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不幸的婚姻

在莫斯科生活的十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工作是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放在音乐创作上。几年前他已从尼·鲁宾斯坦的家里搬了出来，住到自己租的一个只有两室的小公寓。他愿意独处，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也很不容易交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一种怕羞的感觉，而且不大信任人，这种感觉似乎一天天在增长”。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他无法不让自己时常“陷入一种伤感的气氛”。然而他自己也深深感到，“没有密友是很糟的”，至于结婚，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出于他的本性他并不渴望结婚。1876 年 9 月他在给弟弟阿纳托里的信中谈到关于这个问题时曾说：“我曾告诉过你，我要将我的生活做一个重大改变，其实我根本没有作过这样的的决定！我只是想想而已，虽然这也是正正经经的想。其实我在等待一种外力强迫我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里我必须承认，我那小小的公寓，我的寂寞的黄昏，我的生活安逸和平静，对于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当我一想到要结婚就必须放弃这一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他这种对自己和对未来的困惑一直在继续。

也许，凡是命中注定的，真的都将不可逃脱。没过多久，命运果然给了他一次尝试婚姻的机会，而且这场婚姻的苦涩却给他造成了终生的灾难。

1877 年 5 月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收到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安东尼娜·米柳

柯娃的一封求爱信。她 28 岁，长得还算漂亮，心地善良，受教育不高，家境不富裕，靠自己生活。她还有一个母亲。女学生在信中表达了对柴可夫斯基的尊敬和爱慕。柴可夫斯基每当接到类似的信件往往是不予复信的。而安东尼娜的信写得极其恳切、真挚，使他不得不作出答复。尽管柴可夫斯基在回信中很礼貌地拒绝了姑娘的求爱，然而他们之间的通信却从此开始了。不久柴可夫斯基应邀去拜访了她。见面时，柴可夫斯基向安东尼娜表示了给她回信中同样的态度。柴可夫斯基说对于她的爱恋只能报以同情和感激，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然而，事后柴可夫斯基又反复考虑，觉得这样对待一个爱着

他的姑娘恐怕不妥。柴可夫斯基虽然不爱她，但无意伤害了她。当时他正在创作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那个奥涅金对善良的塔姬雅娜的冷漠是柴可夫斯基所不赞成的。他联想到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他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做奥涅金式的人物。他认真想来，觉得自己给姑娘的复信和对她的应邀访问实际上对安东尼娜原来就燃烧起来了的爱情之火起了助燃作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看见姑娘在为爱而痛苦，他很不忍心。他知道，如果突然摆脱她，更会使她痛苦难忍。安东尼娜向他表示爱情的灼人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不要叫我失望啊，你不答应我，那你只能浪费时间罢了。没有你，我不能活，为了这个，我也许快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了。”“我请求你，再到我这来一次。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痛苦，那一定会大发慈悲，满足了我的愿望的。”

安东尼娜以生命作抵押的爱的恳求，使柴可夫斯基没了退路。牺牲这个少女，让她毁灭，来拯救自己的自由，柴可夫斯基不忍心这样做。他不能不做出让步了。于是他跑到安东尼娜那去，坦率地告诉她说，他真的并不爱她，只可能成为她的一个忠实朋友。柴可夫斯基向她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毛病：性情孤僻，不善交际，情绪易变有时甚至很反常。还有他的经济境况也不宽裕。柴可夫斯基向她交代过自己这些弱点之后再次问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还愿意嫁给他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愿意。”她说，“没有一种过失可以使我不爱你。这不是一时的爱情。这是长时期积累起来的情感。我现在简直不能够，也不会摧毁这种感情的。”柴可夫斯基对安东尼娜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那种能燃起爱的激情的年龄了。我对谁都不会再发生爱情，而您是第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女人。如果一种平静的、兄长式的爱能使您满足的话，我愿意向您求婚。”安东尼娜对一切都同意，哪怕是兄长式的爱她也觉得求之不得。她只愿能守在柴可夫斯基的身边，只愿意能关心他，和他生活在一起。柴可夫斯基以为，他俩已达成协定，一切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其实，安东尼娜是不会满足于“兄长式的爱”的，她相信在今后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有能力做到让他成为她所希望的那种好丈夫。

