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序言/导言研究简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蒲国良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随着各种译本、版本的不断出现，也产生了一个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七篇序言在内的数量庞大的《宣言》序言和导言系列。这些序言和导言，是《宣言》广泛而持久传播的见证，是《宣言》强大生命力的见证，也是《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不断本土化、时代化的见证。

《宣言》序言/导言研究：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学术话题

综览国内学界与马克思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共产党宣言》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占有相当的分量。特别是每当《宣言》发表逢五逢十的周年之际，都会涌现一批新成果。不过，仔细梳理这些成果便不难发现，在针对《宣言》的研究中，相较于一些数十年因袭一贯的老调重弹、老生常谈，其实有一个话题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展开，这就是有关《宣言》序言/导言的研究。我们这里所说的《宣言》序言和导言，不仅包括原作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七篇序言，而且也包括后来《宣言》各种版本、译本出版时不同学者撰写的各种序言和导言。

倘若我们把《宣言》的研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那么《宣言》序言/导言在其中实际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宣言》汉译本为例，《宣言》本文约2万字，而作者自1872年至1893年的21年间先后为《宣言》撰写的七篇序言总字数已达万字有余。[1]一本经典著作的原作者自己在20余年间写这么多篇序言，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有学者形象地把七篇序言称为解读《宣言》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七把金钥匙”[2]。读《宣言》必需要读作者自己写的这七篇序言，研究《宣言》当然也不可忽略这七篇序言。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七篇序言之外，自《宣言》发表以来，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数量更为巨大的《宣言》序言/导言系列。这些序言/导言究竟有多少篇，迄今尚未见到确切的甚至是模糊的统计数字。单就笔者目力所及，仅二战后以来英美两国先后问世的英文版《宣言》的序言和导言就有近30篇之多，其中著名者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Laski）序言和导言（1948）、阿兰·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导言（1967）、弗雷德里克·本德尔（Frederic L.Bender）导言（1988）、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导言（1998）、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导言（1998）、罗伯特·康奎斯特导言（2009）、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导言（2010）、皮特·兰姆（Peter Lamb）导言（2015）等。一些导言篇幅相当大，如霍布斯鲍姆导言几乎接近宣言本文的长度，拉斯基导言的汉文译本达6万余字，加里斯·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长篇导言则几乎达到《宣言》本文的5倍。很难想象把全世界各种文字版《宣言》的序言和导言全部收集在一起会有多大分量。

[1]统计数字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所载《共产党宣言》

正文和序言为准。

[2]高放：《开启真理宝库的七把金钥匙——研读〈共产党宣言〉感悟七篇序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宣言》研究领域对序言/导言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这从以下简单数据便不难得到说明：以国内权威的知网（CNKI）所收录文献信息为例[1]，倘以“共产党宣言”为主题进行搜索，可得相关期刊论文近4000篇，重要会议论文20余篇，报纸文章近140篇。进一步甄别这4000篇左右的文献，其中以《宣言》为主题或直接研究对象的约占一半左右。而以“宣言序言”或“宣言”+“序言”模糊搜索的结果均为140篇左右，而这140篇中真正以宣言序言为主题或直接研究对象的却不到三分之一，即不足40篇，如果排除无效论文，这个数量还要更低，其实只有20篇左右。再以“共产党宣言”为主题词搜索知网所收录的博士论文和优秀硕士论文，可得直接以《宣言》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50篇，而这51篇论文[2]中以《宣言》序言/导言为研究对象的仅有2篇硕士论文，而且其中一篇其研究对象严格意义上也不是《宣言》序言，只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时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七篇序言为例。另一篇虽然论题是比较《宣言》的几种英文版本，但就其实际内容来看基本上是以五个版本的序言为分析主线，所以可以算作是对《宣言》序言的专门研究。总体上看，不仅非马克思恩格斯序言/导言没有得到相关研究者应有的关注，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七篇序言的研究也远没有充分展开。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学术话题。

[1]知网搜索时间为2018年2月1日18:00-19:00。

[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以知网所录信息为例，并不是说国内有关《宣言》的学位论文只有51篇。因为一些高校的学位论文是无法在知网上搜索到的。

