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护国军分路出征和黔桂响应一 第一军北攻四川和贵州独立

云南宣布独立后次日，即 12 月 26 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其主要成员除总司令官蔡锷外，还有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议处长殷承◻、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等。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梯团，每梯团两个支队，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一、二、三梯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此外尚有耿金锡炮兵一大队、贾紫绶警卫一大队和宪兵一中队、骑兵一连。第一军虽是云南护国军的主力，但其总兵力也不过三个旅，约计九千人，武器装备仅一、二支队较为精良，配有德造管退炮四门、机枪四挺、其他支队多为旧式九子枪，甚至还有没有枪的士兵。

蔡锷的战略目标，首先在夺取四川。如前所说，这是他与梁启超等人早在京津密谋时就确定了的。当时，他们不仅密与云南联系，且与黔、桂暗通声息，深知两省必可于云南发难后继起响应；而四川雄踞长江上游，进可沿江东下，直取武汉，或北出秦、晋，直捣幽燕，退可以“天府”的富力，扼险自固，与袁世凯长期抗衡。这是他们以四川为战略进攻目标的主要根据。这一战略选择，得到唐继尧、罗佩金和多数滇军将领的赞同和支持，他们“扫

③ 《护国文献》，第 74 页。

④ 有些论著说同时列名的还有李烈钧，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没有李名，见《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133 页。

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①，就是证明。然而，对具体的进军路线却存在分歧。罗佩金等人原拟“总大军，取道会理，袭成都”②，而蔡锷则认为欲图四川， 最重要的是占领其门户重庆，截断长江援路；否则即使侥幸取得成都，袁世凯也仍可利用长江水道源源派兵入川，成都便没有保障。因此，他主张：由他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二、三两梯团为主军，出永宁，取泸州，然后东下重庆；左翼由刘云峰率第一梯团出昭通，取叙州（今宜宾市），占领川南富庶之区，相机进迫成都；右翼由戴戡回贵州联络护军使刘显世驱逐巡按使龙建章，率黔军出綦江，会攻重庆。比较而言，蔡锷的主张是正确的。

总司令部成立后，所辖各部队依集中之迟速，分路向四川进发。左翼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于 27 日首先出发。次年 1 月 2 日，右翼戴戡随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长徐进，离滇向贵阳前进。接着，刚从临安（今建水县） 调省的中路先锋董鸿勋支队也于 10 日离省。但是，由于军队分驻各地，相距遥远，事前又无充分准备，加上交通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以致朱德支队延至 1 月 28 日才得以离开昆明。从上年底刘云峰率部出发起，出师先后延续近一月，这样迟缓的动作，加上过早宣布独立，给以后的战局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鼓舞士气“而促进行”，蔡锷在兵力“不厚”的情况下，提前于 1 月

1. 日向四川泸州进发。出发之际，他发表《告滇中父老书》，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①，并率全体官兵宣誓，誓词为：“谁捍牧圉？曰维行者。与子同仇，不渝不舍。严尔纪律，服我方略。伐罪吊民，义闻赫濯。汝惟用命，功懋懋赏。违亦汝罚，钦哉弗谖。”②这篇庄严的誓词对护国讨袁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为避免辛亥年“滇川交恶”历史悲剧的重演和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还特地发布《谕四川同胞文》等一系列告示，一面说明云南出兵讨袁是为了“永护中华民国”，护国军所以起于云南而先到四川，不过是为“补助四川同胞赶速举义”，并将“处处申明纪律， 不许有丝毫扰害民间，若有不守规则之人骚扰民间，一经查出，或被告发， 必定从严惩治，决不宽贷”，希望四川人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相揣测，致有误会，转多妨碍”③；一面宣布：1、“本军所至，所有应用夫役，应专雇觅闲人，并照给资力，勿使人民感其苦累”④；2、“各属人民如有能侦获逆军实情及擒获逆军间谍，或截获逆军军械、辎重，送交各该部队、县署者，⋯⋯自应权衡轻重，酌予优奖”。⑤对各属原有地方官吏则要求：1、本军到后仍应一律照常供职，若有擅离职守及卷款潜逃情事，通缉拿获，均照军法从事； 2、暂行直接受命于护国军总司令部，不得私通伪廷，违者重办；3、各属钱粮、税课、厘金及一切杂项收入应行报解者，统由各该经收人查照向章，按月解缴永宁道署，不得拖欠挪移，违者究办着赔；4、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如有土匪盗贼抢劫滋事，扰乱治安，或持械拒捕者，准予便宜行事，但办后仍

① 《蔡松坡集》，第 866 页。

② 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战史》，《护国军纪事》第 5 期，1916 年 12 月。

