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音韵声调格律对于古典诗词之重要，有如唱腔曲调对于剧种戏派之重要一样，有如特定的体裁于各种文章之重要一样。没有特殊的戏曲唱腔，就没有与其他剧种戏派相区别的特殊戏剧流派；没有自己特定的体裁，就不会成为一种固定的文体。同样，没有自己特殊的音韵格律要求，也就没有格律诗同。正是本着这种重要性，毛泽东在研读古典诗词时，十分注意研讨诗词的音韵格律。在写诗填词时，他也十分注意遵守诗词格律形式。1957 年，毛泽东在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曾这样对他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①1965 年，在给陈毅改诗并复陈毅信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①

注意研究诗词音韵格律无疑构成毛泽东诗词研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故居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和一部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璧》。这两部书中许多地方留有各种颜色笔迹圈划的记号，许多书页都折着书角，这表明毛泽东生前曾从头至尾翻阅和研读过这两部书。《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部留有毛泽东用红、黑两色铅笔勾划的圈记。《增广诗韵全壁》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它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对音韵的关注较为专致，这表现在他不仅研读诗韵专著，还留心了其它书籍有涉音韵的地方。例如，《随园诗话》中有关音韵的段落，他都加了圈划。该书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淮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另一则说： “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棒’、‘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嘉名’，‘字余曰灵均’。‘八庚’ 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辨》，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 再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韵也，而用‘芹’ 字。苏颋《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脧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等等。以上议论音韵诸处，毛泽东都加了勾划圈点。

除研究音韵外，毛泽东还研究词律。故居藏书中有两部不同版本的《新校正词律全书》，各留有他许多研读圈记。《新校正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

① 参见《文汇月刊》1986 年第 9 期。

① 参见本书《致陈毅》。

体，计词牌名 660 余种。该书还收入了各种词牌多种不同的体，并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体例，注有音韵平仄。它收集的资料比较齐全，且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仅从书页上留下的标记来看。毛泽东圈读了其中 70 多种词牌，80 多首词。如李白《忆秦蛾》、石孝友的《卜算子》等等都为他所圈点。

本着掌握诗词的格律，毛泽东还力劝搞文学的人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他认为，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懂得文学，就要学一学《说文解字》。他说自己是十几岁上就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毛泽东这种对人的劝导，又何尝首先不是他自己研究文学、研究诗词韵律的心得体会呢？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止是个诗人。他有一般诗人不具的深遽哲思和超凡的历史眼光。他在研究、熟悉诗词音韵格律的同时，更注重地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诗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他曾概括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①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大体客观勾勒了旧体诗的发展演变进程。

像作为军事家能巧妙地驾驭军事规律一样，毛泽东作为诗人同样能巧妙地驾驭诗的规律。他在给陈毅的书信中道出了为诗之道：“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毛泽东认为比兴手法“赋也可以用”。他举例说：“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还在信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并强调说：“要作新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正是借助形象思维和运用比、兴手法，毛泽东赋写出了许多气势恢宏和优美动人的诗词。

尽管对诗词格律颇有研究、对诗词技巧娴熟掌握，但毛泽东却十分谦虚。这种谦虚精神在他致陈毅的同一封书信中表现出来。当陈毅将自己的诗作寄之于他并请他修改时，他在回信中这样对陈毅说：“陈毅同志：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他称赞陈毅的诗“大气磅礴”，但又指出诗的形式“于律诗稍有未合”，并说陈毅“于此道”同自己一样，“还未入门”，自己偶尔写过几首七律，但没有一首是感到满意的。谓自己“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①一个进行诗词创作活动达半世纪之久的诗人，一个以自己诗词独有的气派而饮誉中外的诗人，竟称自己于律诗之道“还未入门”，该是何等的严肃，尽管这谦逊太过。

由于古典诗词格律过谨过严，它确实束缚人的思想。故毛泽东素来主张它“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他怕这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旧诗体裁“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他又认为，对于通此道者来说，旧体诗则是一种很好的思想表达工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

① 参见《最好的怀念》，红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1 页。

① 见本书《致陈毅》。

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①这关键在于掌握格律。”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②这大概是从必然中获得了自由的大诗人的一种心声。