《宣言》序言/导言的历史展示的是一部传播史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都提到，《宣言》“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而《宣言》各种不同版本的序言和导言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下了《宣言》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所写七篇序言为例，《宣言》最先于1848年2月以德文出版，然后被陆续译成其他文字广为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后由恩格斯一人先后于1872年、1883年和1890年三次为德文版作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于1882年为俄文版作序，恩格斯又先后于1888年、1892年和1893年分别为英文版、波兰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作序。七篇序言本身已向读者展示了《宣言》的传播历程。再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序言中提供的信息：1848年的德文初版在1850-1872年间在德国、英国、美国、瑞士等地至少被翻印成过12种不同版本。早在恩格斯为之作序的英文版出版之前，第一个英文版本已于1850年在伦敦发表。此后，1871年或1872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法文初版早在1848年六月革命前不久即在巴黎印行，70年代初在纽约出现了另一个译本，80年代中巴黎又发表了新译本。马克思恩格斯为之作序的1882年俄文版是《宣言》的第二个译本，首个俄译本早在60年代就已在日内瓦出版。同样，恩格斯1892年为之作序的波兰文版也非新译本，最早的波兰文译本在德文初版问世后不久即在伦敦出现了，1882年日内瓦还出版过另一个译本。首个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出版不久问世的，1885年哥本哈根又出了新译本。1886年还出现了西班牙文译本，次年又有人把它译成了亚美尼亚文。此外还有用其他文字出版的译本，因为“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及这些译本的情况。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七篇序言已清晰地展示了《宣言》问世后45年间的传播史。在广度上，它已基本覆盖了如恩格斯所形象描绘的“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广阔地域，欧洲各主要语言几乎都出现了它的一种或多种版本；在深度上，“《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1]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21页。

《宣言》发表之初，它还只是“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1]，而到19世纪80年代时，“大陆的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2]。

仔细梳理非马克思恩格斯序言，我们或许会对《宣言》的传播历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篇非马恩序言是1850年11月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名刊登在伦敦英国宪章派主办的《红色共和党人》周刊第21-24期上的《宣言》第一个英译本的序言，该版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译出，《红色共和党人》主编乔治·哈尼撰写了序言。而正是这篇序言第一次指出了《宣言》作者的姓名。自此迄今，《宣言》“几乎被译成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在出版规模上则可以同《圣经》和《古兰经》相匹敌”[3]。在这一过程中，各语种的译者序言或导言不仅为我们勾勒了《宣言》传播的宏大历史画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微观的历史细节。例如，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俄文版《宣言》，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其撰写的序言，还有译者格·瓦·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写的序言。普列汉诺夫的这篇序言表明，他在翻译《宣言》的同时已在认真研究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宣言》发表50周年之际，普列汉诺夫又为再版的《宣言》撰写了长篇序言。当这篇汉文译文长达5万字的序言发表时，普列汉诺夫已经成长为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了。又如，当读到堺利彦的日译本序言时，我们便会联想到20世纪初日本政局之黑暗残酷、《宣言》东渐之艰难困苦与“盗火者”信念之坚定与执着。而翻阅申叔（刘师培）为民鸣翻译的《宣言》所作序言，我们眼前浮现的则是一代先驱者借助日本这个桥梁译介他们尚不甚了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情景。再读托洛茨基为《宣言》的南非文译本所撰写的序言时，我们又仿佛看到了当初《宣言》到达非洲大陆最南端时留下的足迹。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21页。

[3]David Boyle，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Ivy Press Limited，2004，p1.

《宣言》发表170年来，各种译本、版本之多不知凡几，而大多数译本、版本发表之时都会有或长或短的序言或导言，梳理这些译本、版本的序言，不仅可以在宏观上把握《宣言》世界传播的轨迹，而且还可以填补《宣言》传播史中的许多学术缝隙。所以，对《宣言》序言/导言进行一番学术史的梳理，虽然任务冗繁，却也说得上是一件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事情。同时，《宣言》的传播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对《宣言》传播史研究的深化也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深化。

《宣言》序言/导言的历史映现的是一部思想史

如果我们把《宣言》发表170年来的各种序言和导言予以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本身就是一部蕴涵丰富、内容繁杂、异彩纷呈的思想史。

几乎每一篇序言和导言都在宣示一种态度，呈现一种立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这是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表达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也是其七篇序言的共同态度和立场，同时也是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态度和立场。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页。

在《宣言》发表50周年之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在社会主义者内部引起极大争论，而且争论“一直都是围绕着《宣言》进行的”，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直接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作为再版《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醒目标题。

