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庐山遇刺

1931年2月底，南京国民政府中发生了胡汉民被扣事件。

胡汉民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和领袖之一，资望颇高。自1928年秋到南京出任立法院院长之后，与蒋介石结成政治同盟，合作无间。孰料一夜之间，胡汉民竟成了蒋介石的阶下之囚。消息传出后，闻者无不惊诧。

导致胡汉民被囚的最终原因是蒋胡之间的权力倾轧，其直接原因是“约法之争”。

1927年后，蒋、胡二人在彼此利用的基础上，曾经两度合作。

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影响深远，一些人称誉他，说孙中山之后，胡汉民是“党的唯一导师”。蒋介石此时虽在国民党内手握实权，但从“党统”方面来说，蒋的资历尚浅。蒋介石同胡汉民合作，是想借重胡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作为政客的胡汉民，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依靠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才能实现自己掌握国家政权的目的，许崇智、谢持劝阻他同蒋介石合作，他对两人解释说：“我到南京，并不是帮助个人，我是想帮助中华民国。”他又补充说：“退一步说，假如我到南京是帮助蒋介石个人，则我希望这所谓的个人，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末尔，不是袁世凯。如果这所谓的个人是袁世凯，我必首先反对他，任何牺牲，在所不辞。”

胡汉民太天真了！他认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自古武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笃信“武能安邦，文能治国”，蒋在平定各路诸侯后，会把统一的国家交给他这个文人来治理。

蒋介石一心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岂甘心把权力拱手交给胡汉民。于是胡、蒋之间的权力争斗，或早或迟总要发生。1931年初，胡、蒋合作终成泡影。

事情的起因是“约法之争”。

蒋介石在1930年10月打败冯玉祥、阎锡山后，踌躇满志。从1927年7月至1930年10月，一年四个月，他先后打败了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实现了武力统一中国。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颇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的气势。兴奋之余，便着手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准备登基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为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前在南京召开。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会上，蒋、胡开始了正面冲突，开了6天会，吵了6天。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次会议，把军事胜利迅速转化成政治胜利，制定一部有利于自己的约法，从而巩固自己在党务、政务方面的权力。而在胡汉民看来，军事行动结束之日，正是蒋介石交出权力之时。蒋不但不交，反而借军事胜利扩大政治权力。胡汉民异常气愤，坚决要把反对制定约法当成制止蒋介石在政务方面指手划脚的突破点。这样，“约法之争”很快超出了要不要约法这一具体问题的界限，而具有更深的政治涵义。

如何遏抑蒋介石的政治野心？胡汉民的法宝是捧出孙中山的“总理遗教”。在会上，他强调孙中山遗嘱是“根本大法，”“如果有人违悖，那只有讨伐”。从表面上看，胡汉民占了上风。蒋介石见明争不行，便想私下言和。1931年2月24日，蒋介石约胡汉民谈话，劝胡回心转意。谁知胡汉民滔滔不绝，坚持己见，蒋介石无可奈何的神情。谈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不敢与胡汉民正面论战，却指使他的拥戴者抓紧四出活动，企图通过召开国民会议造成由他当总统的既定事实。然而，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据陈果夫、陈立夫派往各地的特务汇报的汇总材料看，如一旦召开国民大会，进行投票选举，蒋介石最多只能得32%的选票，而68%的选票将属于胡汉民。蒋介石一急，就让吴稚晖出面，劝胡汉民“休养”，遭到胡的痛斥。搬不掉胡汉民，蒋的总统就当不成。唯有用非常手段来搬掉胡汉民了。

就在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之时，戴季陶恰从广州返回。蒋介石闻讯大喜，急忙把戴召去密谈。戴季陶听完蒋的叙述后，思索一番，献上绝计一条：“一不做，二不休，把胡汉民扣留。”“娘希匹，就这么办！”蒋介石一拍座椅扶手，就这么决定了。这天是2月23日。