① 《蔡松坡集》，第 866 页。

② 同①，第 901 页。

③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151—153 页。

④ 同③，第 177 页。

⑤ 同③，第 176 页。

应据实详报查核；5、皆应奉民国正朔，一切公文程式均仍用中华民国字样， 不得稍有歧异，违者以叛逆论。此外，他还规定不准虐杀战俘，对“不甘从逆，自愿归诚，查无反复情事及间谍行为者，尤应优加待遇，俾得自效”。① 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争取川省人民的支持，瓦解敌军，推动护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蔡锷出发之日，左翼刘云峰两支队已进抵驻川北军川南镇守使伍祥祯旅设防的新场附近。1 月 17 日晨，首战告捷，逼敌退守燕子坡。接着，刘命邓泰中作正面佯攻，自己与杨蓁率部“绕道许堰，突击敌军后路”②，出其不意地击败了燕子坡守敌，然后又乘胜追击，连下黄泡耳、凤来场、棒印村。18 日晨，刘部向横江挺进，下午 2 时，在黄果铺与敌展开激战。守敌以混成一团和巡防数营的优势兵力，依仗山高路险，企图俯击制胜。刘云峰仍采迂回包抄战术，以邓支队突入峡谷，猛攻敌之左翼，命杨支队绕出右翼，由山后冲上山顶，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当晚 11 时占领横江。19 日，刘部乘胜向安边前进。安边地处金沙江北岸，背后是巍巍群峰，守敌高踞峰巅，以机枪、大炮严密封锁江面。刘云峰见正面进攻不易取胜，乃命邓支队以少数兵力留在南岸牵制敌军，自率主力从上游罗东地方渡江，直插安边后方。下午3 时半，刘督队蜂拥登山，直扑守敌之背，击毙敌军营长戴鸿智一员，杀伤敌兵、缴获军械无数，次日晨终于攻占了安边这个通往叙州的要津。自此之后，伍旅将无斗志，兵无战意，竟弃柏树溪、三关楼、叙州城而走。汉军（巡防军）统领张占鸿败归叙城，见伍祥祯已去，也率残兵三十余人一走了之。21 日夜 10 时，在叙城绅商各界代表的欢迎下，刘云峰率部进驻叙州，取得护国战争的头一个重大胜利。

叙州失守后，四川将军陈宦十分恐慌。他急忙悬赏五十万元，命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两个营由泸州出发攻叙东，败将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北，朱登五统汉军由犍为、屏山攻叙西，又由泸州别派两营经高、珙两县绕攻叙南，企图乘护国军立脚未稳之机一举夺回叙州。于是，紧接叙州克复， 一场激烈的保卫战又开始了。26 日，刘云峰命邓泰中支队开赴叙北宗场迎击伍旅，27 日战于斗牛岩，30 日再战于宗场，将敌全数击溃。接着，杨蓁支队也开赴叙东白沙场作战，31 日与冯旅相遇，大战三昼夜，击杀、溺毙、捕获敌军无数，冯玉祥率残部遁去。南路敌军见北、东两路连遭惨败，不战而退。唯西路朱登五仍率众自柏树溪前进，遭刘云峰所派游击队痛击后，又绕出叙西牛喜场与陈宧所派亲军二营及新增北军倪文翰一混成团继续向叙州推进。2 月 7 日，刘云峰一面以少数兵力在正面相持，一面由宗场分兵包抄其后，经五小时前后夹击，朱等兵败不支，亡命奔逃三十余里。至此，陈宧四路围攻叙州的计划遂告破产。

在左翼刘梯团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中路前锋董鸿勋支队也顶风冒雪，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向泸州疾进。1 月 26 日，董部抵达贵州毕节，遇川军师长刘存厚所派军事特派员，告以刘将“在彼内应”，“请滇军速进”，并共同约定：滇军一入蜀境，两军则伪装对垒，刘军“诈败而退”，滇军“步步尾追，迨抵泸州，则两军一合，直捣州城”。①29 日，董支队进至川边赤

① 《蔡松坡集》，第 176 页。

② 《刘云峰占领叙州之详报》，《中华新报》，1916 年 2 月 25 日。

① 《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中华新报》，1916 年 5 月 6 日。

水河，30 日在雪山关与刘军相会，依据前约，两军“佯作战争”，自雪山关至纳溪，不费一枪一弹，逐“敌”四百余里。在此过程中，尽管刘存厚、蔡锷采取了种种掩人耳目的措施，今日由刘电奏统率办事处，报告正与滇军“激战”①，明日由蔡锷通电各方，鼓吹战胜刘部的“血战”之功②，但由于刘存厚先前所发约请滇军速行入川的电讯为敌人所截获，泸州已严加戒备。刘存厚不得不于 2 月 2 日在纳溪提前宣布起义。刘、董合军巧取泸州的计划化为泡影。

