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底狱的囚徒

十六岁那年，伏尔泰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这个良好的愿望遭到严厉的驳斥。在身为资产者的父辈看来，诗人就等于废物，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言，其结果只能拖累家庭，濒于饥饿边缘。当时，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另一条是读法律，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伏尔泰早就对读圣经，穿教袍深恶痛绝，父亲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校，指望儿子将来能晋级升官，荣宗耀祖。

在法科学校里，伏尔泰无心攻读。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成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般晦涩难懂，折磨着年轻人的心灵，实在太枯燥乏味了。这种呆板的生活，使伏尔泰厌倦，他有时怠工，有时干脆逃学。伏尔泰的父亲看到孩子如此不成器，就想用金钱给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以装点门面，可是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他对父亲说：“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他想：有钱，也许可以买到官职，但不能作诗，而我要做诗人。诗是一种天才的创造，那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他立志要为此作一番尝试。

早在伏尔泰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由教父介绍，认识了菲力浦·德·望笃姆。这是一位沙场上的将军，又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由于阅历很深，使他的眼界开阔多了。虽然望笃姆公爵住在巴黎著名的教堂圣殿，但他常与当时一批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来往，其中有文学家，也有艺术家，他们自由组合结成一个社团，人们称它为“圣殿集团”。伏尔泰也常常出入其间，耳濡目染，深受启迪，逐渐孕育成一种反宗教的思想意识。

这一情况不久就被伏尔泰的父亲觉察了，他担忧儿子继续与“圣殿集团”交往，会惹事闯祸，给家庭带来不幸。为此，他设法寻觅一个严肃的环境，以便把儿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一七一三年，正巧伏尔泰的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伏尔泰便以随员的身份被带到海牙。其实，伏尔泰的父亲对世界的知识太贪乏了。他不知道当时的荷兰，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在这里，伏尔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在海牙只住了几个月，就爱上了一位侨居荷兰的法国姑娘，她名叫夏令珀·居诺瓦耶，伏尔泰亲昵地称她为潘贝特。“对，亲爱的潘贝特，我永远地爱着你。那些朝三暮四的家伙也会这样讲，但是，他们的爱情跟我可不一样，我对你的爱是建筑在完全尊重你的基础上的，我爱你的容貌，更爱你的品德。”这样，双方情窦初开，一时关系火热。

这姑娘的母亲虽然很器重伏尔泰，却坚决反对这个随员向她的女儿求爱。起初阻挠，白天管住女儿，不许出门闲逛，可是夜幕降临，这对青年男女又在一起幽会了。伏尔泰甚至把自己的衣衫托人送给夏令珀，叫她乔装成骑士前来见他。这姑娘果然照此办理。姑娘的母亲为此暴跳如雷。她当即向大使馆提出抗议，夏托纳夫大使也十分恼火，在这双重压力的夹攻中，伏尔泰怀着愤懑的心情，被打发回国。

一七一四年，伏尔泰回到巴黎，父亲冷淡地收留了他，将他安置在一位检察官手下充当秘书。这时，伏尔泰刚满二十岁，正处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华，他以写讽刺诗为起点，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活。伏尔泰素有才干，气质高傲，性格幽默。他的诗作言辞锋利，满页警语。即便是那班贵族的纨

袴子弟，也乐意邀请他去助兴。伏尔泰最初撰写的讽刺即景诗，首先在这个圈子里传开了。人们赞赏他为“反政府的诗人”。伏尔泰的父亲得知后，惟恐儿子舞文弄墨，闯下大祸，就急忙把伏尔泰交给自己的朋友德·古马尔丁侯爵教养，请他把伏尔泰带到巴黎郊外的大别墅去居住。在这种无情的驱赶中，伏尔泰觉得埋头创作的时机到了，他便利用这乡居期间，着手写作长诗