2月26日，蒋介石发出请柬，邀请胡汉民28日晚上总司令部共进晚餐。胡汉民怎么也没想到，蒋在那儿摆的是“鸿门宴”。当晚，胡汉民驱车直往国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他一进门，首先便看到戴季陶坐在里面，另外还有吴稚晖、王宠惠、何应钦、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他以前的秘书刘庐隐等人，众人向胡汉民打个招呼，便继续他们的交谈。高百凌接过胡汉民的礼帽和手杖，请他到里屋去坐。胡汉民进屋后，看见南京警察厅厅长吴思预静静地坐在里面，朝他点点头，一语不发。高百凌则紧挨着他站在一旁，胡汉民觉得气氛不大对头刚想开口发问，蒋介石从里屋出来了，他们开始了密谈。

半夜，胡汉民被送往东郊的汤山“疗养”，这场没有酒菜的宴会便告结束。

胡汉民被囚，引起轩然大波。

4月30日，广东省籍的中央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求查办。

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声明，拥护《弹劾蒋中正提案》，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声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地方要员20人联名通电，要蒋介石于48小时内辞职。

5月26日，孙科致电蒋介石，要求他下野；同天，陈济棠等两广将领调兵遣将，意欲一战。

5月27日，反蒋派唐绍仪、汪精卫、孙科、林森、李烈钧、唐生智、古应芬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并整顿武装讨伐蒋介石。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

第二次反蒋大浪潮形成了。

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释放胡汉民。

胡汉民获释后，复仇心切，不惜以重金结纳王亚樵，孙科也派亲信马俊超面见王亚樵。一场持续五年之久的以暗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王亚樵、华克之经过周密侦查，探听到蒋介石在南京的活动，大多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官邸内。蒋的官邸坐落在军校内东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要在这里暗杀蒋介石，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在蒋介石外出时实施狙击，虽然不失为一条妙计，但这必须掌握蒋介石外出活动的规律，而实际上蒋介石外出根本没有规律可循。再则，王亚樵、华克之在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南京无法下手，只有另觅合适的地点。

转眼之间，到了6月下旬。南京是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一，气温常常高达37℃以上，1931年南京的盛夏气温超过了已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纷纷逃离“火炉”，上了庐山。

王亚樵得到确切情报，得知蒋介石已上了庐山，准备指挥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估计在军事“围剿”行动结束之前，还不会回南京。王亚樵当即决定，在庐山实施暗杀计划。

6月20日前后，第一批人马龚春浦、萧佩伟、成诚等化装成游客先期上了山，居住在该山新旅社内，负责摸清和监视蒋介石的行动，伺机下手。另一拨人马随后上山，负责接应。山脚下也安排了掩护撤离的枪手、撤退的汽车。一切都准备妥当。

这天上午，成诚独自一人出来摸情况，突然看见蒋介石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正准备上轿。庐山一直没有公路，直到五十年代末叶才修盘山公路。在这之前，显贵要人上山都是坐轿。这种轿子，并非民间说的那种四面有帷幕的轿子。庐山轿子实际上就是浙江人所说的滑竿。

再说成诚见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已无法向同伴发出联络信号，任何迟疑都会使这一机会得之即逝。成诚急忙伸手，氦掏出炸弹掷向蒋介石，正举手之际，从成诚的正前方射来一串子弹，正中成诚的头部，当场饮弹身亡。原来成诚在路边树丛中溜达，东张西望，早已引起蒋介石卫士的注意，当他们发现成诚望见蒋介石时，突然挥手入怀，不等对方把东西掏出来，就先发制人，将对方击毙。蒋介石庐山遇刺，有惊无险，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蒋介石已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接着，军警宪特就开始了搜索，但除了发硬的刺客尸体外，一无所获。而龚春浦、萧佩伟二人听见枪响，即刻意识到发生了情况，哪还敢停留，立即逃下山，回沪报告。

蒋介石在庐山遇刺，又惊又怒，左一个“娘希匹”，右一个“娘希匹”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戴笠怀疑此案是王亚樵所为，但又没有证据，只好警告王亚樵：“你如有谋害我领袖举动，我必杀你。”同时命令上海的特务把王亚樵监视起来，随时报告王亚樵的活动和与他联络的人。

在庐山刺蒋宣告失败。

八十多天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其不得人心，反蒋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11月初，王业樵与华克之共同制定了第二次庐山刺蒋方案，决定由华克之、郑抱真组织实施，华克之指挥，反蒋派负责一切开支。

