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奋斗到生命终点

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萧伯纳的戏剧作品明显减少了。但这一时期，萧伯纳仍然坚持发表言论，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呼吁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必须改变社会制度。”

在这样一个战争与动荡的危机年代里，欧洲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写出重要的著作来了。而萧伯纳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他的政治立场，他说：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书籍，但其中很少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记。

假使有人请我举出19世纪出版的书籍作为例证，我一定要把马克思和巴克尔两人的著作列在最前面。

1944年，萧伯纳发表了一部政论作品《大众政治指南》。同时，萧伯纳还经常采用剧本序言的形式来写政论性的文章，表达他反对腐朽制度、拥护苏维埃国家及其人民的社会政治见解。

萧伯纳时刻关心政治，他在批评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密切地注视着苏联及其巨大成就：

我并不是以一个穷人来反对物质上的不均现象，而是以一个相当富有的人来反对它，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无产者，甚至贫困的无产者。

我历尽了一切艰难困苦，也有一番成就。我出身的阶级是一个最不幸的阶级，我的一生经历了一连串的苦难与穷困，我所经受的挨饿与无家可归的痛苦不是任何人所能经受的。

在《大众政治指南》一书中，萧伯纳更表现了他在两种制度的选择中的坚定立场。在书中，他广泛论证了两个社会的对比、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90岁的萧伯纳又写出了一部多幕剧《波扬特的亿万财产》。

在这部剧本中，萧伯纳刻画了一个与《女百万富豪》中的主人公类似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暴发户的形象。

不久以后，萧伯纳又写出了《牵强附会的寓言》和《莎氏和萧氏》两个剧本。其中《莎氏与萧氏》显示了萧伯纳辩论艺术的高明技巧，似乎是总结了关于他与莎士比亚以往创作上的激烈争论。

关于莎士比亚，萧伯纳早在《星期六评论》当评论记者时，曾在剧评里再三提到莎士比亚。

萧伯纳曾经表示：“我很喜欢，真挚地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弗·詹·弗尼瓦尔主持下的新莎士比亚学会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经历中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萧伯纳曾为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完完整整地上演而努力斗争，结果使莎士比亚的大约三十部剧本都搬上了舞台。不过，萧伯纳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最重要的东西是音乐素质。他说过：

把这个观念灌进大众的脑海里是不容易的，因为莎士比亚的崇拜者在倾听他把词语和诗句说得那么令人消魂夺魄，那么令人难忘的时候，很少人感觉到他们是在听音乐。

而萧伯纳的朋友赫理斯却认为，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存在着一些偏见，而世人也总是拿萧伯纳同莎士比亚来作比较。萧伯纳对此总是用他那幽默的语言尽量化解这些比较。

1949年，萧伯纳出版了他的自传性小品文《自我素描十六篇》，这部作品集收入了他在不同时代完成的小品文。

其中包括萧伯纳对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生活与创作过程中的珍贵回忆，还有他与不同的传记记者展开的激烈的辩论，对一些传记记者对他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思想的随意歪曲和恶意杜撰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萧伯纳说：“我这本集子，本身就是对那些传记记者的一种警告。”

佛兰克·赫理斯曾写出一部《萧伯纳传》，萧伯纳在这本书的译文中说道：

我亲爱的佛兰克，你向我提出六个问题，说待我一一回答之后，就可以构成一本书，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你还说要授与我一个灵魂，难道你不知道像我和莎士比亚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吗？

你要把我写成什么东西，就连上帝也不知道。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哪一种动物，假使我有工夫的话，我要把我的生平事迹告诉你。

有一家美国书店在广告上大肆宣传，说你写的传记获得我的特许，还说书中附了我一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们说，除了亨德森的《萧伯纳传》之外，我的传记没有一本是获得我的特许的；你写的那一本尤其不能得到我的同意。

如果你发表我的片言只字，我就要让你吃官司。我不想代你著书。你怎样写你自己的书：这是我所关心的事，也是与你的名望有关的事。

我已经让你看过我的一些自传材料，这些东西我打算将来自己写出来发表；因为如果你坚持要写我的传记，那么你也该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用你自己的方法讲故事，不要用我的方法。

随便哪一个傻瓜也可以出版书籍，如果他能使书店老板相信那本书是我写的；书店老板更可以用这种名义推销那本书。你的书店老板必须收回那些宣称我写了1.5万字和出版一部特许传记的广告。

既然你的确未曾读过我的作品的百分之三，你就应当用你那犀利的文笔把主人公作为人来描绘，而不是作为作家来描绘。而且，那本书应当是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论文，包含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素描。那是你能做到的工作。