2 月 4 日，董支队到达纳溪，当晚即与刘存厚部署强攻泸州南大门蓝田坝事宜，并决定由刘部川军陈礼门团攻正面，董部绕牛背石向南寿山前进， 攻其侧背。5 日晨，陈、董两军分头出发。下午 2 时，董支队占领南寿山附近的烟墩山，陈团也进抵预定位置。6 日黎明，两军同时向蓝田坝发起进攻， 守敌稍事抵抗，便纷纷渡江逃命，仅用半个多小时就占领了蓝田坝和月亮岩。7 日，董鸿勋将两地交陈礼门镇守，自率所部由泰安场渡江，占领大龙山、罗汉场一带，从东面完成了对泸州的包围。

至于右翼戴戡所部，直到贵州宣布独立后才正式组成，因此其进军速度自然也远不及左翼刘梯团和中路董支队敏捷。

如前所说，依梁启超、蔡锷等人原来的设想，贵州应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事实上，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云南宣布独立前夕，态度也是明朗而积极的。③他曾毅然复电云南，表示“赞成独立”，使蔡锷禁不住“距跃三百”。

④然而相比之下，贵州独立的困难却比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

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汤芗铭、陈宦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一方面黔军只有步兵六团、旧式炮兵一营、未经改编的巡防军四、五营，总兵力不及云南三分之二，而且军械陈旧，又不及云南有自己的兵工厂可资补给和更新；另一方面耆老会刘春霖等又公开鼓吹反对独立，“倡言保全地方，不能因附和云南独立而首先受祸”①；特别是巡按使龙建章仰承袁世凯旨意，“多方扩张势力，各县知事，胥其羽党”，并借梁士诒交通系势力，完全控制着“黔省之交通机关”②，以致云南致电刘显世也只能由兴义转电贵阳。加上“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袁政府又“虚声恫喝”③， 终于使贵州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

但是，贵州人民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早在筹安会发生之初，贵州达德学校教员凌云、黄鲁连、聂正邦等十七人就旗帜鲜明地致电筹安会说： “君主之说，适足惑乱人心，甚非国家之福，望速解散。”④云南独立后，又有爱国志士不受耆老会的鼓惑，上书刘显世说：“将军、巡按可欺，广大人民不可欺”，“滇中首义，海内同声，七百万黔民喁望弥殷，请讨尤急”， 要求他步滇后尘，“以爱国之热忱，问其滔天之罪恶，相率牂牁子弟，还我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243 页。

② 同①，第 244 页。

③ 《蔡松坡集》，第 880 页。

④ 徐进：《贵州独立记》，第 1 页；《蔡松坡集》，第 847 页。

① 《贵州独立记》，第 1—2 页。

② 《贵州独立记》，第 1—2 页。

③ 《蔡松坡集》，第 880 页。

④ 云南特别通讯：《黔中之反对帝制声》，《中华新报》，1915 年 11 月 27 日。

河山”。⑤至 1916 年 1 月 17 日，更发展到贵阳绅、商、农、工各界数千人在省议会举行联合大会，一致议决“为身家计，为地方计，为国家前途计，皆非先由本省亟谋自主不可”，并公推刘显世为“贵州军都督，与各省联合一致，乘方新之民气，振必胜之军威，驱彼北军，御之境外”。⑥会后，各界举代表数百人齐赴护军使署，恳刘“承认”。①

在贵州人民反对帝制的活动中，黔军中下级军官堪称为急先锋。黔军六团本由唐继尧督黔时的基干改编而成，军官大多为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与滇军关系密切。“及闻云南举义，群情踊跃，咸有磨砺以须之势。”②其中尤以刘显世外甥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主张最力”。③最高军事当局刘显世，这时虽不能与中下级军官相提并论，但也多少还有一点军人的爱国心。当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密函参政院参政陈国祥说：“此次交涉，若第损失利权，不至箝束国权，国体勉可图存，尚可承认。若必满其所欲，则战而亡与不战而亡等耳，岂甘心束手待毙，坐听宰割！”并表示：“弟十余年前即忧吾国之将沦，抱定必死之意。今忝列军人，若至国交决裂，将以求吾死所矣。”④后来刘虽遵命以军民长官和国民代表两种名义通电赞成过袁世凯称帝，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塞外人之口”。⑤这些事实说明他在袁世凯不惜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和七百万黔民“咸思奋袂”的条件下，与人民一道采取反对帝制的态度，不是偶然的。

因此，贵州虽未能与云南同时宣布独立，但早“已有义不返顾之决心矣”

