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帝制取消第一节 云南首义

一 梁蔡拥袁立场的转变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及其门生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如前所述，梁启超本是拥袁派。至于原云南都督蔡锷，他领导过云南的辛亥“重九”起义，且在南北议和期间，对袁世凯的阴谋活动曾有所揭露。但是不久，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凯的上台，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完全一致了。1912 年 2 月，南北争都事起，他是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 月间，同盟会为组阁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以政府拥护派自居，积极作袁后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继尧控制贵州，联络黔、蜀、桂各都督为袁“保障西南”。①在中央，他先后倡议军人不入党和解散一切政党，以瓦解同盟会，并且极力反对《临时约法》，主张予袁以自由解散议会和任命国务员之权。次年 3、4 月，“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相继发生，他无视全国舆情，为袁多所辩护。及至“二次革命”爆发，他又不顾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对他的善意争取，公然奉袁世凯之命派兵入川，参加镇压重庆熊克武的起义。10 月，蔡锷奉调入京，临行前，他当众宣布：衡量中国现在形势，非袁“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①到京后，他接受袁的任命，先后担任过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

总之，直至筹安会发生前，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锷，都没有公开揭出反袁的旗子。

但是，梁、蔡拥袁也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首先，他们拥袁，最终还是为了改良政治。而改良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 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官僚派和革命派）才有可能。但是，这两大敌人“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而胜之”，实在是“力所不能逮”。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其所急，“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②这便是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拥袁的基本原因。

大体说来，1913 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前，梁、蔡“先注全力以与抗”的第一敌，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二次革命”被镇压后，由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身之地，他们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先前的第二敌—— “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了。蔡锷在 1913 年 10 月 5 日离滇前的一次演说中，曾明确说过：“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诸君尚其注

① 《蔡松坡集》，第 548 页。

①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第 16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 19—20 页。

意。”③这表明梁、蔡与官僚派头子袁世凯的矛盾和冲突，有其不可避免的根源。

其次，梁、蔡并未因拥袁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诚然，他们对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多所不满，但却从未对共和国体提出异议。不仅蔡锷如此，即如民国成立前曾倡议过“虚君共和”的梁启超，也当众宣布过“拥护共和国体” 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①1914 年 11 月，他甚至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室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期消弭祸患于无形”。②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③，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④因此，他们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1914 年 1 月 8 日，蔡锷在政治会议茶话会上就特别强调：处置国会一事，只能按当时各都督原电所云，“给资回籍，另候召集”，“不能越其范围”⑤，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因此取消国会。梁启超 1915 年 7 月 20 日发表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也明确指出：“民国初元之政，诚尤不足以餍人望也，然岂必其政之本体绝对不适用于中国？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由，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⑥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①他所谓的“上政治轨道”，就是依照他的主张实行立宪政治。

再次，梁、蔡始终坚持以爱国为其拥袁的前提。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 他所以翼赞袁世凯，原因之一就是惧“邦本屡摇”，想借他的势力以“奠定国基，振兴中华”。至于蔡锷，直到 1915 年 5 月 9 日中日“二十一条”签字后，仍向人表示：“中日交涉，不出吾人所料，可为慨叹。来日方长，真不知税驾之所。”“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蔡自称）：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 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②

以上事实表明，梁启超、蔡锷虽然也拥袁实行开明专制，但同时却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品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

梁、蔡对袁世凯的疑虑始于 1914 年下半年。正如前面所述，这年 5 月， 袁世凯非但没有重开国会之意，而且公开宣布废除国务院，设立政事堂，改

③ 《蔡松坡集》，第 768 页。

①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1 页。

② 《参政院建议书》，《申报》，1914 年 11 月 24 日。

③ 《蔡松坡集》，第 1278 页。

④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 72 页。

⑤ 《八号政治会议之茶话会》，《时报》，1914 年 1 月 13 日。

⑥ 同④。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 86 页。

② 《蔡松坡集》，第 797 页。

国务总理为国务卿，种种复古举动，实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③于是， 一种“时事日非”、“国事不可论”的感觉渐渐在他们心头萌生、郁结、滋长起来。开始还只是二三朋辈间的窃窃私语，不久便公开见之于参政院了。他们不仅就外交、财政和军政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④

蔡锷这时与梁启超的态度大致是相同的。1915 年 1 月 16 日，袁世凯特任蔡锷为经界局督办，命令发布前，蔡曾以“对于此事素少研究”为词，向袁力辞。①命令发布之日，他正在天津。次日，他急忙赶回北京，再次具呈表示“不愿身预其事”。②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辞呈均为袁世凯所拒绝。蔡锷无奈，只好勉强于 22 日就任，以便将计就计，从清理经界入手，解决征兵退伍后的移垦屯殖问题，为将来军事上改行征兵制度，增强国防力量准备条件。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使所有筹办事宜“均粗具规模”。③接着，又于局中设立编译所，“督率各员搜集中外专籍，悉心探讨，编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暨《各国经界纪要》各一册”。④蔡锷就任后，为贯彻己意，态度固然积极，但对袁的种种不满，也屡有流露。当有人问他：“各省设立经界行局，何时始有眉目？”他无可奈何地说：“如此办去，恐民国十年亦无何等效果。”又说：“当初李仲仙（李经羲）等再三不肯担任，我就知道此事不容易办。现在非但不容易办，而且办了也不讨好。任公先生办币制局毫无结果，将来恐怕我师生同一命运。”⑤至 6 月初，他又一次向袁具呈，请求解职。

不过，这时梁、蔡都没有想即起反抗。甚至到 1915 年 1 月，袁克定宴请梁启超透露变更国体后，梁还认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 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⑥他们对袁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失望而非绝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只“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而不“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他们幻想袁世凯能在某天早上，接受他们的忠告，悬崖勒马。用蔡锷的话说，就是“竭忠尽智， 希冀感格”。①这年 6 月底，梁启超匆匆离粤，随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还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他回忆道：“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玩耍， 正值冯华甫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②如前述，当梁氏听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诡称：他绝无帝制自为之意，甚至说他“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③梁便相信了他的鬼话，“以为他真没有

③ 同①，第 88 页。

① 《经界局有派人消息》，北京《群强报》，1915 年 1 月 12 日。

② 《蔡督办辞职与经界之前途》，《时报》，1915 年 6 月 8 日。

③ 《经界局经过情形之报告》，《时报》，1915 年 4 月 14 日。

④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 年 7 月 28 日。

⑤ 《无声无臭之经界局》，北京《群强报》，1915 年 5 月 4 日。

⑥ 梁启超致何擎一函（1915 年 3 月 8 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① 《蔡松坡集》，第 882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 88 页。

③ 《梁启超选集》，第 677 页。

野心”，而回天津继续过其书斋生活了。④

然而不久，袁世凯就自揭假面。8 月 14 日，由他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破土而出。梁启超、蔡锷数月来力图“匡救”和“阻止”的帝制，终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这使他们受到一次莫大的嘲弄。多年来，针对革命派人士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揭露，他们一直为袁向国人保证： “今日大势，子孙万世之业，决无人敢作此幻想。”⑤现在袁世凯却无视他们的体面，公开打出帝制旗号，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难堪的呢？他们在革命派面前又输了一着。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无论为公为私，都不容许他们继续缄默了。于是，梁启超、蔡锷从此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