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护国军分路出征的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讨袁活动。如第八章第二节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后继续不屈不挠坚持反袁斗争的唯一政党。还在 1915 年夏秋之交，它已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进行武装讨袁。但由于经费、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云南首义前有重大影响的起义并不多，而且旋起旋败。真正富有成效的全面展开是云南首义以后的事。③

云南独立后，孙中山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④当时，江苏、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中华革命党人，均纷纷准备发动，但他认为“长江一带敌屯重兵， 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困难较大，主张改变策略，首先“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以便“与云贵打成一片”，一旦“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⑤为此，广东中华革命军在司令长官朱执信的领导下，于 1916 年2、3 月间先后发动了两次以攻取省城广州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在 2 月上旬。当时，龙济光正奉命派兵西攻云南，广州相对空虚。朱执信及其同志们议定一个三路同扑省城的计划：一路由澳门出发沿增城、罗岗洞、龙眼洞前进，攻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沿途登车，直扑东关；一路

③ 陈炳焜等致陆荣廷等电（1916 年 3 月 15 日），《中华新报》，1916 年 3 月 23 日。

④ 陆荣廷致各省通电（1916 年 3 月 15 日），《中华新报》，1916 年 3 月 29 日。

⑤ 同②，第 332 页。

① 陈宦致王士珍电（1916 年 3 月 1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② 沈金鉴致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1916 年 3 月 1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③ 王玮琦著：《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1979 年版，第 103 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220 页。

⑤ 同④，第 237 页。

由谢细牛统率绿林武装，从城北七十里的番禺县石湖村出发，夺取石井兵工厂，然后分兵夹击西关和大北门，以援应东、北两军。部署停当后，朱于 2

月 5 日夜亲率中华革命党员数十人潜入石湖村，指挥谢细牛所部绿林数百人和其他民军千余人，解除了该乡福军和乡团的武装，占领三座当楼为炮台。次日晨，又制青竹毒签，广布村外要道，准备于 9 日与其他两路同时举事。不料事为龙济光探悉，8 日晨即遭其所派亲军千人的疯狂围攻。石湖军民英勇抵抗一昼夜，击毙龙军团长、营长、排长各一人，重伤营长一人。相持至9 日晨，龙军增援炮队赶到，朱执信见敌众我寡，硬拼不利，遂下令撤退。三路进攻广州的计划也临时取消。

3 月上旬，朱执信再次对广州发动攻击。这次行动，计分两步：第一步是袭取袁世凯由沪派来黄埔的肇和舰，第二步以所获之肇和舰“驶进省河， 谋攻观音山等处”，进而夺取省城。①行动之前，朱与李天德以及上海陈其美所派杨虎、李元箸、马伯麟、余建光、冯启民等人在澳门筹议多次，决定以一部分同志密登澳门开往广州的永固客轮，抵黄埔后，即迫其泊近肇和舰， 利用该轮与肇和舰高度相等之便，越舷而过，向敌发起突然袭击，夺取该舰； 以另一部分同志在永固轮发难的同时，向黄埔两岸各炮台发起猛攻，牵制陆上之敌。

6 日晚 9 时，一批身怀炸弹和手枪等轻武器的中华革命党人，夹在搭客

中登上永固轮由澳门启航，次日晨 3 时 50 分驶抵黄埔。他们唤醒酣睡的搭客， 向他们宣布：“吾人欲借永固以袭肇和而讨袁贼，并非行劫，如有金钱财物， 一概保护，请即齐下舱底安息，以免危险。”①接着，便纷起奔向各预定目标， 迅速占领了舵房、车房、电灯房、火房以及船首船尾等要害部位，迫船主驶向肇和舰之侧。时值黎明，江面雾气弥漫，肇和舰尚以该轮误驶航线，鸣钟告警。永固轮却不顾水流湍急，多次向其靠拢，且有人企图登舰。这时肇和方知将发生事变，急起向永固轮开火。预伏在东浦墟一带的中华革命党人听见肇和枪声，知轮上同志已经发动，遂向鱼珠等炮台发起攻击。顿时，肇和内外，黄埔两岸，枪声、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十分激烈。永固轮上的中华革命党人为夺取肇和舰，不怕牺牲，多次发起进攻，先后有两人为跃过肇和而堕水献出生命。但是，在肇和舰严密炮火的封锁下，永固轮的靠舰企图始终未能实现，而攻击陆上炮台的队伍又被击散，永固轮陷于腹背受敌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中华革命党人不得不迫该轮驶向沙滩，凫水登岸，弃轮而退。

