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宽容的实验室

伏尔泰成为费尔内的主人之前，这里十分落后，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当地官吏严格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和税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很多人不得不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些无辜的居民还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狱之苦。伏尔泰对这些居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和忧虑。他积极从事慈善事业，设法减轻这些衣不蔽体，仅以黑面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资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帮助农民开垦处女地，增加收入。他还无息贷款给当地穷人，使他们渡过生活难关。为使当地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念书，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还设法建起了几所比较像样的学校。

伏尔泰还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在法瑞边境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这一想法与法国大臣舒瓦瑟尔的打算不谋而合。由于在费尔内最初建立的工业工场是缫丝厂，伏尔泰便把这个设想中的城市命名为沃尔舒瓦，意为“蚕茧”。为了体现宽容精神，沃尔舒瓦将是第一个允许新教徒合法结婚的法国城市。伏尔泰为这个未来的城市划出了很大一块地皮，并投资建立了缫丝和制表工场，从日内瓦请来了技术熟练的工人，大批农民也被伏尔泰动员参加工业生产。伏尔泰先借钱给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不久，这些制表和纺织工厂便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规模，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他们生产的钟表被不断地运往加第斯外销，长筒丝袜甚至还打进了巴黎市场。1769 年秋，伏尔泰给舒瓦瑟尔夫人寄去了一双精致的长筒丝袜样品，得到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评价。为了这项全新的事业，伏尔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看戏演戏的嗜好，腾出他的剧院移作钟表车间和蚕茧养殖场。并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经营和管理之中。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努力，费尔内成了远近闻名的工业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居民和伏尔泰本人获得了不少好处；也使在这块土地上担惊受怕的胡格诺教徒逐渐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国外的胡格诺教徒闻讯后，也纷纷返回家园，投奔费尔内工业村。伏尔泰到费尔内后，先后有 50 多个胡格诺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国。伏尔泰在给一位红衣主教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几乎使他的工人改变了信仰，他们不再参加新教的仪式，也不去望弥撒。

1764 年，路易十五宠爱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后，支持伏尔泰的舒瓦瑟尔也逐渐失宠。1770 年他下台后，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尔舒瓦建成新兴工业城市的设想。伏尔泰的雄伟计划也被迫搁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的工业，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业村看作是宽容的实验室，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到 70

年代中期，费尔内这一法国边陲的荒凉之地——曾经是 40 多个不满日内瓦当

局的新教家庭的庇护所，已发展成为拥有 1200 多居民的富裕村庄，并且这些昔日穷困潦倒的居民绝大部分都已变成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的熟练工人。工业村还增设了花边工场和机械制造车间，伏尔泰还向工人提供住房资金，资助修建了公共剧场。费尔内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这一项直接造福于民的事业，有人称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弗里德里希也真诚地赞扬道，“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与瑞士相邻的一座名叫费尔内的村庄”。

伏尔泰在费尔内虽然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兴旺的缫丝、制表业，但是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当当地居民都纷纷改行而准备当钟表匠时，他又

进行耐心的劝阻，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钟表”。他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把教会的土地分给私人占有，称财产和自由是自然的呼声。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任财政总监之后，实行经济改革，积极推行重农主义的主张。这得到了晚年具有重农主义倾向的伏尔泰的支持，他经常给重农学派的期刊《国民历书》写文章，赞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热情称赞杜尔哥的改革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支持重农主义纲领。他强烈要求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利用与杜尔哥的友好关系，积极争取农业大臣的支持，终于与法国当局达成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的协议：费尔内所在的日克司地区每年只需向法国政府总交一次数目不高的赋税。受尽各种税收盘剥的当地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1775 年，日克司地区举行三级会议通过与法国当局订立的协议，伏尔泰被请去主持庆祝仪式。他在典礼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把法国农民的境况比作美洲法属殖民地上的黑奴，愤怒谴责罪恶的奴隶制度，热烈赞美自由、平等。他在市政厅窗口向欢呼的群众行礼，并高喊“自由万岁！”激动的人民也禁不住高呼“君主万岁！伏尔泰万岁！”伏尔泰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费尔内 12 名龙骑兵，站在会议室前向他举剑致敬。当他乘车回家途经四五个村镇的时候，感激的群众也纷纷列队向他欢呼，向他致敬，并把月桂雨点般地抛洒到他的车上，他的整个身体都被荣誉的月桂簇拥着。费尔内的居民更是载歌载舞，欢迎他们慈祥善良的主人凯旋。这时伏尔泰非常快乐、非常自豪，全不觉得自己已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