在《宣言》发表90周年前夕，托洛茨基借为即将出版的南非文版《宣言》撰写序言之机，慷慨陈词：“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只生存在第四国际旗下”。他信誓旦旦地预言：“到了庆祝《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的时候，第四国际将成为我们的星球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1]托洛茨基的这个序言，鲜明地表达了即将诞生的第四国际的立场。刘师培的序言虽然肯定《宣言》“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是“欲明欧美资本制之发达”的必读书，并认为“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但他又从无政府主义角度评价说，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共产者，系民主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  共产之良法美意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2]马歇尔·伯曼在为2011年3月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精装版《宣言》所写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宣言》中关于现代人所普遍关注的全球化、不平等、现代化、贫困、技术进步等问题的思想和知识是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将是华尔街“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3]这充分展示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基本态度。当我们汇集各家序言/导言，披阅浏览众说，就仿佛看到秉持不同立场的人们，手捧《宣言》，站立我们面前。从思想谱系上看，可谓百家杂陈。

[1]托洛茨基：《共产党宣言九十年》，载于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香港：新苗出版社1998年版。

[2]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

[3]Marshall Berman，Tearing Away the Vei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Communist Manifesto，Penguin，2011.p1.

然而，序言并不仅仅只是代表一种态度和立场，同时也是在呈现一种思想。用撰写序言的方式来阐发某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如此，其他序言的作者也大抵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七篇序言本身就是对《宣言》所阐述思想的进一步提炼、深化、补充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恩格斯在多篇序言中以近乎相同的表述概括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一高度凝练的概括不仅成了后人对《宣言》内容进行提炼和归纳的主要依据，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达之一。再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基本结论被作为一项重要修正和补充写进1872年德文版序言，这一修正曾被列宁称为序言对正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1]。又如，针对《宣言》本身未曾涉及的俄国公社问题的思考，他们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以自我设问的形式初步形成了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简单构想：“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

许多非马恩序言和导言的独特思想价值同样不可忽视。例如，1902年《宣言》的意大利文新译本作为拉布里奥拉的《纪念〈共产党宣言〉》第三版的附录形式正式出版（此后直到二战结束该版本都是意大利文的最新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拉布里奥拉写于1895年的这篇著名文章视为《宣言》的一篇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拉布里奥拉不仅阐明了《宣言》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宣言》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过程，而且还用《宣言》问世后的历史补充了《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了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潮。恩格斯曾给予这篇文章相当的高的评价，称赞作者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3]。拉斯基在为纪念《宣言》一百周年所撰写的长篇导言《〈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4]系统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关于革命和改良、民主和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观点，这篇导言不仅是拉斯基本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而且是民主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史上的一篇著名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1995年第三版，第1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8页。

[3]转引自[意]安·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等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出版说明第3页。

[4]Harold Laski，Communist Manifesto：Socialist Landmark，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48.

再如，泰勒的导言在用相当的篇幅讨论《宣言》诞生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之后，对《宣言》的整个理论内容进行了系统批判和彻底否定，从而借助解构《宣言》的理论价值，系统阐述了其自由主义历史观。[1]泰勒的导言典型地反映了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深厚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对待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反对历史和思想建构的思维特征。又如，霍布斯鲍姆在为1998年Verso出版的《宣言》撰写的长篇导言中认为，《宣言》的持久生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在资本主义凯歌行进之时即断言这种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不是历史的终结；二是它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性和长期性。[2]在他看来，1848年时《宣言》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在20世纪末得到证实。[3]这篇导言后来以《论<共产党宣言>》为题收入了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反思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一书。2012年10月霍布斯鲍姆去世时，Verso曾在其官方网站上重点推出这篇导言以示纪念。这篇导言问世以来的二十年间先后被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宣言》作为导言收入。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篇导言的思想价值。

仅从上述有限的几个例子便不难分辨众多序言和导言在各自所处思想序列中的位置。显然，如果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各种具有思想价值的序言和导言进行分门别类地系统梳理，将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工程。

[1]A.J.P. Taylor，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enguin，1967.

[2]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Verso，1998.p16.

[3]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Verso，1998.p18.

《宣言》序言/导言的历史呈现的是一部学术史

每一篇有价值的序言/导言，既是在宣示一种态度，呈现一种立场，表达一种思想，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宣言》文本的精心研读。因此，梳理《宣言》发表以来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不同学者撰写的各种序言和导言，其实也是在梳理一部学术史。有不少序言/导言都为《宣言》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增量，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当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七篇序言中提供了《宣言》写作、发表和传播的诸多重要信息，大致勾勒出了《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写作过程及早期传播的基本轮廓，对后人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助益。但是，要搞清楚一些史实特别是历史细节，仍需要后人的进一步努力。例如，七篇序言中曾反复提到《宣言》在1848年德文初版之后曾先后出版过法文、波兰文、丹麦文等版本，但这些译本迄今没有发现过一本，它们或者已经佚失，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付印。[1]而霍布斯鲍姆则倾向于认为，在1848-1868的二十年间，除了1848年底发行的一个瑞典文版和1850年的英译本之外，似乎并没有别的译本出版。[2]这一看法得也到了俄国学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主席格·亚·巴加图利亚的支持，他在2007年俄文新版《宣言》的一则注释中也认为恩格斯提到的那些译本“大概在那时并未出版”[3]。再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只是说“《宣言》原稿

[1][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丁·洪特：《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形成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6-117页

[2]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Verso，1998.p5.

