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危机凸显马克思主义价值 林德山

林德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的进步主义力量纷纷开展纪念活动之际，欧洲众多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思想和政治机构也在以不同的形式纪念马克思。这些活动是在过去十年欧洲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强化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促进进步主义力量的思想和政治重塑，进而增进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理解认知，这些应是欧洲进步主义力量纪念马克思的内在意义。

马克思主义出现回归趋势

在欧洲，纪念马克思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马克思主义复兴”背景下进行的，强化马克思主义复兴之势也应是其应有之意。

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也对欧洲政治和思想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被一些媒体称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大畅销书籍。但该著所表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寓意往往被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扭曲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表示，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并以雄辩的方式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其掘墓人的历史使命。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种表达，但它却往往被简化为对欧洲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判断，这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寓意扭曲的认识。在20世纪两种社会体制的对立，尤其是冷战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威胁，共产主义常常被欧洲主流社会妖魔化。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更是将冷战的结束以及苏东的解体解读为一种“历史的终结”，欧洲“共产主义的幽灵”已成为一种过去。这种解读事实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和政治强势。受此影响，各种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左翼力量都受到挤压。进步主义力量不无担忧地表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幽灵”笼罩了欧洲。

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间不只是取决于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更取决于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们认识现实社会的影响。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的革命意义，首要之处是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危机的揭示，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性。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当“历史的终结”论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命题备受质疑之时，欧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像希腊神话中的斗士安泰俄斯一样，每当它接触大地，马克思主义就会强有力地崛起”。

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一度消沉的马克思主义再度日趋受人关注。欧洲出现了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回归之势，《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销售激增。甚至在冷战后一致向西看齐的前东欧地区，面对持续的危机，人们也开始怀疑自由市场经济的合适性。在马克思的家乡德国，人们声称，卡尔·马克思逝去并葬在了英国，但他却活在那些陷入信用危机和饥饿的德国人心中。

欧洲一些乐观的左翼学者用“幽灵的回归”来表示这种现象，认为它表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复兴的前景。在此背景下，欧洲进步主义力量有序开展的纪念马克思活动显然有强化马克思主义复兴之势的政治寓意。

进步力量自我重塑的武器

欧洲的传统左翼在思想意识和政治组织等方面不同程度与马克思主义关联。在目前欧洲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强势、各种民粹主义思想政治蔓延背景下，一些进步主义力量期望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来重塑其思想和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有深厚的政治基础，这主要是基于欧洲传统左翼与马克思主义不解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即对欧洲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它逐渐取得的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当代欧洲传统左翼主体力量包括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战后一个时期以“民主社会主义”自称）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奉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以及坚持激进革命路线的托派组织，它们代表了欧洲传统左翼阵营从温和到激进乃至极端的不同光谱位置的力量。而它们大都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并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中，共产党和托派组织都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前者奉行相对现实的政治路线，而后者则带有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印记。

战后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虽然承诺社会主义但拒绝共产主义，可也大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渊源之一。实际上，时至今日，其世界观中也依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痕迹。

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欧洲传统的政治格局出现了大转换。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强势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渗入了各国国内体制的改革以及国际体系的构建（如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压力，欧洲传统左翼开始了不同的转型。

社会民主党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的同时，也为迎合新中间力量而淡化了其传统工人阶级基础。与此同时，一部分传统共产党开始向一种新的激进左翼转型，以期填补社会民主党中间化后留下的政治空间。为此，它们或表示追求民主社会主义，或寻求将传统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结合，突出红绿政治。左翼阵营构成及定位的变化导致了欧洲政治图谱的重新定位和组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2008年欧洲危机爆发并蔓延后凸显。虽然一些传统左翼中的激进力量有所发展，但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全面下滑。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进步主义力量对自我思想和政治基础进行重塑的有力武器。这首先表现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马克思主义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这不只是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的结论上，更表现在其思想方法中。在欧洲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实际成了一种批判的象征。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其他进步主义思想力量软弱无力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再次成为进步主义力量的有力武器。

其次，从思想内容上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从经济根源上探寻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归的基本体现。而此次欧洲马克思主义“复兴”在思想观念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否定“历史的终结”，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剖析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危机，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解析当下的社会分化。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强调从物质生产过程解释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此外，在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表述上，人们也试图克服过去的一些论述方式的弱点，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长远意义上看待共产主义的政治寓意。

再者，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是此次欧洲马克思主义复兴在传播对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与工业革命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并对在如今的社会技术变迁中，它们还是否具有意义持怀疑态度。欧洲共产主义队伍成员日渐老化被当作一个有力的证明。但进入新世纪后，欧洲以及西方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年轻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在增多。而与过去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现实政治（如冷战和苏联）联系在一起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上一代人的那种历史感。

他们更宁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分析方法，当作理解现实变迁的一种方式。对他们来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言过其实。当然，对现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来说，暴力革命不是必然的。后资本主义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

当然，出于本身的思想和政治基础的不同，不同的进步主义力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时也着力于表达各自的特点。其中，除坚持并突出革命道路的托派组织以及一些依然坚持传统的共产主义立场的共产党以外，有三种代表性的倾向。一些传统信奉共产主义、现在转向新的激进左翼的力量，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作为左翼的替代性力量的意义，由此更着力于将自己看作欧洲社会主义历史运动的继承者。他们在承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分析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入世主义的态度，包括对和平议会主义的认可，强调民主，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寓意的传统理解过于偏重其政治革命，而忽视了对其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的领悟。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发展起来的被人称为“新左翼”的力量则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应用于对新的社会变化中的现实问题（如公民权利、女权、生态等问题）进行反思。从发展新的更为彻底的民主的意义上说，他们继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但总体来看，如一些生态激进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作一种“有用的工具”。

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了，但他们在梳理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宗旨和起源逻辑时，也不时强调《共产党宣言》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生证”。显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传统工人阶级力量中的影响力。

揭示资本主义结构性失衡

如欧洲马克思主义回归所显示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意义首要在于由其批判性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就此意义而言，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彻底的批判性能够帮助人们增进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理解认知。这从此次欧洲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教训的认识中得到证明。

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怀疑。一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以及左翼政治在欧洲的成功（如20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它使人们一度认为资本主义被“驯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寓意由此也似乎失去了意义。

二是新自由主义者所诉诸的一种“别无选择”的政治辩护。冷战结束一度令西方社会陶醉在“历史的终结”喜悦之中，资本主义由此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制度，甚至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一些传统左翼也附会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但2008年后的欧洲危机令人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并没有因其“胜利”而消除自身的危机。相反，缺少了对手的欧洲资本主义反而显示出更深重的危机特征。有欧洲媒体因此将此次危机称为资本主义泛滥的危机。有学者直言，1989年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取得了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正是由于它消除了其对手，而这种对手在一定时期是保持其社会的平衡和繁荣所必需的。这种资本主义的泛滥致使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那些曾经相信资本主义已被驯化的人）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真的已被置入“笼子”，并因此重新关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的重新关注。如欧洲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全球化旗帜下的市场逻辑的强化，而其直接的社会政治后果是社会的分化。这种社会分化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一些新的社会变化趋向也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的新的兴趣。如西方社会过分的消费主义趋向让人更多地联想到了马克思的理论。其中的主要缘由在于，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所显示的厚度。

其实，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远不限于此。它涉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所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其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否最终能够达成与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妥协。这方面，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一些发展趋势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失衡。而这种失衡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更着力于揭示的。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解析不仅更清晰地说明了目前危机的根源所在，也更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及未来变化空间的认知。

（原载《参考消息》2018年5月14日）