《亨利亚特》和悲剧《俄狄浦斯》。

一七一五年，残暴的国王路易十四在怨声载道中去世，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巴黎的社交活动顿时勃兴起来，“圣殿集团”的活动也得以恢复。伏尔泰回到巴黎，他亲眼看到巴黎人民在渴望自由的空气里舒了一口气。路易十四葬礼那天，伏尔泰在去圣特尼的路上，看到沿途乡间的小酒店里顾客盈门、开怀畅饮的情景，不禁使他感慨万端，深感自由精神之可贵。当时，路易十五刚满五周岁，他乳臭未干，就宣布继位，根本不懂世事，王室决定由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卖官鬻爵，政治黑暗到了极点。伏尔泰随即写了两首讽刺诗，嘲讽摄政王奥尔良及其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这一惊人的举止，被王朝视为大逆，直接触怒了摄政王。一七一六年五月，伙尔泰被宣布逐出巴黎。他先被流放到离巴黎西南四百六十四公里的居勒，继而流放到巴黎南方，大约距奥尔良四十二公里的舒里。次年春天，伏尔泰又发表了一首讽刺诗，题为《小孩的统治》，猛烈抨击淫乱无度的朝政。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说：“我看见这些灾难，我还不到二十岁。”摄政王大为恼怒，五月十六日，伏尔泰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囚禁了十一个月，成了巴士底狱的囚徒。

坐落在巴黎东南部的巴士底狱，是法国封建专制的堡垒。长期以来，它以迫害反封建的革命志士和异教徒而闻名世界。这里，戒备森严，暗无天日。塔楼上的大炮威胁着全城，庞大的牢门如虎口在吞噬善良的人们。正如伏尔泰后来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卫兵们不吭一声，像抬死人进坟墓似的，把他抬进牢房⋯⋯随即把大锁锁上，牢门十分厚实，装着粗大的栅栏。他就此和整个世界隔绝了。”但是，巴士底狱的牢房，只能囚禁伏尔泰的身驱，却不能囚禁他的意志。在狱中，伏尔泰愤笔疾书，继续撰写史诗《亨利亚特》，并完成了悲剧《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是根据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为题材的。相传古代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娥卡斯所生下的儿子，名叫俄狄浦斯。据神灵预言，这王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国王与王后都大为恐惧，为了摆脱这样的厄运，决定将俄狄浦斯弃于深山林海之中。牧羊人怜悯这孩子的无辜，便在深山里将这婴儿转交给科林斯王的牧羊人。由于当时科林斯国王无子嗣位，也乐于将婴儿留下。

当俄狄浦斯十八岁时，有一醉汉偶然说出他并非国王亲生之子。俄狄浦斯不信，便亲自去问太阳神阿波罗，太阳神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你要杀父娶母。”这一神谕，又使俄狄浦斯万分震惊。为了抗拒命运的摆布，俄狄浦斯悄悄地离开了科林斯。

在途中，他遇上一位年迈的老人。这老人因求神心切，恼恨俄狄浦斯不给他让路，便举棍殴打，俄狄浦斯夺棍反击，哪知一棍敲下，老人应声倒地，顷刻致死。其实，这老人就是俄狄浦斯的亲生之父，但当时俄狄浦斯并不知道。他继续进发，来到了底比斯城。

这时，底比斯城正为狮身人面的妖怪斯芬克斯肆虐横害，举城上下没有

一人能猜中她的疑难之谜。俄狄浦斯执意要拯救人类，便自告奋勇要去降伏这一怪物。那怪物果然要他猜谜，斯芬克斯问道：“什么东西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俄狄浦斯回答：“这是人呵。”因为人在婴儿时期在地上爬行，好似四只脚；长大成人，犹如中午时分，只用两脚走路；到了老年时期，则要用拐杖扶行，又像三只脚了。这样，斯芬克斯的谜底被一举揭穿，狮身人面的怪物羞愧万状，便纵身跃岩致死。

