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一、《乌托邦》和《共产党宣言》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

（一）《乌托邦》的感性抨击

《乌托邦》全书分两部分：对当时西欧国家社会制度的批判；对乌托邦人社会制度的描述。批判现实与规划未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基本脉络。在《乌托邦》的第一部分，莫尔尖锐地指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行为，“羊吃人”是英国圈地运动的经典比喻：“你们的羊 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1]农场改为牧场后，放牧所需劳动力远少于耕种，导致一批失地失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浪街头，过着行乞或盗窃的生活。针对英国政府颁布法令严惩流浪者的做法，莫尔斥责道：“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2]

“羊吃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不平等。莫尔形象地描绘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有大批贵族，这些人像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例如，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以增加收入。”[3]有工作的人终日辛勤只能换来微薄收入，而贵族和僧侣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挥金如土。“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4]

[1]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页。

[2]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页。

[3]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18页。

[4]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页。

社会不平等被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合理化。莫尔批评道：“他们千方百计，首先把自己用不法手段聚敛的全部财富安全地保存起来，其次用极低廉的工价剥削所有穷人的劳动。等到富人假借公众名义，即是说也包括假借穷人的名义，把他们的花招规定为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的花招便成为法律！”[1]

把私有制视为社会分化的根源是莫尔成为社会主义始祖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英国的国民素质和自然资源不亚于乌托邦，却不如乌托邦繁荣和谐，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不够优越。“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2]尽管莫尔抨击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做法，意识到私有制是各种社会弊病的根本原因，但是他主要从柏拉图学说、基督教平等观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学说寻求依据，控诉的感情色彩偏重，社会现象批判有力而理论论证不足，未能完全解释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阶级。

（二）《共产党宣言》的深刻剖析

《共产党宣言》正文由引言和四章构成，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

篇幅最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视野广阔，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出了“两个必然”的重要结论。

《共产党宣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乏辛辣形象之笔。例如，指出资产阶级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甚至“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描述经济危机好像是“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4]；形容无产阶级“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5]。不过，《共产党宣言》的批判没有停留在现象的描绘和道义的控诉，而是立足于经济社会的现实，把更多笔墨用于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构建，宣告新世界观的产生。

[1]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6页。

[2]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第一，以历史分析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共产党宣言》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着眼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1]。按照这种逻辑，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再能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反而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

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本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夺取新市场和更彻底利用旧市场的做法，无法彻底化解危机，只会导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和越来越少的应对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根治这种社会瘟疫。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便是完成历史使命的掘墓人。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第二，以阶级分析论证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而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阐明了阶级与社会生产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他们认为，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均是过去历史的社会对立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前提，也是剥削和压迫的根源。

《共产党宣言》进而引申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出场。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形成了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和新的斗争形式，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无意之中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壮大、联合和觉悟。“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

第三，以辩证分析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宣言》既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病和历史命运，又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与《乌托邦》沉浸于尖锐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社会生产力方面，资产阶级推动了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

在社会关系方面，资产阶级的兴起冲击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封建割据，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资产阶级消除了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和等级特权，推动了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有利于形成拥有统一的政府、法律、民族阶级利益和关税的统一民族。

在国际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把一切民族国家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在物质层面，开拓了世界市场，以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取代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世界性。在精神层面，促进了文化联系，把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公共财产。“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二、《乌托邦》和《共产党宣言》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

（一）《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方案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莫尔详尽阐述了乌托邦的内政外交和风土人情，精心设计了财产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式的理想社会。

1．财产平等。乌托邦废除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公有。乌托邦人均为土地的耕种者，而非占有者，连住宅都要每隔十年抽签调换一次以保证公平。每个人一无所有，又十分富有。乌托邦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概念，虽不缺少金银财富，但只用于国际流通如购买国内缺乏的东西，或者应对突发事件如高价招募外国雇佣兵。

2．劳动平等。乌托邦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消灭了游手好闲的寄生现象。乌托邦人不分性别，各尽所能，每天劳动六个小时。男性担当比较繁重的任务，妇女从事比较轻松的工作。他们自幼学农，并从事一门世代相传的手艺。担任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人免除参加劳动，但他们愿意参与其中以身作则。乌托邦人外出旅行停留超过一天，也要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乌托邦对于劳动的新式分工初步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萌芽。

3．城乡平等。为了避免有人长期从事艰苦工作，住在城市的乌托邦人轮流到农村参加两年农业劳动。每家农户不得少于四十人，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又有二十人来自城市，从而保证耕作技术以老带新。很多人把农活视为天然爱好，获得批准便可多住几年。所以，乌托邦没有专职农民。城市居民也是农业区的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4．分配平等。由于物资充裕和观念转变，乌托邦实行按需分配。每个家庭把工农业产品上交公共仓库，又由家长从公共仓库领取所需用品。每30户安排一个集体食堂，每天中午和晚上共进丰盛佳肴，以至于没人愿意在家做饭。莫尔强调，普遍的义务劳动和高超的劳动技能大大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能够保证产品满足需求。“有什么理由要怀疑一个人会要求过多的货品，当他确信货品绝不会不够？”[1]

5．选举平等。乌托邦实行民主选举制。从各级官员、外交使节到学者、教士，所有公职人员采取秘密投票方式产生。各级官员没有任何特权，恪守服务大家的职责，与普通民众的地位一样。“官长不傲慢，不令人望而生畏。老百姓称官长为父，官长也力尽父职。”[2]

