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之夜众生相

事变是日本人挑起来的，那就先来看看日本人吧。

在那天晚上，日本人也真够累的了：他们一面要忙着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面还要为欺骗世人制造一些假象。

建川美次少将，这位后来被日本人说成是专程从日本赶到沈阳来制止关东起事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当晚9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沈阳城里一家专供日本人享用的“文菊”茶馆里同一个陪伴他的艺妓“联欢”。特殊的环境使他的语言也变得不赤裸裸的了，在与那位艺妓谈到来沈阳的目的时，他说：“我不打算去阻止那些爱国青年军官。”

10点半左右，当外面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那位艺妓把他从睡梦中摇醒，说她感到害怕。建川随即起身来到走廊里。

在走廊里，他见到一群日本士兵。他们对他说，“我们奉命给你警卫，不让你到危险的地方去。”

此时，穿上了睡衣的建川少将讲起话来也不再不赤裸裸的了，他对那帮士兵说：“好吧！那么我同我的姑娘睡觉去了，苦差事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干了吧！”但是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他马上回到了房间，穿上军装，从后门溜了出去，在另一个群士兵的护送下，到参加战斗的一支部队的司令部里去了。

虽然后来那个当晚陪他睡觉的艺妓赌咒发誓地说，建川在那天晚上的后半夜里像个娃娃一样睡在他的身边，但却有人看见他手持指挥刀，率领日军进攻沈阳城。

就在建川在沈阳里表演分身术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在旅顺一本正经地作戏。

当晚11点，在沈阳城里的炮声刚刚响起之后不久，这位中将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听着他的参谋在向他报告：

“坂垣来电话了，他未经你的许可，就动用警备部队了！”

“哼！原来如此，是吗？”他一边低声恶狠狠地说着，一边从浴缸里神气地站起来，穿上宽大舒适的和服，大步走进隔壁的房间。一大群参谋人员正在那里等着他。

始终都参预策划事变的石原莞尔代表大家乞求说：“我们处于以寡敌众的极大劣势，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我希望能允许坂垣按已经准备好的计划执行。”

听了石原的话，本庄像一个出色的演员一样，在电话旁的草席上蹲下，像老和尚入定那样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说：

“好吧！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事的责任吧！”

说完，他拿起话筒，接通了在沈阳的司令官坂垣，他先是粗声大气地骂了坂垣一顿，然后就开始听对方说，只是偶尔说一声：“嗨！就这样吧！”

看完了日本人，再来看中国人。

沈阳，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里。

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听着外面隆隆作响的炮声和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并没有着急上火，此时，有人又从保密柜中拿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电报，扎扎实实“复习”了一遍：

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

陆军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请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

军事委员会

更有的人在日军进攻发起几小时后，还不以为然地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司令部里的高级将领们如此，北大营里的士兵们又如何呢？

开始，士兵们也以为是日本人在演习，而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在动真格的了。

“嗣以炮弹落营内，库房被击毁，骤然发火，始大惊疑。出营了望，则四面已被日军包围。”

驻在北大营西部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六二一团首当其冲。他们先是奉命打不还手，继而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违令还击，但由于他仓促应战，加上武器多被收缴在库中，致使日军很快便占据了北大营的西南角。

到24时左右，日军守备大队到达北大营。东北军第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接到从长城里打来的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与其失去了联系。

东北军一忍再忍，而日军却在步步紧逼。

19日1时40分，急得满头流汗的王铁汉终于又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这次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电话：“不准抵抗！”并进一步质问：“为什么不撤出？”

听到荣臻这样问他，王铁汉感到十分窝火，但又不敢发作，只好压住火回答说：“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

“那么，你就撤出营房！”

撤！向东撤！

王铁汉开始组织士兵拚死突围。

与他们同时突围的还有两个团。这些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士兵们，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他们的旅长王以哲收拢在一起。一查人数才知道，全旅“死亡官长5员，士兵144名；负伤官长14员，士兵172名；统计伤亡官兵335员，失踪生死不明者，483名。”

沈阳这面的东北军官兵们死的死亡的亡，而他们的张副司令此时正在北平的中和剧院里观看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表演的《宇宙锋》。与其一起在贵宾席上就坐的还有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