深受感动的底比斯人都推选俄狄浦斯为国王，由于底比斯的先王被人打死，因而俄狄浦斯与王后结婚，这王后正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久，底比斯城内瘟疫蔓延，尸横遍地。俄狄浦斯又遣人前去请问神谕。太阳神答道： “只有及早找到杀害先王的凶手，才能制止瘟疫。”当时有人建议请问先知蒂里西斯。先知支吾其词，俄狄浦斯强令他将凶手的姓名说出来。这样，他才直言不讳地说出这凶手就是国王自己。俄狄浦斯勃然大怒，王后又嘲笑神谕不灵，继而讲了先王不幸身死的经过，俄狄浦斯听后大为惊骇，他想起自己曾在三岔路口杀过一个老人，其情其景与王后讲的一模一样。接着，科林斯的牧羊人也原原本本地说出当初的真情实况。俄狄浦斯顿时真相大白，随即刺瞎双眼，被逐出境。

伏尔泰的剧作基本上保留了索福克里斯的故事情节，但他将这一题材给以革故鼎新，进一步深化了悲剧对神灵的批判意义。在伏尔泰笔下的俄狄浦斯，是一个愿为民除害、敢于向命运抗争的英雄。他竭力要逃避神灵的不祥预兆，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神的捉弄，犯下“杀父娶母”之罪。剧本对神灵恶意愚弄人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作者借用主人公的口喊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这响亮的声音，是对神灵的控诉，也是对命运的反抗。它告诫人们：“祭司的力量，正是建筑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

当伏尔泰身居狱中，完成《俄狄浦斯》的时候，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自信它是有深邃寓意的剧作。于是就在“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这一名姓中间，选择了几个主要字母，缀成“伏尔泰”这一笔名，连同剧作一并公诸于世了。

一七一八年四月，伏尔泰出狱。按照法国司法惯例，伏尔泰还得再流放一个时期。他到离巴黎六公里远的夏德奈·马拉勃里隐居，那儿是他父亲的故乡。当时，伏尔泰想方设法将《俄狄浦斯》搬上舞台，演员们却因为剧中没有爱情的角色而拒绝排练，伏尔泰只得权衡得失，用柔情削弱了一些不大适合演员口味的情节，在双方都作出让步之后，悲剧总算付排了。这年十一月十八日，《俄狄浦斯》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观众们为之喝彩雀跃，一致认为，这位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完全配得上高乃依和拉辛的继承人的称号。

从此，伏尔泰名声大震，巴黎的文人和权贵都乐于与他交往。接着，伏尔泰的剧本《西戴米斯》和《玛丽亚纳》相继搬上舞台，结果大失所望，这两个剧本均被观众喝倒彩而宣告失败。但对伏尔泰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并不因此而泄气，他思索着观众的嘲笑。当即伏案修改，再度上演，获得成功。这番周折，使伏尔泰感到：文艺创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付出艰苦的劳动，历经琢磨、修改、提炼才能成功。伏尔泰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更大，信心更强了。

一七二二年初，伏尔泰的父亲去世，他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

之外，并没有再留给他多少难忘的印象。这年夏秋期间，他偕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德夫人前往欧洲各国游历。这位夫人是个自然神论者，她对伏尔泰的思想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伏尔泰回巴黎后，写下一首题为《赞成和反对》的诗篇，他既痛斥教会的欺诈，又抨击上帝的无能。历来的宗教机构都宣称上帝至善至美，赐福给人类。伏尔泰却用诗揭穿了这荒诞的神话：

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十年后，作者匿名刊印了这首诗，警察局以“不敬上帝”为罪名将作者拘捕，伏尔泰推诿这是已故的友人所作，警察局无奈，只好将他释放了。当时有位官员竟这样恼怒地说：“必须把伏尔泰关在一个永远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纸张的地方去。”

次年，伏尔泰的诗作《亨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刊印，后又悄悄运入巴黎，在大街小巷流传。

《亨利亚特》是以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为题材的史诗。原名《神圣同盟》，后来定名为《亨利亚特》。它叙述亨利四世通过战争成为国王以及颁布敕令，提倡宗教自由的故事。