三

毛泽东在欣赏、阅读诗词时，常常要发些议论，要论诗论人。他自己是一位既有时代特色又有鲜明个性的诗人，他的论诗论人便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价值取向。作为文学造诣颇深的诗人，毛泽东对诗及各代诗人的评论往往高屋建瓴，又切台得体。作为洞察社会人生、藏具深遽哲思和具有宏远历史眼光的诗人，毛泽东能透过诗的背后透彻了解作诗的人，及其诗作的产生环境。作为为广大受压迫剥削的农工大众谋利益的大政治家的诗人，毛泽东论诗论人时往往表露出一股向往民主、自由，追求理想社会的强烈政治意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论诗论人，一般更多地揉入历史意识、政治意识和哲学意识，他善于从诗中读出政治和哲学，以获取可资的政治经验。这种读诗论诗，既是他对待人诗作多方位的品评，亦是他内心既存的民主、自由政治意识向外的投射。

60 年代毛泽东在谈及《诗经》时，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并谓有些恋爱诗是借男女写君臣。对五代时蜀国韦庄一首《秦妇吟》，毛泽东认为是一首怀念君王的诗。毛泽东还指出，杜甫的一些史诗性作品是政治诗，白居易诗的高处在于与沦落天涯的受苦人有平等心态。1939 年，毛泽东与萧三在延安谈到《聊斋志异》时，说《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恋爱很有艺术，鬼狐都会做诗。并认为《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故《聊斋志异》不是怪异小说，而是“一部社会小说”。①

在受外在的政治气氛直接感染时，毛泽东内心的政治主张更易附着千古典诗赋借以发挥。1959 年，在政治思想斗争激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结合现实政治写了一篇较长的古典作品专评：关于枚乘《七发》。他一开始便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

《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间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毛泽东还从这篇“骚体流裔”的《七发》中读出了枚乘所代表的较低阶层的地主阶级“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说“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并谓“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②不难看出，从诗赋中领略出政治，惜古喻今或以文载道，是这位政治家诗人敏感之所在。

毛泽东不仅能从诗中读出政治，更善于从中闻出阶级斗争的味道。从宋

① 见《最好的怀念》，红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1 页。

② 见《文汇月刊》1986 年第 9 期。

① 高陶著《天涯萍踪——记萧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7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6 页。

玉《风赋》的具有褒贬色彩的“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中，毛泽东能体会出这篇作品“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对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有自己特别的看法，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毛泽东认为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宫符，是理解小说主题的“总纲”。他从一首隐喻式的诗中读出了四大家族，进而读出阶级斗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毛泽东这样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

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三姐等等。①他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毛泽东还善于从诗中考证出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和当朝政事。在 1958

年 2 月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专对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的内容进行较细考证，并从“儿童相见不相识”句子中推考唐代官吏的眷属制度。他写道：“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

《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队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君臣而兼好友之遇。⋯⋯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②这里，政治和历史已完全被这位高明的诗人政治家从诗中析取出来了。50 年代未，毛泽东在研读初唐诗人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写下了一篇长达千余字的内容丰富的批注。批注除了考证王勃所作《滕王阁序》的年龄等等外，还概括了王勃的经历和分析了王勃的作品。他写道：“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③并赞扬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毛泽东在这里把诗与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贯通起来了。

毛泽东不仅善于分析诗人诗作的产生环境，还善于从其诗作中发现诗人本身所暴露出的思想上的倾向。对南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诗的分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登池上楼》一诗的天头、行间，毛泽东曾写下这样的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①当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是以了解诗人的社会处境和命运为前提的。正是本着自己独特的哲思，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220 页。