台上，梅先生字正腔圆，出神入化；台下，少帅等观众们的叫好声接连不断。场内气氛真是十分祥和、百分的热烈。

忽然，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起身返回协和医院……

汽车就停在戏院外面，根本没有熄火，所以待张学良和赵四、陈副官一踏进汽车，便立刻发动起来，风驰电掣，只消几分钟就赶回了协和医院。

吴秘书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正神色焦灼地等候在电话机旁，他阴沉着脸，面色铁青，如同霜打了一样。一见张学良进来，他两腿一并，打了个立正。

张学良顾不上向他回礼，他大步冲到电话机旁，操起电话喊道：

“是荣参谋长吗？我是张学良。沈阳出了什么事？”

荣参谋长讲的什么事情，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听清，他们只看到张学良拿电话的手在颤抖，脸部的肌肉在抽搐，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在一粒粒地流下来……

旁边肃立的人们，在给张学良送信时，已经粗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的紧急军情。今晚10时左右，在沈阳近郊的柳条沟，日本关东军私埋炸药，自行炸毁了一小段铁轨，他们诬陷这是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之所为，于是依此为借口，突然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北大营，现在一股日军在炮击的同时已从日本站开始侵入市区……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听完荣臻的汇报，张学良的头轰地一下子涨大了！联想前几天所得的情报，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阴谋，他们在制造借口，进行武装挑衅！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这是留在东北的唯一的一支精锐部队，日本军队首先向他们发难，也可见日寇之居心叵测！想到这，张学良连忙询问荣臻：

“现在第七旅情况怎么样？”

“依照您前天发来的电示，我已命令七旅官兵不得抵抗，他们现在正在敌人的炮火下组织撤退。”

张学良听了荣臻的回话，心头一紧，他长叹了一口气，问：

“伤亡严重吗？”

“挺着挨打，能不严重吗？”荣臻在电话里似乎也叹了口气，“伤亡倒不可怕。只是将士们的情绪……”

“情绪怎么样？”张学良急忙问。

“官兵们对不抵抗的命令都不太理解。他们问，对于日寇的武装挑衅为什么不予还击？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烧火棍吗？！”

听到这，张学良的心像被针了一下似的，他拿着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副司令，现在该怎么办？请您指示！”……

荣臻的声音在话筒里震颤着，张学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慢慢放下话筒，在大厅里踱起步来。此时大厅静极了，鸦雀无声，人们都屏息着呼吸，紧紧地注视着张学良，等待着他发出号令，偌大的厅堂，唯有张学良那不安的脚步声在单调地回响着。

于凤至匆匆献过花篮之后便也赶回了协和医院，此刻她和赵四、吴秘书长、陈副官等一起，也怔怔地盯视着张学良。大厅的落地钟嘀答嘀答地响着，可张学良仍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从屋子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

垂吊的话筒里传出一声声紧迫的呼叫：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着什么，在盼望什么。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断，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开口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帖照片。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极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一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像被烫了一下似了，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像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像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

张学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骤然遭此一击，神经过度紧张，一时竟像从云端跌进深渊一样，只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但要呕吐却又怎么也吐不出来。

一见张学良这样痛楚，人们本来要说的话，这时也不忍出口了。于凤至倒了碗水，递给张学良，说：“汉卿，你太累了，早点歇着吧！”

张学良喝完水之后，看了看手表，他通地一下从沙发上坐来，对吴秘书命令说：

“立即给南京发万万火急电报，详细汇报情况。东北将士要求抵抗，请蒋委员长给予紧急指示！”

“是！”吴秘书长答应一声，刚欲离开，张学良又叫住了他。

“再给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发电，以我的名义，敦请林总领事立即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是！”

吴秘书长走出之后，张学良猛地发现于凤至和赵四都待立在旁边：“怎么，你们还不快去休息？”

“那你呢？”

“我？”张学良苦笑了一下，“今晚我还能睡觉吗？哎，对了，小妹，请您去叫趟医生，让他今晚再给我打两针，好吗？”

