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护国战争的历史地位及其教训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其中尤以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和唐继尧等人均曾比较长期地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各级官吏,且一度是拥袁派,因此,参加云南首义的云南籍中华革命党员马幼伯致函上海陈其美说:“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①其实,岂止“滇南举义”,整个战争的始末又何尝不如此。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虽属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急先锋,然而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而且又一无根据地,二未掌握军事实力,因此始终也未能取得斗争的实际领导权,仅处于被排挤的配角地位。
但是,这并不影响护国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首先,它宣誓“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 使帝制永不发生”,要求恢复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和据此而成立的国会,并誓灭国贼袁世凯,说明它在政治上与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 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继承了孙中山开辟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其次,它的参加者不但有深受孙中山革命教育和思想熏陶与影响的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孙中山本人也于南方军务院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新阶段之后公开声明过“愿与国民共助之”。第三,它还认真地履行宣言,组织了切实有效的战斗,不仅实实在在地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正义性质。正义的战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它的胜利和成功。其次,它得力于以“护国”相号召和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的正确决策。根据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新的历史条件,它提出了“护国”这个战斗口号,宣布“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①,有机地把反对封建帝制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与孙中山那种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只知照搬由二次革命到“三次革命”之类的老口号相比,自然对国民更富于吸引力。而且它集中经营为袁世凯鞭长莫及的西南诸省,特别是注重于策动足以震动全国的云、贵两省的联合起义,而不象孙中山那样,一味采取“聚集散兵,结合土匪,以思一逞”②的策略,当然也
④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中华新报》,1916 年 7 月 28 日。
① 马幼伯致陈其美函(1916 年),《革命文献》第 48 辑,第 162 页。
① 经唐继尧亲自审定的护国演说社演说稿:《护国军之责任与声价》,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②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178 页。
为其胜利铺平了道路。第三,要归功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直接间接的团结合作。护国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各派虽因其固有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且中华革命党自树中华革命军旗号,护国军内部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并非毫无芥蒂,但由于大目标一致,毕竟没有爆发公开的武装对立。中华革命军虽与护国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联络,但客观上却仍起了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作用。至于护国军内部各派的统一性当然就更多了。早在云南起义之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三人就联合声明过:“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③这说明他们为了“倒袁救国”,是有合作诚意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此次各派⋯⋯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④正因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在主客观上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与行动,这就为反袁反帝制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对护国战争的胜利也不宜估价过高。诚然,袁世凯是打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可是胜利者却重蹈辛亥覆辙,把胜利的果实又拱手奉给了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所不同的只是辛亥时期的袁世凯以总统名义接管了政权,而段祺瑞这次是以内阁总理名义接管政权罢了。此其一。其次,它不但未打倒北洋旧军阀,反而实际上造就和扶植了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这是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其三,它在声讨袁世凯“以国家为牺牲,引虎狼以自卫”的同时,却又照会各国,宣布“帝制问题发生前, 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认”,也就是说,连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也在“担认”之列。这表明它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同样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谓“保全国权”,不过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它时刻都在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同样不计利害。唐继尧就表示过: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器械”,“必不获已,以相当抵押品抵借数十万暂付械价,亦必尽力为之”。① 梁启超也曾动员蔡锷,查一查蜀中有何抵押品,以便举借外债。②尽管其性质与袁世凯借款不尽相同,个别领导人如蔡锷还能一再警惕日本的“野心”③, 但若照此下去,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后果将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 护国战争所争得的不过是一块“民国”的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 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护国战争时期的客观条件是较为有利的。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袁世凯卖国称帝面目的彻底暴露,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倖目前之和平,
③ 《蔡松坡集》,第 894 页。
④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 124 页。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181 页。
② 同①,第 729 页。
③ 《蔡松坡集》,第 1004 页。
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①的情况,已经改变,整个中国除极少数帝制死党外, “莫不以反袁为是”。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外,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固然是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列强可施加于中国的蛮横力量,不是增强而是相对地减弱了。所有这些,都是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可是,护国战争却未取得与此相应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这次战争的领导权主要落入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中,而革命党人却无力扭转乾坤。