广东中华革命军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给龙济光的震惊却不小。正是中华革命军和其他民军的频繁起事，才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对云南护国军倾力相加。朱执信指出：“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袭肇和，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②

与此同时，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回籍招集旧部， 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给袁世凯及其各省代理人以沉重的打击。

①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 年 3 月 17 日。

①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 年 3 月 17 日；李天德述、邓慕韩记：《黄埔谋袭肇和兵舰记》，《革命文献》第 47 辑，第 390 页。

在四川，自云南护国军攻入后，各地“缙绅耆旧，游侠健儿，闻风群起， 动辄千数”，其中不少是中华革命党人直接发动，或接受中华革命党领导的。2 月 16 日，由上海返川的谢兆鸾集合各路民军千余人，快枪七百余支，铜驼十余尊在合州（今合川）首先倡义，宣布成立以他为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的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活动于合州、酆都、万县、云阳一带。3 月初，分别由昆明随护国军入川的王维纲和由上海溯江西上的刘伯承等人， 运动涪州警备队长杨光烈和哥老会众在涪州（今涪陵）新庙子起义，成立以王维纲为支队长、杨光烈为参谋、刘伯承负实际军事指挥责任的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积极展开讨袁活动。12 日，刘伯承率队进攻长寿，缴获水警快枪四十余支。14 日，在石家沱与北军安庆轮开战，毙其军官一人。接着，王维纲一面命支队大部转扎临江庙，准备进攻酆都；一面分兵一连至马颈子截夺北军船只。其时，恰有名为商轮，实已成为北军兵船的大川号驶至，当即被击伤，搁浅江岸，俘获北军参谋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快枪三十余枝。16 日夜，王维纲再接再厉，亲率全支队由临江庙出发，向有本县警备队和北军第八师第三十二团张福臣营分守各要隘的酆都进攻。次日拂晓，一举突破新城要隘，迅速攻入城内，将张福臣营全部逐出城外，并生擒与处决了为虎作伥的县知事许石生，歼敌八十余人，获快枪五十余枝。王支队除刘伯承右目受伤外，仅伤亡官兵九人。

紧接谢兆鸾、王维纲之后，龚天福、周晋敷、杨海清等人也在马尾坝宣布起义，组成以龚天福为支队长，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长官卢师谛为司令官的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并于 3 月 21 日占领石砫。4 月 1 日，以知事附义独立，和平进入忠县，“横断北军交通者十三日之久”。①其间，还有李善波等人于 3 月 11 日在酉阳龚滩宣布独立，自称共和革命军司令官，“声言三次革命”②，不及半月，便“陆续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四县，筹饷十万，战士盈千”。③颜德基等人则聚兵新宁（今开江），击毙县知事，拥兵五百余人，与北军周旋于云阳、万县间。

4 月 10 日，这些名目纷杂、各自为战的讨袁军，正式联合组成以石青阳

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暂先编川东、南、北三支队。并于 11 日以石青阳名义誓告国人：“自今伊始，本军当贯彻唯一之主义：1、推翻专制政府；2、恢复完全民国；3、启发人民生业；4、巩固国家主权，以期大憝元凶殄而后已。扶持国体，生死同之。”④至于川西，则由卢师谛“指挥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诸军，运动独立”。⑤至 5 月中旬，成都附廓各属，几非陈宦所有。