赵四小姐没点头，也没摇头。她清楚，张学良要的是吗啡针。她望着张学良那萎靡疲备的神态，知道这毒针对他的健康只能是进一步的摧残；可是，面临如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他不靠这个刺激，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日本关东军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得寸进尺，他们采用闪电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9月18日晚占领沈阳；19日拂晓，进占长春；21日，使吉林沦陷……至此，东三省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每天都传来战败、失守、沦陷的消息。

随着东北领土的丧失，全国舆论大哗，骂声四起。北平和各地报纸一样，也连篇累牍地挖苦、谩骂张学良。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不胫而走！协和医院附近东单三条的墙壁上，到处都满了咒骂张学良的标语。小孩往画有张学良漫画的墙壁上吐唾沫、扔石头，而青年学生则拥上街头，在东单附近和顺承王府前游行示威，“打倒张学良！”“打倒不抵抗将军！”的口号充斥着北平的大街小巷。

就是帅府内部的亲朋故旧，很多人也不理解张学良。这个一向以怀抱父仇、；团结御侮著称于世的少帅，怎么会在日寇侵吞他家乡的时候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许多朋友或是发电，或是来信，有的挖苦，有的质问，甚至有人给他寄来花衣服，讥讽他不如女人！他在中学读书的弟弟张学思也因此遭受侮辱，在衬衣上被同学用墨汁书写了七个大字：“不抵抗将军之弟”！……

张学良对上述这一切均缄口沉默。每遇有人求见，无论亲朋，他或是托病，或是躲避，即使相见也是听而不语。但是，于凤至和赵四清楚，他心中的伤痛绝不小于旁人，半夜里他常常突然惊叫起来，一边揪着被褥，一边双手抽搐。他的心在流血呀！可是，一到白天，他照样装束整齐地去办公、料理军务政务，在下属和小辈面前，他俨然是个铁铸的硬汉子，那么冰冷，又那么坚强！当然，他并非毫无感情，每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她们又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呆呆地凝望“难得糊涂”的横匾。这是他最近模仿郑板桥的字体写就的，找人裱糊后挂在了他自己的书房里，有时他一个人望着这块匾额能足足愣怔一两个小时……

了解张学良的人，都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少帅的性格大大地改变了，由开朗变为阴郁，由温和变得暴躁了。有人说，这是张学良三十而立之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的说他失去了少帅的风度，变得不可爱了……其实，这一切，只有赵四最清楚，这是因为张学良身体里装着一肚子苦水！这一腔苦水郁闷在胸，既无处讲述，又不能讲述！

试想，除了于凤至和赵四之外，他能向谁讲？又能怎么讲呢？

本来早在7月份，东北方面就有情报陆续透露了日本关东军在蠢蠢欲动。事到8月，迹象越来越多，待到又掀起中村大尉风波时，日寇的浪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对此，张学良一封封蓝色密报发往南京。当时东北电报分为三种，白色夹为一封封蓝色密报发往南京，蓝色夹为机密电报。张学良一律用蓝色夹发给南京政府，并派专人面见蒋向委员长请示。可蒋委员长的回答均是：“东北的日军如果寻衅挑战，应该避让，勿与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带来国家民族之大祸。”

后来，待日寇借中村大尉事件再度突然发难时，张学良又急电请示，此次张学良激昂慷慨，措辞强硬，蒋介石一见事体严重，9月12日专程赴石家庄，再次当面指令张学良遇有挑衅也不得抵抗，其理由是“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就是在蒋介石这一系列的授意和命令下，张学良先是在中村大尉事件上采取了屈辱的缓和策略，继而在日寇炮轰北大营时，又不战而丧失东北，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其实，“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即又以万万火急电报发往南京，请求抵抗，蒋之回电仍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对于上述这一切，张学良能说吗？蒋介石是中央领袖，又是自己的结义兄长，上次进兵中原之后，蒋介石夫妇那样盛情地款待自己，自己也曾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如今东北出了闪失，怎好把这些内幕全盘托出，怎好把罪责推给中央，推给领袖，推给自己的兄长呢？无论从私从公，均不能这样做。从私人角度，他与自己拜过金兰，如果一经挨骂，就把底盘托出，那还算什么义气千秋，有难同当？从公的角度，他是领袖，代表中央，如果一遇风浪，下级就摘脱干系，那还怎么维护领袖的威信？自己曾经表示过“竭诚拥护中央”。