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妥协特性,即使革命派也在所不免, 但是相对而言,在护国战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毕竟还是坚定得多。他们不仅主张打倒袁世凯,而且坚决认为“袁世凯一人,并不难于推翻,而我们的目标尚在于同时清除其属下之全部官僚, 以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影响”。②用谭人凤的话说,就是:“若农夫之务去草然,芟夷蕴崇,毋使潜滋焉”。③为此,他们极力反对荐举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总统。谭人凤听说蔡锷也有“推荐黎、徐、段、冯继任总统之事”,就赶紧致函蔡说:“黎氏者,乘风云以博倖位而肇祸共和者也;徐氏者,亡国之大夫也;段与冯者,袁氏之爪牙,以宠禄生心者也。麾下荐而重之,◻谦之德,诚足多矣,仆窃为麾下耻之。”①直到袁世凯忧郁自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之后,他们仍坚持“护国诸军必须将背叛民国之逆贼及北京之龌龊政府灭而廓清之”,反对“轻率取消独立”。②此外,他们还反对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各省官僚宣言独立和在野名流的口舌文字之争上,主张直接依靠人民,进行武力征讨。5 月 2 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官僚有转移时局之地位,而无转移时局之真意”。“名流有转移时局之苦心,而无转移时局之实力”。因此,“转移时局之主力,还须问之于国民本身,而无待乎他求耳”。③不过究应如何问之于国民,它也没有说出办法来。以上事实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对护国战争的指导,比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还是要高明一些。可惜的是他们不掌握领导权,缺少推行贯彻的力量。
具备这种实力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然而,他们的指导方针却与此截然相反。首先,他们所要打倒的只是袁世凯个人,并不是北洋军阀。梁启超说:“今日之事,惟袁氏一人实为戎首, 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④岑春煊也声明:“义军之起,职在讨袁,袁苟朝去,兵即夕解。”⑤他们虽然早在京津密谋时,就提出了打倒袁世凯后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主张,但却丝毫不意味着要杜绝北洋军阀觊觎大位。蔡锷就说过:“至于继任之人,以段芝老(段祺瑞)
①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283—284 页。
② 同①,第 299 页。
③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 年 4 月 26 日。
① 《谭人凤致蔡松坡书》,《民国日报》,1916 年 4 月 26 日。
② 《湖南军务与大局》,《民意报》,1916 年 6 月 20 日。
③ 《转移时局之主力》,《民国日报》,1916 年 5 月 2 日。
④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 27 页。
⑤ 岑春煊等致唐继尧等电(1916 年 6 月 1 日),《中华新报》,1916 年 6 月 9 日。
之资望、勋业、道德、经验,人无间言。惟移花接木,苦无善法。”并主动献计献策,允“与滇黔桂粤诸当道力为斡旋”,“务使芝老当选”。①至于梁启超,更是在袁世凯死后就一头扎进了段祺瑞的怀抱。其次,他们非但不依靠人民,反而对人民多所限制。云南首义后不久,蔡锷即传檄四川人民:“但有一层,凡举事须有个系统,有个秩序,才不致紊乱。即如云贵此次举义, 是由两省长官决定,一纸风行,民间毫无扰乱。四川的长官,若能顾全大局, 顾全地方,即由长官决定,也不过一纸风行,就算完事,民间不致丝毫受害, 岂不甚善。”②这表明他们所赞成的仅仅是各省军阀、官僚、政客自上而下的所谓“独立”。正因如此,所以只见他们今日动员冯国璋“响应”,明日劝说陈宦“独立”,独不见其鼓励自下而上的人民起义。岂止不鼓励,甚至还有被他们诬为“匪徒”,惨遭武力镇压的。5 月中旬,入湘护国桂军就曾应地方绅商之请,分兵新宁,与湘南护国军总司令望云亭所部合力“弹压”过宝庆各属的所谓“土匪”。③第三,他们虽然倡议和坚持过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但纯属不得已的应付,并非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真正重视。这是梁启超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过的。6 月 27 日,他致电刘显世等人说:“约法复旧之议,导源于四省推黄陂(黎元洪) 继任之宣言,元首地位既从旧法来,旧法安得不复?法复而国会自随之,此舆论所由共趋于此也。”④蔡锷提议由议员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行国会职权议宪法,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恢复旧国会。梁启超于 6 月 29 日致电蔡说:“约法、国会复旧,已成舆论,不宜撄其锋。”并促其迅电各处取消前议,以免引起国人不满。①第四,他们虽然在护国倒袁的大目标下,表现了一定的团结合作精神,但对中华革命党却始终心怀敌意,连李根源都承认:“数月以来, 力持稳健,不敢窃附于轻躁一派者所为。”②所谓“轻躁一派”,指的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他们宣言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的是“杀国人非分之心,而杜将来无穷之祸”。③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防止他人觊觎总统之位。④前面说过,对于北洋军阀,他们并无防备之心,那么,究竟要防备谁呢?其实就是防备孙中山。因为当时有总统声望而最为他们所不喜欢的, 正是孙中山。他们还一个个地安排各省军阀、官僚为军务院抚军,却不给中华革命党一个席位。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袁世凯未死以前,他们的派别成见也是很深的,以致袁世凯一死,终于导致了护国阵营的大分裂。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尽管客观上具备一定的胜利条件,但由于它的主观领导者是本来就很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保守性和妥协性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因而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护国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
① 《蔡松坡集》,第 1083 页。
② 同①,第 939 页。
③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 79 页。
④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709 页。
①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 711 页。
② 《粤省宣布独立后之民军(二)》,《民国日报》,1916 年 4 月 20 日。
③ 《军务院考实·第四编》,第 21 页。
④ 《盾鼻集·公文第一》,第 26 页。
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独有的特点。但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 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其改良派的基本品格并没有丝毫改变。
护国战争的历史又证明:在争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是至关紧要的。护国战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护国战争之所以未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直接的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结果,是改良派占了上风,革命派无能为力。革命派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领导权呢?那就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犯了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它不仅重复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而且把国民党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排斥出去。要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充当领导, 不能单靠革命口号喊得多么高,也不能靠单纯的军事冒险多么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发动群众,正确地组成统一战线。中华革命党没有这样做,因而未能成为护国战争的领导者。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既然主要地落到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手里,它的结果就只能是那样。这些都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但是,护国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自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谁要想再把它抬出来招摇过市,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即使如袁世凯这样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人物,也不能免。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人民意志不能违背,护国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