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斗争第一节 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

一 国民党人坚持讨袁活动

二次革命中，国民党军队溃散，地盘沦丧，所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几乎损失殆尽。袁世凯乘势大兴党狱，诛锄异己，国内笼罩着一片搜捕国民党人的恐怖气氛。国民党籍议员经此惨重打击，内部的分化尤为激烈。国民党内各色人物原形毕露，各种思想暴露无遗。

支持举兵讨袁的激烈派议员，被袁氏视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被迫亡命海外。稳健派议员力主以法律限制袁氏，希望借政治竞争，图谋挽救，但这点微弱的抵抗，也遭到袁氏无情的打击。失望之余，他们纷纷出逃，各奔东西。其余的议员则各自为谋，有的登报申明脱离党籍，但图苟全；有的避祸离京，销声匿迹；有的临时转舵，改入他党；有的卖身投靠，堕落为袁氏的爪牙。鱼龙混杂、精神涣散的国民党，已成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 年 8 月中旬，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 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一、实行部；二、继续部；三、暗杀部”①，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继续部择党内表面平和稍有政治能力者，阳与袁党联络，实则布置民党实力，万一此次失败，这些人尚可留在中国作后起之备；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阳与袁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②，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红帮， 并运动军队，谋二次独立。

9 月初，陈其美、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③， 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④。同时，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生泰客栈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赴浙江起事”。⑤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因浙督朱瑞态度有变而受阻。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清运人十余枚炸弹至董家渡， 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所运炸弹连同秘密机关一同被破获，雷铁生不幸被捕入狱。陈其美图浙未成，便改变方针，再次计划“以一半经长崎联合日人， 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英杰与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⑥这次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

① 《京华新报》，1913 年 8 月 28 日。

② 《国民党之回顾录》第 5 卷，萃文社 1915 年 3 月版，第 20 页。

③ 陈果夫：《癸丑讨袁》，《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第 349 页。

④ 《时报》，1913 年 10 月 5 日。

⑤ 《时报》，1913 年 9 月 2 日。

⑥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集·中国部分·革命党关系》（以下简称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

迫中辍。此后王金发继续在上海筹备武器弹药及军服，冒充长江水师，招募军队，于静安寺路“设立机关”①，准备再举。

戴季陶、刘艺舟从上海出发，8 月 27 日抵大连，寓辽东旅店。②他们联络日本浪人及东三省绿林及阿城、伊通、双城、长春一带黄天教，“预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举事”③，图谋奉天独立。此外，吉林省纪东流、林文美等人， 也在暗中组织机关，并密派人至天津购买快枪，运往公主岭，筹组东北讨袁军，“而备大举”。④还有一部分党人，或潜伏于朝鲜北境，或隐蔽于南满沿线各站，暗组机关，伺机进行。

除民党较集中的江浙与东三省外，还有不少流散党人自动聚集在一起， 暗中发展组织，图谋再起，在各地孤军奋战。

广东讨袁事败后，避居港澳的党人问邓铿“将来以何法从事？”邓铿坚定地回答：“仍以炸弹从事。”⑤11 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 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到港后，朱执信、邓铿召集党人，继续筹划广东独立，派任鹤年在澳门设立机关；刘龙标、葛宝成，运动高州军队；黄世棕、周玉堂，运动阳春、阳江军队；尹俊卿运动各赋闲军官；朱执信、邓铿计划“由外间运动军队，由高州来收省城”。⑥湖北党人潜匿汉口租界，组织“救国社”⑦，拟从武汉着手，暗杀黎元洪，拔除障碍，再图举事。同时， 南漳县国民党分部长张正楷秘密招集党员，在袁氏下令解散国民党时，准备约期发动。但因走漏消息，县知事有所察觉，张迫不得已，率众数百人仓猝举事。起义队伍大呼“斩民贼，杀卫队”①，持械围攻县署。但力量过于悬殊， 不久即被镇压。

