逾闲；圣人以悲悯为心，不取沮溺之忘世”；他认为儒家的仁厚是治国之本，能纠正世上的轻浮不实之风气，“治术必本儒术者，念念皆仁厚也”。

王永彬教育世人要学习儒家的思想精髓，不能只学其皮毛和外表的形式。他要求人们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修身养性、行善积德为务。

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特别重视读书治学，立志成才。他除了阐释了读书和治学的一些方法外，特别强调学者要以道德为根基，读书和治学要经世致用。

在立志方面，王永彬希望世人早立志以成才：“人生光阴易逝，要早定一成器日期。”强调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同时不能志大才疏，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身处忧患之境，更应立志图强，才能再次振兴，如果一味因循，就必然趋于消亡，这对于势家大族及朝政来说尤为关键：“常人突遭祸患，可决其再兴，心动于警励也；大家渐及消亡，难期其复振，势成于因循也。”其所见颇为深刻，发人深省。

王永彬对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使命感，他除了对官场的积弊深有感触和忧心外，他希望朝廷能改良政治，革新吏治，不能因循守旧。

同时，他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和执政能力，颇具真知灼见。比如他曾反问那些想踏入仕途的人：“人皆欲贵也，请问一官到手，怎样施行？”

王永彬希望为官者要有气节，正直无私，勤于职守。官员应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和思想境界，并勇于任事，身体力行，还要善于集思广益，吸收众人的智慧，才能避免因失误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即使身处下位或尚未发达之时，也要以儒家五子的高尚心志相期许，静待为国出力的时机：“抚心希古，藏器待时”；同时他希望朝廷官员能广招人才为国家出力：“宾入幕中，皆沥胆披肝之士；客登座上，无焦头烂额之人。”

王永彬还用吃饭的筷子比喻用人之道：“进食需箸，而箸亦只悉随其操纵所使，于此可悟用人之方。”希望统治者要善用人才，让人才有其用武之地，才能多为国家出力。

王永彬还特别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能否成长为一个德行兼备的人才，家长在其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如何教育孩子，王永彬提出了几条可行的方法，如他认为家长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才可能教育好孩子：

父兄有善行，子弟学之或不肖；父兄有恶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可知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也。

王永彬尤其强调家长要善于从小抓起，悉心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时期的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如果这时期家长过于放纵孩子的话，等其养成不良习性后，就很难改正了。

对于已染成劣习的孩子，也要尽力使其有自新之路：“教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对气象”。王永彬还告诫人们教育孩子要从严要求，不能姑息。

对于孩子的培养，王永彬认为家长应注重教育和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这才是成才之根基。他告诫人们教育孩子尤其不能只崇尚金钱和追求安逸，否则容易使孩子养成不良习性，甚至品行败坏。

王永彬这种重视教育从青少年抓起的见解，不仅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种可行的途径，还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孩子是一个家庭和国家的未来，只有将孩子从小教育和培养一个德行兼优的人才，才能造福社会，国家才有前途。

除此以外，王永彬还对修身养性、勤俭持家、交友处友、为人处世等方面也进行了阐释，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情世态洞察入里，见微知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处处显耀着智慧的光芒。

王永彬可谓是晚清时期的一个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对在当时的纷乱局势下，朝廷上下因循守旧、吏治腐败深感痛心，对道德沦丧的局面忧心忡忡，他试图唤醒世人的良知，改变这种末世衰败的状况，《围炉夜话》体现出他的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王永彬身上也体现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书中的劝世之语，生动活泼，而且颇具哲理性，振聋发聩，令人有顿开茅塞之感，对今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旁注]

太史公　西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官职名称。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汉宣帝时期把太史公降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权也大大削弱，仅仅行文书而已。最著名的太史公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

学士　又称内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等。明清时期流行的中堂一称，一般是指大学士或首辅大学士。大学士拥有和宰相同样大的权力，负责主持内阁大政，还要参与国家大事的重要决策。大学士还要负责为黄帝起草诏令，批答奏章。

修职郎　文阶官名。1116改登仕郎置，为文官第三十六阶。金、元无此官名。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从八品初授边功佐郎，从八品授修职佐郎。修职郎、修职佐郎是正八品和从八品文官的散阶，散阶是授予官职时同时授予的虚衔。

乾隆　（1711年～1799年），清王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他25岁登基，在位60年，退位后当了3年太上皇，是我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乾隆帝在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

苏轼　（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文学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生员　唐国学及州、县学规定学生员额，因称生员。明、清指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及学政监督考核，名目分廪膳生、增广生、附生。

叶公　（约公元前550年～公元前470年），沈诸梁，芈姓，沈尹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大夫沈尹戌之子，封地在叶邑，史称“叶公”，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治绩。曾平定白公之乱，担任楚国宰相。是战绩辉煌、乐善好施的一位历史人物。

战国　指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其主体时间线处于东周末期。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等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

纵横家　古代为政治活动而游说的说客，活跃于战国。《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这些谋士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以“合纵”、“连横”的主张，游说列国君主，对当时形势有一定影响，其代表人物为苏秦、张仪。

太平天国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礼崩乐坏　我国古代政治名词，描述的是东周时期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现象。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政权不断下移，这些都反映了周代社会正走向解体。

仁　儒家管理的核心，仁就是去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仁”还有“忠恕”的意思，就是说好事要与别人分享，不可独占，坏事不可强加于人。“仁”还有“克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私心、欲望膨胀，不择手段。“仁者爱人”，强调要善待人、友爱人。

晚清　即清代晚期，指的是1840年至1911年的这段时间。期间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晚清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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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彬一生勤于著述，有《历代帝统年表》、《先正格言集句》、《朱子治家格言》、《六书辨略》、《音义辨略》、《禊帖集字楹联》、《孝经衬解》、《围炉夜话》各1卷，合称《桥西山馆杂著八种》。另有《讲学录》、《说古韵言》等。

其中的《围炉夜话》正如其名，疲倦地送走喧嚣的白昼，炉边围坐，会顿感世界原来是这样地宁静。在如此宁静而温暖的氛围下，白昼里浊浊红尘蹇塞的种种烦闷，会不自觉地升华为对生活、对生命的洞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