史的情节是这样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皇后喀特琳，她生下五个儿子，其中三个相继当了法国国王，那就是法兰西二世（1559—1560）、查理九世（1560—1574）和亨利三世（1574—1589）。当他们在位时，国内宗教纠纷连绵不绝，整个国家搞得分崩离析。一五九二年，皇太后又利用圣巴托罗缪节日之夜，下令屠杀新教徒于格诺，终于引起宗教战争。身为喀特琳女婿的亨利四世，反对皇太后的昏聩残暴，他兴兵发难，相继击败了国军，做上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继位后，颁布了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宗教纠纷才暂时平息下来，贫弱的国家始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反动教会并不执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反而密谋复仇，亨利四世最终也被宗教狂热者拉瓦雅克所杀。

伏尔泰创作这部史诗，怀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他想以此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另一方面，他想宣扬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赞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纠纷的献身精神。但是实际完成的诗作表明，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亨利亚特》都还算不上是一部精品佳作。在这里，作者有意神化了亨利四世，把他写成仁慈厚道、为民造福的君主，仿佛是个英明操政、倡导信教自由的贤人。这显然不符合法国民族生活的客观实际。在艺术上，作者一味模仿古罗马诗人负吉尔的《伊尼德》和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添上一些诸如“疯狂”、“慈善”、“真理”等象征性的人物。这些人物虽有形体，却缺乏灵魂，显得干瘪乏味。

尽管这样，但由于这部诗作规模宏伟，题材重大，仍然得到社会的巨大反响。当时法国的整个诗坛都为之兴奋，贵族们借此向伏尔泰讨好，他们把这位诗坛的新秀吹捧得比荷马和负吉尔还要高。尔后，欧洲各国又相继将这部诗作译成英、德、俄、意等多种文字，伏尔泰因此成了享有盛名的史诗诗人。

这一情况被奥尔良公爵知道了，摄政王想“驯服”伏尔泰，亲自在官邸热情地接见他，并授予巨额的奖金和津贴，希望他能为封建宫廷效劳。这种诱惑，结果遭到伏尔泰的拒绝。他用讽刺的口吻，恳求摄政王不要再替他寻觅一所巴士底狱式的“住宅”。这时，他明确地意识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

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如果要在思想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他希望自己独立生活，不必依赖他人。因此，在银行家巴里斯兄弟的资助下，伏尔泰苦心经商，为自己积聚钱财，成为一位颇有家产的豪富。

一七二五年十二月，伏尔泰遇到这样一件事：在歌剧院的一次言谈中，伏尔泰得罪了小贵族德·洛昂骑士，洛昂骑士就施计报复，他假借伏尔泰在中学时的同学苏利公爵的名义，邀请伏尔泰赴宴。这位襟怀坦荡的诗人信以为真，他怎么也不会怀疑其间会隐埋着无赖汉的圈套。当他执约赴宴时，只见苏利府邸的门外停着一辆出租的马车，在车子里有两人招呼伏尔泰，喊着要他走过去。伏尔泰不知其缘由，当他刚走到车门前时，坐在那辆四轮马车里面的洛昂骑士，就指使两个仆人用棍棒将伏尔泰猛揍一顿。伏尔泰被打得衣冠狼藉，遍体是伤。他急忙找苏利公爵诉说，要求公爵和他一起到警察总监那儿为他作证。可是苏利公爵却置之一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在苏利看来，这毕竟只是一位贵族揍了一位诗人罢了。这种境遇，气得伏尔泰连肺都要炸开了，他想有朝一日，总要找这个无赖算账。为此，他向武术师请教剑木，准备报仇雪耻。

次年四月，伏尔泰要求与洛昂骑士决斗。洛昂佯装应诺，暗地里却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总想伺机制伏。刚巧接到洛昂的密告，随即下令拘捕伏尔泰。不待申辩，就将他投进巴士底狱。伏尔泰再度成了巴士底狱的囚徒。这一事件，乍一看，纯属个人纠葛，其实不然，它是伏尔泰与法国专制政体长期冲突的必然结果。不久，摄政王下令释放伏尔泰，却以不再向洛昂挑衅为条件，并勒令将他驱逐出境。这时，巴黎的这位年轻诗人心里明白：辽阔的法兰西疆土，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