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与俄罗斯历史研究 王晓菊

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辉煌成就同其对世界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密不可分。作为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历史堪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重点考察对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撰写出大量不朽之作，并留下了许多极富价值的思考。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诞生170周年之际，回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潜心探索及其鲜明特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中国俄罗斯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俄罗斯历史

1883年3月17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发表讲话时对马克思在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评价道：“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602页。

毫无疑问，历史学当之无愧地属于这样的一个领域。“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2]。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并称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历史学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占据何等显要的地位。

卡尔·马克思之所以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同其博大精深的历史研究息息相关。马克思的史学研究不仅包括系统、宏阔的历史理论，而且涵盖具体、多元的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等诸多门类。就国别史而言，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波兰、土耳其、印度、中国等众多国家的历史均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之内。

在俄罗斯历史领域，马克思并不是浅尝辄止。发表于1856年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是马克思有关俄罗斯历史研究的重要著述。这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巨著的导言。在该文第五章里，马克思依据翔实的史料，以辛辣的笔调和凝练的语言无情地鞭笞了俄国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深刻地剖析了该政策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轨迹；专门论述了俄罗斯族的祖先——斯拉夫人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深入阐释了俄国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其中包括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的起源、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鞑靼蒙古统治、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等等。同时，马克思对俄罗斯众多重要历史人物如数家珍般地加以生动细腻的描述。譬如，在评述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的历史功绩时，马克思指出：“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3]。而对于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马克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改革的实质：“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1713年，正值俄国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战争之际，彼得一世下令将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堡。对此，马克思认为，迁都彼得堡“从一开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1]。此外，马克思对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雷帝（1533—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1584年为沙皇）、“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等也一一做了“盖棺定论”式的点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俄罗斯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典型的农奴制国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和反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俄国农奴制度的严重弊端日益显露。至19世纪中叶，废除农奴制已成为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对俄国农奴制问题进行了深度考察。1858年，即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马克思先后撰写了《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论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他在文中清晰地梳理了俄国农奴制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并援引俄国官方文件和1857年人口调查资料，追溯19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从局部尝试到全面实施的整个过程，即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小范围解放农奴的最初尝试到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毕生研究农奴解放问题，再到“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最终废除农奴制的历史。此外，马克思还详尽、透彻地考察和分析了贵族、农民等俄国各阶层如何看待农奴解放的问题。

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点之一。马克思在晚年广泛查阅原始材料，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其基本观点集中反映在与俄国学者、政治活动家的通信及相关文稿里，主要包括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重要传播者之一）的复信及其草稿、1882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等。马克思在上述文献中深入考察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状况和特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微缩模型那样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是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零星地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保存下来的”[1]。同时，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进行了预测，“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2]。可以说，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研究是马克思对俄罗斯历史研究乃至世界历史理论的一大贡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像马克思一样，在俄罗斯历史领域，恩格斯亦不是浅尝辄止。《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堪称颇具影响力的俄国史著述，在恩格斯生前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先后以波兰文、罗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发表。这篇文章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恩格斯应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之约为俄国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撰写的，其俄译稿于当年2月和8月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和第2期。在这篇光辉的历史文献中，恩格斯系统而详尽地剖析了18世纪以来的欧洲格局、特别是俄国的周边形势和对外政策，对与俄国毗邻的斯拉夫兄弟——波兰给予高度关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恩格斯在此文末尾得出如下结论：“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1]。可见，恩格斯以深邃的洞察力预见到俄国的制度变革，并表达了对这场变革的热切期盼。众所周知，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这场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但它催生了国家杜马等机构的建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现代化进程。1917年，俄国接连爆发两次重大革命，最终实现了制度变革：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三个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沙皇专制制度随之覆灭。不久以后，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彰显了这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瞻远瞩。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此外，恩格斯还发表过不少有关俄罗斯历史的其他著述，其中不乏一些篇幅较小但价值极大的名篇佳作，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这两篇文章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俄国革命前途的重要著作，由维·伊·查苏利奇从德文译成俄文，被收入1894年俄国劳动解放社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后来，这两篇文章以不同标题多次在俄国出版。

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俄罗斯历史领域可谓成就斐然。列宁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出生、长大，与在德国土生土长且从未到访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比，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和鲜明独特的研究特点。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列宁自幼对祖国母亲满腔挚爱，对祖国历史兴趣浓厚。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期间，列宁积极投身革命，因领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于1897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居住了三年之久。他十分关心俄国各地民众的疾苦，注重了解不同地区的真实情况。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在欧俄地区还是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在异国他乡，列宁都能够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对17世纪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俄国解放运动史和社会思想史等重大历史问题均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精深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俄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历史进程跌宕起伏。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大革命、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俄罗斯帝国瓦解、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无一例外地成为列宁密切关注、跟踪研究的对象。譬如，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对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进行了探讨；1921年，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列宁撰写了《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如此，列宁对“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无疑是细节”的布列斯特和约、新经济政策、扫盲运动等苏俄历史问题亦有深入研究。以新经济政策为例，1921年苏维埃俄国放弃余粮收集制以后，列宁围绕新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到1924年逝世前，他共撰写十余篇文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目的、指导思想及新经济政策的含义、意义。列宁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经典之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论民族自决权》、《怎么办？》、《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纪念赫尔岑》，等等。时至今日，列宁的著述依然是人们深入思考和解读俄苏历史的必读文献。