赫理斯写完萧伯纳的传记最后一章时，还没等出版，就于1931年8月26日病逝了，而应该给出版社校对的校样留给了萧伯纳。

对此，萧伯纳苦笑着说：“我一生做过许多不得不做的古怪工作，但这次的工作可以算是最古怪的了。”

而在佛兰克·赫理斯写的这本《萧伯纳传》的跋中，萧伯纳又写道：

在这本书里，他始终把主人公作为肖像来描写，而没有采用传记的方式。传记是通过详细的研究和谨慎的论证去取得极其准确的成果的；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只须说明我把这部书校订到什么程度，使之有出版的可能。佛兰克对我一生的事迹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不耐烦做调查研究之类的非常单调无味的工作，甚至也不愿费点心思，去看看阿奇博尔德·亨德森教授给我写的不朽的传记，所以结果他说了许多猜测的话。

他的猜测往往不很准确，有一些和事实相差很远。甚至当他直接向我要到材料时，他敢不愿放弃那些和材料互相矛盾的猜测，仍然让事实和想象中的猜测同时并存，使它们轮流出现于传记里，因此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矛盾。

我只是根据事实进行了补充和纠正，把客观方面的矛盾都删掉，使作家将来参考这部传记时不致误入歧途。但是，我没有试图纠正作者主观方面的矛盾，哪怕这些矛盾是由于他把正确的材料和猜测的虚构搞乱了而产生的。有许多这一类的矛盾和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他在著作过程中心情变幻不定所造成的，但这也无关大局。

如果作家规定出一条僵硬的单一的评价标准，而迫使其它一切事物向它看齐，那么，这种作品是最不自然的，在传记文学上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了。这正和一匹马在奔驰的一刹那间给照相机抓取到的镜头一样。当我看到作者在本传记中的评论有一两处是源于荒谬的传说，不能不删掉时，我只略加变动，使文章首尾连贯。

书中一切评论和嘲笑的话，一时坏脾气的爆发，以及谴责我的话，我毕恭毕敬地予以保留，我曾经小心谨慎地不使全书因为几处必要的改正而受到损失。

然而，对于佛兰克·赫理斯在书冤枉了自己的地方，我却无法加以纠正。

就这样，萧伯纳把那本“本人不完全赞同”的传记整理出版了。但在他看来，所有传记都充斥着谎言，而且是深思熟虑的谎言。他认为：

没有一个人会坏到或者好到能在生前说出关于他自己的真话的地步。我赞同这样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活着的人的传记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完成。

1943年，萧伯纳87岁的时候，夫人夏绿蒂在赫特福郡圣劳伦斯郊外的家中病逝，享年86岁。

虽然夏绿蒂才貌出众，又是萧伯纳的得力助手，但是她却不喜欢抛头露面，而愿意退居幕后，默默地奉献。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公共场合接受采访，也不愿意让摄影记者为她拍照，她更喜欢呆在自己安静的寓所里过舒心的日子。萧伯纳所热衷的集会和演讲，她都很少参加。

可以说，萧伯纳的婚姻虽然没有子女，但他直到老年也并不孤独，因为他与夫人互相关怀体贴，相依为命，过着悠闲清静的日子。

由于他们没有子女，两人有着丰厚的财产，萧伯纳的收入是同时期其他文人望尘莫及的，而夏绿蒂本就是富家之女，两个人本可以过非常奢侈、享乐的生活。

但是，萧伯纳却从没有停止创作的步伐，满足已有的成就，他一直醉心于戏剧创作以及其它一些社会活动，他曾经说过：

我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享受花钱的乐趣，我现在的钱超过我生活的需要，而我过去什么钱也没有；对我来说，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方面，有钱和没钱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

在我这样一种人看来，金钱就是安全和免除小苛政的工具：假使社会能给我这两件东西，我就要将我的钱抛到窗外去，因为保留金钱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又会吸引寄生虫，并且会招来人们的忌恨。

萧伯纳虽然对文艺创作和社会政治活动都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但这并不妨害家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让夏绿蒂等候十分钟。他格外地珍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家庭，爱护他的妻子，甚至有时候他无法想象失去她自己将会成什么样子。

萧伯纳鄙视那些以生育作为目的的婚姻，而认为男女双方的结合需要是伴侣和友谊。他和夏绿蒂就是这样才走到一起，作了四十多年的夫妻和“伴侣”。

而夏绿蒂也与萧伯纳的看法不约而同。因此二人才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一直志趣相投，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很舒心。尤其是萧伯纳老年以后，父母和姊妹们早已不在人世，最好的几个朋友也相继作古，他要参加的社会活动也逐渐减少，这时夫人就成了他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二人一同栽花种草，一同外出旅行，成了让人羡慕的长寿夫妻。