伏尔泰在费尔内生活期间，在致力于工业村的建设、进行宽容实验、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张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些悲剧的创作。1766 年，他开始创作悲剧《斯基泰人》，它讲的是文明社会中的波斯父女二人到处于原始社会的斯基泰人部落避难的故事。该剧 1767 年出版并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

1769 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剧《妖教徒》，这一剧本以宽容为主题，猛烈抨击教士的罪恶，极力为受宗教迫害的人伸张正义，坚决维护他们做人的权利。他的哲理小说的创作也取得重大收获。1767 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1768 年，又完成了《巴比伦公主》和《有四十金币的人》。

《天真汉》讲述的是一位在加拿大未开化部落中长大、有法国血统的青年人天真汉来到法国以后所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他有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他这种纯朴的言行举止常常和法国现实社会的风俗习惯发生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便天真地按《圣经》上所说的行事，却偏偏又招来惊世骇俗的后果。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天都发觉《圣经》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圣经》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没做。”

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他自以为这完全是二人之间的事，但人们告诉他，这件事应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他在受洗礼入教时，他的叔父和姑母推荐圣·伊佛小姐做了他的教母，和教母结婚是犯了弥天大罪，为教内教外法律所不容的。人们告诉他，倘若真的要和教母结婚，就必须得到国王允许或跑到 1600 里以外的地中海那边，去征得教皇的恩准才行。天真汉莫名其妙，认为这简直可笑极了，要与近在咫尺的人结婚何必还要跑那么远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天真汉帮助当地民团打退了英国人的入侵。他听信别人的劝告，准备到凡尔赛宫去领赏，他想皇上肯定还会恩准自己与圣·伊佛小姐完婚。在去巴黎的路上，天真汉碰上了几个胡格诺教徒，他和这些人对教会和朝政进行非议，被乔装打扮的教会特务发觉并向国王告密。他一到巴

黎就被警察抓起来投进了巴士底狱。和他同受牢狱之苦的是一个冉森派教徒，这个教徒只不过是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受了数年之苦，并且还毫无出头之日。天真汉的叔父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出狱，但在腐败的教会机构里却处处碰壁。他去找国王的领忏师拉·希士神甫，这位贵人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他去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在和美丽的特·莱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别墅，这位主教又在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所著的《神秘之爱》。

多情的圣·伊佛小姐也急忙赶到巴黎搭救天真汉，她走的是大臣的门路。权倾一时的波安越大人答应释放天真汉，但却“友好”地提出要以圣·伊佛小姐付出贞操为代价。她请教万事灵神甫，神甫安慰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就不成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自己的爱人更纯洁了。神甫还告诉她，波安越大人是诚实君子，决不会欺骗她。她惊慌地回到女友家，女友甚至更露骨地宣称，这种事在宫廷是必不可少的，妻室最漂亮的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德行超群而失身，只会获得大家的喝彩。面对着四面八方的陷阱，圣·伊佛小姐只得屈从波安越大人的无耻要求，忍辱救出了天真汉，而自己却在悲愤痛苦中死去。

《天真汉》展现了 18 世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在这里，伏尔泰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用犀利如刀之笔剖析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控诉了教会的凶残与黑暗。伏尔泰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是人民幸福生活不共戴天的敌人；封建的禁欲主义，是建立在愚昧主义基础之上的；贵族阶级教训天真汉绝对的禁欲，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淫欲；那些道貌岸然的大圣徒，实际上都是无恶不作的淫棍和色鬼。

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是理性主义的化身。他的成长道路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重视运用知识启迪蒙昧的创新精神。伏尔泰反对卢梭的尚古主义，他希望用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来证明：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一个文明的民族必定胜过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