蒋介石第一次庐山遇刺后，特别注意加强防范。只要蒋介石驻足庐山，凡上山的游客都受到严密的检查、盘问，武器很难携带上山。华克之苦思冥想多日，才想出一种办法。他派人购来几只金华火腿，用刀切开，将几支手枪拆开，与子弹分别藏入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包装好。然后由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与另一个青年妇女刘小莲携带上庐山。这一招，果然灵，王亚瑛、刘小莲及五六名杀手在山上呆了四五天，不要说靠近蒋介石，连蒋介石的影子都没见到。他们怀疑蒋介石是否真的上了庐山。实际上蒋介石这次在山上仅仅住了3天，就匆匆下山了。因为蒋介石要回南京参加11月12日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大会。

第二次庐山刺蒋计划胎死腹中。

对王亚樵，当初戴笠尚存恻隐之心。成立特务处时，戴曾向蒋推荐起用王亚樵，但蒋认为“此人思想左倾，不可为我所用”，戴笠见此，不再提起王亚樵三字。现在王亚樵已威胁到蒋的存在，戴笠仅有的一点同情和患难之情已不复存在。

但王亚樵的实力和手段他是知道的，要追捕王亚樵，绝非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戴笠亲率大批特工人员，赴上海周密布置和坐镇指挥，全力缉捕王亚樵。

到上海后，戴笠立即指挥军警及特工人员包围了已经掌握的王亚樵的几个住处，其中有王亚樵母亲及发妻王淑英在拉都路的住处。接着对王亚樵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大华公寓、亚洲饭店等地点，进行搜捕，结果全部补空。

这一切，早在戴笠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处境之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善变的性格和作风。王在上海，仅秘密住所就有十几处，居住、穿戴打扮、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其确定行止，就连身边最亲信的大将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瑛等人，也不能尽数掌握，往往只是在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知，而通话常用暗语，外人虽然听到，也不疑有他。至于王亚樵的一般徒众虽多，但对王亚樵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戴笠早年在上海流浪时，由于曾有意向王亚樵靠近，曾对王亚樵作过一番研究。湖州拜师后，又从近处对王亚樵作了一番观察，并通过结交王亚樵身边的亲信心腹，了解掌握了许多王亚樵性格特点及活动规律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戴笠正式受命监视王亚樵的安徽旅沪学会的活动情况，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迟早将与王亚樵发生一场恶斗，于是他便开始从各方面调查、研究、掌握王亚樵及其安徽帮的活动规律。因此，戴笠对如何追捕王亚樵，心中早已有底。

第一方案是围捕。戴笠报经蒋同意，统一组织上海的军警宪特机关严密封锁上海的有对外的海陆空通道，防止王亚樵逃出上海。尤其上海的太古码头是上海到香港及国外的海上交通要道，戴笠更是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行人进行严密盘查。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这条大鱼始终被围在上海这口池塘里，无论池塘里的水多么混浊，终有被捞到的一天。相反，如果王亚樵一旦溜出上海，不啻一条大鱼游进大江大海，到那时再捕捉就十分困难了。

第二方案是守捕。戴笠深知王亚樵一向神出鬼没，要捕捉他绝非一日之功，唯有放长线，钓大鱼，骄其心志，使他逐步麻痹松懈起来，然后一举出击，以竟全功。这也是孙子所说：“藏于九天之下，动于九天之上。于是，戴笠下令对已经发现的王亚樵的各个秘密住所，均在周围布下许多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不得有一丝一毫懈怠。对王母、王淑英，他也没有抓捕，以用作香饵，钓取“金鳖”。戴笠反复告诫手下的特务：再机警狡猾的鱼，总有抬头浮水的时候，关键是捕鱼的人要耐心，切不可心浮气躁，以至功亏一篑。

第三方案是诱捕。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有通风报信，带领军警人员去捉拿的，亦赏100万元。这个赏格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在当时，100万元是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100万元也会使人成为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戴笠深知王亚樵手下虽然部众很多，杀手云集，但大都是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见利忘义之人，只要给以重金引诱，就不怕没有人出来密报告揭发王亚樵的行踪。