四川中华革命党人，在袁世凯进攻云南的主要通路川江航道上攻城略地，据山筑垒，劫其军船，歼其兵士，阻其交通，不但扰乱了敌人的后方， 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泸州北军的安全。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对此说得很明白：“当兹逆匪充斥，形势变迁，交通益形梗阻，输送愈觉不灵。职师之新兵及军需物品、炮营驮马，均到万县多日，不能上驶。忠（州）既不守，万亦频惊，

① 《桓桓赫赫之蜀中民军》，《民国日报》，1916 年 5 月 30 日。

②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457 页。

③ 李善波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6 年 3 月 24 日），贵阳《铎报》，1916 年 3 月 30 日。

④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石青阳通电》，《民国日报》，1916 年 6 月 28 日。

⑤ 《熊克武军在川之活动》，《中华新报》，1916 年 6 月 17 日。

邀寄军储，万分危险。”⑥为了“保护输送，无碍进行”，他不得不于涪州留步兵一团、炮兵一连，酆都留步兵一营，并再次向袁提议“由万（县）稍加兵力两营”①，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直接用于泸州的兵力。四川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军事行动，对蔡锷反攻泸州，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持。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在军事讨袁中，先主“中心突破”，力图在长沙、衡阳、岳州等要冲地方策动军队，树立义旗，以广号召。②所以，他们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便是长沙暴动。这次行动酝酿于云南独立后不久。当时，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纷纷由日本回国，在上海谋进行倒袁办法，决定： 先派廖湘芸回湘，运动长沙三十九混成旅和汤芗铭的模范营为内应，彭泽鸿前往岳州，准备响应；谭蒙、殷之辂负责联络。至 2 月中，各方筹备已略有头绪，单等沪、汉两地赴湘参战同志全部集齐后即可发动。可是，少数急进分子为了“居功”，要“先期举发”③，加上汤芗铭搜捕日紧，潜伏同志，隐蔽不易，杨王鹏不得已于 2 月 21 日冒险发难。杨与廖湘芸、毛邦华等数十人， 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其邻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毙其卫兵五人，余皆纷纷逃散。据当时报载，汤芗铭与巡按使沈金鉴也由后门鼠窜而逃。不料，杨王鹏等刚抵辕门，因“先所运动之军队忽爽约， 助汤抵御”④，旋即失败。杨王鹏、龚铁铮、李嶽崧、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二十七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七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而不知姓名者达四十余人。⑤

经此挫败后，湖南中华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的计划，而开始致力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成功的是湘西罗剑仇、萧英等人领导的起义。3 月 12 日，罗剑仇联络地方保安队和乡团武装三百人，在永顺松柏场宣布起义，成立以他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独立军，号召北伐讨袁。17 日占领王村，19 日攻克永顺。警备队长谢伯纲正“脱振振军服，着裈布单衫， 由民房出走”，突为人所识，当即被独立军击毙。县知事车赓与人易服后侥幸保命，于当夜“潜至岳某家，偕其小星，泛艇而逃”。①攻克永顺同日，罗剑仇乘势分军为二：一由石雄指挥攻桑植，一由罗自率攻大庸。24 日，桑植克复，知事潜逃。不日，大庸也宣布独立。萧英自称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讨袁军事筹备委员，所部数千人，不仅活动于大庸、永顺、古丈等地，而且远及辰（州），常（德）一带，严重威胁北军后方。②北军师长范国璋向袁世凯诉苦说：“本师自出征以来，原以靖寇为目的，嗣奉兹令担任常、辰防剿事宜，乃将兵力分拨各处。现庸、桑、古丈、南县之匪虽稍敛迹，惟兵来则去， 兵去复来，若遽将队伍撤回援助前线，不惟克复各县仍为匪有，且恐常、辰亦陷于危险地位。万一后方不保，前方作战更多掣肘。而在后方剿匪各队既难撤回，而前方又亟待援助。师长据此地位，万分焦灼，筹思至再，实难兼顾，究应如何办理，恳请迅示方针。”③这是罗、萧等部中华革命军在湘西牵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444 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第 18 页。

