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导师

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使自由发展个性的理想成为普遍原则。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激励人们的心灵，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同迷信、宗教狂热、宗教偏见以及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还要进一步推崇和宣传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动来进一步擦亮人们的眼睛，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弱点和使命，推动人们迈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骂是伏尔泰特有的锐利武器，尤其是讽刺和嘲笑已成为他反对迷信、狂热、不公正，宣传自己理想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揭露敌人，刺激敌人，挑逗敌人，向敌人无情地倾泻他的愤怒。伏尔泰认为，生活太短促了，人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大量的鸿篇巨著。在“消灭败类”、宣传启蒙思想的运动中，他喜欢用短小精悍的讽刺短诗、短文来说理论事，反驳政敌，提纲挈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它们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枪，猛烈地向社会中一切不正义的联盟宣战，把教会和基督教信仰体系刺得体无完肤，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不安和惶恐。玛丽王后对他尤为恨之入骨，临死之前还请求路易十五惩办伏尔泰。可是对伏尔泰，国王现在已是鞭长莫及了，他无可奈何地对王后说：“你要我怎么办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内去的。”1768 年 9 月 24 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缴伏尔泰挖苦嘲讽封建专制影响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币的人》，并当众烧毁，凡是出售此书的书商也一律处以枷刑。有的法官对这种处理方式仍觉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算了吗？”

伏尔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费尔内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这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罗和卢梭的生活都极度贫困，常常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四处奔波。而伏尔泰相当富有，仅德利斯和费尔内的地租收入就已相当可观，他还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他每月给德尼夫人 2400 法郎，而可供自己

支配的则高达 6000 法郎。富足而稳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全盘考虑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一切问题，他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尔泰在他的费尔内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个论敌的名字给它们起名，称它们为：佛勒龙、博麦尔、农诺特和蓬皮尼昂。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它们，当它们吃饱喝足之后，他常常再赏它们一顿拳脚，拧

① 参见 A·O· 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 312 页。

一下它们的耳朵，用针刺一下它们的鼻子，踩一下它们的尾巴，甚至还给他们带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难以想像的卑劣方式来对待它们。他要用这种幽默狠毒的方式来发泄他对“败类”的仇恨。

耶稣会在法国的势力很大，倚仗罗马教皇的支持，有恃无恐地从事阴谋活动。耶稣会士骄横跋扈，作恶多端，不仅招致其他各修会的嫉妒与反感，而且也为世俗的政权所痛恨。法国高等法院同情高卢教会派和冉森派，憎恶耶稣会，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这一国中之国。1761 年，马赛一个由耶稣会士经营的商行破产，法官们以此为借口，宣布耶稣会的章程与国家的法律相抵触，并查封了一些耶稣会学校。虽然法国宫廷也倾向高卢教会，但是为了对抗胡格诺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谋求在对外战争中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宫廷一直对耶稣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给予保护和支持。耶稣会士忠于教皇，不服从法国国王，他们为所欲为严重影响宫廷的利益，并冒犯了国王的尊严。受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的舒瓦瑟尔掌握大权之后，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于 1762 年下令解散耶稣会，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国。

百科全书派的兄弟们听到耶稣会士将要从这个国家被驱逐的消息后，欢欣鼓舞。达兰贝尔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杀死耶稣会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书》杀死了上帝。他还乐观地估计说，耶稣会士受到致命的打击后，下一个该轮到冉森派教徒了，一个宽容建立、僧侣结婚、忏悔废除、败类灭绝、新教徒回国的美好明天即将到来。伏尔泰也认为，耶稣会士被驱逐是启蒙运动取得很大进步的迹象。但是，他没有达兰贝尔那样乐观，他清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看到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的敌人决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他形象地说， “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①

伏尔泰坚定地认为，17 世纪是天才的世纪，18 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17 世纪中，文学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 18 世纪哲学思想的进步则是以往的世纪所不能比拟的；启蒙世纪虽然在文学上稍逊于天才的世纪，是小人物的时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启蒙运动比天才的时代对人们心灵、对社会风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

法国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宫廷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教会凶狠残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恐怖、阴森的社会现实，许多人对启蒙运动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责问伏尔泰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这难道就是您所粉饰、您所教导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时代吗？每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样，并将永远这样下去。”面对这种尖锐的指责，伏尔泰无言以对，他自己都一度对启蒙运动的前途感到悲观。1762 年 6 月 19 日，他所尽情赞美的日内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国当局一样公开谴责卢梭刚刚出版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他不赞同卢梭的思想和主张，但是他同情卢梭的不幸遭遇。他对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环境宽松著称的日内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断言，由于穿着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内瓦不断活动，试图把人变成野兽，这个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将熄灭。他甚至失望地预言，狂热战胜理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伏尔泰并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很快从低落、失望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又不屈不挠地站到了反对败类、宣传启蒙运动的最前列。他年事愈

