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注读毛泽东诗词

我之注读毛泽东诗词，大概是一种命运使然。我在“毛泽东时代”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记得我脖子上还围着红领巾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位伟人的诗。那是 1963 年，我就读小学五年级，毛泽东 10 首诗同在报上发表后，我竟在课余时间读得津津有味，以至还能背诵。朦胧中，尽管有不少地方似懂非懂，但却从中得到了莫大的精神享受，汲取了向上的精神力量，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美感。入中学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十三四岁的我，也外出串连“闹革命”，到北京见毛主席。接着是加入红卫兵组织，跟着大红卫乓呼革命造反口号。后来反造腻了，造完了，闲起来，就读毛泽东诗词，习毛体草书。我手头至今珍藏着“文革”时期购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和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毛主席手书”诗词。

——这类制品当时都不大贵，诗词集八分钱一本，诗词手迹一分钱一张。1971 年，我参加“毛主席亲自批示”的葛洲坝工程建设，作犬马之效，

具体工作是负责民兵连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葛洲坝是西陵峡下游、宜昌上游江中心的一个小岛，长江河床在此处被它与黄土坝分割为三：大江、二江、三江。这就为分期建坝提供了较好的地理条件。初到葛洲坝，住竹棚，睡地铺，但由于置身名山大川中，我感到非常的惬意。至今我还怀念有一次夜宿在西陵峡群山之中的茅棚里，清晨被山鸟清脆叫声唤醒的美妙时刻，亦忘不了我曾多次游历的、高在峭壁之上的三游洞。正是在葛洲坝，我才明白元人萨都刺《念奴娇·登石头城》词中“惟有青山如壁”句的意思。当年，我常常登高望江，见宜昌对岸青山形同刀劈，果如坚壁，——这大概是千年江水下切的功绩吧？居高远眺长江时，听不见咆哮声，也不觉得浪头如何汹涌。长江显得那样的驯服，平静，俨如一衣带水。真令人难以想象它为何会选择高达数千米高的巫山山脉做突破口，从四川盆地东贯而出，硬是在巫山中部地区切成一道数百公里长的、名驰世界的“长江三峡”。那时，我只觉得已将自己置于了毛泽东那“高峡出平湖”的诗境，于是连同那辛苦的工作也蒙上了一层诗意。我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诗句中领略出毛泽东那种大诗人的气魄。

1976 年过去了。1978 年春，我就读武汉师范学院(现为湖北大学)，学的是政治教育专业。那时，我根本设想到日后的工作将是研究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更没想到会来研究毛泽东诗同。不过，我对毛泽东诗词的注意力从未减弱。记得是年 9 月 9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贺新郎·怅别》等诗

词三首，我立即仔细的研读了它们，并还与同学谈论过。又还记得 1980 年夏学校图书馆贱卖一批藏书，我花一角钱选中了一本《毛主席诗词注释》。

1984 年夏，我离开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中共咸宁地委党校—

—它地处温泉，在潜山脚下，淦河边上，空气清新，风景秀丽——就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我选择的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向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真是命运的安排，我开始有步骤的研究起毛泽东来了。

武汉大学给我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回忆。它的校园也当属世间少有。到处是风格独具的亭台楼树式建筑物，侧伴碧波万顷的东湖，内有林木茂葱的瑶咖山，还有那三月樱花，八月桂香。春天。我与同学好友一齐到磨山或东湖游赏；夏天，我在湖水中与游鱼一起嬉戏；秋天，我在附近的红枫林中踏叶。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那些个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那些个我多

次翻阅、研读过的书卷。那些个我抄写摘录下来的笔记及构思写作出来的文槁。那些个人头攒动、身影飞闪、步子不停的通宵舞会。

在武汉大学期间，我基本上熟悉了我的研究对象。为了增加一些切身的感受，我花时间游历了韶山、湘潭、长沙、井冈山、延安、庐山等毛泽东生活、活动过的地方，并收集了不少研究资料。韶山的秀美，岳麓山的静幽，井冈山的雄险，延安的古朴，庐山的峻峭，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历井冈山时，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独自一人到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朱砂冲探访的情景。那是在 1985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置身峻险苍翠的群山中，面对四周死一般的沉寂，觉得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引力要将我连同这山这土凝合在一起。我感触到了山的力量！我也深深理解了毛泽东当年在一份报告中表露出的“我们深深感觉寂寞”的吁叹。奇怪的是，当时我的思绪老是缠绕在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思想上。