1877 年 7 月 18 日，37 岁的柴可夫斯基和热恋着他的安东尼娜在圣·乔治教堂举行了婚礼。他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才把结婚的消息通知家人。出席结婚典礼的只有弟弟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的学生柯代克。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他们准备先去探望柴可夫斯基的老父亲，等回到莫斯科后再去乡下看望安东尼娜的母亲。

婚礼一举行过，只剩下柴可夫斯基和妻子俩人的时候，他感受到了难耐的烦恼。他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是完全属于他的。从此以后他俩的命运就再也不能分开，他有责任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此时安东尼娜爱的欲火燃得他不知所措，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接纳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安东尼娜将永远是个陌生人。在他的心里只有音乐，他觉得自己是属于音乐的。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只是音乐，这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取代的，没有了这个部分，他“未来的生活仅仅是一种枯涩的生存”。这是太可怕的事。他该怎么办呢？安东尼娜没有错，让她感到丈夫不爱她，觉得她是累赘，这很残忍。若要装假，而且一辈子装假，那就等于一辈子受刑，他也办不到。妻子所期望的那一切，他都不会做。他感到了可怖的绝望。

在彼得堡住的一个星期，他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心理、精神上受的折

磨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以后，他无法推卸对岳母的拜访。岳母一家人庸俗的习气使柴可夫斯基很反感，于是他借口说去治病，把妻子留下，自己去了卡明卡的妹妹家。正巧弟弟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当时也都在卡明卡。他们劝慰哥哥，让他在卡明卡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在妹妹家里，和亲人们在一起，宁和温馨的气氛使他过度紧张的神经镇定下来，他的焦躁不安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从卡明卡回来以后，他和妻子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从理智上说，他知道应该尽量努力让自己习惯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他的内心很沉重，觉得这种婚姻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为了躲避和妻子相处，他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莫斯科僻静的街头游荡，忧郁苦闷让他感到绝望，他想到了死。自杀，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并不容易。他想到了他的亲人们，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弟弟，他的老父亲，他的自杀会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对生活和对音乐的爱也使他没有勇气一下子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来到莫斯科河边，借天黑无人，跳进齐腰深的冰冷的河里，企图用这种办法得病致死。但事情没有如他想的那样，现在死神还不愿意收容他。他病了，但没有死成。出路在哪里呢？痛苦在继续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失常了，他的神经已到崩溃的边缘。他决定逃离，出走，“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独自一个人休息，去思考、去医病，最后去工作”。

柴可夫斯基和弟弟阿纳托里商量好了一个离开莫斯科的计划。弟弟在彼得堡以音乐学院指挥纳甫拉夫尼克的名义给柴可夫斯基发来电报，假说学院有公事，招柴可夫斯基速去彼得堡。10 月 6 日，柴可夫斯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火车。第二天早晨，阿纳托里去车站接他，经过一个多月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变得憔悴苍白，弟弟已经几乎认不出他来了。阿纳托里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当时柴可夫斯基的精神病发作不省人事，连续昏迷躺了 48 小时。医生说只有彻底休息才能使他神志恢复清醒，为了免受刺激，医生让他最好不再与妻子见面。

阿纳托里前往莫斯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尼·鲁宾斯坦。尼·鲁宾斯坦陪同阿纳托里一起去见安东尼娜，一五一十把柴可夫斯基的情况告诉了她，也把医生不让柴可夫斯基再见她的建议告诉了她。尼·鲁宾斯坦和阿纳托里劝安东尼娜同意与丈夫离婚。安东尼娜很友善地接待他们，恭敬地给客人递上茶水，听了鲁宾斯坦带有决断性的言词，她仍然表现得很镇定。起初，她并不相信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更没有想到事情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她觉得柴可夫斯基不可能从此永远离开她。安东尼娜说，为了柴可夫斯基，她一切都可以答应。于是商定先夫妻分居，退掉原来在莫斯科租用的住房，卖掉所有的家具。阿纳托里把安东尼娜暂时安置到了卡明卡亚历山德拉那里。