夏绿蒂还编过一本《萧伯纳作品集》，其中有些东西是在萧伯纳的其它出版物中找不到的。有这么一位道德和文化修养都很高的妻子，再加上萧伯纳自己的才华与胆识，他的成功是注定的和必然的。

夏绿蒂去世后，萧伯纳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妻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老人瘦削、孤独的身影，他所剩下的唯一的排遣寂寞的方式就只能是戏剧创作了。

在萧伯纳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一直深居简出，过着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剧本创作却一直没有中断。同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喝酒，不吸烟，并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者以谷麦、蔬菜、蛋奶为食，不吃肉，有的素食者因为宗教原因才吃素的，而萧伯纳的原因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

萧伯纳从小就喜欢吃蔬菜，刚到伦敦以后，家境一直比较窘迫，过了十来年节衣缩食的苦日子。家贫多吃菜，家里很少吃肉，萧伯纳就干脆不吃肉了，成为地道的素食者。

有一次，萧伯纳收到赫理斯的一封信，请他去伦敦皇家餐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萧伯纳一直把到高级餐馆进餐看成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但赫理斯是老朋友了，他只好戴上黑礼帽赴宴了。

等萧伯纳赶到皇家餐馆，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到萧伯纳他们就高兴地打招呼：“我们早就被这儿的香味俘虏了，你再不来我们就忍不住了。”

萧伯纳微笑着落座，对这两个已经馋涎欲滴的伙伴挤了挤那双快活的眼睛：“那就快点菜吧，免得你们把自己的舌头给吃了。”

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每人点了一块香喷喷的上等牛排，一大块涂满了奶油的干酪，还点了一大杯甜酒。而萧伯纳却只点了一盘通心面，一杯矿泉水。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了个盘底朝天。然后，萧伯纳满足地往椅背上一靠，看着两个朋友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牛排、干酪和甜酒。

在萧伯纳这种“监视”之下，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就感觉像被法官盯住的犯人一样，而萧伯纳抓在手里的黑帽子，也似乎变成了法官宣判时戴的帽子。

当他们在“法官”的目光下消灭了各自的牛排、干酪和甜酒之后，其实肚里还想再要一块小牛排，但面对着萧伯纳的眈眈虎视，他们都心里有些惶恐不安，谁也张不开口了。

赫理斯就设法让弗雷德里克先开口要小牛排，但弗雷德里克也千方百计迫使赫理斯先开口，结果两个人竟然差一点吵起来。

最后，其中一个作了让步，先低声说：“如果你希望再来一份腰肉排，我可以奉陪。”

萧伯纳其实一直批评赫理斯和弗雷德里克吃肉、喝酒太多，造成体内营养不均衡，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要多吃蔬菜，少贪那些所谓的美食，多锻炼身体。

但这两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他们却有时反过来劝他：“干嘛要素食呢？天下这么多美味的食品，不吃太可惜了。”

萧伯纳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说：“哼，你以我会去嚼那些动物的尸体吗？”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萧伯纳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一点可口的通心面就足以使他心满意足；一套衣服可以非常爱惜地穿上许多年，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萧伯纳一生酷爱体育锻炼，常年坚持户外活动，游泳、跑步、骑自行车、洗冷水浴，身体还算硬朗。而且他也很会保养自己，注意劳逸结合，在文学创作之余，他还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栽花整枝，在树阴下悠闲独坐。

1950年，94岁高龄的萧伯纳又开始创作他的一部新剧《为什么她不愿意》。

10月的一天，萧伯纳在自己的花园里劳动，修剪树枝，不幸从树上摔了下来，造成大腿骨折，动了手术后就回家疗养，从此卧床不起。起初，萧伯纳并没有太在意，但不久却又患上了急性肾炎。

1950年11月2日凌晨，萧伯纳溘然病逝。

萧伯纳逝世的当天晚上，全世界的剧院停止演出，舞台灯光全部熄灭，对这位现代戏剧大师表示沉痛哀悼。

萧伯纳一生没有子嗣。他在遗嘱中指定：将遗产36.7万英镑的一部分作为制定英国语言改革计划的基金，而遗产的大部分，则赠予爱尔兰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

萧伯纳毕生创造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话，但恰巧体现了他的风格：“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萧伯纳虽然逝去了，但他的剧作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广播中一直广为留传，剧中的人物和场面依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对白仍是那样耐人寻味，始终能紧紧抓住观众。

有剧评家评论说：

无情的时间在这个将一生都献给了文学创作的戏剧家身上，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时间磨去的仅是瑕疵，闪烁于萧伯纳剧本中的真知灼见反而更加晶莹灿烂，他那支磨砺了将近八十个年头的生花妙笔为世人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

萧伯纳的出现，使过去一百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他成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最著名的戏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