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日内瓦莱芒湖畔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罗曼·罗兰在瑞士日内瓦的莱芒湖畔维卫小镇的旅馆里沉思。白天，他在火车站的布告牌上看到了欧战爆发的消息。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激烈争夺，再加上奥国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死，一时间，战争风云弥漫全世界。奥国进攻塞尔维亚，德国向俄国宣战，继而又向法国宣战，日本乘机抢占德国侵华的桥头堡——青岛而对德宣战。罗兰眼见战火延烧的残酷现实，优心如焚，他痛切地感到“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在破灭”， 他渴望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拯救人类，他痛惜“人类精神导师”托尔斯泰在战前（一九一○年冬）已经去世。罗兰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自己孤立无偶，被排斥在血腥的团体之外。惟有我一个人拒绝宰割人之子的团体。就像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一样，我觉得又一次和别人隔离开来。” 罗兰大声疾呼“反对仇恨”，但无济于事，战火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蔓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不久，罗兰从日内瓦莱芒湖畔维卫镇迁居到维尔纳芙小镇的拜伦旅馆，一直到战争结束。罗兰在反战情绪支配下，参加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成立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战俘通讯处的作用是将战俘的大批信件转给各自的亲属，同时设法把亲属的来信交到战俘的手中。从战俘们来往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到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多么深重！罗曼·罗兰在大战中不断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他发表《致霍普特曼的公开信》，呼吁德国知识界起来制止战争贩子的军国主义罪行。他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反战论文《超乎混战之上》，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交战双方的战争行为，揭发他们互相混战的血腥罪行，主张个人超脱于战争、党派和政治之上。罗兰当时没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认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非打仗不可的理由，尤其错误的是，提出如果非打不可，也应当到西方以外的地区去打。当时的罗曼·罗兰还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四面八方极为强烈的反对。法国人骂他是卖国贼，德国特务，称他作“日曼·罗兰”，说他是日耳曼人， 有人提出要绞死他。而德国人则把他看成是最阴险的敌人，说他是在和平外衣下的沙文主义者。在舆论狂澜的压力下，一些朋友同罗兰疏远了。罗兰感到孤立，郁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战之上》的观点更为鲜明的《论偶像》。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祖国”、“民主”、“宗教”、“文明”、“文化”等骗人偶像的实质。罗兰这时的反战思想仅限于抽象的“人道”和“自由”的概念。罗兰对帝国主义战争产生的根源缺乏唯物主义的分析，更不清楚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途径。眼见战火年复一年地燃烧下去，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怎样了结。罗兰的精神和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他在日记上写道：“极大的痛苦时期，感情和思想上，数不清的大痛苦。我缺少一切。一切对我不忠，男人、女人，⋯⋯ 无名的苦难！使我受压抑的，不是他们的险恶，而是他们的平庸⋯⋯这些日子，我在跟别人谈话时，散步时，或者形单影只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眼泪随时夺眶而出。”有的朋友劝他不要再发表反战文章，不如重返艺术园地去培育他的“文艺之花”。罗兰的回答是：“即使我明知自己的言论招致无济于事的危险，我仍然应当发言。”然而，罗兰曾一度找不到发表文章的园地。

罗兰是孤立了，但是不孤独。从全世界看，他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朋友， 可又获得了不少新的朋友。这其中有柏林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有俄国革命党人卢那察尔斯基，有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群众。法国记者布里瓦说：“罗曼·罗兰的言论在巴黎平民阶层获得充满同情的反应。”罗兰从这些新朋友中得到了鼓励，在他孤立无助时，劳苦大众向他伸来了热情援助之手，罗兰对此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