10 月中旬，在阿纳托里的陪同下，柴可夫斯基去了西欧，先在柏林停留了几天，后来去了瑞士，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城克拉伦斯住了下来。他决定在这里休养一段时候，“让世界忘却他”。

妹妹亚历山德拉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她不顾自己已经很重的家务负担，怀着深深的同情收留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嫂嫂。卡明卡的家人们还以为柴可夫斯基的出走只是因为一时的误会和不悦，不久一切都会顺利解决。亚历山德拉给哥哥写信，说了许多安东尼娜的长处，希望他能妥善处理矛盾，争取早日夫妻和解。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不可能再回

到安东尼娜身边的原因，让妹妹不必再做劝和的努力，信是这样写的：“萨沙，怎么说呢，我应该毫不推卸责任的说，我是安东尼娜冷酷无情的丈夫。她一点都没有错，她很可怜，而我在她面前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残忍的暴君。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能够和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带来荣誉的艺术家。我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强的艺术力量，我还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 1/10，我要用全部的努力来做到我还应做的一切。然而现在我却不能工作，希望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和安东尼娜之间发生的事情。请告诉她，不要再用指责和威胁来折磨我，也请她明白这一点：应该让我有可能去履行我的责任。”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这样一封信，内心并不轻松。

柴可夫斯基觉得安东尼娜是值得同情的，他知道安东尼娜真诚地爱他，但是“她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柴可夫斯基曾耐心地告诉她，他并不爱她。柴可夫斯基能问心无愧的是他从来没有对她违心地表示过爱情，但是在安东尼娜的顽强而又固执的爱面前，善良的柴可夫斯基又曾答应设法增进对妻子的爱情，可是最终他却无法做到，想到这一点，柴可夫斯基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过失。安东尼娜过于自信了。她本来相信结婚以后一切都会按照她所预想的去实现。然而她的表现在柴可夫斯基那里引起更多的是反感：“我在做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计划怎样，我在阅读什么，我关心哪些知识和艺术问题，对于这些，她从来没有丝毫想知道的表示。”的确，安东尼娜连在哪里可以买到柴可夫斯基的乐谱都不知道，她从来不去听音乐会，对他的作品“连一个音符都不知道”。安东尼娜很喜欢说话，她的话题离不开琐碎无聊的事情，她常常说过去曾有多少多少异性钟情于她，那些男人又是如何如何出身高贵⋯⋯这些谈话都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厌烦。

柴可夫斯基把与妻子有关的一切缮后事宜都委托给他的好友尤尔根松处理。他一直负担安东尼娜的生活费，起初每月 50 卢布（这是他当时在音乐学

院的工资），后来增加到 100 卢布。到 1889 年，安东尼娜又要求柴可夫斯基

给她增加钱数，此时柴可夫斯基已得到沙皇政府每年 3000 卢布的生活津贴。柴可夫斯基本来是有理由停止给安东尼娜生活费的，因为他早已知道安东尼娜已和另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让她如愿，给她增加到每月 150 卢布。

离婚协议始终没有达成。为了能达到正式离婚，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同意承担一切在法律上能构成他们离婚的罪名。可是安东尼娜一再声明，在法庭上她不能撒谎。她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时期以后，阿纳托里把她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她母亲家里。

安东尼娜从青年时代就有心理不正常的倾向，常常说话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这些毛病在这次不幸的婚姻和以后生活的磨难中更加剧了。1896 年，安东尼娜的精神病症状更加明显，不得不进了彼得堡的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日子。她死于 1917 年。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后不久，谈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为人，安东尼娜这样说：“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行为都是忠实高尚的。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指责他有什么不好的品行。他命中注定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他周围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