同时，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暗杀组织和机关。天津暗杀机关，企图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②。上海、浙江等地有人组织了新同盟会，其宗旨是“实行暗杀手段，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 组织完全共和”。③该会在组织上实行等级制，按参加革命先后，将会员分为大字辈、议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等，并明确规定了各等的权限与义务。在行动上分：一、暗杀，二、游说，三、交际，四、刺探，五、运动，六、制造，七、秘录，共七个部④，并以上海为总部，另在浙江、广东、湖北、大连、奉天等地建立秘密机关。他们多活跃于沿海地区。上海新同盟会机关， 秘密设于民国政法大学，由校长龚荫槐主持。龚借学校名义，“发行股票，

第 4 号：《陈其美致赵平信》。

① 《乱党机关》，《新闻报》，1913 年 11 月 16 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高秘特收第 1464 号，大正 2 年 9 月 16 日。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 112 号，大正 2 年 9 月 9 日。

④ 《东省破坏党之死灰犹燃》，《时报》，1913 年 9 月 9 日。

⑤ 《南洋总汇新报》，1913 年 11 月 22 日。

⑥ 《南洋总汇新报》，1913 年 12 月 4 日。

⑦ 《乱党又在汉口组织机关》，《南洋总汇新报》，1913 年 10 月 11 日。

① 《南漳县乱党暴动始末》，《时事新报》，1913 年 11 月 5 日。

② 《时事新报》，1913 年 10 月 11 日。

③ 《新同盟会会章》，《时事新报》，1913 年 12 月 20 日。

④ 《新同盟会组织草案》，《申报》，1913 年 12 月 21 日。

散布简章，网罗金钱，暗收死士为诸先烈复仇”。⑤另有一部分会员，密赴内地发展组织。但新同盟会组织屡遭破坏，首领多被捕。上海还有侠义铁血团、大同民党、社会改进团等秘密组织，坚持斗争。革命志士的活动，使得袁政府惶惶不安，曾严令各省都督“通饬所属，严行侦缉，如有乱党私立新同盟会名目，散布牌记，一经拿获，立即就地严惩”⑥。

国内各地国民党人的革命活动，虽给袁政府以打击，但从全局来看，难成大业。他们的努力，只是二次革命的余波，无力重卷巨澜。

除上述部分党员在国内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 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王有兰、石瑛、马君武等去了欧洲；陈炯明、何子奇、彭程万、徐维扬、姚雨平、古应芬等则逃往南洋群岛。

孙中山、胡汉民一行， 1913 年 8 月 4 日由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去基隆，5 日从基隆换乘日轮信浓丸赴日本神户。孙中山于途中致电萱野长知说： “文如远去欧美，对我党前途实多影响，故无论如何，希在日暂住，俾便指挥。”①请其在日代为疏通，协助入境。经萱野长知、头山满、犬养毅等与日本山本首相交涉后，日本当局勉强同意孙中山等人上岸，但考虑到孙中山等此际来日本居住，鉴于内外种种关系，“于帝国不利”②，不愿他们在日本久居，决定“促其另赴他国，并不许其在日本设立机关”。③孙中山 9 日到达神户，8 月 18 日转抵东京，寓赤坂区灵南坂二十七号海妻猪勇彦宅。④黄兴继孙中山之后，8 月 4 日由香港出发，乘云海丸经日本门司于 27 日到达东京， 化名冈本义一，寓芝区高轮南町。先后到达日本的国民党人还有李烈钧、柏文蔚、居正、谢持、许崇智、田桐、廖仲恺、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冷遹、程潜、耿毅、章梓、方声涛、邹鲁、谭人凤、李书城、覃振、杨庶堪、周震鳞、何成濬、陈强、程子楷、王统等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在国内坚持斗争失败后，也相继到了日本。

国民党人的出逃，得到了一批意在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的日本军人的协助。日本驻华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曾致电参谋总长说： “无论是站在人道上或道义上，均应同情南方 国民党，并尽可能予以援助，至少应给予充分方便。”①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不顾外务省的制止，帮助国民党人潜往上海或香港，然后转赴日本。倪嗣冲为此致函日本驻南京领事，要求派兵到日本商船搜捕李烈钧等。日方表示，“碍难认可”②，拒绝了倪嗣冲的要求。