⑥，一切部署和准备都在着着进行。首先，为争取准备时间，刘显世先后于

1915 年底及次年初多次通电全国，声明“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衔名者，均系由滇冒列”①，并摆出“双方调处，委曲求全”的姿态，鼓吹“滇军北军均不入黔之说”②，以暂时稳定袁世凯及其在贵州的代理人龙建章。其次，为防止北军进攻，他借口“滇变”，宣布全省戒严，派兵进驻龙建章一手控制的邮电机关，并严密封锁湘、蜀边境。湖南将军汤芗铭密告袁政府说：云南独立不久，贵阳便派出大批军队进驻黔东铜仁、镇远、天柱等地，“邮局、电局均派有兵”③，“通湘各路隘口，黔军均驻扎两边，中间仅留一小隙”。④ 四川南川县知县王承梁也报告：“黔省于交界地方有加重兵力之事”，“探问称系防备北军。凡有由川入黔之人，盘诘尤严，军警团练无论人数多寡， 均不许过境”。⑤但是，与此相反，对于经黔入川的云南护国军，他却大开方

⑤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第 124 页。

⑥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341 页。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339 页。

② 《贵州独立记》，第 4 页。

③ 《贵州独立记》，第 4 页。

④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 年 4 月 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⑤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⑥ 《蔡松坡集》，第 880 页。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336 页。

② 同①，第 349 页。

③ 同①，第 337 页。

④ 同①，第 342 页。

⑤ 同①，第 337—338 页。

便之门，任其通过。唐继尧电告蔡锷说：“毕节及界连川边一带黔军概行撤往他处。所有军粮等项早经聂知事陆续预备，我军可以畅行。”⑥其三，为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刘显世宣布禁止现银出省，并一面向云南请兵，一面大力扩充黔军。据南川县知县王承梁调查，黔省“桐梓境内正在大招军队”， 其“县属挨连黔边一带乡民，均有前往应募者，各处土匪投效更多”。⑦

至 1916 年 1 月中旬，刘显世的“附滇”之心，已是路人皆知的了。龙建章见势不妙，于 14 日借出巡之名，潜离贵州。17 日，刘接受贵阳绅、商、农、学、工各界的讨袁请求，表示“愿与父老昆季共生死，虽成败利钝不可预卜，但有一弹一刀，决不使其存在”。①19 日，戴戡及徐进所率护国第三军先遣纵队，经易资孔、两河头到达郎岱，贵阳鼎沸。刘显世以时机成熟， 催他们兼程赴筑。24 日，戴戡率二十骑先行驰抵贵阳。26 日，绅、商、农， 学、工各界千人在原省议会举行欢迎大会，主席吴协安致词说：戴戡回黔“不仅为黔人治安欢迎，且为中华民国之国家欢迎。”接着，戴戡发表长篇演说， 揭露“袁世凯之在今日，岂惟帝制问题足以亡国，即以之充共和国行政首长， 亦觉国无不亡”。“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已，岂有他哉。”② 他表示这次回黔，一不占各机关重要位置，二叫作何事便作何事，叫在何处死便在何处死，唯诸同志及共和国家之命是听。到会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即 1 月 27 日，刘显世发布一号布告，宣布贵州响应云南独立，“同心巩固共和”，并升任王文华为东路司令，率吴传声、彭文治等团攻湘；任戴戡为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统熊其勋梯团两支队及原徐进所辖炮队、机枪队北取川黔门户綦江。刘自居都督，统辖全省军民两政。

2 月 4 日，戴戡率炮队、机枪队离筑北进，省内各机关自刘显世以下各长官、职员以及绅、商、农、学、工各界各团体，一齐出郊欢送，道旁环列至十数里。13 日，经遵义抵松坎。次日拂晓，即命熊其勋及总司令部副官李雁宾亲往前线督率三路大军，向綦江境内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右路攻青羊寺， 中路攻九盘子，左路攻东溪。战线宽约四十里，纵长约八九十里。经半天激战，下午 2 时，中路首传捷报，有炮二门、机枪二挺以及坚固防守工事的天险九盘子宣告攻克，并歼敌三十余，俘虏六十多人枪。紧接着，右路也攻占青羊寺，缴获机枪二挺，其由新州向南川方面进攻之部相继占领沙溪、大锅场、马桑等地。至晚 9 时，中路再奏凯歌，夺取赶水。15 日，左路在中路友军的支援下攻克东溪。之后，三路大军乘胜前进，连占分水岭、柑子垭、马口垭等地。至 18 日，前锋直抵桥河场、鸡公嘴，距此仅一二十里的綦江，“大有朝不保暮之势”。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