[3]Г.А.Б а г а т у р и я，Д.В.Д ж о х а д з е，о т в е т с т в е н н ы е р е д а к т о р ы，П е р в а 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оюз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ИУ， 2007，с136.

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但《宣言》究竟何日出版却一直是个谜。而中国学者高放在其为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汉译纪念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开篇即写道：“1848年2月24日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本 ”[1]，从而明确了《宣言》发表的具体日期为2月24日，这是他多方查证得出的结论。[2]又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明确表示《宣言》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作品”，是他们受“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所托而起草的“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但本德尔在序言中却援引阿尔伯特·林德曼的研究[3]，认为《宣言》文本曾经过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修改。[4]诸如此类的史实细节问题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序言中，或为我们提供新知，或启发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和进一步的求证。

[1]《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1年版，高放序言，第1页。

[2]高放：《〈共产党宣言〉是何日出版的》，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6期。

[3]Albert S.Lindeman，A History of Europe Soci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6-97.

[4]Frederic L. Bender，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8.

严格说来，学术史与思想史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学术本来就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而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一篇有思想价值的序言必然蕴含着相当的学术含量。以此反观马克思恩格斯七篇序言，我们就不难领会，1872年序言的那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修正，1882年序言有关俄国土地公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思考、1883年序言对《宣言》首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增加的限制词“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1893年序言对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某些重新认识，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结论，实则饱含着他们辛勤研究的心血和汗水。同样，我们由此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给《宣言》撰写序言所采取的慎重态度了。当《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为准备出新的德文版《宣言》而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一篇新的序言时，马克思在1871年4月13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宣言》“如果不加新的序言，当然不能出版”[1]，并表示将同恩格斯一起“竭力做些这方面的准备”，但为了使《宣言》“提高到现代水平”[2]，他们直到1872年6月，在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之后，才写下第一篇德文版序言。就在这一年，左尔格曾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审阅海尔曼·迈耶尔翻译的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答应着手审阅并做些必要的补充，但感觉“补充的时机不成熟”[3]，所以一直到马克思去世都迟迟未动手。恩格斯也是直到1888年才给赛米尔·穆尔翻译的英文版撰写了序言。

那么，后人应如何对《宣言》的思想予以评论呢？梁赞诺夫在《宣言》1923年俄文版序言中曾提出评论《宣言》的三点要求，即（1）要讲楚促使宣言作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纲领而诞生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历史；（2）要讲清楚《宣言》基本思想的起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阐明《宣言》作者的理论贡献；（3）讲清楚《宣言》的哪些思想在何种程度上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哪些地方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补充和修改。[4]这三点要求其实也可以用来作为评价非马恩序言/导言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当然，并非每篇序言都一定要满足这三方面的条件。只要一篇序言/导言能够为《宣言》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就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9页。

[4]К.Маркс и Ф.Энгель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Tреть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здание），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23，с8.

如斯威齐和胡伯曼序言[1]对《宣言》基本原则的概括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拉斯基序言对《宣言》文本所做的另类解读，本德尔序言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详细梳理和深入分析，霍布斯鲍姆序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进一步阐释，阿罗诺维奇序言[2]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思想的发掘和引伸，马歇尔·伯曼序言提出的“世界文化”视角，琼斯序言[3]关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对《宣言》影响的探讨，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即便是对《宣言》持整体批判态度和基本否定态度的兰德尔序言[4]和康奎斯特序言[5]，他们对《宣言》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文本内容的学理分析中也有不少启发人们思考的东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6]

[1]Paul M. Sweezy，Leo Huberman，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00 years，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p.89，Monthly Review Press，1964.

