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伦敦母子团聚

伦敦被称为“雾都”，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伦敦的气候和伦敦独特的文化气息一样，都充满着浪漫迷离的风格。

曾经有位诗人感叹说：“谁厌倦伦敦，谁就是厌倦了生活！”

伦敦的天气对伦敦人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伦敦人无论做什么事，先决条件一定是看天气是否允许。这使得伦敦人养成了一种习俗：见面必谈天气，无论是刚刚从外进来，还是两个人正站在大街上，开口一定是先问：“今天天气好吗？”

在伦敦人中间广泛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伦敦人在阳光灿烂、气候炎热的地中海居住了很多年，到他晚年时，非常渴望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伦敦去。于是他在伦敦买了一套好房子，希望度过自己美妙的晚年生活。

但是他错了，伦敦一年360天，大约有两百天都笼罩在浓雾中，什么也看不清；而且经常雾里夹杂着小雨，没有雾的时候就下大雨，一直是阴冷潮湿。这个人终于无法忍受了，他的美妙梦想破灭了，连房子都等不及处理掉，就急忙逃回了地中海。

1876年4月，“雾都”迎来了20岁的萧伯纳，一个背着唯一的绒毡行李的满怀憧憬的小伙子。

萧伯纳结束了长途航行，抵达伦敦港，他走下轮船，站在雾蒙蒙的伦敦街头，天生喜欢尝试新事物的萧伯纳一下就为这种神秘的气氛而欣喜了。

萧伯纳乘上了市内的马车。马车是伦敦当时主要的市内交通工具，有的是两匹马，有的是三匹马。车子走起来，马脖子上的铃铛“铃铃”作响。

而且伦敦人的想象力也体现在了他们的“公交”工具上，马车被涂成绿、棕、白、红、蓝、黑等各种颜色，每种颜色代表一条路线。

萧伯纳坐上车不久，就感觉出了与爱尔乘车的巨大差别：车上的乘客全都安静地坐着，互相之间不交谈，甚至都不会多看别人一眼。萧伯纳不由想道：“而在爱尔兰人之间，是没有‘陌生人’这个概念的，大家坐在一起都在热烈交谈，说一会话就都成了好朋友了。”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然后回过头去看向马车外面：透过薄雾，一幢幢三四层的楼房从眼前闪过，比都柏林那些低矮的房屋可高太多了！外面的街道很宽，马车都飞快地奔跑着，路边走着戴着礼帽的男人，他们都把背挺得直直的；而那些女子们，则穿着长裙轻盈地从眼前飘过。

车到西区的维多利亚园林，萧伯纳下了车，他背着行李，寻找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

伦敦的西区住的都是上等人，而东区则是贫苦人的聚居地。两个区的房屋也有很大区别：西区的住宅看上去舒适、整洁，到处可见美丽的花园，富丽堂皇的歌剧院、音乐厅，富态的贵妇人悠闲地牵着她的狗四处遛达，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昂首走过；而东区既没有歌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连花园也没有，只有低矮破旧的房屋，街道狭窄肮脏，来来往往的，只能看到一些拖着疲惫身躯的工人。

萧伯纳按着姐姐信中的地址来到了一座住宅前，他的心激动得狂跳着，上前急切地敲响了大门：“妈妈！我是乔治，你在家吗？”

一阵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从远而近，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贝西出现在儿子面前：脸色苍白，身体瘦削，身着整洁合体的长裙，神情优雅。

五年的思念一起涌上萧伯纳的心头，千言万语哽在喉头，凝聚成两个神圣的字：“妈妈！”

贝西一下紧紧地拥抱着儿子：“乔治，我的孩子！”儿子现在已经比母亲高出好多了，不再是当年那个都柏林的小男孩了，他结实有力的双臂抱住母亲，嗓音低沉浑厚。

屋子里，露西在急切地呼唤弟弟：“乔治！”

贝西轻声对萧伯纳说：“露西得了重感冒，卧床好几天了。要不然早就跑出来迎接你了。”

萧伯纳心头一震：“啊！”他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他知道，一个凭嗓子吃饭的歌唱演员，感冒会使她深受损伤的。

萧伯纳放开母亲，立刻向屋内奔去，两条长腿三两步就来到门前，他听到一间屋里传出咳嗽声，“砰”地一声推开了房门。

眼前，露西正努力地抑制着咳嗽，微笑着向弟弟伸开双臂：她长发蓬乱，柔美的脸庞没有血色。

萧伯纳一时心如刀绞一般：二姐去世了，大姐一见面又是这个样子。他扑到大姐跟前，伏下身子拥抱住她：“姐姐！”

露西贴着弟弟结实但并不宽厚的胸膛，顿时一股温馨溢满了心田，精神也好了许多，她轻声对弟弟说：“你来了就好了。”

萧伯纳皱紧眉头，心疼地问：“怎么会弄成这样？”

露西看着高大的弟弟，欣慰中也饱含着辛酸：“没什么。演出频繁了些，伦敦的气候不好，天气阴冷，演出的时候又不能穿太多衣服。”

萧伯纳打量了一下房间，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摆设，就知道母亲和姐姐过得其实很清苦。

母亲靠在舞厅酒店唱歌、偶尔教授几个小学生的音乐为生，能够住在伦敦的西区这种高等住宅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母亲只有住在这里，也才能招收到有钱人家的孩子。

能够和母亲、姐姐团聚，重新享受到妈妈的亲切照顾，萧伯纳非常开心。

但他知道，自己作为这个三口之家唯一的男子汉，理应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他准备立刻就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