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由于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政治论文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正当他为此而苦闷、孤独、沉默的时候，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翻译

《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女作家爱仑凯写信给罗曼·罗兰。信上说：“上星期，维农·李提出建议，给你诺贝尔奖金，因为你是惟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 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他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议把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是可以理解的。这年秋天，巴黎传出法国作家法朗士推荐罗曼·罗兰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不久，报纸登载，奖金主持者瑞典学院准备把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奖发给罗兰，但遭到法国政府的反对。法国表示，如果瑞典将诺贝尔奖发给罗曼·罗兰，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参加授奖仪式。法国政府的态度使瑞典政府迟迟不发表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人名。直到一九一六年日内瓦的反战刊物《明日》的主编吉尔波用电话通知罗兰，说瑞典已经正式宣布罗曼·罗兰为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接着瑞典学院和瑞典外交部打电报正式通知他，说明补发去年度的奖金给他。当年度的获奖者是瑞典作家维内·封·海登斯丹。

通知下达之后半年多，瑞典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初才将诺贝尔奖金的证书和款项寄给住在日内瓦湖畔的罗曼·罗兰。授奖证书上明确地记载着： 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他的人道主义信念。他的具体信念就是对统治阶级的鄙视；对一切受苦的人们的友爱；对未来的人类大团结的信念。

罗曼·罗兰在接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正式通知时的思想状况与两年前他发表政论文章《超乎混战之上》时的思想状况，已有所不同了。他原来主张，首先法国要在精神上、文化上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后来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了改变。他说：“一切受苦的人就是我的祖国，一切使别人受苦的人就是我的仇敌。”可见罗曼·罗兰对祖国一词已有了新的概念。他原来主张欧洲人不打欧洲人，后来对这种“欧洲中心”的观点也作了纠正。他说： “我不喜欢‘欧洲人’这个称号了，欧洲已经充分表现出它的自暴自弃。别再管我叫‘欧洲人’！”罗兰这个阶段的思想是前进了，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写了《致受屠杀的各族人民》， 从中看出反战思想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活动同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他愤怒地斥责战争的操纵者，对中国、东欧和犹太等被压迫民族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消灭战争，只有根除产生战争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罗曼·罗兰在后来写的《自传》中提到这篇文章在他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时说：“这样一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宣告全面决裂的性质，不仅和战争决裂，而且和旧的社会决裂，和作为旧社会中心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秩序决裂。”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传到瑞士，罗兰为之振奋。他托卢那察尔斯基转给俄国一封贺信，贺信以激动人心的词句写道：

“俄罗斯的弟兄们，你们粉碎了身上的锁链，并一跃而赶上了大革命的法国。超越它自己，完成你们和我们的共同事业，为西方做出榜样，指给西方看： 伟大的，自由的，团结一致的人民，是能够击退帝国主义势力从内外所发动的进攻的。”（见《战时日记》）这就是五月一日发表在《明日》杂志上闻名于世的论文《给自由的和使世界获得自由的俄国》的初稿。

帝国主义战争使年老的人失去依靠，幼小的孩子失去照应，鳏寡孤独， 啼饥号寒的现实使罗曼·罗兰夜不成眠。一九一七年六月，罗兰收到了寄自瑞典的诺贝尔奖汇款后，毫不犹豫地全部捐赠给了法国救济战争难民的几个民间组织和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他希望通过它们，救济那些由于可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陷入苦难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