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在当代的新发展

战后，各国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运用、社会功能及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战后，西欧、北美语言研究向传统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派提出挑战的是乔姆斯基。他在 1957 年出版了《句法结构》，1965 年又出版了《句法理论面面观》。他的学说称为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师承布龙菲尔德派哈里斯所创造的转换理论而加以发展。他批判布龙菲尔德派所崇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尤其是 B·F·斯金纳的学说，而远继 17 世纪法国波尔瓦罗修道院语法学者的传统，发扬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在他看来，语法所要说明的不是语言表现（说出的话），而是语言能力（说话的心理过程）。他说，从未学过的句子，人们能说出；从未听过的话，一听就懂得——这是由于人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他认为，一个小孩听到的语言材料很有限，可是到了五六岁，已经能不经教师指导就总结出一套

完整的语法规则来，这个平凡而奇特的事实，布龙菲尔德派从未想到，更无法说明。1957～1965 年，乔姆斯基的看法大致如下：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句子的生成不是从意义产生形式，而是从形式产生意义。先有个句法语符列，这叫做“深层结构”。对深层结构插入若干个词，这些词按“转换规则”转换，于是深层结构变为“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在转换为表层结构之前，经过“语义传译”，这就成为有意义的东西；表层结构形成之后，再经“语言传译”，这就成为有声音的东西。

乔姆斯基的学说，60 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可是到了 1965 年，生成语法派内部就开始分裂了。不久前，乔姆斯基曾经批评过布龙菲尔德派，说他们有两个缺点：①不能说明歧义句。例如 Flying planes canbedangerous 这个句子，只有一个表层结构，但是有两个深层结构，一是“正在飞行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是“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由于布龙菲尔德派的结构主义只讲表层结构，不提深层结构，它对歧义的产生无法解释。②不能说明主动句子与被动句子的关系。例如：The student has taken thebook away （学生拿走了书）和 The book has been taken awayby the student （书被学生拿走了），二者表层结构不同，可是深层结构相同。由于布龙菲尔派只讲表层结构，这个在意义上二而一的关系他们也无法解释。但是到了 60 年代中期，J·P·罗斯和 G·雷科夫对乔姆斯基同样也加以责难。他们说，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也有缺陷，因为它不能说明同义句。好比Seymoursliced the salami with a knife 和 Seymour used a knife to slicethe salami 这两句话，表层不同，可是最深层都是“西摩拿刀子切香肠”，可惜凭着乔姆斯基那一套转换规则，怎么也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

60 年代后期，C·菲尔莫尔（1929～）还从另一方面非难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把“名词短语”、“动词短语”这些句法单位作为“原始成分”，以为这些是最深的根底，可是菲尔莫尔却提出“格”的观念，认为“施事”、“受事”这些语义关系才是最基本的层次。例如表示某人用钥匙开门，可以说 The man opened thedoor with the key，或 The door was opened by （或 with） thekey 也可以说 The key opened the door. 在这几个句子的表层中，主语、宾语各不相同，但是在深层结构中，the man

（人）总是施事格，the door（门）总是受事格，the key（钥匙）总是工具格。他所谓“格”不是传统语法中的语法形式，而是语义关系，所以他的学说称为“格语法”。

前苏联语言研究在战后比较活跃，前苏联语言学界对 H·Я·马尔（1864～ 1934 年）的“新学说”（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展开了辩论， и·в·斯大林（1879～1953）批判了马尔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不是上层建筑，因为它为全民服务，对哪一个阶级都没有偏爱。语言不能在什么时候来一次“爆发”，好像上层建筑要来一次革命那样。马尔的“革命论”，在 1950 年后杳无声息了。1956 年后，前苏联语言学界又起变化，语言学讨论重新展开。马尔的“新学说”不再有附和，但是对于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有人进行过批评；对于西方语言学的新论点，也有人介绍和评论。

按前苏联学者Ю·斯捷潘诺夫的意见，前苏联语言研究的主要题目有两个：①语言与社会，②语言与思维。他认为前苏联语言学家们上继俄国学者的传统，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建立自己的语言理论。他推重и·и·墨

山宁诺夫（1883～1967）的类型学，谢尔巴的音系学和语法学，в·в·维诺格拉多夫的关于俄语、文学语言、风格学和诗学的理论。

中国语言研究自 1949 年至现在，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实用方面。如制订了正确的语言政策，推广汉语普通话，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合理地简化汉字，广泛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并为某些民族制订或改进文字。以上工作，有一部分仍在进行中。在音韵学、语法学、汉语史、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已有显著的成就。关于现代和古代汉语，已出了几部有分量的词典，并正在编印其他词典。汉语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研究虽仍在试验阶段，也取得了初步成绩。

1975 年以后，各国语言研究的进展比先前更加急速。对某些问题，各派意见渐趋一致；对其他问题，却又更加分歧。英国的新弗斯派，法国的功能语法派，前苏联的语言学者，美国的生成语法派和各国众多的新兴学派，都继续进行着研究。中国的学者除继承前辈的传统并吸收国外的成果外，也正试用新方法来探讨新问题。

当今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语言学的本质是什么？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研究作为心理状态的语言知识的，所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心理又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结构，因此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美国学者 D·海姆斯却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而不管它的社会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他跟许多别的学者一样，确定语言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这也就是说，不能只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而要用社会科学方法。

跟着这个争论必然产生另一个争论：研究语言应以结构形式为主，还是以语法功能为主？碰到一个句子，应该象乔姆斯基那样，先把它分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还是先分为主语和谓语？传统语法着眼于意义和功能，自然先讲主语、谓语；乔姆斯基从形式出发，却要先讲抽象的知识结构和语符列。不过，60 年代前后，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兴起了几种功能语法，如“依存语法”， “格语法”，“关系语法”等等。这些派别都与乔姆斯基背道而驰，可是侧重点和解释方法又各不相同。

研究语言，重点应该放在句子上面，还是放在更大的单位上面？这又是一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问题。自古以来，语法主要是讲句子结构的，修辞学则既讲选词造句，又讲谋篇布局。如果研究语言的人想用技术手段来理解自然语言，处理那急剧增加的科技文献和社会信息，他自然力图用数学方法来处理语言。这样他就不得不以句子为主，因为在比句子大的单位中，可变因素太多，难以列出公式。可是如果他所关心的是交际功能和社会效果，他就不能不纵览全文，关怀全局，既谛视上下文贯串照应的方式，又探讨语言中那些情文相生，意随境变的问题。

语言学家自古以来常常谈到语言的共性。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可以从英语这样一种民族语言入手，摸出各种语言同有的共性来。J·H·格林柏格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行列举若干种语言的相似点，再逐步找寻一切语言的共性。为了追求语言的共性，最近乔姆斯基已经放弃了大多数转换规则，另一派如 G·盖兹达等人则连一条转换规则也不要。究其原因，无非是感到转换规则因个别语言而异，无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今天语言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借助于计算机，词汇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准确性，语法分析也达到了新的水平，语义分析

则正在试验中。但是即使只是处理视觉和听觉材料，把两种材料彼此配合，计算机目前还远不如人脑；至于人生知识和社会知识方面，计算机比之人脑自然更相差悬殊。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是使机器能象人那样思维，那样控制并使用语言。不过到目前为止，语言还只有人类能灵活运用。有人相信，语言终将为人类和机器所共有。可是这究竟是快要出现的惊人局面，还是遥远的憧憬，今后的一二十年将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