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岁月

一七二六年八月，伏尔泰负辱来到英国，伦敦的各界人士热烈地欢迎

他。

如果说，当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五执政，全力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那

么在英国，则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与新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政权。相比之下，英国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更为繁荣，公民也有更多的自由。在伏尔泰看来，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共和国。

有一天，伏尔泰在街上闲荡，人们看到这个身着异国服装的青年人都大为惊异，有的嘲笑，有的叱逐，围观者不计其数。伏尔泰逃之不成，他就干脆登上一条长凳，兴高采烈地用英语喊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能生为英国的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他的话赢得了众人的热烈掌声，人们用肩膀抬着这个曾经被嘲骂、起哄过的人，一直将他送回到寓所。

在伦敦，伏尔泰的运道的确好多了。政界的头面人物、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愿结识他。《亨利亚特》在法国要偷偷摸摸才能印刷，伦敦的知名人士却公开集资将它刊印出来，声名显赫的高卢公主也乐意接受作者的献词。最使伏尔泰兴奋的是，他在伦敦享受到了某些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在这里，他可以与名流权贵分庭抗礼，或者与他们展开论争；他可以常到德卢里巷剧院看戏，欣赏莎士比亚和德莱顿的艺术，不必像巴黎那样需要时时提防戒备。

伏尔泰对英国的认识，是以自己的亲身体察与感受为依据的。他看到英国的劳苦大众简直像法国一样，依然处境凄惨，毫无自由可言。有一次，伏尔泰在泰晤士河边漫步，偶尔碰上一名水手，彼此攀谈起来。那个水手自豪地赞赏英国的“自由”，可是第二天，他就被带上镣铐了。后来这名水手再次遇见伏尔泰，他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这位法国的流亡者。他说：“这个卑鄙的政府，强征我到挪威王国的船上当水手，他们要我离开妻子儿女，把我戴上锁链关进监牢，一直到动身那天为止，为的是使我不能逃跑。”水手的头脑冷静了，伏尔泰的认识也深化了，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与骗子依然占了统治地位。”

在英国，伏尔泰居住了三年。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其观感，用书信体形式写成一部著名的哲学通信集，原名为《英国通信》。

《英国通信》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接受英国影响的滥觞。作者持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务实态度，广泛地论述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全书由二十五封信组成。其中前七封信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他在信中这样说：“这是一个宗教派别林立的国度，每一个自由的英国人，都可以沿着他所喜欢的道路走向幸福。要是英格兰只有一种宗教，可能就要闹专制；要是在那里只有两种宗教，它们之间也可能互相残杀；但是那里有三十多种宗教，而它们就能和平相处了。”伏尔泰以英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法国的宗教专制，以英国教职人员言行的谨慎，抨击法国宗教界的放荡与阴谋。

在第八、九两封信中，伏尔泰研究了英国的政体机构。他把英国的议会政府与罗马、法国进行对照，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专制，达到节制君权的唯一国家。在第十封信中，伏尔泰赞赏英国的商业成就。他说，商业使英国公民富裕，实力增强，国望升高。在法国，人们只知道做侯爵，挥霍钱

财，瞧不起商人。伏尔泰发问：究竟是哪一种人对国家有用，是一位假发上扑粉的贵族，还是一位为国致富的商人？在第十一封信中，作者阐明种牛痘的好处。他说：英国的妇女很早以来就懂得给小孩种牛痘，因而免除了天花，法国人反而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疯子。中国人一直就有给小孩种牛痘的习惯，这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

第十二至十七封信，介绍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洛克、笛卡儿和牛顿。第十八至十九封信，评论悲剧、喜剧和莎士比亚。第二十至二十二封信，伏尔泰介绍英国诗歌和小说家，他以独特的眼光，将才思灵妙的斯威夫特和法国的拉伯雷作出令人信服的鉴别比较。伏尔泰说：“斯威夫特先生是一位具有良知、生活在上流社会中的拉伯雷；实际上，他没有前者那样乐天，可是他却有非常的敏锐感，有理智，有主张，又有雅致，而这些都是为我们的拉伯雷所缺乏的。他的诗妙趣横生，几乎是不能摹仿的；那好的笑话是他在诗和散文上的天分。可是，为了好好地了解他，必须到他的国内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伏尔泰的这一论断，是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在英国期间，他曾多次找斯威夫特交谈，两位作家曾一起朝夕相处，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当时，正好斯威夫特的名作《格列佛游记》刚刚发表，伏尔泰对它推崇备至，专心致志地将它译成法语，介绍给本国的读者。伏尔泰这样说：“这是英国的拉伯雷，是个不讲废话的拉伯雷。如果不谈它对人类讽刺的话，这本书的故事本身也非常有趣，通篇轻松愉快的风格，书中充满了奇特的幻想。”在斯威夫特的直接启发和诱导下，后来伏尔泰才开始从事哲理小说的创作。

《英国通信》的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封信，主要谈论文学家在英格兰的地位以及英国朝野对文艺天才的敬仰。在第二十五封信中，伏尔泰列举并驳斥了帕斯卡的《思想集》中的五十七条谬误，这可谓是全书的附录。

作为哲学家的伏尔泰，他的基础是在伦敦的岁月里奠定的。在这里，他研究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熟悉了英国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著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哲学上，伏尔泰并没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基本上是个洛克和牛顿的信徒。他非常佩服洛克头脑的明智，逻辑上的严谨性，他向法国人介绍洛克如何反对天赋观念，承认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和经验的唯物主义思想。后来，伏尔泰在另一篇哲学论文中这样说：“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一样。”

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的解释，这是伏尔泰的一大功绩。当时一些斗胆的出版商将牛顿的著作印刷出版，但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原理深奥难懂，这类科学著作像害羞的女神似地躲在书店的角落，不肯露面，周围的人们也不敢轻易接近它。伏尔泰发现了这一奥秘，他用最通俗、浅显、明晰的语言，向法国人民解释牛顿学说，使大家听懂牛顿的话。这样，牛顿的名字就震动了整个巴黎。

《英国通信》于一七三三年由洛克曼根据原稿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次年，法文版在卢昂出版。由于伏尔泰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法国当局大为震怒。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到罗林省避难，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但是，这是一部威力非凡的著作，它像一颗已经引燃

的炸弹，愈是给它禁锢，就愈促使它爆炸。仅在一年内，它一连再版十次，销售一空。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重视，还因为它是一位不平凡的三十五岁人的成熟的著作。其间有知识，有科学，更有作者的非凡才华和力量。正如当代法国的一位学者所说：“它的价值与其说是表现在科学历史性的内容方面，还不如说表现在一个聪明人的语调和富有启发性的知心话上。”

在英国的三年，表明伏尔泰在政治、哲学、才智等方面都日趋成熟，他负辱出去，却载誉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