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奈的抗争

一七六○年以后，伏尔泰长期居住在费尔奈庄园。在这里，他有三大建筑：一座别墅，一个教堂，一所剧院。

在别墅里，他每天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信件，他经常热情地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和攻界人士。古老的费尔奈城堡，顿时变成人们朝圣的地方，伏尔泰曾风趣地称它为“欧洲的客栈”。

在教堂里，亚当神甫每天给他做弥撒，跟伏尔泰下棋。每当神甫要赢了， 伏尔泰就推翻棋盘，并高声嚷道：“花了两个小时来移动这些小小的木块， 不如去演一场悲剧。”如果他占了优势，他就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在剧场里，伏尔泰经常上演他自编的剧本，邀请法国、英国的名流演员前来助兴，他自己也时时登台表演。

伏尔泰作为欧洲伟人的形象，是在费尔奈时期定型的。这时，他已年过花甲，显得苍老，光秃的头顶，眼睛凹进去有三公分深，面颊瘦弱得像一张羊皮纸粘在枯骨上，所剩的几颗牙齿也都脱落了。但是，一双慧眼依然炯炯有神，在抿住的嘴唇里，常常露出一丝微笑。有时，他手持一杯咖啡，在室内沉思；有时，他拿着农具，在花园里栽树；或者，他兴致勃勃，殷勤地在招待友人。

在费尔奈，伏尔泰并不服老，他的精力是极其旺盛的。他身居在这遥远的他乡，密切注视着欧洲的局势，领导着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他除了广泛地接触来自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之外，还继续勤奋地在埋头伏案写作。在这里，他相继完成了哲理戏剧《奥林匹亚》、《三头政治》和《西特人》。他写下《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历史》和《议会史》等史学著作。伏尔泰最有代表性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以及《有四十金币的人》等等，都是在费尔奈完成的。

《有四十金币的人》既是一篇哲理小说，又是一篇抨击现行经济政策的论文。作者描述一个每年只有四十金币收入的人，但纳税钱就要付去一半。另一个富翁每年有四十万收入，却从不缴纳半分钱的税。伏尔泰运用如此强烈的对比原则，对当时法国的苛捐杂税制度作出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作者写道：有人想规定一种“聪明税”，据他估量，每个人都会愿意缴纳这种税， 因为谁也不愿被人家叫做傻瓜。⋯⋯另一个人则主张抽一种歌唱和欢乐的联合税，因为法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愉快的，而且是最喜欢在歌唱中寻找安慰的人民。伏尔泰就运用这种揶揄、戏谑的笔调，讽刺挖苦封建专制，使得当权者啼笑皆非。

伏尔泰的笔触怒了法国封建王朝，皇后玛丽对伏尔泰恨之入骨。她在临终前，还要求王上惩办伏尔泰。国王回答说：“您要我怎么办呢？夫人，假如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奈去的。”法官们听了心领神会，他们想出一套奸计，并由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把所有的《有四十金币的人》全部搜来，当众焚毁。凡是出售过一册书的书商一律处以枷刑。这案件处理后， 一个大法官还在刑庭上大声嚷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罢休了吗？”说实在，他们欲置伏尔泰于死地而后快呢！

在费尔奈庄园里，伏尔泰着手编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编写这部书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 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现在却付诸实践了。单从书名看，这似乎

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作者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全书内容丰富，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伏尔泰花了将近十年工夫才编纂辑成。这部文摘汇编，是作者宣传启蒙精神极好的一份资料。它几乎可以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媲美，只不过它的规模较小罢了。

在费尔奈，他不仅从事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伏尔泰还请人建造房屋， 种植花草树木，邀请两位侄女前来帮忙做饭。在这块土地上，他养活着一家三十口人和十二匹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时睡觉。他关心农田的生产，马匹的驯养，做过改良马种的实验。他还创办丝袜工场和花边手工工场。伏尔泰说：“我越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前进，我越是需要工作；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大的快乐。”

伏尔泰的这种努力，显然怀有变革现实的崇高目的。他想把费尔奈这个荒僻的村子，改造成为一个繁荣的小城市。他目睹周围人们的贫困，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裕起来。为此，他组织农民开垦荒地，为耕种者建筑住宅，并以低廉的价格，将这些房屋转让给他们。他觉得这样做，即便把自己搞穷了， 也是无所谓的。伏尔泰坚信：一个人决不会由于正义的事业而破产的。

在这里，精力充沛的伏尔泰，确实为当地人民做过许多好事。这是伏尔泰追求理想社会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他用实际行动，代替那失去的幻想；繁忙的工作，使他复活了青春。伏尔泰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但是，伏尔泰在费尔奈的主要功绩，还不在于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在于谋求人类精神的解放。最使伏尔泰日夜关注的，依然是法兰西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费尔奈时期，伏尔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反对法国的宗教压迫， 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据理抗争。

一七六一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逝世。巴黎的反动教会不准安葬她，勒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伏尔泰得知后，他满怀悲愤，连夜疾书，写下题为《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一首诗，以示对天主教会的抗议。他同情女演员的无辜，揭露天主教会的罪行，并藉此热情地宣传启蒙运动思想。伏尔泰用优美的政治抒情诗句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 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建立祭坛；但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