翻越黄洋界离开井冈山时，则给了我一种美的享受。那是在清晨，车子到了山顶，只见山外云浪翻卷，汹汹涌涌。云海代替了隆隆炮声和在望施旗，别有一番诗意。

在长沙，我参观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利用过的船山学社社址，及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时的住地小吴门外清水塘。我还游历了青年毛泽东喜欢光临的位于湘江江心的橘子洲，游历了他常常露宿、风俗或雨浴之地岳麓山。岳麓山东滨湘江，其上山树繁茂，更有岳麓书院、爱晚亭、赫曦台、禹工碑、云麓宫等胜景名地，整个一座山都充满了诗意。怪不得老年毛泽东常常怀念着它。1955 年返湘后，他与少年间窗周世钊结伴重游湘江和岳麓山，不久兴致勃发地写下了一首将人带进美妙意境的诗。1961 年，他在致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更是表露了对此山此水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信中他以无比羡慕甚至嫉妒的笔调这样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薛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侗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在延安，我游历了延安城的象征宝塔山(嘉岭山)，以及清凉山，参观了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这些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还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大学等地。黄土味十足的延安给了我良好的感受。但我有些不解的是，毛泽东在延安 10 年，竟很少有诗！也许，这 10 年的卧薪尝胆，他工作太繁重了？他日夜不停地忙着出主意、想问题、用干部，脑筋太疲倦了？或许，在黄土窑洞里毕竟不同于在马背上，难能激起人的诗兴？在赴延安途中，我趁便拜谒了黄帝陵。黄帝陵落脉在古柏森森的桥山。

在轩辕庙，我不仅第一次见到了据说是轩辕黄帝亲植的轩辕柏，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亲撰的祭辞。它是用隶体书写在一张大纸上，悬挂在供有黄帝塑像的正殿一侧。

每到一处毛泽东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我几乎都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是物留人去、英雄长已矣的怅失感，另一方面则是为英雄业迹所激励的思奋感。但不管哪一种感情占上风，我都要想到毛泽东所留下的诗篇。尤其当睹物生情、兴之所发时，我还要学着做些诗。在韶山，我做过一首和韵诗。那是在 1985 年 11 月底。头一天，我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瞻仰了毛泽东父母墓，并从墓碑上抄录下了毛泽东亲撰的祭辞和灵联。

总的说来，在游历观访毛泽东的故居、活动旧址等过程中，丰富了我的知识，挪近了我对这位政治巨匠、诗同巨匠的理解距离。

1986 年 9 月，新编辑的《毛泽东诗同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虽然

在该年年底我见到了这个版本，但直至 1987 年我离开武汉到北京工作后，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买到它，并才有时间进一步阅读它。读过这本书后，觉得里面的多数注释是好的，但有一部分却值得商榷甚或明显有误。于是心中便萌生了一个愿望：能有人订正这些错误或补救这些不足之处当是件美事。当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来作这件事。一则我正在忙着撰写一部哲学著作，另则到了新的地方要花些时间去熟悉环境。

与白云黄鹤的武汉不同，北京有北京的特色。它是历史名城，多名胜古迹。所幸的是，风景最为优美的颐和园与我工作所在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紧邻。昆明湖中虽然游鱼无多，难得观到，但在夏日傍晚的湖边上竟也消磨了我不少时光。

1989 年夏，手中稍闲。我便写了第一篇有关毛泽东诗词的短文：《把诗当作诗看待——关于对毛泽东两首诗的理解问题》，接着，又写了另一篇小文《天马凤凰乃何山》。之后，似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我已在初步思考全面清理一下对毛泽东诗词所有的注释了。这样，便产生了《〈毛泽东诗词选〉注释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对以往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中的数十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论析，提出了我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其误注之所在。