第四方案是查捕。戴笠认为，王亚樵在上海活动了近十年，手下徒众有数千人之多，所谓核心亲信班子也有数十人。以他为首的安徽帮虽然完全受他支配，具有强烈的反蒋及不与政府合作的倾向，但并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行动自由散漫。因此，无论王亚樵神通多么广大，本领多么高强，变化多么莫测，总难免不在许多方面露出蛛丝马迹。只要广泛调查，痒于搜集分析情报，一旦发现一点，穷追不舍，一查到底，王亚樵即使有隐身之术，也会暴露的。于是，戴笠调动大批军警特人员，从凡是与王亚樵手下的亲信心腹或杀手有过接触的人那儿，广泛搜集调查王亚樵可能居住的窝点，甚至妓院也不肯放过。这样，目标一个一个地被侦查发现，密点一处一处地被控制掌握，范围一步一步地被缩小收紧。

最后，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反应快速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声令下，能够立即出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啸而至，对目标进行围捕。

戴笠的这些围捕方案初看起来也很寻常，有些地方甚至显得笨拙，但由于每一点都是针对王亚樵的弱点，而且在戴笠督促监视下执行起来十分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

首先是王亚樵及手下一批心腹大将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许多场合不能再出现，许多住处不能再使用，许多人不能再接触，许多渠道不能再联系。随着过去保密得不很严格的密点一个一个地被发现，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暂时还没有被发现的密点周围，也常常有三三两两可疑的人像猎狗一样到处转悠，嗅闻。有时，王亚樵半夜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有躺下，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有时王亚樵从一处地方刚离开，后面特务们就破门而入进行搜查。特别是王亚樵手下的队伍开始瓦解分化，一些人在高压下动摇，一些人在威逼下屈服，一些人在引诱下叛变，这使王亚樵的处境越加险恶莫测。

上海之大，却难有他立足之地。王亚樵这时才真正感到戴笠的份量。十几年来，他打遍上海无敌手，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上海流氓大亨们对他心存畏惧之心，就连蒋介石这样领兵百万的一国之首，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却感到戴笠确非泛泛等闲之辈。时至今日，王亚樵才懊悔当年湖州初识时没有深入了解戴笠，也多少有些轻视他的夸夸其谈，终于成为今日的劲敌和对手。

其次，王亚樵的身价是100万元，如此高的赏金得之便是终身荣华富贵，受用不尽。于是，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一个个从隐秘处钻出来，自动去四处钻营打听，向戴笠告密。这些人大都与王亚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掌握一两处重要的情报，这就足以对王亚樵构成致命的威胁。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柏藏香，他因多少知道王亚樵一点底细，钻营打听也就比别人少走了一些弯路。一天，他终于打听到王亚樵住进郊外赵主教路一幢秘密住宅，于是就向军警机关报告。

戴笠是十分精明的人，想拿赏金的人太多了，但王亚樵的头是那么好取的吗？于是，他派特务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核实，知道他原是王亚樵的朋友。朋友出卖朋友，这是再好没有的。戴笠又打听到赵主教路的秘密住宅是前军长刘志陆新建的公馆，建成后常有一些神秘人物进出，而刘志陆与王亚樵素有交情。据此，戴笠命令不得打草惊蛇。他仍令柏藏香带几名特务去刘志陆住宅周围布下监视网，然后集合大批军警人员待命出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余天的连续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发现王亚樵坐着一辆黑色轿车进了这所住宅。不多时，数百名军警特人员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呼啸而来，将刘志陆的住宅围困得严严实实，然后军警们破门而入。可是除了被窝里尚有余温外，搜遍了整个住宅的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王亚樵的行踪。原来王亚樵早在军警特务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异常，随即从阳台栏杆上鄱同，顺着一根绳索，运用轻功溜下楼去，然后利用公馆背面一片建筑物黑影的掩护冲了出去，在郊区乱坟岗的一具棺材中睡了一觉，脱险而去。

王亚樵的又一处密点被戴笠捣毁，处境越发困难。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特务暗杀，王亚樵闻悉，思之良久，写下一副《哭吊杏佛先生》的挽联，派人潜赴福建厦门鼓浪屿，将挽联寄上海“杨杏佛先生治丧委员会，意在用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迷惑戴笠。

然而，当特务们惊惶不安地将挽联送到戴笠手中时，戴笠一见哈哈大笑，不惊反喜地说：“王亚樵一向狂妄自大，敢作敢为，今天竟然想到用这种雕虫小技来引开我的注意力，谋求脱身，说明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于是，戴笠进一步收紧围捕之网，对王亚樵所有的熟人、朋友、亲眷和有可能藏身的场所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军警特务们稍一懈怠，即遭严厉制裁。

