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三窟

伏尔泰回到巴黎，国王路易十五对他很冷淡，甚至对宠妃庞芭度夫人这样说：“我不愿伏尔泰回到巴黎来。”路易十五的这种态度，使伏尔泰预感到，要想在巴黎栖身立足，那是不可能了。

柏林的三年生活，留给伏尔泰一个沉痛的教训，他深感君主的“恩典” 不可靠，寄人篱下，更是苦不堪言。他决计寻觅一块自由乐土，以便与专制暴政断绝一切联系。但是，十八世纪的欧洲能有这样理想的世外桃源吗？现实的冷遇，先前痛苦的经历，终于使伏尔泰悟出一条生存搏斗的处世哲理： “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一七五四年十二月，伏尔泰怀着定居的愿望，取道卢昂，到达日内瓦。他先在洛桑附近的蒙里翁，租了一所别墅，正值寒冬袭来，他在此过了一个冬季。后来，他又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买下一所房子。这里景色迷人， 房舍也比蒙里翁宽敞，伏尔泰觉得这是理想的定居地点，顿时心情格外愉快。为此，他将这一寓所取名为“愉园”。

在这里，伏尔泰着手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写悲剧《中国孤儿》。这个剧本以我国的《赵氏孤儿》为蓝本，叙述春秋战国时，晋国的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想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运用这一题材，加上一些爱情的穿插，于一七五五年八月，将它搬上舞台。公演后，获得广泛的好评。

我国元剧《赵氏孤儿》传入法国，约在一七三二年至一七三三年间。这是传入欧洲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十八世纪的全欧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先从巴黎的《水星杂志》上看到有关剧情的介绍，后又在法文对折木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年已四十来岁的伏尔泰，就被这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它改编成新剧目。但由于生活长期动荡不安，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现，直到他年逾六十， 历经风霜忧患，才下决心动笔。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育深挚的爱好，他曾经细读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因此，他想利用中国的这一题材，来表现儒家道德伦理，称他的《中国孤儿》为“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但是，伏尔泰对中国的戏剧艺术传统理解不深，他只能按照欧洲的古典主义法则来衡量与剖析。伏尔泰认为，这戏缺少时间的一致性和动作的一致性，几乎不能与当时法国的悲剧相提并论，只能比作十六世纪英国或西班牙的悲剧。伏尔泰感兴趣的是故事情节约离奇、有趣。他说，它却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风格与特色。

在改编《中国孤儿》的过程中，伏尔泰是花费过一番苦心的。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了一千七、八百年。他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战。在戏剧艺术上，他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法则把剧情、动作的时间，从二十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去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节，再插入一个恋爱故事，布局成五幕悲剧。

伏尔泰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把中国的历史故事搬上法国舞台，这在

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不失为前所未有的一项创举。剧本改编的成功，也给伏尔泰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中这样写道：“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本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谨严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伏尔泰的这一改作，直接激发了英、法等国的戏剧家对中国剧作的兴趣，后起追随改编者也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伏尔泰积极支持《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虽然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等人，在政治观点与哲学理论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看到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们，为编纂这部规模浩大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的典籍而不懈地努力，把当时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这部丛书的周围，大举向陈腐的封建专制进攻，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时，正值狄德罗受到当局迫害，数学家达兰贝尔遭受教会和政府围攻之际，伏尔泰无条件地支持他们。他在写给《百科全书》负责人的信中这样说：“勇敢的狄德罗和吓不倒的达兰贝尔，你们赶快去攻击那些狂热者和恶棍，反驳他们愚笨的空谈，揭露他们卑鄙的诡辩、历史的谎话、矛盾、无止境的妄诞，你们不要让那些思想健全的人变成没有理性的人的奴隶；新生的一代将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权利和自由而感谢你们。”

伏尔泰的号召得到有力的响应，他也以能参加这一行列，为《百科全书》撰稿为荣。他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者们效劳的。如果我能够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伏尔泰与“百科全书”派之间信件往来极为频繁。他在给达兰贝尔等人的信件中，每次都写上一句醒目的战斗口号：“踩死败类！”所谓败类，伏尔泰指的是法国的反动教会。他以这一战斗口号与“百科全书”派共勉，并以此身体力行，指导自己以后的全部活动。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葡萄牙的京城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伤三万余人，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反动教会人士根本不顾广大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反而用“上帝对人类惩罚”等谎言来恐吓群众。他们在里斯本举办功德会，用活活烧死无辜的百姓来奉祭天神，以期禳解地震再度发生。伏尔泰闻讯惊骇，他随即发表《咏里斯本的灾难》一诗，抨击“上帝惩罚”的邪说。伏尔泰反问说：“难道里斯本人的罪孽反而会比耽于淫乐的巴黎人或伦敦的居民更为深重吗？”伏尔泰认为，“至善至美的造物主不可能创造祸灾”。里斯本惨剧的根源，应该在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在上帝的旨意中寻找。伏尔泰的结论是：“自然界就是这样，我服从它的规律。”

在日内瓦近郊的“愉园”里，伏尔泰积极从事戏剧工作。他在“愉园” 建造了一所小小的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周围的群众闻讯赶来，趋之若市。在当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动，直接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要他停止戏剧活动，并禁令日内瓦居民到“愉园” 看戏。伏尔泰不甘缄默，他采取报复行动，直接授意达兰贝尔在编纂“日内瓦”这一条目时，写上应重建公共剧场的要求，表面上对日内瓦的教会人士推崇备至，骨子里则竭尽揶揄嘲讽之能事。达兰贝尔听从了伏尔泰的旨意， 按此撰写了。这激起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愤怒，他写了《达兰贝尔谈戏剧书》

一文，驳斥达兰贝尔的立场，伏尔泰见机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则利用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攻击伏尔泰。伏尔泰又不甘示弱，遂以讽刺诗还击， 他将卢梭和教会神甫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这又引起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诸此连锁反应，顿时闹成轩然大波。

这样一来，伏尔泰又感到这“自由之邦”并不安全。他营谋狡兔三窟。在离日内瓦不远的法兰西国土上，他购置了费尔奈庄园，同时租下度尔奈伯爵的领地。一七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 尔泰在写给缔哀罗的信中说：“现在，我仿佛有四条腿，前两条腿伸在洛桑和愉园，后两条腿立在费尔奈和度尔奈。”伏尔泰面对现实，进退自如。他觉得这是一种如愿的安置，因为不论在瑞士，在日内瓦境内，还是在法国，他都能享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和生活上的自由，到处都有这位哲学家的隐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