② 见《致刘少奇》，乍书，第 252 页。

③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 页。

①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3 页。

毛从诗人李白那做视一切的心态中，亦能窥知他骨子里的致仕意向。从李白

《古凤》赞美秦始皇功业的诗里，毛泽东发现了李白“尽想做官”。从李白的《梁父吟》中，毛泽东看出了李白把做官的希望放在将来，并且神气十足：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②且不论毛泽东这般论诗论人是否有失偏颇，但他对诗对人的理解和议论却比常人来得深刻。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历史上那些命运坎坷或不得志的诗人又非常同情，这大概应归结于他总是同情弱者，同情广大下层受压迫的阶级或阶层并为之鸣不平的民主思想使然吧。然而，毛泽东又认为贫贱受压、经历坎坷对人极有好处，历史上的名作都是由身处逆境的人创造和产生出来的。他极为欣赏司马迁的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过这段话的意义，并认为真正有聪明才智、有创造力的人总是那些身处逆境的人。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①在阐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时，毛泽东说，《诗经》中的佳作“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为老百姓“发愤之所为作”，他们心里有气，才写诗。②这便是毛泽东的诗歌创作观点。这种观点，毛泽东在对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使君序》一文的批注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叹惜王勃、贾谊、王弼、李贺、夏完淳等“英俊天才”“死得太早”，并引申出这样一种看法：“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③毛泽东从诗中读出政治，或从诗思维中得到启迪，是自然的而不是任意的，是适中的而不是牵强的。对待历史上的诗人诗作他绝不作任何不合逻辑的附会。在 70 年代前期评法批儒的潮流中，有人荒唐地把李白、李贺等诗人说成是代表历史进步和变革力量的法家。对于这种无视历史和艺术的穿凿附会，毛泽东感到十分吃惊： “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李贺算什么法家”。针对一些人对李白《蜀道难》的种种猜测，毛泽东特地这样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①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毛泽东之从诗中读出政治和哲学，关键之一在于他把诗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诗常常成为他用来表达内心政治意愿的方便工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是毛泽东 1955 年春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清人龚自珍的诗。这首诗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企盼在中国这张“一穷二白”的纸上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的强烈愿望，期待中国劳动人民振奋精神，起来作主，展开一个社会主义的

② 毛泽东对李白诗的议论和对李白心态的这种分析。是 1973 年 7 月同当时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作出的。他妙趣横生地议论至此，一时诗性大发，顺口便吟出了几句诗。说道：“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中国政局备忘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 页。）

①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

②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积极主张。1961 年10 月，毛泽东书鲁迅诗一首赠日本朋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处听惊雷。”则是他鼓励日本友人敢于斗争，并寄希望于日本人民革命的胜利。1971 年，阴谋家、野心家林彪自取灭亡后，毛泽东在论及他时，引用了白居易一首律诗中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恰如其分地为这个落得可耻下场的阴谋家画了像。另外，毛泽东还引用过唐代张英的诗句“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来表明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以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说明中国与一个“远隔千山万水”的欧洲国家的友谊。1958 年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应邀为全会演出的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请求他题字，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赠，于中寄托了他对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希望，亦体现了使文艺成为教育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一贯主张。

诗不仅被毛泽东得心应手地用来表达政治意愿，用来遣发内心的激情和感情，甚至还可以用来作为治疗心灵创痛或安慰别人的良方。自建国初年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毛泽东自己在内心长期忍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苦痛，却还经常安慰儿媳刘松林。1959 年，刘松林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得知后，即寄上一信，于中抄写了李白的一首诗以慰之，并嘱她愁闷时“看点古典文学”，以“消愁破闷”，①开阔胸襟。1962 年夏，二儿媳邵华身体欠佳，且学业未完，情绪低落；毛泽东即致信于她，励其多加一些男儿气，并说王昭君《上邪》一诗，可以读。这使邵华深受感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亦任他秘书的胡乔木 1961 年秋生病，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即劝慰胡“长期修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特在信中录写曹操《步出夏门行》中的诗句相赠：“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并说“此诗宜读。”②诗可以开阔人家的襟怀，又何尝不鼓动毛泽东自己的情绪呢？1975 年，因眼疾进手术室动手术前，毛泽东特地让人去播放岳飞的《满江红》戏曲唱片，在那高亢，有力的音乐声中他迈步走进了手术室⋯⋯

作为酷爱诗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写诗、读诗、论诗，借诗抒发豪情，用诗表达自己思想和志愿。他“胸中装着整个世界，始终没有忘记诗！”而作为生就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的可贵品格。虽然他那血肉之躯不能抗衡无情的自然规律，但他毕竟能借助古人的诗句以消减暮岁体衰的悲凉：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

根柢盘魄，

山崖表里。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 421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5 页。

⋯⋯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是他逝世前不久的日子里拖着那倦极的身躯对庾信《枯树赋》一字一顿的苦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