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作品概览 日瓦戈医生，小名尤拉，他是西伯利亚一位大富翁的儿子。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家曾是当地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所经营的产业也极为发达，曾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也叫日瓦戈甜饼。然而这一切对小尤拉来说，显得那样陌生。他只记得，父亲早就抛弃了他母子二人，一个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后来又被他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所坑骗。就这样，万贯家财销声匿迹了。从尤拉懂事起，他都跟着体弱多病的母亲，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在他 10 岁左右，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患了肺痨，抛下了他。不久，又听说父亲因破产，被逼了上自杀的绝路。从此，10 岁的尤拉便完全成了一个孤儿。经过这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小尤拉已渐渐领悟了生活的无常和不定。

母亲死后，尼古拉舅舅收养了他。舅舅是位自愿还俗的神甫，热衷于托尔斯泰主义，他“还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和所有的人都能平等相处”，他的思维极为敏锐，善于一针见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的形成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他的舅舅，舅舅对他一生的思想影响无法估量。再后来，舅舅把尤拉带到莫斯科，让他寄居在亲戚格罗梅科家中。格罗梅科家都是些很有教养的、慷慨好客的人。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位农学教授，母亲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娘家在乌拉尔，经营着巨大的采矿业，他们的女儿东尼娅则是个可爱的小姑娘。于是，尤拉和东尼娅便在这个令人羡慕的和睦气氛里，度过了他们的少年时代。转眼到了 1912 年，尤拉和东尼娅都即将大学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娅将是法学士。可就在这年，东尼娅的母亲得了肺炎，临终前，她将两个孩子叫到床前，为他们订了婚。

此间，作品中出现了另一个姑娘——拉拉。拉拉是个从小就遭受不幸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一个漂亮的法国女人，嫁给了俄国工程师。拉拉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孀居的母亲在“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的怂恿下，举家迁到了莫斯科。这时正值 1905 年革命，莫斯科到处都充满了巷战的枪声。他们一家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地带，这里是许多下等妓女的住地，拉拉一家一直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在恶劣的环境里，十六岁的拉拉过早地成熟了。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未受损害的稚气和纯真。她出落得相当标致：无论是身材，嗓音，还是灰色的眼睛、亚麻色的头发，以及敏捷的动作，处处都配合得相得益彰。为此，她被道德败坏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强奸了。后来，拉拉带着满身心的创伤，与童年的伙伴、始终爱着她的安季波夫（小名帕沙）结了婚。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打到了俄罗斯。所有人的生活随着战争都起了变化。安季波夫加入了沙皇军队，上了前线，不久就杳无音讯。拉拉为了寻访丈夫的下落，也来到前方，并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当年的尤拉，如今已是声望卓著的日瓦戈医生，他也应征入伍，当了军医。此外，拉拉儿时的伙伴加利乌林也在这个军中。虽然他们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注定被纠结到了一处。

战争尚未结束，从彼得堡又传来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日瓦戈医生、安季波娃护士（拉拉）、以及加利乌林少尉都被推选为新的自治机关的委员，在军队和医疗机构任职。因为工作关系，日瓦戈和拉拉很快就熟悉起来，彼此都很有好感。

接踵而来的是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和新政权的建立。这已不是已往那种知识分子的革命，而是由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事物。日瓦戈和拉拉都先后离开了旧军队。拉拉回到了她的老家——乌拉尔的尤梁津市，日瓦戈则返回他既熟悉又陌生的莫斯科。朋友们聚集在格罗梅科家的客厅里，为新政权欢呼。甚至多年侨居瑞士的尼古拉舅舅，也回到了祖国，想到这革命的漩涡里浸透一番，感受这场真正伟大的事件。他们真切地感到：“过去有钱人过的日子是有点儿不大正常。多余的东西太多了。多余的家具，多余的房间，多余的柔情，多余的废活。”但是，大家的新鲜感尚未消退，冬天似的经济萧条却过早地来临了。食品和燃料令人束手无策，莫斯科被失望所笼罩，生活像跛子一样，挣扎着往前走。