次年三月，一位从朗格多克来的旅客路过费尔奈，他向伏尔泰叙述了不久前在土鲁斯城发生的一起宗教迫害事件，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卡拉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让·卡拉是信奉新教的商人，在当地颇有一点名气。他的儿子马克·安东性情忧郁，长期沉默寡言。因为他是一个新教徒，既不能继续攻读法律，又不愿从商，他喜欢读的是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

一天晚上，卡拉全家招待客人吃饭。饭后，他比其他人先起身离开饭桌， 走进厨房。女仆说：“来烤火吧！”他说：“啊！我在发烧呢！”然后他就下楼到店堂里去了。过一会儿，卡拉的第二个儿子送客穿过店堂，发现他的哥哥吊在一扇店门上，已经气绝身亡。他们割断绳子，放下尸体。

这时，邻居们闻讯赶来。有人推测，马克·安东并非自杀，而是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将他杀害的。宗教狂热者的这种假设性的猜测，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于是，这个自杀者被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胡诌，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当然，这

是自欺欺人的。

案件提交土鲁斯城最高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人都被捕审讯，大家的供词与前述的一模一样。最后法院以八票对五票，判处这个父亲车刑，他的儿子皮埃尔被判处放逐，其他人释放。三月九日，善良而无辜的卡拉在土鲁斯城广场上被车裂处死，而后在大庭广众下焚尸。在临死时，卡拉对身旁的神甫说：“我是无辜而死的，耶稣·基督也是无罪而死的，他所受的折磨要比我残酷得多，他对这样的死一无怨言； 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也会把自己引到永恒的幸福中去，对自己的一生毫无遗憾。”

当伏尔泰听完了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详情细节后，不禁毛骨悚然。他慷慨地收容了卡拉一家，并挺身而出，为卡拉及其家属抗争。伏尔泰怀着革命战士的高昂激情，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行侦讯。他动员了优秀的律师为卡拉辩护，把当时整个欧洲的舆论吸引到正义这边来。

历经四年的努力，伏尔泰胜利了。卡拉一案得以重审，政府撤销了土鲁斯当局的判决，为死去的卡拉恢复名誉，死者的家属也获得了自由。国王赐给卡拉的遗孀三万六千立弗尔作赔偿。事后，伏尔泰写了《论宽容》一文， 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伏尔泰说：“如果你想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伏尔泰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全欧范围内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都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一七六六年，阿培维耶城又传来一起宗教迫害惨案：十九岁的青年德·拉·巴尔和他的朋友德塔龙德一起被教会控告犯有渎神之罪。据说这两个青年，曾玷污阿培维耶城一座桥上木制的基督钉死像。天主教会就煽动宗教狂热者，将巴尔的舌头拔出，砍掉他的右手，然后将他捆在柱子上用烈火烧死。在行刑时，刽子手们还从这个青年身上搜到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 居然也当作巴尔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伏尔泰得知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饶恕反动教会的这种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这个年迈有病的老人不禁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由于国王路易十五批准了法院的判决，伏尔泰为巴尔的辩护没有取得成效。他藉此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面对这鲜血淋漓的现实，惯于说俏皮话的伏尔泰，变得深沉严肃了。他觉得，现在根本不是开玩笑的时刻，俏皮话在这种严峻的斗争中也不顶用，只有利如钢刀的语言，才能够配得上为人民说话。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了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经过几天的翻箱倒柜，最后，这种理想的令人信服的材料，终于在他自己的家里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宗教职业者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二十九年了。现在， 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让它起着醒世的作用。

让·梅里叶出身于织布工人家庭。他曾听从父母之命，成为天主教会的一个乡村教士。但不久他便发现，自己向教民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谎骗人

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不知名的乡村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梅里叶自己没有力量和勇气作公开的揭露，向人民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 夜不成寐。虽然，他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但他愿意在自己死后，让人民认清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走投无路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那漫长的不眠的夜晚，写下了他的忏悔，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舆论的《遗书》。

梅里叶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救世主”，一切宗教教义都是迷误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一部分人享受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另一部分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梅里叶在《遗书》中这样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

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让·梅里叶死于一七三三年，他的遗稿一直被伏尔泰保存着。如今，伏尔泰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恨，决定将它公开印出来。一年之内，他印了两次，四处散发，鼓励友人将它传播、张扬开来。伏尔泰的这一行动，其威力胜过于千百颗炸弹，它粉碎了专制政体和天主教会的淫威，使世界的公众舆论萦注在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上。

一七七○年，法国又发生一起蒙巴义事件。年轻的蒙巴义被诬告杀死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刊。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 猛烈抨击当时司法机构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在伏尔泰的抗争下，蒙巴义的妻子获释。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通敌，法院用严刑逼供，并判以死刑。伏尔泰又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判决，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响应。

就这样，伏尔泰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据理抗争。他的行动，使法国专制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奈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这样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费尔奈时期的伏尔泰，不愧为是这个时代精神方面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