[2]D. Aaronovitch，Introduction in K. Marx &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London：Vintage Books，2010

[3]Gareth Stedman Jones，Introduction in K. Marx &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London：Penguin Books，2002

[4]F. Randall， Introduction in K. Marx &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4

[5]R.Conquest，Introduction in K. Marx &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Washington D.C.：Regnery，2009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宣言》序言/导言研究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

研究《宣言》序言/导言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即把序言/导言整体看作独立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把它看成《宣言》研究的附属甚至附属的附属。在从事《宣言》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采用的一个主要方法便是将正文与作者的七篇序言进行互证和参照。这对于研读《宣言》无疑是非常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但是，很多人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其实已有意无意地把序言置于附属地位，而没有意识到序言本身的独立文本价值。对大量非马恩序言的重视程度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很少有人把它纳入自己的视野，即使关注到这部分内容的学者大多数也只是把它看成《宣言》传播研究的次生产品。其实，虽然七篇序言确是马克思恩格斯借《宣言》新版的机会创作的，但他们在撰写这些序言时并不拘泥于正文文本的限制，借题发挥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为一部历史作品作序本身。序言所阐发的一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独立的和独特的意义。数量庞大的非马恩序言或导言更是涵盖了对《宣言》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形成过程、理论内容和时代价值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不同学者在不同条件下对《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总之，时间跨度巨大、数量巨大的《宣言》序言和导言已构成相对完整的对象体系和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研究《宣言》序言和导言需要从最基础的统计、鉴别与分类工作做起。就数量统计来看，除原作者七篇序言外，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篇序言和导言传世，尚未见到有学者进行统计学的研究。对于《宣言》的世界传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迄今《宣言》已用二百多种文字出版了1000多个版本，发行了几千万册。这是一组伸缩性非常大的模糊数字，三十年前《宣言》发表150周年时已被采用，二十年前《宣言》发表160周年时仍被广为使用，今年《宣言》发表170周年时依旧被一字不差地照用不误。但三十年间究竟有没有变化，有多大变化，却鲜见提及。一般而言，大多数版本印行时编辑者都会撰写或长或短的序言或导言，如果按照1000多个版本的笼统提法计算，序言和导言大概也会接近1000篇。但精确的数字是不能靠推测的，需要大量艰苦的统计和核校工作。如果说过去这一量化研究存在诸多客观上的障碍的话，在今天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通过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相结合对各种文字的序言进行精确的数量统计已具有较大可行性。搜集到各种版本的序言和导言之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应该说，大多数序言和导言的性质都不难判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否可以算作序言和导言是需要甄别和认定的。例如，香港新苗丛书版《宣言》收录了两篇导读性文章，一篇是托洛茨基的《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另一篇是曼德尔的《共产主义的前途》，托洛茨基文章作为序言应该不存在争议，因为它本身就是南非文版《宣言》的序言，但曼德尔的这篇文章本身并非为《宣言》出版所撰写，而新苗出版社却把它放在托洛茨基的序言之前列为导读的第一篇，我们应该如何判定？再如前述拉布里奥拉的《纪念〈共产党宣言〉》虽然是为了纪念《宣言》而撰写的文章，但并非为《宣言》出版而写的序言或导论。只是后来重新发表时却又把新版《宣言》作为其附录，所以笔者把它列入导言的范畴，或许其他学者未必认可。又如，大卫·博伊尔编辑出版的《宣言》分为六大部分，即序言、背景和创作者、正文、直接影响、深远影响和余响。我们是只收入他的“序言”部分呢？还是把除《宣言》正文之外的其余几部分都收进来？另外，在编辑出版《宣言》时，有不少导读性文章是放在正文之后的，如2001年台北版《宣言》译者唐诺的长篇说明“先知的文件”、1952年宫川实的日译本的“解说”等，这类文献是否应该收入导言序列？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伊始就必然遇到且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见仁见智，但收入的标准是什么？不收入的理由是什么？如何进行界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如何对序言和导言进行科学分类也是一项冗繁的工作。最简单的当然是原作者序言与非原作者序言的二分法。但面对数量巨大的非马恩序言如何进行学理性的类别划分，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研究序言/导言在内容方面应该关注和解决哪些问题呢？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来看，应该说大体上还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就此而言，至少如下一些问题是首先需要面对的，即关于《宣言》序言和导言的界定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的研究方法问题，关于马恩七篇序言与马克思主义文本体系关系问题，关于马恩七篇序言与《宣言》文本关系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的总体数量统计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的地域分布和语言分布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的科学分类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集中关注的《宣言》文本内容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比较集中探讨的理论问题，关于序言和导言所争论的主要议题问题，等等。应该说，只有在这些基本问题厘清之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能够顺利展开。

总之，《共产党宣言》序言和导言的研究是一个大课题，理应受到学界相关学者的关注。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宣言》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都将大有裨益。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