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聚会

1848 年的欧洲大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 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也激起了欧洲大陆顽固的封建统治的恐慌与岌岌可危。此时的俄国还处于沙皇严密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尤其激烈。从来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沙皇在欧洲大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面前显得一筹莫展，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俄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上。

还在 1848 年 2 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 1849 年 4 月 27 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

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 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 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 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 年初，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很大程度上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创作，认为《钦差大臣》是“我个人灵魂的历史”，

《死魂灵》是“不足月的婴儿”，“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杜撰的漫画”。他对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意味着他对曾经支持鼓舞过他的别林斯基等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否定，因而引起了革命的敌对阵营的连声喝采，也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国外养病，他怀着强烈的愤慨，写长信严厉谴责了果戈理的行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 在信中他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别林斯基指出，俄国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他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觉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很快，这封信手抄搞也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并在那天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例会上进行了宣读。出席小组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沙皇“第三厅”的密探、正在大学读书的意大利人安托涅利。

这封信给小组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按安托涅利的报告是“所有的人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小组中每个人似乎都显得很激动”。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这封信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已与别林斯基决袭，但在一些观点上他们还尚有一致之处，他是赞同别林斯基的最低纲领的，即：取消农奴制，废除体罚，严格遵守纪律。不过，他也很崇拜果戈理，因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他也会感到十分伤心，难于接受。他的的确确并不认为俄国官宦阶层都已彻底腐败，相反， 他认为那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他所喜爱的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别林斯基对俄国农民的评论是不能接受的，别林斯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

一周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就在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发了迷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共 34 人的命令。

深夜，刚刚回家不久的陀思妥耶无斯基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一名宪兵少较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命令将所有物品贴上封条。

翌日，惦思妥耶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帝俄时代专门监禁革命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