然而，职业本能总催使我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毛泽东的诗词。这也真可以拓展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呢。我总认为，诗是毛泽东全部的文章精粹之所在，是集毛泽东的理智、哲思、情感、意志、诗艺及书法干一体的完整艺术整体。①忽略了诗词，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毛泽东的哲学，也不可能真正懂得毛泽东，至少是不完全。但我并没有立即着手这种研究工作，因为我首先需要的仍然是设身处地的在一种文化氛围中去接近毛泽东，接近他的思想境界。 1989 年夏，我到江西瑞金具作社会调查。我踏上了那片向往久之的红色

国土，我住在了曾名驰中外的红色故都瑞金，我参观了在小学课本上读到过的沙洲坝，以及叶坪、云石山等地方。紧接着，我造访了与瑞金毗邻的(福建) 汀州。就是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曾经到处是悲壮的号角声、震天动地的喊手声。毛泽东那一首首记叙征战的诗篇，莫不是这种喊杀声连着号角声的转录和升华？也许，只有那饱经寒暑风霜的瑞金宝塔和那巍然屹立的弹头型红军烈士纪念塔能道破这一切，它们体内一定含藏着能破译毛泽东诗词的秘诀。

1989 年秋天，我即着手进行我的研究。我的程序是这样：首先，对每首诗或词进行意译，使之从一种富有艺术性、古典式的深奥文字表达式，转换为另一种只重较准确地传达原诗意义的、浅显的现代语言文字表达式。对于偏重思想研究的我来说，这种作法有着双重意义。(一)能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每首诗或词的意思。(二)通过整体把握能对应检验每首诗或词各个地方的注释是否具有准确性。凡诗词被翻译成现代语言后意思不贯通、不明朗者，便多少可知其根据的注释前提不正确。这种翻译对那些无法进行具体考证、且语句歧义之诗词的理解更有助益。其次，把每件作品放到产生它的具体环

① 1966 年夏，邢台地震波及北京，当时正在毛泽东处值班的护士长拉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跑，可是毛泽东却迟疑一下又返了回去，把案头的一个装有自己诗稿的牛皮纸袋拿了出来。护士长问他那么多好东西不拿，光拿一个破纸袋子有什么用时，毛泽东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诗稿属于我。”。

（《当代思潮》1990 年第 1 期）从此事可以看出诗词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

境中去，从诗词产生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背景材料，及诗词自身传达的信息中捕捉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意向，以析取其它著作文字中遇之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样作的结果不是以赤裸裸的理性文字表达出来，其中电夹杂着我对诗词的品味、审美感受等等。这类文字我称之为意会。再次，对每首诗或词进行具体的考证和注释，这实质上是在承续前人的工作，并在吸收前人或同代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时，我庄意区分了毛泽东本人的创造性和他遣词用字时的讲究来历。故诗词中凡套用了古代诗人的诗句者或引典入侍处，大部注明了原作出处。这样做，有利于人们去把握中国诗文化的源流、脉络和发展演化的过程，以明白那些千年流传的典故佳章如何在毛泽东诗词中被得以巧妙的艺术再现。作完了这一切，再从综合意义上来考察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毛泽东与诗的关系，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文化、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以及毛泽东诗词的总体风格和艺术特色等等，也就不很困难了。这样，我便写成了本书第一章。《诗国盟主毛泽东》。

但是，当我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对“意译”部分却感觉不满意起来，后来，我决定删去这一部分。我的不满足原因有：(一)有些诗词的句子过于明白，译出来有画虎类犬之弊，这致使一些译文质量欠佳。(二)意译虽然在准确理解毛泽东诗词方面有助益，但不免束缚了读者的思想，似不能给读者作任何他种理解的余地。去掉它，读者可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驰骋。