① 参见 A·O· 奥尔德里奇：《伏尔泰与启蒙时代》，第 288 页。

高，消灭败类的决心愈坚定。1763 年，他在给爱尔维修的信中，追述了从丰特诺瓦以来，理性在法国取得的节节胜利，赞扬了英国对法国的影响。法兰西民族不仅从海峡彼岸学到了科学真理，吸收了经济学原理和工商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他们高尚的自由思想和他们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法国的现状虽然还不尽人意，还存在着狂热、褊狭和不公正，但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播并深深扎根，为数众多的自由思想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由于年龄逐渐增高，精力不济，伏尔泰担心自己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将不断减弱，便积极敦促他的志向道合的年轻朋友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指责达兰贝尔没有采取公开的立场反对败类，而仅仅只是默默地对它表示轻蔑，作为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伏尔泰对才华出众、敢作敢为的年轻哲学家爱尔维修比较赏识。爱尔维修与达兰贝尔不同，在反对败类的斗争中非常积极热情，没有瞻前顾后的犹疑和胆怯，在出版宣传自由思想的《论精神》一书时，大胆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现出巨大的魄力和勇气。由于对达兰贝尔的不满，伏尔泰曾一度选择爱尔维修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在大力宣传启蒙思想的时候，启蒙思想家们在启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而且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这个宣传运动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必须使所有的宣传品简单明了，让大多数普通人能够理解。他希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要通俗一些，要尽可能地影响到普通百姓。1766 年，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中写道，少数人满意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衡量启蒙运动的成效时，算数的不是群众而是文人和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他甚至还提出，启蒙运动是针对社会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不希望把这种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仆人和普通劳动者。需要启蒙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头脑简单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居民。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对普通劳动者还不是十分信任。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伏尔泰在致力宣扬启蒙思想的时候，还积极参与日内瓦的政治斗争。60 年代以来，日内瓦政治生活被日益严重的对立空气所笼罩。日内瓦政府代表资产阶级，25 人议会和 200 人议会则倾向维护贵族的特权，大量没有政治权利的下层人民也意见不统一，有的人呼吁实行更大的民主，有的人则主张维持现状。对立的双方互相攻击，毫不妥协，矛盾空前激化。胸有成府、深谋远虑的伏尔泰，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以调停者身份从中斡旋，但是，他实际上暗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支持手工艺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他的费尔内别墅成了各派政治思想家聚会的场所，他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倡导自由和平等，力主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日内瓦许多政治斗争的武器和策略都是在这里酝酿出笼的。伏尔泰幕前幕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不安，他们不得不严正警告这一名望如日中天的老人，敦请他要自珍自爱，不要涉足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政治事务。

日内瓦的政治斗争，给伏尔泰提供了集中思考政治问题的机会，他在这些年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论著，除《哲学辞典》和《有四十金币的人》之外，1765 年还完成了《共和思想》， 1768 年完成了《日内瓦内战》和《甲乙丙对话录》，1769 年完成了《巴黎高等法院史》，1770 年出版了《关于百科全书问题》。这些重要论著集中阐述了伏尔泰有关自由平等的主张和

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也逐渐客观起来。这些，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伏尔泰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他把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正义而为人们指出的那些法则叫做自然法则，这些法则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侵犯人的权利。作为 18 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思想家和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不仅在理论上，从自然法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上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实践上孜孜不倦地为捍卫人的自由，同反动的专制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他愤怒谴责奴隶制，指责法国仍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奴隶制的残余。他认为自由首先就是要争取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攻击日内瓦当局下令焚烧卢梭的著作，强调一两本书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或一个重要事件的进程。他举例说荷兰曾出版了五六千本反对路易十四的小册子，但是没有一本导致路易十四在战场上失利。失利有其他原因，它是由事物的内在必然性所决定的。

费尔内时期，伏尔泰越来越感觉到教会的剥削、不平等税制的掠夺、富人的挥霍都是与人性相悖的不公平形式。他严厉谴责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反对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认为世袭的特权者是人民的额外负担，应该予以消灭，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特权和门第。他热烈地主张社会的平等，政治体制的平等。他坚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过由于人类财富的匮乏，还不可能马上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但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直接为 1776 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