6．决策平等。每座城市的政府机构称作议事会。任何公共事务在通过法令三天之前要经过议事会商议，否则不能批准。重要事务通知各个家庭开会讨论，再将决定上报议事会。全岛民众大会与元老院并存，也会讨论重大事务。公共事务经过元老会和民众大会充分讨论和深思熟虑才能做出决定，严禁任何个人私自决定。为了防止官员合谋改变国家制度，实行专制压迫，乌托邦特别规定在议事会或民众大会以外讨论公事属于死罪。

7．法律平等。莫尔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看懂深奥难明的法律。“用浩繁到无人能卒读以及晦涩到无人能理解的法令去约束人民”是“极不公正的”。[3]所以，乌托邦的法律简洁明了，“法令极少而治理得宜，善必有赏”。[4]在莫尔看来，当事人直接陈述和辩护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

《乌托邦》还论述了其他方面的平等，如教育平等，“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大部分公民，无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5]；性别平等，女性同样可以参加各项活动，甚至担任教士；信仰平等，每个人信从自己选择的宗教，“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6]。

[1]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1页。

[2]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0页。

[3]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页。

[4]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

[5]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0页。

[6]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4页。

以莫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被赋予“空想”之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要不陷入了神秘主义，设想了“乌托普”之类的救世主形象，要不陷入了精英主义，拒绝一切政治行动，把改变现状寄希望于既得利益者或者天才人物。他们只能“空想”出解决社会弊病的办法，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

（二）《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建设方案

莫尔从头脑中构思出、从理性原则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宏伟蓝图，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趋势，更注重改造现实社会、建设理想社会的动态路径，把理想社会建构在科学的理性分析之上，使得《共产党宣言》比起对话体游记题材的《乌托邦》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广泛的影响力。

第一，找到了理想社会的依靠力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伴随着资产阶级而生的无产阶级不只是受苦受难、值得同情的社会群体，而是具有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的先进阶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承受深重的灾难，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奴役，而且在生活中也不能逃脱“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1]。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同于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其他阶级，也不同于过去取得统治地位维护少数人利益的阶级。“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各国工人阶级中最坚决的部分。他们具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组织和指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始终起着推动革命前进的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第二，指明了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有制问题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生产资料占有和使用的差别导致阶级差别和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差别就要消灭私有制，消灭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以前的革命都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无产阶级革命旨在彻底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要利用政治统治，逐步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尽可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理想社会创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第三，提出了现实社会的改造手段。《共产党宣言》指出，为了变革原来的生产方式，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流亡叛乱分子财产、建立国家银行、国家控制运输业、按照共同计划开展工农生产、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消灭城乡对立、儿童免费教育等十项措施。[2]《共产党宣言》还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3]。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较少谈论未来社会的具体特征，关于未来社会的静态描绘十分精炼，其经典表述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总结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的任务有了新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他们指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时代因素

莫尔所处的年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概念，直到19世纪初圣西门、欧文的门徒才开始在新社会制度、新社会思潮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丝毫没有妨碍《乌托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使莫尔超过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家。《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推动了社会主义的话语创新和理论突破。这两本著作与作者的人生际遇、知识结构、个性品质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从求学条件、成长经历到工作历程、生活环境，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可见，思想家是时代之子，理论则是时代的产物。“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

《乌托邦》植根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欧洲社会大发展大转型的缩影。“在对当时历史条件的这种总的论述的背景上，托·莫尔个人是作为自己时代之子出现的。”[2]莫尔身处的15世纪末16世纪初，正值欧洲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早期。英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离不开资本主义起步较早的缘由。“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的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3]中世纪的英国农村已有土地集中或圈占公地的现象，但未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国内外毛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羊毛需求量，英国变成重要的羊毛产地。由于海路交通便捷和原料品质优良，英国羊毛深受低地国家的欢迎。“商人的国王”亨利七世（1485—1509在位）统治期间，加强中央集权，奉行重商主义，推动对外贸易。16世纪初，羊毛及羊毛制品占英格兰出口业的90%。[4]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3页。

[4]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羊毛出口飞速发展，引发羊毛价格不断攀升。牧场的人力成本更低而收益更加可观。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农村的公有“敞地”逐渐被围成牧场。部分地区的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还抢占农民租种的份地和“敞地”以外的公地。农场改为牧场、耕作方式改良、教会地产转让等因素相叠加，造成劳动力过剩。然而，手工业要求技术门槛，大工业尚未兴起，城市难以吸纳这批缺乏知识和技能的剩余劳动力。农村难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养活他们。结果，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亨利八世统治期间竟然以盗贼之名处决了7.2万名难民。[1]这段充斥着血与火的历史孕育出早期无产者的第一声平等呐喊。《乌托邦》正是英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生动写照。

《乌托邦》存在一些消极成分，但不宜苛求五百年前的先贤具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程度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程度。19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开启新一轮大变革大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爆发。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家掌握大部分财富，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生活状况相当恶劣。工人逐渐意识到“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区别，把斗争矛头从物质生产资料转向物质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单个工人和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两大阶级的冲突，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英国的宪章运动作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3]，与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并称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表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该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再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逐渐失去了革命本性，日趋保守反动。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新兴的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和行动纲领的指导。

[1]蒲国良：《莫尔》，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3]《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政治活动的实践，批判吸收前人的优秀理论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武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主义主要是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和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脱离了广大群众，影响力有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重视理论结合实践，积极指导各国工人运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正是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从此，社会主义突破了狭小的思维空间，演变为蓬勃的社会运动，传播到不同国度的工人群众，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方法和精神，依然指引着、鼓舞着各国社会主义者不断改善现实社会、努力建设理想社会。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