在把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还不能说自己的注读完全切合了毛泽东诗词的原意。这是因为，除了注读者对原作理解上的差距，除了必不可免的误解误注之外，人类的语言文字有许多的缺陷，言不能尽意。对于只能透过字里行间读出来的意思或弦外之音，是不便注出，也不能注出的。纸上文字之于人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意，也许恰像那绝大部分沉藏在水下而只极小一部分浮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样。比方说，根据我的理解，《水调歌头·游泳》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子的生成，也许与毛泽东少年时代所受教育及经历有关。据传，在南岸读书的时候，他曾和同学偷偷下塘游泳。要受罚，他就以《论语》中孔夫子赞成河浴的记录①反抗塾师。毛泽东在填《游泳》一词时，把在长江中的击水之乐尽情描绘后，转而叹唱古圣人孔子只能站在“川上”望着逝流空发感慨，这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熟悉《论语》肯定有着某种联系。不过，此时毛泽东心中的孔子形象与少年时代心中的孔子形象是大不一样了，他可以把自己与其作比较了。然而，这许多潜在的东西，这许多社会经历上、心理经验上的东西都是无法注明的。又如，《五古·挽易昌陶》“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一联中的北山一词，如何注释亦是颇费心思的。它既可实注，也可虚注；既可理解为泛指，也可理解为专指。实注，即可把它注为塔里木盆地以北的天山、河西走廊北侧山地等等。同时，北山又是《诗·小雅》的篇名。毛泽东当时作此诗时赋予北山到底以何种含义？把有关北山的种种材料全部纳入，恐不合适。这里，繁注就不如略注好。综合考虑，如把东海注释为海东一样，北山宜注释为山之北。但这毕竟省去了不少东西。又如，对《菩萨蛮·黄鹤楼调》、《沁园春·长沙》及其它一些

① 这则记录见《论语·先进第十一》：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说：‘暮春三月，穿得上春装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童，去沂水中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孔子不禁叹道：‘我赞成曾点的理想呀！’”）

诗词的背景介绍，也是一个值得认真考究的问题。对于《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有的作品说它是毛泽东在武昌黄鹤楼上吟成，有的欣赏文章亦说 1927 年春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脚步沉重地登上了黄鹤楼⋯⋯然而事实是，毛泽东填写《黄鹤楼》一词时，根本没有了黄鹤楼，只有一些遗存的其它建筑物。可见，毛泽东以黄鹤楼为题填词，游过黄鹤楼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词的内容本身展示了怎样一种心境。毛泽东不曾游黄鹤楼而以《黄鹤楼》为题填词，正如宋代范仲淹不曾去游洞庭湖、岳阳楼而作《岳阳楼记》一样。文学创作虽然离不开生活体验，但与具体体验是两回事，不一定要直接联系起来。毛泽东 1928 年并未在井冈山指挥井冈山保卫战，后来却以其为题填写《西江月·井冈山》词一首更是有力的证明。当然，史实较详的好办，史实不详的考证起来就麻烦得多。《沁园春·长沙》一同就是如此。毛泽东填此词时是否重游过橘子洲等地，尚不好确定。也许，为要避开当局的追捕，他已无闲心去游览这些地方了；但也许他无视险恶环境确实再次领略了他所熟悉的那方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我沿用人说，介绍背景时说毛泽东当时重游了学生时代常游的岳麓山、橘子洲等地。再如《贺新郎·怅别》这首词，其写作背景亦不容易说清楚。有人从词中的“霜重东门路”和“半天残月”考证它作于 1923 年 11 月底或 12 月初，我则从它的修改情况推定它最终完成于(本世纪)60 年代，而 1923 年冬则只是它最初的写作时间或构思的最初起点。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方法启示：对毛泽东各首诗、词的背景介绍，部不宜从诗词字句去倒推其写作背景，而应具体考证它们写作的真实背景。这样作起来困难就大多了，故我在一些背景介绍中就不得不从简从略。

我自知我的注读本不能完全地切合毛泽东诗词原作的意思，但注读的甘苦却难与外人道，正如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一样。《诗国盟主毛泽东》完成后，我愈是觉得它过于笨拙。我不由得想起鲁迅《野草·题词》中那如刻如镂的词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是受制于外在政治环境而说这番话的。而我，却受制于内在的文思及表述这种文思的语言文字本身！我在沉思默想时脑海里似乎有一幅较为清晰的图画，但是，侍我要将它转化为语言或文字时，便立刻有些意虚词穷。经验告诉我，探到毛泽东诗词的真谛委实不易；即使探知其中三昧，将它言说给别人听也非常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