1933年夏，王亚樵在上海居住的密点只剩下第二夫人王亚瑛的住处没有被发现。但戴笠通过特务们多方打听和对王亚樵亲信人员的多次跟踪，终于确定赫德里有一处密点。于是，即对这一带的住家逐家进行秘密调查，终于很快弄清确切地址。戴笠再次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而是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在周围撒下一张大网，专等王亚樵自投罗网。

一天清晨，趁着黎明的黑雾，王亚樵机警地闪进赫德里，左右观察一阵后，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便从后门悄悄上楼。

王亚瑛即是王亚樵的宠妾，又是王亚樵手下的一名重要杀手，机警、智慧、勇敢不下须眉。她多日来为王亚樵的处境提心吊胆，现见他安全归来，惊喜交加，未及问候，先习惯地撩起窗帘对弄堂里的行人和动静观察一番。

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王亚瑛连呼“不好！”“不好”！

王亚樵探头一看，果然不好。情急之下，他看见屋角的菜篮子，心生一计。他让王亚瑛把身上的衣裳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又扎上一块头巾，把脸上胡须刮掉，经过一番化装，步下楼去。在开堂中，尾随清晨买菜的几位娘姨，低头敛眉，从特务们身边擦肩而过。刚出弄堂口，几部汽车已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王亚樵再一次破网而出，脱险而去。

大难屡屡不死，只有王亚樵这位特级职业杀手才能做到。

王亚樵屡次虎口脱险，这使戴笠恼羞成怒。蒋介石因对戴笠久捕王亚樵而不得手，又把他召到南京中央军校官邸，大骂了一通。戴笠回到上海苦思良久，决定把王亚樵的亲信一个个抓起来，彻底暂断他与外界的联系，逼他从地下钻出来。

在被抓的人中，有个叫王述樵，他是王亚樵的弟弟，公开挂牌的律师。戴笠此举，激怒了王述樵的恩师、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沈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抗议当局逮捕王述樵，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沈钧儒的抗议得到了律师界同仁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人们纷纷指责当局，司法工作者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法治何在？

蒋介石一时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下不了台，他又把戴笠召上了庐山，戴笠知道弄巧成拙，必受蒋的严厉斥责。可是，蒋之行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次，他不但没有斥责戴笠的意思，反而安慰他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了十几年，又有‘西南派’为之援手，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和寿山一起到上海和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和我们作对，过去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

戴笠没想到蒋会来一个一百八度大转弯，“变剿为抚”。现在来不及细细体会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只得与同时被蒋召到庐山的胡宗南，由庐山抵上海，找到王亚樵在北伐时期的老朋友常恒芳作为联系人，辗转找到王亚樵，提出了谈判的建议。

王亚樵反应很快，复信告诉戴笠说：“唯多年来和当局发生龃龉，决非亚樵个人之事。现在国难日亟，余诚愿化干戈为玉帛。就余目前情况，条陈如后。如当局和介公能予采纳，亚樵当束手自缚，赴京向介公请罪，刀俎汤火在所不辞，如介公不纳，亚樵当我行我素，一息尚存，决不低眉俯首也。我的条件不多，只有三项：一，对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随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一百万元不可；三，上述两事雨农、寿山两兄可以保证办到，我只身去南京向蒋先生请罪，诛留悉听介公发落。”

戴笠接信后，报经蒋同意，条件可以答应，但须亚樵向西南派的领袖人物打一枪，不论是谁，打一枪即可以示投蒋的诚意。王亚樵闻知大怒，谈判破裂。戴笠和王亚樵再次隐入生死恶斗之中。

王亚樵处此险境，已知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在1933年8月，经易容化装和精心策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英国豪华客轮逃离上海。临行前，留一信令人在轮船启航后寄交戴笠：“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止内战，释去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

戴笠一看此信寄自上海，失声大叫“不好！”王亚樵已逃离上海。至此，戴笠长叹一声，自忖以上海数十万军警宪特尚不能奈何于他，确非等闲之人。无怪乎校长几次三番对之招安，可见校长对这个人也是看准了的。现在亚樵脱险而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大海，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弄出翻江倒海的事来。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