日瓦戈回到了原来的医院。这时医院已开始分化：他觉得那些温和派太落后，温和派则觉得他是危险人物；而激进派又认为他不够红，因此他始终既不算落后，又不算进步，跟不上这一派，也靠不上那一派。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朋友们是出奇的消沉，失去了各人的特色和各自的思想。他开始抽空写《人生游戏》，写伤感的日记，慨叹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色，不知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时，苏联内战已全面展开，红军与白军互相交火，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日瓦戈一家穷困到了极点，个个饿得奄奄待毙。日瓦戈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题为《暴动》的长诗：写暴风雨如何席卷了黑色的、纷乱的大地，怎样怒吼、怎样扑来，又怎样退去。长诗中不断回旋着这么一个韵律——“我们欢迎，我们欢迎。/应该苏醒，应该苏醒。”——这“欢迎”中，有春天，有生命，有新生，但也有苦难，有瓦解，有死亡；而这“苏醒”，则意味着应该站起来，过新的生活。就这样，为了不至于乖乖地等死，日瓦戈决定带着岳父、东尼娅，以及他们的儿子，举家迁往遥远偏僻的乌拉尔。那一带的瓦雷金诺庄园原是东尼娅外祖父的产业。一路上，日瓦戈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严酷的战时现实：物资的匮乏、百姓的流离失所、白军的叛乱、红军的平叛等等。更令他万分惊讶的是，当地的叛军头领竟是当年的加利乌林少尉；而广为人们称颂的平叛英雄斯特列尔尼科夫，竟是几年前“一参加战争就做了俘虏，在敌方呆了很久，长期没有音讯，被认为已经死去了”的安季波夫！

历尽千辛万苦，日瓦戈一家终于到达了昔日的庄园，但昔日的管家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如今革命了，消灭了私有制，可“现在你们又来了。因为你们，我被他们枪毙还算便宜的”。经过一番折腾，日瓦戈一家总算安顿了下来，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和平静。

一天，日瓦戈上尤梁津城的公共图书馆，却出乎意料地撞见了拉拉。这次戏剧性的重逢，改写了日瓦戈今后的命运。两个多月后，他和拉拉便以“你” 相称了。他开始欺骗东尼娅。虽然他爱妻子，她的尊严、她的娴静对他来说，比世上任何事物都珍贵；然而现在他却深深地伤害了她。因为，在亲人面前，他觉得自己是罪犯，受着良心的谴责，他决心把一切向东尼娅坦白，求她宽恕，可他又实在不忍心离开拉拉。日瓦戈十分矛盾，举棋不定，可是，还不容他做出决定，他就糊里糊涂地被游击队俘虏了。游击队的医生阵亡了，于是就强征他入伍。他在游击队里呆了十八个月，曾经三次企图逃跑，但都被抓了回来，后来他也就不再逃了。游击队待他很客气，他很自由，司令也很器重他，但他把这一切的亲切都看作是一种负担，他厌恶血腥，厌恶暴力，很难习惯血肉模糊的场面。这样一直熬到内战结束，据说白军已被击溃，红

军正向东追击，把他们赶下大海。日瓦戈便急切地想打听家人的消息，但只听说他们都逃走了。一想到亲人，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他避开一个个哨位，带着滑雪板逃跑了。

逃离了营地，日瓦戈沿着铁路线，终于到达尤梁津。他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他还意外地得知，早些时候，岳父格罗梅科教授已被政府召回莫斯科，东尼娅带着儿子也一同随行。于是他又找到拉拉当年的住处，和她过起了同居的生活。他们在一起谈战争、谈形势、谈斯特列尔尼科夫，还谈到他们童年时的共同仇敌——科马罗夫斯基，这许多相似的见解、巧合的经历，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寒冬的夜晚，科马罗夫斯基又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带来了最新消息——法纪机关正加紧地方上的清算活动，格罗梅科一家已被驱逐出境，日瓦戈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单，拉拉的处境也不太平，因为他们也在搜捕斯特列尔尼科夫。出于对拉拉母女安全的考虑，日瓦戈只好忍痛同意让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拉拉母女逃往远东，自己则再一次陷入了孤独与绝望之中。他变得更多愁善感，他开始写作，写痛失拉拉的悲伤，写自然，写日常，写个人生活，也写社会生活。他觉得只有写作才能帮他找回自我，找回幸福。这之后，他还遇见了躲避搜捕的安季波夫，与他作了一席长谈，并且目睹了他的自杀。从此，日瓦戈日益衰竭颓丧。新经济政策时期，他又重新返回莫斯科，面对逐渐好转的局势，他仍反感与冷淡。最后，因心脏病发作，猝然死于莫斯科街头。刚到莫斯科的拉拉恰巧赶上了他的葬礼。如此重逢，再次让拉拉感受到生命和死亡之谜。葬礼之后，拉拉清理了日瓦戈的遗稿，然后就离开了住地，从此没再回来，“看来是在街上被捕了。她也许死了，也许被送到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里，被编成代号列入名册。后来名册丢失了，她也被遗忘了”。

