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历代名人

湘西处于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汇之地。

土家苗汉儿女世世代代在大山里繁衍生息，各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汇共生，形成了光辉灿烂而又独具地域特色的湘西民族文化。

湘西文化是湖湘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这里孕育的一大批军事、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人才，让湘西文化散发出浓郁的人文气息。

如伟大诗人屈原流放湘西而创楚辞，而彭翼南、郑国鸿、罗荣光、杨岳斌等则向世人展示了湘西人的骨气与硬度，充分彰显了湘西文化的神奇和博大。

屈原流放湘西撰《离骚》

公元前308年的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授楚君王之托，行至楚西发动民众抗秦，因楚贵族施政失当，楚西的老百姓不愿起来抗秦，屈原未完成国君之托，他在湘西生活得有些苦闷，撰写了《离骚》等文章，从而成就了楚辞流传千古。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3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吏绩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代文豪。

而成就屈原成为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就是他在沅湘生活9年所书写的楚辞巨篇。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23篇。

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千年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离骚》中所说的“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

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

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

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

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我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我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据《帝王世纪》记载：

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而歌。

这就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也正是古时湘西苗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善卷把中原文化带进武陵山区，随着楚国疆域的日益开拓，楚国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更促进了楚文化不断地发展。

战国时，秦将司马错带兵入蜀，后与张若义又带兵入黔中，也丰富了楚文化，湖南龙山里耶的秦简足以证明。

公元前3世纪，屈原被流放于江南，又步善卷的后尘，在沅澧间流浪很久，也是从常德德山出发，经桃花源至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地，最后定居于湘西泸溪白沙村，该村因屈原曾经居住而得名屈原村。

从屈原诗句“朝发枉渚，夜宿辰阳”等诗句来看，屈原在沅湘期间的生活中心地是在卢溪白沙，因为这里有屈原的族人、亲人和恋人。

屈原滩，位于沅水中游的湘西泸溪县新城白沙镇屈原村边，滩头至滩尾的流长约2500米，滩边是一铺平展的大小不等的淡灰色的鹅卵石，以及一坝自然隆起的生长着毛毛草草的沙洲，实为其增添了一片秀色，晨晖夕阳下姿态万千，特别富于诗情画意。

为了千秋万代铭记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曾到此一行，人们就将这个小渔村起名为“屈原村”，这个河滩就叫“屈原滩”。

屈原先从郢都顺江而下到了陵阳，停了一个时期后，又溯江而上一直到达辰阳，后又南折入溆浦，不久下沅江入洞庭湖，渡湘江而达汨罗。

在此期间，他经常被发行吟，创造了骚体，称为楚辞，南方文学蔚为大国。

其中《涉江》、《离骚》、《九歌》、《九章》的若干诗篇就是在白沙村定居时写下的。

《橘颂》写于泸溪浦市，当地盛产橘红，橘柚是纪念苗族先祖蚩尤的重要果品。

从此武陵地区的民情风俗、山光水色、风云气象等经屈原之手得以展现于世人面前。

如《涉江》中便写出了当地人的“奇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也写出了武陵山行船之艰辛：“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写出了原生态的环境：“入溆浦余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之所居。”

写出了武陵山的地貌和气象：“山高峻以蔽日兮，下阴晦而多雨。霰雪纷其无限兮，云霏霏而承宇。”堪称武陵骚体诗风之宗。

[旁注]

吕望　即姜子牙，名尚，字子牙。先后辅佐了6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被尊为“师尚父”，后辅佐周武王灭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重华　即舜，是我国传说历史中的人物，是五帝之一，生于姚墟，故姚姓，冀州人，都城在蒲阪。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帝舜、大舜、虞帝舜、舜帝皆虞舜之帝王号，故后世以舜简称之。

善卷　相传为尧舜时隐士。他辞帝不授，归隐枉山，德播天下，成为我国道德文化的渊源。《善卷祠记》留有“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先生之名，善德积彰”之语，“常德德山山有德”之美誉也由此而来。

帝高阳　即高阳氏，相传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居帝邱，号高阳氏。高阳氏曾命重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任火正之官，掌管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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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屈原没有流放沅湘，没有屈原在湘西的9年生活，就不会有楚辞的出现，他也就不会成为文化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世界文化名人。

因此，研究屈原的重点地区不是在他的出生地秭归，也不是在他的投江地汨罗，而是在他的创作地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