纵观浩如烟海的马列主义著作，显而易见，俄罗斯历史问题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高度重视研究俄罗斯历史，其根本目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彻底揭露俄国沙皇专制制度。19世纪，即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沙皇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俄国的专制与欧洲的民主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俄罗斯帝国因不断干涉欧洲事务而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1]。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指出，“西欧的工人政党必须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的斗争”[2]。从那时起，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恩格斯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功劳[3]。

第二，深入思考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俄国社会的发展，对俄国革命的胜利充满期待。他们同俄国的革命家和学者（如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资本论》第一卷首个俄译本的译者之一格·亚·洛帕廷、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革命活动家维·伊·查苏利奇等）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以谈话、通信等方式耐心细致地为俄国革命家们解答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发展方向和革命的前景等问题，成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的良师益友。列宁在1895年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称：“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4]。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更是不断地思考俄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例如，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入研究俄国经济社会问题。其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刻阐述了俄国经济制度发展的道路及基本特点，详尽分析了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4]《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如何研究俄罗斯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不是专门从事俄罗斯历史研究的职业学者，但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深厚造诣却令人高山仰止。那么，他们是如何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仔细探究。考察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俄罗斯历史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

第一，历史研究为民族解放事业领航助力

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通过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欧洲形势，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俄国的斯拉夫兄弟、同时也是自己祖国——德国的斯拉夫邻邦波兰。彼得一世在位时期，通过改革、扩张之途径创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关于波兰当时的境遇，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这样一个借口”[1]。实际上，马克思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切入点即是18世纪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对波兰的瓜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就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发表文章和演说[2]，并且每当谈及波兰时往往只提一个俄国，而不提参与瓜分波兰的另外两个德意志人的国家，原因何在？我们从恩格斯于1866年撰写的一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里便可以找到答案。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2]例如，马克思《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1867年1月22日）、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1876年1月22日）》及其撰写的《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支持波兰》（发表于1875年3月24日），等等。

第二，历史研究以翔实的原始材料为基石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广泛收集并充分运用原始文献和统计资料，为俄罗斯历史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依据。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1]大约在1881年下半年，马克思编制了《我的藏书中的俄国书籍》（该手稿大部分用俄文印刷体书写，此外也使用了德文、英文和法文），其中列出了150多本论述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的俄国书籍。1894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也写道，马克思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多年研究。又如，列宁在西伯利亚的三年流放岁月里，在从事大量革命活动的同时，经常从地处偏远的米努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步行四五公里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尤金私人图书馆查阅资料，最终撰写出30余种著述，其中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运用的文献资料即达五六百种之多。

第三，视域广阔、目光深邃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研究涉及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诸多层面，并重视各层面之间的逻辑联系。他们的研究视域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二者相得益彰。他们对绵延千年的俄罗斯历史有着清晰透彻的整体认识和准确把握，可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譬如，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篇章笔锋犀利、酣畅淋漓，在时隔一个多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又如，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里明确提出，“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2]，这一论断已然得到历史的印证。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俄政府于1918年8月29日通过法令，废除帝俄政府同普鲁士、奥地利两国政府签订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和文件。两个半月后，即1918年11月11日，波兰终于摆脱长达123年之久的异族统治而获得独立。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均熟练地掌握俄语。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1]为了能看懂几种俄国官方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在半百之年开始自学俄语，并很快具备了阅读能力。马克思读过大量俄国文学作品，特别喜爱普希金、果戈理，对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有极高评价。他认为，屠格涅夫十分真实地描写了俄国人民的特性和斯拉夫民族的深沉感情，而莱蒙托夫对大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超越。恩格斯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有一次，他为来访的俄国革命家大段地背诵了脍炙人口的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良好的俄语能力及对俄国文学原著的广泛阅读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俄罗斯历史问题增添了丰富的灵感。

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俄罗斯历史研究的思考

俄罗斯是列宁主义的诞生地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故乡。作为中国山水相依的最大邻邦，俄罗斯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3]这里所言“中国内部的变化”实际上亦涵盖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变化，而在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指南，俄罗斯历史也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1]《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俄罗斯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目前已拥有世界上人数较多的学术队伍[1]。

[1]关于国内俄罗斯历史研究状况的问题，可参见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广翔、周嘉滢：《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15（11）；王晓菊：《近年国内的俄罗斯史研究》，载《世界历史》2011（2），等等。

20世纪末，国际形势风云突变。1985年3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积极推行“公开性”原则，填补历史空白点一时间成为苏联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久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马列主义理论面临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随着苏共的垮台，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一统天下的地位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居民根深蒂固的东正教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俄罗斯史学理论迅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转变。这种局面势必给中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带来一定的冲击。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曾在数十年内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东欧剧变以后，中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俄罗斯史学思潮的巨大影响。

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018年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新形势下，中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如何前行？这是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俄罗斯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俄罗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各种各样的史料、厘清纷繁复杂的史实。实际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1]关于国内俄罗斯历史研究状况的问题，可参见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广翔、周嘉滢：《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15（11）；王晓菊：《近年国内的俄罗斯史研究》，载《世界历史》2011（2），等等。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斐然成就，本身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之成功范例，并足以说明马列主义理论对俄罗斯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充分认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丰硕成果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史学遗产。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各种著述，特别是其中的名篇佳作作为科研与教学中的必读文献，应不断学习、深刻领会。绝不能忽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推出的学术成果。

第三，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俄罗斯历史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如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在语言宗教文化上的异同）、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等；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学风和文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活泼生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在他们的著述中，点睛之笔几乎随处可见，令人不禁为之赞叹。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俄罗斯历史领域撰写出大量不朽之作，并留下了许多极富价值的思考和启迪。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思考和启迪非但不会黯然失色，而且总会耐人寻味、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