鉴赏与分析 众所周知，帕斯捷尔纳克自从登上文坛，便始终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更是再次非同凡响地在小说领域里显示了他的争议性。《新世界》杂志对这部文稿的最初反应便是：“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小说对自己的政府作了“相当露骨的批评”。这一措辞强硬的指控在当时是颇具权威性的，但显然也带上了那个过激时代的浓烈的火药味。

按照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说法，他的创作初衷不过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作为见证人”，“写了我生活过来的那个时代。”因此，小说中几乎囊括了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1905 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其时间跨度从 1903 直至1929，其尾声则延续到卫国战争时期。面对这样庞杂的历史变革，作者的处理方式是，将它们作为背景式的外在物来加以表现，而帕斯捷尔纳克着意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的思想、人的情感，总而言之，是人面对历史变革时的情绪波动和心理状态。

帕斯捷尔纳克是从 1948 年开始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历时八年。也

就是说，这部作品是属于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中的产物，如果我们将这一产

物置于这整个时期的文学潮流中进行考察，那么将有助于对它的理解：从 5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社会就逐渐进入一个重新检验过去、重新自我认识的新

阶段，特别是 1954 年，爱伦堡发表了中篇小说《解冻》，意在“表现巨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小城市人们生活的影响，表达我的解冻感和我的希望”，从而进一步表达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的“心灵气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苏联文学中“写真实”、人情味、人道主义等等，便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更是再次寻求“人性魅力”的美学纲领。因此，可以认为，在描写个人命运的伤痕中，在表现新政权诞生的阵痛里，在张扬自我情绪的独立上，《日瓦戈医生》的创作，显示了出了对这种文学倾向的认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就像一次爆炸，我可以在爆炸中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和懂得的所有奇妙的东西都喷发出来。”《日瓦戈医生》便是这种艺术生命冲动的结果。为了传达自己的意图，帕斯捷尔纳克动用了史诗的形式——史诗性的结构布局、史诗性的背景布局：整个长篇共分为两部、十七章（第一部七章，第二部十章）。在这个框架中安排了战前的上层生活，战前的下层生活，然后全面铺开战时现实，接着是新政权下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我们的主人公便是这种历史境遇中的一分子。他的个人命运，映出了那个特定时域的社会史，在这个描写过程中，作家基本上还是采用“命运小说”的形式，“用细长的光束来追踪主人公由生到死的全部命运”；出身富家，10 岁左右成了孤儿，随后在莫斯科知识层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成了出色的“日瓦戈医生”。这时的他，已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小伙子，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都非常独特，他极端敏感，其领悟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这时的他，完全是旧时代俄罗斯文化的典型产物和代表。随即，战争将他的视野拉到了战场，这里没有了他所习惯的优雅从容和悠然自得，到处是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的丑陋不堪的肉块或畸形人；这里没有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到处充斥着相互消灭的逻辑。这时的他，虽然被间接地卷入战争，但却表现出旁观者般的超脱，在战争的集体意志中仍保持了个体思维的独立。

与日瓦戈对战争的冷淡反应相比，他对革命的反应显得热烈得多：“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他为十月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而欢呼：“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所有这些言语，传达出了日瓦戈对革命的渴望，然而这种渴望决不是狂热，相反，与此同时，日瓦戈仍然通过他敏锐的、理性的目光，透视出了革命狂飙中的非理性：“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惘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尽管日瓦戈投身其中，却始终不曾积极地参与，这种对待革命的若即若离的态度，导致了他既不算落后，也不算进步，跟不上这一派，也靠不上那一派，日瓦戈成了孤独者，成了革命洪流中的一个“多余人”。

随着革命后内战时期的严酷现实和经济萧条，日瓦戈的失望感、孤独感一发而不可收。他从小从舅舅那里接受的就是“以善为善”的处世信念，崇尚自由，与一切人平等相处，以自己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遵循的是一种以