鉴于上述的种种，张学良决心打碎牙齿往肚里吞，一切都自我忍受、自我消化。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

当然，张学良扪心自问，他之所以同意不抵抗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因。当时东北军主力已全部进关，沈阳空虚，所以蒋介石讲的依赖“国联”，张学良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办法。所谓“国联”，即国际联盟的简称。中国过去一直跟“国联”关系不好，直至1927年北洋军阀被推翻以后，关系才变得密切起来，特别是1928年底，蒋介石组成亲西方的南京政府之后，关系尤为紧密，“国联”先后派来专家，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和合作。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坚信我直彼曲，如我方坚持不抵抗，“国联”利用国际舆论，一定可以迫使日寇撤兵。

另一方面，张学良对日本内阁也存有一定的幻想。当时日本政府内确系有一派反战的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外相币原，他的名言是日本侵略中国如同蛇吞大象，不啻于吞食一枚炸弹。故此他强烈反对关东军的武装挑衅，“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仍是如此。这也是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原因，他幻想着通过币原进行外交解决。

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张学良一个个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得知关东军要实行武装挑衅后，的确曾派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秘密前往沈阳，使命是制止军方挑起事端。可是，9月18日下午建川一下火车，便被关东军坂垣征四郎大佐迎送到一家旅馆，秘密软禁起来，美酒佳肴，加之漂亮歌妓通宵达旦的款款陪伴，使建川少将软醉如泥。就在这天的当夜，关东军匆匆制造了柳条沟事件，炮击了北大营。在这之前，关东军为了防止总领事馆向东京汇报，他们在制造事变的同时，派遣军队包围了领事馆官员的官邸，用军刀逼迫他们不得往国内拍发电报。关东军就是这样一批嗜血成性的亡命徒，他们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当然，他们深知，日本政府同他们的矛盾，只是在时间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根本利益上他们是殊途同归，完全一致的。所以一旦“九·一八”事变得逞，进占了东三省境之后，日本政府对关东军所做所为不仅赞同，还得到了天皇的褒奖！

至于“国联”，关东军更是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知道，“国联”是个欺软怕硬的松散联盟，他们在“九·一八”事变时虽也曾慷慨陈辞，指责日本，但终归全是纸上谈兵，所以日本关东军根本不管他们在国际讲坛上的喋喋议论，而是仰仗军刀和炮舰乘虚而入。国际联盟的讲坛和中国的不抵抗政策一起，反倒成了他们排除抵抗的屏障，使他们得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东三省的丧失，对于国际联盟来讲，虽说挨了一记耳光，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损伤；可是对于张学良来讲，这却是悔恨终生的切肤之痛！每当他想起这次事变，便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几乎不敢有空闲，不敢闭上眼睛，也不敢看报。因为一闭上眼睛，父亲张作霖被炸后那血肉模糊的面容就浮现在他的脑海，耳边就震响着他那临终的遗言：“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算不了什么！”

“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如今是父仇未报，故土复失，自已岂不是不忠不孝！他每当翻看报纸，看到“领土沦丧”四个字时，都像针扎一样难受。那每个黑色的铅字里仿佛都浸透着家乡父老兄妹的血泪，透过这铅字，他仿佛看到了日本铁甲车在大街小巷上横冲直撞，看到关东军将太阳旗插上了大帅府的楼顶，看到鬼子的洋刀砍向了无辜的儿童，看到年轻的妇女在兽兵的狞笑中挣扎哭嚎……家乡的悲剧，是对自己无声的谴责！每当他看到故乡父老兄妹流离失所时，他便如坐针毡！

可是，张学良接二连三的请战电报，都被蒋介石束之高阁。不管情势如何危殆，他的回答依然是一句话：不许抵抗。蒋介石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奉劝张学良要学习甘地，忍辱负重，相信公理定可战胜强权……

怎么办？如按蒋介石的指示继续不抵抗，不仅千秋万代恶名难去，而且日军得寸进尺，关外不保，关内也将呈现危急；可是，如若抵抗的话，不仅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而且即便打起来，没有中央的支持，仅东北军孤军作战，也是决难持久的。

瞻前顾后，张学良忧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