然而，日本当局对接踵而至的大批国民党人，却是忧心忡忡。 他们既顾虑收留国民党人会引起袁政府的不满，也担心国民党人影响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

⑤ 《许元度寄龚植三荫槐信》，《申报》，1913 年 12 月 25 日。

⑥ 《政府公报》，1914 年 2 月 5 日。

①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 198 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 2 册，第 397 页。

③ 《京华新报》，1913 年 8 月 19 日。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326 号：《在本部亡命中国人名簿》，大正 2 年 9 月 23 日。

① 栗原健：《满蒙政治史之一面》，第 338 页。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机密第 67 号，《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复倪嗣冲电》，大正 2 年 9 月 22 日。

以防止与此次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③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看到，国民党虽已失败，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因此也不愿轻易舍弃国民党人。再加上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从中斡旋，日本当局表示， 党人既已前来，“强行驱逐亦非上策”④，于是采取了既不舍弃国民党，又不致激怒袁世凯的折衷办法：一面对国民党人“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一面对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虽然袁世凯派陆军少将刘茂曾率探缉队前往日本，专事“侦察亡命民党之行动”⑤，但却不能得逞。孙中山等人仍可“自由来往，并无危险”。①同时，日本当局派出警探严密监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将他们每日每时的行动及来往人员的活动详细记录后，密呈外务省备案。

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一面活动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争取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

国民党新败，多数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认为“三次革命时机尚不成熟”②。其他财、军界人士，更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轻率提供援助。日财界巨头涩泽荣对孙中山说：“贵国目前虽不完备，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 如议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不久就会到来，所以目前举兵不合时宜， 我不表赞成。”③为筹集起事经费，孙中山打算与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他一面与国内实业界联系，一面与日企业界人士洽谈，欲成立中日实业协会。但此事为袁政府探知，立即致函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说：“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府概不承认。”④日企业界因此改变态度，此事也跟着搁浅。此外，孙中山为购军械与日本军部的交涉，也遭挫折。孙中山与日本陆军省经理局局长过村进行商谈，并通过与军界关系密切的坂野吉三郎运动军界。为此，孙中山还特意与坂野主持的精神团立约：“一、孙文为改变中国现状，在进行时期，与贵团体协力合谋；二、中国现状改变后，若在借款或其它政治上必须与外国交涉时，当先通告贵团而后行。”①但日本军界仍不愿提供援助，声言目下发动三次革命“不合时宜”。坂野吉三郎也劝孙中山“暂时忍耐，静待时机”。②孙中山等人所做的一切努力，收效很小，想再举革命，面临着种种困难。

与此同时，亡命海外的国民党人，在生活上也陷入困境。多数人在失败之后，仓促出逃，身无分文，连食宿衣被的费用都成问题。时逢冬季，饥寒交加。有的人只得向所熟识的官费学生乞贷，“买点熟红薯充饥”。③有的为

③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2 年第 2 册，第 392 页。

④ 同③，第 400 页。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572 号，《刘茂曾组探缉队有关情况》，大正 2 年 11 月 4 日。

① 《党人在东之旅况》，《时事新报》，1913 年 11 月 5 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790 号，《海妻猪勇彦的谈话》，大正 2 年 12 月 21 日。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415 号，《孙文之行动》。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外癸字第 18 号，《中华民国临时代理公使马廷宽致日外务大臣函》，1913 年 10 月 21

日。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1594 号，《孙中山与精神团誓约书》，大正 2 年 10 月 8 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 23 号，《孙文之行动》，大正 2 年 1 月 8 日。

③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文史资料选辑》98 辑，第 127 页。

生活所迫，“流为苦工，其苦乃不堪 言状”。④他们过着困苦颠连的流亡生活，又感前途渺茫，悲观失 望情绪滋长，思想极度混乱。于是“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 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 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⑤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⑥因而不复过问政治。也有少部分激烈分子认为：“异地不宜久处，领袖不能长靠， 革命又不可中断，唯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⑦更多的人则感到，失败之余应及时总结教训，确定下一步进行的方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因看法不一，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①，革命进入了最艰难困窘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