基督福音为基础的人生观。而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他仍然固执地保守着独善其身的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想与事实的脱臼，而他又不愿以调节个性来调整这一失重，这样，他也就注定成了新生活中的失败者。然而，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中，尽管日瓦戈最终为新时代所淘汰，但他却最终保持了个性的完整和个性的凛然不可侵犯，这也正是作家对主人公的期望之所在，也正是这一形象最实质的表述意义，并因此呼应了同期文学的主旋律。

如果认为，日瓦戈的形象意义仅局限于上层阶层的上层意识，那么拉拉的形象则是从下层的角度对主题的表述作了补充。她代表了对质朴、纯洁的个性的捍卫：尽管她从小生活的环境极为恶劣，但“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尽管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便强遭凌辱，但她终于摆脱了恐惧与沉沦，捍卫了自身的人格和尊严；尽管她与出类拔萃的安季波夫结为夫妻，然而当她发现丈夫的变化后，却丝毫没有掩饰她的失望：“他的面部增添了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因而失去了光采。一张活泼的脸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化身、原则、模型。这个发现使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我知道这是他所献身的力量所造成的。这力量虽然崇高，但却毫无生气而且残酷无情。”一句话，拉拉用以衡量婚姻的尺度仍是服从情感要求的人性原则；而她与日瓦戈的热恋则完全彻底地基于“感情上的相通”。这一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她是以一颗倍受创伤的心灵，而坚韧地追求着个性的完善。请听一段安季波夫对日瓦戈的叙述：“那时她虽然还很小，但从她的脸上，眼神里已经可以看到时代的惶恐与不安。这个时代的一切问题、时代的眼泪和屈辱、时代的追求、时代的积怨与骄傲，都表现在她的脸上和她的举止中，表现在她那少女的羞怯和优美洒脱的体态中。她完全可以充当这个世纪的控诉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的使命，是命定的；这是她的天赋，只有她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一形象的地位，无论是在谋篇布局方面，还是在主题表述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作用犹如达吉亚娜之于奥涅金，玛丝洛娃之于聂赫留朵夫。

日瓦戈与拉拉原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圈子，他们并非同类人，是战争与革命为他们成为同路人提供了契机。“现在世界上已经到了最后审判的时代，是《启示录》中说的仗剑使者和飞兽的时代，而不是富有同情心和奉公守法的医生的天下”。而他们两人却偏偏正是因为富有同情心和追求自我完善而“落为一伍”。他们与那个时代的争执，并不在于社会制度方面，而在于伦理道德方面，他们反对暴力，认为只有通过仁慈才能达到至善。作家通过两个形象的互相补充，强化了小说的主旋律：对人性的肯定和捍卫。这又呼应和发展了帕斯捷尔纳克一贯的创作主题。

如果说，《日瓦戈医生》的主题表述偏重于追求独到见解的话，那么，

《日瓦戈医生》的叙述方式却是立足于“俄罗斯小说传统”。这首先表现在现实的精确与浪漫的激情的相互交替。它显然出自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们知道，无论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还是高尔基，他们都是带着浓郁的浪漫气质而进入现实主义创作的，帕斯捷尔纳克同样也不例外，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抒情的风格，其中不乏对大自然的大段描绘，这些描绘不追求细节的精确，相反，却是“通过抒发情感取代现实描写”。特别是日瓦戈与拉拉的恋爱描写尤其如此：这段恋情充满了偶然性的机缘，有欢乐、有苦难、甚至还有死亡，这些多样性共同组成一个情调浪漫、文笔优美的故

事，充满了独特的戏剧性情节、抒情的词句、复杂的情感，以及深邃的哲理。其次，帕斯捷尔纳克借助日瓦戈由莫斯科到马拉尔避难的旅途，展示了

动荡的俄罗斯土地：燃烧的城市和动乱的村庄，受饥荒和内战困扰的国土。这种全景式的描绘，很有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清醒意识和宏观气魄，并适应了四、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的“写真实”的要求，同时也发展了兼具历史小说和史诗特色的现代小说样式。

总而言之，《日瓦戈医生》既是作家艺术独创性的一个总结，又是俄罗斯优秀的古典文化的一个延续，并在当代苏联文学中占有独树一帜的地位。

（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