③ 王健：《杨王鹏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 47 辑，第 500 页。

④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 47 辑，第 480 页。

① 张孔修总纂：《永顺县志》卷 26，长沙吟章纸局 1930 年版，第 10 页。

② 萧英致唐继尧等电（1916 年 3 月 27 日），贵阳《铎报》，1916 年 3 月 29 日。

③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467 页。

制与打击北军的真实记录。

湖北中华革命党人主要于武昌南湖策动了一次马、炮队起义。自 1915 年冬以来，中华革命军湖北司令长官蔡济民与刘英、赵鹏飞等陆续回鄂组织军事讨袁，决定先由武昌发难，汉口、汉阳同时响应。经多方运动，他们先后在武昌南湖马队、炮队、城内守军以及汉阳兵工厂卫队播下了讨袁种子。但由于武汉为北军集中之地，且湖北将军王占元已有所闻，正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因此，多数同志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暂以缓发为宜。可是，蔡济民偏听刘英等人所言，误以为军队运动成熟，发难决操胜算，遂命南湖马队准于2 月 18 日夜 10 时举义，汇合炮队进攻中和门，与城内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武昌，并约定以放火为号。届期马队虽遵命发难，炮队也同时行动，但因王占元早有准备，旋遭镇压。城内军队则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见火光，迄未响应。此役固然“误于蔡（济民），幸无大损”①，且“实足以动鄂吏之心。自是以还，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②

至于长江下游陈其美的讨袁活动，更未曾中止过。自 1915 年 12 月 5 日肇和起义失败后，上海虽未再举，但在陈的策动与部署下，江苏、安徽等省却发动过多次起义。江苏中华革命党人于次年 4 月 16 日攻袭江阴，一度进据

吴江。安徽中华革命党人也于 17 日联络大通陆路警察，占领榷运局。为此，

1. 月 18 日，陈其美终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此外，在山东还活跃着一支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以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的山东护国军。他们旗号虽各异，却同是中华革命党人组织的讨袁武装。1916 年 2 月，孙中山亲自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与薄子明、邓天乙、吕子人等，先后返回青岛，准备组织讨袁军。接着，孙又以云贵护国军局限一隅，且胜败难测，认为要缩短战争期限，保全国家元气，事半而功倍，“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因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军事进行事宜”。

①3 月，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至青岛，设立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萧汝霖为秘书长、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的东北军总司令部，编成以刘廷汉、朱霁青为司令的两个本队和以薄子明、马德龙、吕子人、杜仲三、赵中玉、尹锡五为司令的六个支队，积极准备起兵讨袁。

5 月 4 日，东北军分两路展开行动：一路由薄子明率第一支队与吴大洲所部合袭长山县周村；一路由居正亲率朱霁青、刘廷汉、吕子人等部进攻潍县。5 日晨，吴大洲、薄子明攻克周村，次日占领长山县城，随后将所部整编为五个梯团，改称山东护国军，连克邹平、淄川、博山等地。居正所部也于 4 日当夜进抵潍县火车站一带，次日开始围攻县城。为孤敌势，居正同时命吕子人、马德龙、刘廷汉等人分兵袭取高密、安邱、诸城、昌乐、临淄等地。15 日，北军第五师长张树元被迫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签定退出潍县议和条件十五款。23 日，东北军胜利进入潍县县城，并发表宣言说：“本军以袁世凯背誓叛国，违法殃民，认为国民公敌，特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互相呼应， 一致讨贼。”②其后，又遣敢死队百人，与吴大洲所部护国军组成周、潍联军，

① 廖仲恺致居正函（1916 年 3 月 10 日），《革命文献》第 48 辑，第 81 页。

②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 5 辑，第 78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247 页。

② 《东北军宣言》（1916 年 5 月 25 日），《革命文献》第 46 辑，第 285 页。

由邓天乙、陈中孚率领进攻济南。山东将军靳云鹏抵御无力，归降不能，只好弃职出走。

以上事实说明：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中华革命军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在四川、湖南护国战场上与云贵护国军并肩作战，它的功绩将与护国军一样，永远彪炳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