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拥护社会主义

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资产阶级大佬们一片恐慌，而萧伯纳却仿佛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非常高兴地写信给赫理斯：

亲爱的佛兰克·赫里斯，从俄国传来了好消息，可不是吗？这不是参战国所期望的事，犹如俾斯麦不愿使法国在1870年成为共和国一样。

但是上帝用种种方法去完成他的工作。他已暗中为我们做了安排，这大概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吧。

萧伯纳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欢迎的态度，他坚决地拥护俄国革命，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尔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这一时期萧伯纳的正论作品及艺术作品中，苏联的题材成了新的主题。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萧伯纳曾经在他的《关于这次战争的常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如果有人以为德国帝国主义似乎比英国的更坏些，这只是因为英国人是作伪的能手而已。人类的仇敌既不是德国，也不是英国，而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管它们装饰着什么外衣。

“英国的米字旗也好，法国的三色旗也好，德国的帝国之鹰也好，这些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今后世界上只有两面真正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的红旗和资本主义的黑旗。上帝的旗帜和财神爷的旗帜。”而且，回到城市的军队士兵应当起来发动革命。

萧伯纳发表政论作品，生动活泼地反映了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他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就公开表示了对新制度的积极拥护。

当俄国革命受到武装干涉的时候，萧伯纳积极投入到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中去。

当英国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提出“干涉者从俄国滚出去！”的口号时，萧伯纳也非常赞赏，他在《伤心之家》的序言中，讥讽那些“想用武力和诽谤来镇压国外的革命，而把自己的活动称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斗争的人”。

1921年，萧伯纳发表了《俄国的惨祸》一文，他强烈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诽谤。

另外，萧伯纳还积极支持英国共产党创办《工人日报》，为报纸的发行投入了大量的股金，并终身成为报纸的股东。

1921年，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劳动月刊》创刊，萧伯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尤其是社会主义道德，更具有资本主义道德无法比拟的高尚性、真实性。

萧伯纳并且用苏维埃俄国为全民谋幸福的创造性劳动来与资产阶级的寄生生活来作比，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这段时间内，萧伯纳不参加任何文艺团体，也不加入任何集团性质的团体。举行午餐会，就是他的妻子招待宾客的唯一方式。

萧伯纳为人比较和善，待人接物，从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有时还很乐意帮助别人。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行为恶劣的家伙，都不可能成为萧伯纳的大敌。

有时，萧伯纳的机智、嘲讽的妙语也会触痛一些人的伤口，他的朋友威尔斯常因此对他大发脾气，而萧伯纳就一方面予以还击，一方面又用极大的耐心来说服他。

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开玩笑说：“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仇敌，但他的朋友没有一个十分喜欢他。”

萧伯纳与王尔德的会面一生也没有超过十次，但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因为萧伯纳家与王尔德家从上一代就认识了。王尔德的父亲曾为萧伯纳的父亲动过眼睛的手术。而王尔德又在伦敦时恋慕过萧伯纳的姐姐。而萧伯纳在写小说没有成功时，一直落魄伦敦，王尔德的母亲就常常邀请他到她家里参加招待会。从那时起，两个人就保持着客气的朋友关系。

有一次，萧伯纳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王尔德听后有感而发，写出了《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一文，萧伯纳听王尔德讲过后心里很高兴。

两个人有一次相会于切尔西的一个展览会里，而他们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展览会里展出的都是一些极其幼稚的作品。

王尔德是个“故事大王“，萧伯纳与他在一块经常是个听众。他们就一个讲一个听，开心地度过了一天。

战争后期，王尔德因昆斯析里事件被捕入狱，萧伯纳起草了一份请求书，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王尔德。

后来，王尔德出狱后就逃亡巴黎，萧伯纳每出版一部作品，都会寄一本有自己签名的给他，这以后就成为了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一个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